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初，《圣彼得斯堡时报》将迈克·凡·西克勒从房地产危机上调走，改派他去报道圣彼得斯堡市政厅新闻。他了解原因：预算紧张，报纸砍掉了几百个职位。他曾希望继续深入对桑尼·金的报道，调查那些给他的交易开绿灯的角色，但他无法确切地告诉编辑如何才能在三个月里达成目的、大获全胜，他们等不起了。
6月，桑尼·金被联邦政府起诉；他承认了洗钱和欺诈罪。对佛罗里达州中区来说，这是一个大案，但凡·西克勒已经将它全盘交出。美国检察官办公室宣布，金参与了一场阴谋，调查尚未完成，但几个月过去了，没有其他人涉案。凡·西克勒想知道：“大逮捕在哪儿呢？银行家、律师、房地产专业人士都在哪儿？”金只是网络中的一员——那些机构又如何呢？华盛顿和纽约也是如此：没有一个针对大型银行的刑事案件。凡·西克勒满是疑惑。“这将是历史上最大的谜题之一：为什么奥巴马当选总统后，埃里克·霍尔德没有将这作为优先事项。”
在坦帕周边，2010年已是最低谷。希尔斯伯勒县的失业率超过百分之十二。住宅市场已彻底溺毙，商业地产也开始沉入水底。中产阶级出现在危机中心和社会服务机构，却对如何驾驭政府福利的迷宫毫无头绪。电视上出现了四口之家睡在汽车上的故事，孩子不想告诉同学自己住的地方。广播中的贵金属广告警告称，在新的华盛顿－华尔街经济中，股票市场将会崩溃，恶性通货膨胀将引发经济衰退。但是，除了等待房地产市场复苏之外，似乎别无他法；而复苏应该在2015年左右发生。县委员会重新修改法规，降低了对开发商征收的环境影响费，尽管希尔斯伯勒县周围有数万栋房屋空置，但只要能让增长机器运转起来，什么都可以做。危机感会骤然燃起，然后在潮湿的环境中枯萎。阳光和海滩仍然在这里。那是一场蛰伏的大灾难。
有一个想法启发了坦帕的一些人：铁路。当坦帕即将成为美国的下一个伟大城市时，阳光地带周边的所有竞争对手（夏洛特、凤凰城、盐湖城）都没有通勤铁路系统。现在它们都有了，把坦帕甩在了后面。坦帕有一项等待通过的轻轨计划，需要通过提高销售税来实现，但是希尔斯伯勒县委员会始终拒绝将其列入选票。2010年，风向转移了。共和党县长马克·夏普——一位健身爱好者、阅读爱好者和遭到裁员的前海军情报官员——将轻轨作为自己的事业，他说这将带来经济发展，最终会将坦帕湾提升到过去二十五年来未曾抵达的地位。夏普是一个保守派人士——1994年，他曾尝试加入金里奇的革命，以格罗弗·诺奎斯特的免税承诺来竞选国会议员（他输给了民主党现任议员）。但是到了2010年，他为共和党变得如此狭隘和极端而感到震惊。他渴望成为像约翰·麦凯恩那样的改革家；他以其他共和党当选官员不敢的方式发表讲话，引用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观点来指出需要通过运河和道路来团结全国，引用林肯来要求联邦政府为铁路提供联邦土地贷款，引用艾森豪威尔来谈论州际高速公路系统。他微笑着告诉听众：“从宪法上来说，联邦一级的政府参与道路建设是没问题的。”但是此时此刻，高速公路陷入堵塞，汽油价格居高不下，而275号州际公路只能加宽到这么多。夏普公开嘲笑了增长机器。“他们建造了某种东西，管它叫‘休闲橡树园’，希望在中间挖一条运河穿过去，还要开辟一个九洞高尔夫球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我打了一两次高尔夫球就觉得无聊透顶。”
轻轨看上去像电车，但比普通的铁路或地铁更慢也更便宜。该计划要求建造四十六英里的单线轨道，从机场穿过西岸到坦帕市区，然后往北抵达南佛罗里达大学和新坦帕。轨道将沿用一些曾经穿越坦帕、早已废弃不用的电车路线。2010年，希尔斯伯勒县委员会最终投票决定，将在11月对收取百分之一销售税用于交通建设进行全民公投。
凡·西克勒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火车，那时，他曾搭乘克利夫兰快速列车前往市政体育场和平原区。他在轻轨上看到了令坦帕崩塌的郊区问题的解决方案。修建轨道和车站会创造就业机会，但更重要的是，轻轨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会下火车然后步行，而步行（无须担心交通事故导致的死亡）会改变城市景观；城市不再是购物广场、停车场、加油站和路边指示牌，而会变成联排住房、咖啡馆、书店，那种能鼓励行人流连的地方；它们的出现会刺激其他店铺聚集，不久之后便有了密度——简·雅各布斯的天堂。陌生人会在非创伤性的偶然相遇中交流思想。坦帕将吸引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科技初创企业和公司总部，就像它那些拥有通勤铁路的同伴已经做到的一样；这将会使经济拥有比房地产更坚实的基础。重心将移回城市，远离乡村步道和马车角，而后者将逐渐变得无关紧要。如果要解决致命的增长机器问题，答案就是铁路。
凯伦·贾洛赫在坦帕长大，是一名退休军官的女儿。1980年，十六岁的她鼓起勇气，在西岸区的肯尼迪大道一角举起牌子，支持里根和保拉·霍金斯，后者是一名共和党人，在当年的保守派大胜中成为佛罗里达州第一位女性参议员。那是凯伦近三十年来最后一次公开的政治行动。她与南佛罗里达大学的一个同学结了婚，他是她见过的最自由派的人；起初他们没法谈论政治，但年复一年，她以安静、合理的方式将他带到了她那边。他们两人都是受过培训的工程师，住在新坦帕市一个高尔夫球场旁，那是位于城市外围北侧的一个郊区繁荣堡；他们养育了四个孩子，而凯伦成了一名全职妈妈，一个去教堂的人，一名家长教师协会（pta）成员，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女性，也包括她无法辨别出生地的美国中部口音。
她有一张方脸，一头黑发留着80年代风格的蓬松刘海。她一直投票支持共和党，尽管她不喜欢布什在医疗保险处方药法案和“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所做的——政府干预太多了。她和丈夫一直生活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拥有价值二十五万美元的房屋，当她在宴会上遇到一对收入远低于她丈夫的夫妇，得知他们的房子价值七十万美元时，她感到震惊。“他们正试图从泡沫中赚钱。他们将会住在那里一整年，只付利息。他们拥有各种不切实际的计划，而我们得确保每件事都是正当的。你知道的，他们将会惹来一场麻烦。”她将此也归咎于政府——而不是放松管制、华尔街或放贷方。在她看来，1992年的《社区再投资法案》（communityreinvestmentact）迫使银行改变规则，向不符合资格的人提供次级贷款，好让更多美国人能拥有房屋。是政府推动银行，而不是相反。银行怎么会情愿赔钱呢？
尽管如此，直到2008年，凯伦从未参与过政治活动。年初，她从布什那里得到了六百美元的经济刺激支票。她想：“这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东西发给每个人？政府的职责可不是收钱并重新分配。”但是她没有参与选举，因为她对约翰·麦凯恩不感兴趣。然后8月，萨拉·佩林出现了。佩林让凯伦像是触电一般。“我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她建立联系——她会吐舌头，表达我相信的观点，说出这些并且不会为此感到羞耻。她和我同龄，她跟我在同样的年纪结婚，她有孩子，她也是家长教师协会成员，还有她对经济的看法也和我一致。”凯伦是素食主义者，但佩林喜欢打猎这件事并没有让她不舒服，只要佩林能把猎物吃掉就好。佩林不是精英——这是凯伦能够建立认同的一面。坦帕被强大的商业精英控制，那是像阿尔·奥斯汀一样的人，正是他建立了西岸区；他们一遍又一遍地犯着同样的错误——政府干预过多。让凯伦开始接触政治的人是里根，后者作为一名外来者加入并推翻了这一体系。就像佩林一样。这就是凯伦想要的。
《银行救助法案》，然后是奥巴马的刺激计划，旧车换现金计划，《汽车工业救助法案》……支出已失控，并且看起来大企业似乎正与大政府沆瀣一气。有人在赚钱，而且不是无名之辈。凯伦不知道刺激计划的三分之一是减税，她也不需要知道，因为在她听到“铁铲在手项目”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反对了。像她这样的人做着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却被要求去救助那些随心所欲花钱的人，一次又一次，永无止境。从奥巴马的举动来看，他不相信美国人的理想，即辛勤工作能带来回报，以及人得量入为出。他的共产主义者父亲——奥巴马写了一整本书来讲他——以及激进的导师将其他想法注入了他的意识。
凯伦开始担心她的美国——她成长于其中的国家——等到她的孩子长大将不复存在。一天，她正在帮儿子准备期中考试，内容是关于古埃及的，这引起了她的思考。最初，每个人都在尼罗河沿岸耕种土地，并给法老王进贡大米，但后来，法老王想为自己的荣耀建造金字塔，他们开始向人民征税。罗马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在美国也正在发生同样的事情。这个国家正在衰退，她的孩子可能不会再拥有她曾拥有的机会。
凯伦是格伦·贝克节目的忠实听众——早在2000年，他就在坦帕的谈话广播中脱颖而出——因为他现在所说的与她的感受如此贴近，她录下了他在福克斯新闻台的新节目。格伦·贝克在巴拉克·奥巴马当选后如日中天，每天下午有近三百万人会转台观看。2009年2月上旬，就职典礼几周后，贝克建议观众去见见彼此：“像你一样的人比你想象中更多。”听到这句话，凯伦大受鼓舞，她花十美元建立了一个在线聚会网站，组织了坦帕“9·12”项目的首次聚会。贝克的运动基于九项原则，包括“美国是好的”和“我为自己拥有的东西而努力工作，我想跟谁分享就跟谁分享”，以及十二个价值观，其中包括敬畏和希望。
2009年3月13日，人们聚集在肯塔基州的希伯伦、亚利桑那州的金谷和全国其他城镇，参加观看派对。有八十人在坦帕啤酒屋见了面。下午5点钟，《格伦·贝克秀》开始了。节目播放了2001年9月11日的录像带，展示袭击发生后美国人有多么勇敢和团结；格伦·贝克站在后台，金发寸头，穿着细条纹西装和运动鞋，靠近相机，整张脸充满镜头，哽咽着忍住眼泪。“你准备好成为‘9·11’之后那天——‘9·12’——的自己了吗？我已经说了好几个星期，你并不孤单。”贝克抬起头，伸出双臂。“我正在变成一个他妈的电视福音传道士！”他的嗓音断断续续，眼睛浮肿，身形因成千上万失败与悲伤所带来的卑微痛苦而变得庞大，那是他为他的数百万观众所背负的。他擦去了一滴眼泪。
“对不起。我只是热爱我的国家，我为它感到恐惧。就好像我们的领导人、特殊利益团体还有媒体的声音，他们都包围着我们——听起来很吓人！但是你知道吗？拉开窗帘。你会意识到，那里根本没有人！只有几个人按着按钮，他们的声音实际上很微弱。”他靠得更近了，目光冷峻起来。“事实是，他们并没有包围我们。是我们包围着他们。这是我们的国家。”
聚集在坦帕啤酒屋的陌生人没有看完整个节目。他们对和彼此交谈更感兴趣。凯伦很害羞，一直到成年——为家长教师协会参加学校的拼字比赛也能让她害怕——但现在，她发现自己胆子大起来了。“从某种方式来说，我们都彼此了解。”她说，“我们互相不认识，但是我们都能感受到彼此联系在一起。我们从来没有过声音，现在，我们开始创造自己的声音。”他们是像她这样的人——不是乡村俱乐部共和党人，而是觉得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的人。她把他们聚集在一起。那是凯伦·贾洛赫政治生涯的开始。
夏天带来了奥巴马医改和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叛。8月6日，坦帕的民主党女议员凯西·卡斯特举办了一次集会，那个房间对一千五百名试图进入的人来说实在太小了。“9·12”项目成员被卡斯特激怒，被奥巴马医改激怒，被拥挤的房间大门向数百名抗议者关闭而激怒，他们开始高呼：“你为我们工作！你为我们工作！暴政！暴政！”事情急转直下，现场一片混乱，直到卡斯特放弃尝试讲话，被人护送离开。凯伦就在现场，第二天下午，她接到cnn的制片人打来的电话，问她那天晚上可不可以去市中心，参加坎贝尔·布朗的节目。三个小时后，她独自一人坐在连接卫星信号的工作间里，听筒中的声音与摄像头黑洞下方的小视频屏幕不同步，她试图紧盯摄像头，感觉自己像被车头大灯照亮的一只鹿。
坎贝尔开始向她提问。“我全力支持公民参与，但请向我解释，向你的国会议员大喊大叫有什么意义。那到底能给你带来什么？”凯伦试图回答，但坎贝尔打断了她的话：“我会让你说完，但是当时，没人能被其他人听到，那里可是彻底的混乱，每个人都在大喊大叫。”
“人们很沮丧。”凯伦说，刘海落在她的左眼上。她的脑袋与坎贝尔共用一块分屏，或是与三名专家（一个共和党战略家、一个有线电视分析员，还有一个网络作家）一起占据屏幕的八分之一，他们都受邀来节目上讨论这起事件。“美国中部感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没有人听我们讲话。我们的国会议员正飞快地推进法案。”她说，“人们害怕他们会失去医保。这将造成巨大的赤字，会比我孩子的人生还要持续更久。”
坎贝尔问她的领导者是谁。
“我们是草根。”凯伦说，她声音轻柔，但立场坚定，“我们是地方组织。我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一毛钱。”她觉得坎贝尔扭曲了事实来反对茶党，使他们看起来比事实上更粗暴。这没关系——她认识的人都是在别处了解新闻的。后来，她在运动中的朋友纷纷祝贺她为被遗忘的美国人站出来，让主流媒体显得偏颇而愚蠢。
然后是铁路。奥巴马和国会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没能像坦帕由纳税人补贴的轻轨系统提案一样让凯伦兴奋。这个议题占据了她整个2010年的生活。她成立了一个名为“拒绝为铁道交税”的小组，并通过阅读传统基金会的一份反铁路报告来临时抱佛脚。她的论点是，轻轨系统花费太多，不会创造就业机会，不会有乘客，在其他地方失败了，会使该地区负担数十年的债务。每当一个事实削弱她的一个论点，她就会转向另一个论点，因为她对公投真正的反对理由远远不只是每英里的成本。
19世纪，铁路是交通的未来，是美国财富的引擎。20世纪，在公共政策和预算专家看来，铁路是一个无聊的话题。2010年，它象征着美国右翼所惧怕和憎恨的一切：大政府、税收和支出，欧洲风格的社会主义，一个人们被迫与陌生人分享社会服务并为之付费的社会。铁路对新坦帕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轨道计划在这里终结。在新坦帕，人们每周开车去超市一次（而不是像在城市那样每天走路或乘公共汽车前往超市），然后在周末造访家得宝，把小型货车装得满满当当。凯伦发表演讲，谴责城市规划者的影响，警告世人警惕《21世纪议程》——那是联合国1992年通过的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可持续发展”决议，许多茶党人士视之为世界政府的特洛伊木马，令美国主权陷入危险，对单户住宅、铺设的道路和高尔夫球场构成不详的威胁。奥巴马总统将城际高铁作为其刺激法案的核心这一事实，只是证实了他们最糟糕的怀疑。因此，轻轨被卷入席卷全国的愤怒中，成为坦帕茶党在2010年的标志性议题，正如减税和堕胎曾成为早年保守党的核心议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