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两千万观众——也就是六分之一的美国家庭——正在观看“美国最受信任的人”沃尔特·克朗凯特报道的cbs晚间新闻，在洛杉矶，一个犹太牛排馆老板和他的银行家妻子收养了一个三周大的爱尔兰裔男婴。这对夫妇的名字是杰拉德·布莱巴特和阿琳·布莱巴特，他们给这个男婴起名叫安德鲁。
安德鲁两岁时，《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不惧尼克松政府的威胁，发表了五角大楼文件。第二年，《华盛顿邮报》派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去报道华盛顿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发生的闯入事件。安德鲁的蹒跚学步时期恰逢旧媒体的黄金时代。
布莱巴特一家是中上层阶级的共和党人（家里拥有四间卧室，一个游泳池，还有峡谷景观），生活在富裕而自由的布伦特伍德。安德鲁伴随着美国流行文化、英国新浪潮和好莱坞名人长大。“哪位名人进了餐馆？”他会问他的父亲（有里根一家、布罗德里克·克劳福德、雪莉·琼斯、卡西迪一家，还有许多其他名人）。安德鲁跟马里布的顶级职业选手学网球，还有一回跟法拉·福塞特一起寻找老师，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十五分钟。
cnn在1980年开播时，安德鲁十一岁。《麦克劳林团队》和《交叉火力》将大喊大叫引入新闻分析那年，他十三岁。安德鲁从小就对突发新闻上瘾。在布伦特伍德学校，为了弥补自己既不有名也不有钱的现实，他在课上高谈阔论，在校刊《布伦特伍德之鹰》上发表关于高中社交生活的文章，其中引用了胡编乱造的滑稽语录。为了跟得上朋友的生活方式，他不得不去打工送比萨，从演员贾奇·莱茵霍尔德之类的人那里拿到丰厚的小费。基本上，他是一个“终极x世代懒鬼”，布莱巴特后来描述道，“我没有特别政治化，而且回想起来，我是一个默认的自由主义者。每周看四部电影，熟悉网络电视频道，在淘儿唱片行徜徉数小时，我以为这些都是我作为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1987年，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四票比零票推翻了其自1949年以来一直生效的公平原则；这条原则要求公共广播电台的许可证持有者以诚实和公平的方式来呈现重要议题（这次投票为萨克拉门托的电台主持人拉什·林博铺平了道路，第二年，他将他的保守主义谈话节目推广到全国）。这一年，布莱巴特进入杜兰大学。他在新奥尔良的四年是与一群富有、喧闹、放荡的朋友一起开派对度过的，天天喝到不省人事，把父母的钱押在橄榄球赛和西洋双陆棋上。
在这种虚弱的状态下，布莱巴特从美国研究教授和他们的阅读书目那里受到了险恶的影响，这其中包括福柯、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而不包括爱默生和马克·吐温。幸运的是，他醉得太厉害了，没能彻底接受批判理论的灌输；但流行的道德相对主义哲学不可避免地侵蚀了他的个人标准。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夜夜酩酊大醉，这中间的距离并不遥远。
布莱巴特一路跌跌撞撞地毕了业，回到洛杉矶的家里；父母切断他的零用钱，给了他一次人生中的重大打击。他开始在威尼斯海滩附近做餐厅侍者。辛勤工作让他感到充实。“我的价值观从流亡中归来了。”
1991年秋天，他把电视频道调到克拉伦斯·托马斯的听证会，满心以为自己会跟安妮塔·希尔和民主党人站在一边。恰恰相反，他被激怒了：租来的色情电影，对一罐可乐上夹的阴毛的无心评论，竟被用来摧毁一个值得尊重的男人，仅仅因为他是保守派和黑人，原本应该保持中立的记者却带领这群暴徒发起攻击。布莱巴特如梦初醒，他热爱寻欢作乐的灵魂中诞生了仇恨。他永远不会原谅主流媒体。
又过了几年，安德鲁·布莱巴特才找到他的人生使命。1992年，《华盛顿邮报》公司的主要投资者沃伦·巴菲特警告称，“随着零售模式的变化以及广告和娱乐选择的激增，曾经强大的媒体企业的经济实力将不断受到侵蚀。”同年，布莱巴特找到一份工作，在好莱坞周边递送剧本。他喜欢在他的萨博敞篷车上听调频广播，而不是在迈克尔·奥维茨的外围办公室拍人马屁，或是去参加派对，听人说：“我在《为你痴狂》的服装室工作。”不过，当垃圾摇滚接管了另类摇滚电台（“这些爱发牢骚、有自杀倾向的怪人都是谁啊？”），他厌恶地转向了调幅广播。在那里，电台谈话节目正等着他。
他意识到，为了能听到霍华德·斯特恩和吉姆·罗马，他什么都愿意做。他带上随身听，好在下车后送交剧本时也能继续听。但他仍然是一个不假思索的自由主义者，以至于当他在女朋友的父亲——一个名叫奥森·比恩的电视演员——的咖啡桌上看到林博的书《事情本该如此》（thewaythingsoughttobe）时，他对此嗤之以鼻。
“你听过拉什·林博的广播吗？”布莱巴特未来的岳父问道。
“听过，他是个纳粹还是什么的。”
“你确定你听过他吗？”
奥森·比恩常出现在60年代的游戏节目里，是《今夜秀》上第七常见的客人——他的看法还是颇有影响的。在1992年竞选季的几个月里，布莱巴特把电台调到了林博的频道，他开始将“这位拉什博”视为他真正的教授。“我惊叹于他如何能够吸收突发新闻，提供一种有趣且清晰的分析，我从没在电视上看到过这种分析。”隐藏的事物结构变得清晰起来。
同年，一位担心布莱巴特失去方向的高中朋友上门拜访，并告诉他：“我已经看到你的未来，那就是互联网。”
布莱巴特反问道：“什么是互联网？”
1994年的一个晚上，他发誓在连上网之前绝不离开自己的房间。这个过程花费了一只烤鸡、半打比尔森啤酒，以及在一个原始的调制解调器上付出的几个小时的汗水和努力，好在最后，他终于听到了连接上网的噼啪声；突然间，安德鲁·布莱巴特连接上了互联网，一个民主党－媒体综合体鞭长莫及的地方，在那里他可以说任何话，想任何事，成为任何人。他重获新生。
不久后，布莱巴特发现了一个单人运营的新闻摘要网站，名为《德鲁奇报告》——上面混杂着政治报道、好莱坞八卦和极端天气报告。他被迷住了；当德鲁奇开始揭露媒体不愿触及的克林顿性丑闻时，布莱巴特意识到自己想在人生中做些什么。德鲁奇和互联网将他从他那一代人玩世不恭的讽刺中拯救出来，向他展示一个人就有力量揭穿综合体的腐败。布莱巴特满心敬畏，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这位神秘的马特·德鲁奇：“你有五十个人吗？还是一百个？你们有栋楼吗？”德鲁奇向他介绍了一个名叫阿里安娜·赫芬顿的富裕作家，她出生在希腊，现在住在洛杉矶，离了婚，想要做像德鲁奇那么出色的行当，基于互联网揭穿丑闻。1997年夏天——在ms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和福克斯新闻成立一年后——布莱巴特受邀来到她在布伦特伍德的宅邸；他们吃着希腊菠菜派，喝着冰茶，这时，阿里安娜提出要给他一份工作。很快，她就让他忙得没法回家了。
互联网和保守主义运动在布莱巴特的大脑中合流了。他读过卡米拉·帕格利亚的政治学著作，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就见证了极权主义复合体的存在。自出生以来，他就一直生活在敌后战场：好莱坞精英的自由派法西斯主义，主流媒体的左翼偏见，杜兰大学课程大纲上来自纳粹德国的流亡哲学家——他们已经定居洛杉矶，接管高等教育，目的是摧毁历史上最酷的生活方式，将科特·柯本之类令人抑郁的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强加于此地。左派知道右派所忽视的事实：纽约、好莱坞和大学校园比华盛顿更重要。政治战争完全是关于文化的。作为一个勉强有份工作、自学成才的前x世代，带着注意力缺陷障碍（add）的诊断，还对互联网上瘾——布莱巴特有着独一无二的有效武装，为这场战争做好了准备。
在接下来的八年里，布莱巴特与阿里安娜和德鲁奇合作。他帮助阿里安娜完成了她最大的一场政变，揭露了克林顿的一个亲信如何编造自己的战争记录，将他从阿灵顿国家公墓里赶了出来。谁还需要《纽约时报》呢？“相比起华盛顿那些有着几百名记者的主流媒体，我们在洛杉矶用最少的资源干了更多的活。”
布莱巴特踏足其上的领域正在逐渐消失，摇摇欲坠地向他敞开。旧媒体的支柱转向了信息娱乐和意见新闻，以节省资金，并留住容易分心的观众。记者们被吓坏了，因为杰森·布莱尔在《纽约时报》编造故事，而丹·拉瑟在《六十分钟》上播报假造的文件；左右两翼的看门犬狂怒地冲着每一丝偏见迹象咆哮，新媒体暴发户则嘲笑着受惊的看门人，直到没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真的，没人再相信媒体，媒体也不再相信自己。
对于布莱巴特来说，要想宣示自己的主权，这可真是个完美的环境。
2005年——这一年，拉瑟被cbs解雇，《华尔街日报》将版面宽度从十五英寸减少到十二英寸，《洛杉矶时报》又额外裁减六十二个新闻工作室岗位，而当时已经皈依自由派的阿里安娜在安德鲁的帮助下创建了《赫芬顿邮报》（他后来声称想将它打造成综合体内的第五纵队）——布莱巴特新闻网（）上线了。这是一个有线新闻服务的聚合网站（你可以在这里同时抨击和订阅旧媒体）和一个讲述真相的论坛，有着“快艇老兵”和其他公民记者的精神。新媒体的伟大之处在于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布莱巴特会不停地飞去纽约，确保能受邀参加主流媒体派对，在那里喝下他们的苹果马蒂尼和黑比诺葡萄酒，让他们以为他跟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但在晚餐结束时，他会当着他们的面说：“你们不懂。美国人现在掌控了叙事，你们不能抢过方向盘，开着它冲下悬崖。”
对布莱巴特来说，一切都在2009年8月的一天改变了——那一年，《芝加哥论坛报》取消驻外记者席位，《华盛顿邮报》关闭在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的三个国内办事处——那一天，年轻的公民记者詹姆斯·奥基夫带着一批原始录像走进布莱巴特家。它们是美国这个伟大社会的阿布格莱布事件。影片中，奥基夫和另一位名叫汉娜·贾尔斯的公民记者假扮成皮条客和妓女，声称自己想要利用从萨尔瓦多贩运的未成年女孩建立一家妓院。詹姆斯和汉娜将隐藏摄影机带到全国性左翼组织acorn在纽约、巴尔的摩和其他城市的办公室，在那里，初级员工坐在桌子对面，为他们提供如何建立业务、同时利用联邦税法为自己牟利的建议。“这就像眼睁睁看着西方文明从悬崖上跌落一样。”
布莱巴特完全明白该怎么做。通过揭露新闻来制造新闻。像驯犬一样喂养媒体，每次只放出一段录像，而不是一次吃掉整顿大餐；让acorn和新闻媒体措手不及，暴露出他们的谎言和偏见，同时让故事保持活力。利用福克斯新闻网之类友情电视网络来放大效果。不断进攻，不顾脸面。他真正的目标是主流媒体——说实话，谁关心acorn从掠夺性贷款人手中救下的那些贫困房主，或是它努力帮助提高工资的低收入工人呢？不到几个月，acorn已不复存在，布莱巴特成了茶党英雄，媒体巨头正竞相发表他的个人专访。那感觉就像同时服用了所有被禁的a类麻醉剂。
太好玩了！说出真相很好玩，牵着美国人的鼻子走很好玩，把紧张的记者的头脑搅乱很好玩，帮助主流媒体实施自杀也很好玩。布莱巴特上了政治评论脱口秀节目《比尔·马赫的真实时刻》，为自己挺身而出，冲向政治正确的暴徒观众，那是他人生中难以置信的坚决一刻。他发现自己领导着一群松散的爱国不满者，而他面前是与开国元勋一样的机会——领导一场反对综合体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