在2010年中期选举之前的几周里，如果开车绕过弗吉尼亚州南区或北卡罗来纳州的皮埃蒙特三角区，你会看到路边黑色的广告牌正宣告11月即将来临。这些牌子的内容模糊而晦暗，但每个人都知道它们的意思。一辆黑色的巴士带着“11月即将来临”的标语在该地区的道路上徘徊，车身还装饰着“失败的刺激措施”、“医保强行接管”和“排污限额交易体系下的能源税”的成本数字。广告牌和公交车是由“美国荣昌”组织支付的，这是迪恩从未听说过的团体，由堪萨斯州的石油和天然气亿万富翁科赫兄弟资助，这对兄弟深信奥巴马总统在故意摧毁自由企业体系。
茶党在迪恩所在的地区势力庞大。尽管他没有公开发表过自己的看法，但在他看来，他们就像褐衫党。他的邻居从来没有给过奥巴马机会。他们称他为社会主义者、激进分子和穆斯林，但主要使用的词以n打头。这种人很容易被格伦·贝克那种小贩哄骗。贝克在cnn上做节目时，迪恩曾经看过，因为那是一个常规新闻频道。当贝克在“9·11”后做出各种预测——还有明天会有炸弹在某某时间爆炸的阴谋——迪恩心想：“愿主慈悲，如果这种事情发生，这个国家就完蛋了。”三番五次之后，他认定贝克是个疯子——比起其他什么来说，倒更像是个娱乐艺人，或者说是又一个蛇油推销员。但是贝克有不少追随者，其中包括住在迪恩家房子后面的人。另一方面，msnbc电视台已经无药可救。雷切尔·玛多的女同性恋风格太过分，而迪恩无法与基思·奥尔伯曼产生共鸣。
迪恩对奥巴马有自己的意见。他仍然喜欢这位总统并尊重他，但他不明白为什么奥巴马不做更多工作来阐明他对新经济的想法。华盛顿让生物燃料税收抵免在2009年过期，投资者不确定事情发展的方向。把这一切与全球变暖联系在一起，只能把水搅浑，令它变成党派议题。奥巴马仍在谈论可再生能源，但他似乎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是他不认为这个国家能面对真相，又或者他仍然怀有旧的思维模式，认为越大越好。他的农业部长维尔萨克的口号是吹捧小规模生产——“了解你的农民，了解你的食物”——但他不会拒绝工业化农业。他们在同时讨好两边。每个人都以为奥巴马会开启这个议题，说出真相，而不是与跨国公司沆瀣一气，但也许他们已经买通了他。这就是原因吗？他是不是刚刚雇用了问题的始作俑者？盖特纳、萨默斯——这就像雇用狐狸来看鸡窝一样。可是在2008年，美国人民希望看到激进的改变，而不是维持现状。
迪恩经常想到奥巴马，在脑海中质疑他，与他争论，对他感到困惑，几乎就像他们彼此熟识一样。他也一直在梦见自己——他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试图鼓励自己实现那些梦。睡前最后一个想法必须只能是你想在人生中看到的东西，这一点至关重要。你必须如此祈愿。因为一旦入睡，你的潜意识便会继续专注于这个想法，将你持续不断关注的东西吸引过来。这就是拿破仑·希尔的方法。迪恩躺在床上，想着自己一旦有了钱会做些什么。他对此有非常具体的愿景。然后他会入睡，梦见自己跟总统待在一起。他们单独坐在一个房间里，迪恩讲话，奥巴马聆听。他从不记得自己的话——重要的只是大业、大业、大业。
11月，茶党将挑战汤姆·佩列洛。
他上任还不到一个月，针对他的第一个电视广告就出现了，就在他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同事不再回他电话之时。“最高领导层做出了决定，虽然他们还没有表露出来。”他说，“他们足够聪明，知道在2010年11月之前经济不可能扭转，所以他们可以与我们抗衡。这可能是明智的策略，但这从根本上来说既不道德，也不爱国。在我看来，这算得上是邪恶的。”
在佩列洛的选区，经济衰退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当地官员面临着关闭学校和提高房产税之间的选择，而且一开始，几乎没人反对拿联邦资金。丹维尔的一位共和党银行家——他曾经是弗吉尼亚银行家协会的主席——想知道为什么刺激计划没有拨款给公共工程，例如整修大萧条时期的市中心邮局——事情就是如此令人绝望。佩列洛本人认为刺激措施是“相当懦弱的举措”，他想要更宏大、更富远见的计划，例如“国家智能电网”，但《复苏法案》确实为他所在的选区带来了三十亿美元，这笔钱使教师留在教室，铺好了该铺的道路。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和低迷持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刺激计划将会开始重建丹河上破旧的罗伯逊大桥；华盛顿的共和党人和电波上的格伦·贝克谴责政府所做的一切，无休止地重复着刺激措施一个工作也没创造的谎言，第五区的公众舆论开始对奥巴马和佩列洛不利。
然后是2009年地狱般的夏天。6月，佩列洛和众议院投票通过总统的能源法案之后，来自诸如“美国荣昌”之类的反奥巴马团体的外部资金涌入这一选区。当地茶党在佩列洛位于夏洛茨维尔的办公室外的停车场里组织了一次抗议活动，聚集了五十到一百人；当佩列洛出来与他们交谈时，他们谴责他是“联邦能源警察”，因为他们深信不疑，这份法案将会令能源警察获得权力去突袭他们的家，好检查冰箱的效能。这还只是医保问题的热身运动。8月，佩列洛在该选区举行了二十一次集会，这比国会中其他任何议员都多。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五百、一千、一千五百人挤满养老院或剧院，满脑子都是他们从互联网下载、打印在一张纸上的谈话要点。有些情况下，他们非常生气，甚至踹了佩列洛的工作人员，或是对他们吐口水。他们排着队大声抱怨“死亡委员会”和违宪行为（“你想让政府控制医生的决定吗？你到底是疯了，还是太蠢，还是仅仅是纯粹的邪恶？”）。佩列洛握着麦克风站在那儿，穿着蓝色衬衫和卡其裤，戴着领带，看起来像是二十二岁；他满头大汗，点头，记笔记，喝水，听着最后一个选民发言完毕，然后回答问题，直到嗓子哑到说不出话（“过去的数百年来，最高法院对宪法第一条的阐释方式令人难以置信地宽泛”），哪怕这要花五个小时。
“没人转变想法。”他后来说，“重要的只是耐力。”
这些集会出现在电视新闻上，给人的印象是该选区的每个人都反对医保改革，即使许多参加集会的人（还有很多没参加的人）其实都赞成改革，或是不确定——但他们都保持安静，哪怕有时开口，也会被其他人的叫嚷压倒。月复一月，当人们在电视上看到那些喧闹的集会，嗓门没那么大的人决定不惹这个麻烦来参加了。结果到了8月底，佩列洛选区的茶党相信，这位国会议员正在无视几乎一致的反对意见。
集会的场面是如此丑陋，以至于旧有的公民团体——如扶轮社和花园俱乐部，它们是社区中不分党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再向国会议员发出礼节性邀请，因为它们担心这将引来抗议，让它们陷入尴尬。佩列洛还注意到，传统的贸易协会——如小企业商人和社区银行家的协会，它们曾经向其成员提供基于事实的有用信息，解释它们如何与政府谈判，以尽可能获得最佳交易——如今在灼热的流行观点面前已萎靡不振，拒绝参与其中。
到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个夏天结束时，人们可能会感觉到，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公开反抗总统，而这位总统在九个月前才刚刚赢得一场压倒性的胜利。
佩列洛对医保法案投出了艰难的一票，该法案于2010年3月获得通过后，一名茶党活动家在夏洛茨维尔外张贴佩列洛的家庭住址，敦促人们去他家发表自己的看法。那其实是他兄弟及其妻子和四个孩子的住址，第二天，有人切断了这家人的煤气管道。
佩列洛开始感到，启发他的第一个政治人物也使他陷入了困境。一方面，奥巴马“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意愿，去做我踏足政界时想做的事情，那就是去解决两党在我这一辈子时间里都没有胆量去碰的问题”。另一方面，总统在任职的第一年就试图与那些绝不愿意让步分毫的共和党人达成协议，还竭尽全力让因金融危机而声名狼藉的银行家全身而退。总统谈到“承担责任的新时代”，但这似乎并不适用于那些人。奥巴马团队中满是缺乏想象力的顾问，他们对华尔街太友善了，不知道如何在主街上创造就业机会。“如果你只认识华尔街上其他年薪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人，那么你所试图做的一切就是回到90年代。”佩列洛说，“而在我的选区，90年代，人们失去了很多工作。”精英总会站在其他精英一边，哪怕他们已经经历了排山倒海的失败。“当精英变得不负责任，帝国就会衰落。”奥巴马是一个进步的圈内人，而不是一个民粹的圈外人；当佩列洛出门面对挣扎的、愤怒的、受虚假信息影响的选民时，他无法从政府那里得到掩护。
公众集会、调幅广播、有线电视和互联网上大喊大叫的喧嚣声；充斥无线电波的匿名敌对广告，由煤炭和保险公司以及科赫兄弟支付；国会山上纠缠在一起的现金、利益集团和没骨气的政客；无力得奇怪的奥巴马白宫；皮埃蒙特持续的萧条：在所有这一切中，谁又会知道或关心红桦，以及佩列洛为之所做的工作呢？
六名共和党人向他发起了挑战。初选的获胜者是随波逐流、迎合大众的州参议员罗伯特·赫特。8月的一天，距离中期选举还有三个月，佩列洛开始无法抑制地呕吐。他连续数晚未能入睡。整整两年，他每个白天都在猛灌咖啡和健怡可乐，晚上又在狂饮苏格兰威士忌或杰克丹尼，一直饮水不足，现在终于彻底脱水了。
11月来了。选举前一天，佩列洛与马克·华纳参议员一同在马丁斯维尔展开疯狂的竞选活动。在西冷牛排店，两位政客逐桌问候用餐者，其中一些人不想从奶酪薯条中抬起头来。迪恩·普莱斯就在那儿——他特地前来打招呼，祝福佩列洛好运——他跟佩列洛拥抱。
“你忍受了很多，我也忍受了很多。”佩列洛对他说，“但我们走的是正确的道路，正义的道路！你知道，我相信你正在做的事情：将钱留在社区中，而不是拱手送给石油暴君。”
新闻摄影机在转动，迪恩接过了他的话头：“这就是我所说的漏斗效应。油价每上涨一美元，九十美分会离开社区；在大型商店每花一美元，就会有八十六美分离开社区。”
佩列洛降低了声音。“这段疯狂的日子还有几个星期就要结束了，到那时，咱们再坐下来喝杯啤酒。”
没有时间再说更多。佩列洛前往下一个活动地点，美家烤猪店——这一天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一个名叫洛娜的妇女在里奇韦·鲁里坦俱乐部投票，这是一栋一层的煤渣砌块建筑，位于马丁斯维尔以南高速公路旁树木繁茂的人行道上。投票后，她站在人行道上，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我受了伤”。洛娜是一位退休教师，大约七十岁，身材矮胖，身穿带兜帽的绿色羊毛大衣，墨镜的边缘有豹纹图案。在浓重的唇膏下，她抿紧了嘴唇。
“这个国家不是社会主义的，我们是建立在犹太教－基督教原则基础上的。”洛娜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有必要，我会上街参与暴动。那个男人侮辱了总统职位，我从未感到如此羞耻。他的衣着不得体，他把某些民众称为敌人，他还扯什么关系网。他就是他，一个来自芝加哥的煽动者。他没有资格当总统，他也不代表所有人民。我们曾经有过政治家，而现在我们只有政客。我从未见过哪位总统试图改变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根本不需要改变——他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国家，我们不需要一个来自芝加哥的煽动者这么干！”
洛娜听广播电台谈话节目，看福克斯新闻台，因为其他媒体毫无疑问都有偏见——大卫·布罗德昨天在专栏中说，奥巴马比其他所有人都聪明得多！然后是阿尔·戈尔，住在他的豪宅里，乘坐私人飞机飞行，而洛娜却该为自己拥有的一切支付税款，尽管她和丈夫从未乘坐邮轮旅行，也从未购买奢侈的汽车，而是节省下他在杜邦工厂担任主管时赚的每一分钱，好在退休后一起享受生活，还可以让他打打高尔夫球。可是后来，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机会。如果他能听到她嘴里滔滔不绝的话，他会在坟墓里坐起来说：“洛娜，闭嘴。”但是如今，她从学校退休了，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她想说的话多得很。“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让他们告诉我不能吃炸薯条、不能喝可口可乐——没门儿！他们想告诉我该怎么思考。我一辈子都知道该怎么为自己思考，我觉得挺好的。我出身贫寒，而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沮丧失望。如果经济疲软，你就不可能成为全球的超级力量。我只是希望并祈祷这个国家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洛娜的怒气稍稍平息。她一次也没有提到她的国会议员。
那天晚上，佩列洛和家人及员工在一家小型金融服务公司的办公室里等待选举结果。那里就在历史悠久的夏洛茨维尔市中心的一家酒吧楼上，是第五区最繁华的地方。
“好啦，所有人听着，”佩列洛喊道，“我们在丹维尔领先了一千票！”一阵欢呼。8点，已经清点了一半的选票，佩列洛以百分之四十五对百分之五十三落后，但那些主要是农村地区。夏洛茨维尔的选票开始清点，然而赫特的领先优势得以保持。佩列洛的新闻秘书正试图阻止各大电视台宣布结果已定。佩列洛露出苦涩的微笑。“我们正在赶超！并没有。但是我们做得更好了。让我们继续缩小差距吧。”8点半，亨利县的结果终于公布，佩列洛在那里步入坟墓。红桦没能带来一丁点改变。
他输了，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四十七。相比其他被击败的弗吉尼亚州民主党人（包括长期任职的民主党人，也包括在国会投出更安全选票的民主党人），他败得还没那么惨。2009年初曾到该地区寻找资助项目的助理告诉佩列洛：“我们遭遇了一场狂风。”在全国，总统的政党遭遇溃败。
佩列洛将家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中有些人在哭。他是房间里最开朗的人。
“我来告诉你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感觉很好。我们付出了一切。并非每个今晚输掉的人都曾为四千万美国人争取医保，并让医保覆盖既有疾病。并非每个今晚输掉的人都提出了一项国家能源战略。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方式——高风险，高回报，让一切都摆在台面上。”佩列洛在微笑，“我感到如释重负。”
有一回，瑞安大约十三岁时，迪恩带他去了弗吉尼亚州希尔斯维尔的大型劳动节跳蚤市场和枪展。在迪恩的推荐下，瑞安花零用钱买了一台泡泡糖机。他们当时的想法是把它放在巴塞特生物柴油精炼厂旁边的便利店中，开始赚点钱。“这有点像是教他一堂课。”迪恩说，“在我看来，大多数人仍然贫穷的原因是他们不知道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区别。大多数人认为房屋是一种资产，但它其实是一种负债。区别它们的最好方法是，如果某种东西能把钱放进你的口袋，它就是一种资产，而如果它会从你的口袋里往外掏钱，它就是一种负债，非常简单。买一台泡泡糖机，获得这份资产的回报，我认为这是一堂非常有价值的课。”
第二年，当迪恩的卡车休息站被清算，他失去了这家商店，不得不把泡泡糖机带回家，放进壁橱。迪恩不想让瑞安就这样失去自己的投资。但是拿破仑·希尔说，每一次逆境都会埋下同等顺境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