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和2010年的每一个早晨，当康诺顿开着那辆破破烂烂的美国汽车沿着马萨诸塞大道前往国会山上班，他都是一肚子火气。他对华尔街愤怒的原因数不过来：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尤其是因为华尔街抛弃了他在商学院和法学院学习过并且天真地相信过的法律、规范、制度性检查和行为准则。他对华盛顿两党都感到愤怒，因为它们任由这一切发生。他对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储备机构管理局（ots）、货币监理署（occ）等监管机构、评级机构以及其他没能恪尽职守的推动者感到愤怒。他代表美国人民而愤怒——说实话，并不代表那些一直存在的穷人，而是代表中产阶级，他们（用克林顿的话来说）兢兢业业、奉公守法，却在年近花甲、以为自己已经存够退休金之时，眼睁睁看着一半的401（k）储蓄化为乌有。他代表他的老同学而愤怒，那些五十来岁的男人生活在坦帕、奥斯汀和麦迪逊，一夜之间不知能否保住自家房子。最后，他为自己而愤怒。没有人会为他哭泣，可是他失去了很多——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那么多。“也许我感受深刻，是因为我个人受影响太大，”他说，“当整个系统崩溃时，我才刚有钱没多久。如果你不能依靠共和党来保护财富，他们还能干什么？”令他感到惊讶的是，更多的人并不像他一样生气。康诺顿，一个温和的民主党人，正在变得“激进，因为突然意识到我们的政府已被金融精英接管，他们在为大财阀管理政府”。
当拜登在2008年夏天获得副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康诺顿突然发现自己身处美国最大规模游戏内圈的外围。这场游戏如此盛大，他毫不犹豫地重新打开拜登这册账本。赛马再度举行，仍旧是那令人眩晕的上下起伏，但这次速度更快，更令人目不暇接。在丹佛举办的党内大会上，他原本待在城外十五英里的宾馆，是个毫无作用的流放者，如今却摇身一变，开始审查拜登酒店套房周四晚上贵宾派对的客人名单——他让其他前工作人员知道，他既能放他们进去，也能将假装忠于拜登的人拒之门外。在派对上，他等着轮到自己，最终等到一只胳膊钩上他的肩膀。“咱们做到了，伙计。”拜登说。
秋季的竞选动员中，游戏继续进行。他原本无处可去，却突然开始协助考夫曼，后者在换届前担任副总统联合主席（康诺顿花了两个月时间编写一本副总统版《圣经》，涵盖了这份工作的方方面面，甚至连办公空间都写进去了）；然而大选结束之后，他不在过渡班子里，因为全体说客在两年内被禁止参与新政府工作（除了那些没被禁止的人），哪怕他从未要求拜登为他做什么。奥巴马单单挑出华盛顿永久阶级中康诺顿所属的这个子阶级，这未免有些太过虚伪——毕竟，几乎他自己雇用的每个人都以各种方式从大企业那里赚得盆满钵满。康诺顿最后只获得了一张位置糟糕的总统就职典礼蓝色入场券，进入距离舞台数百码的站立观礼区，即使在那儿也根本看不见什么，因为人太多了。结果，他跟另一个拜登前幕僚一起，在鹰与鸽酒吧的电视上观看了奥巴马总统和拜登副总统的宣誓就职仪式——过去的岁月里，当他还是“拜登的人”，这家酒吧是他在国会山常去的地方。
每当康诺顿开始滑向外界的黑暗，他的手机总会响起，将他拖回来；那个电话总是来自特德·考夫曼，他在华盛顿不可放弃的盟友。考夫曼接续拜登的下一届参议院任期的前两年，他邀请康诺顿担任自己的幕僚长——更确切地说，他请另一位拜登圈内人询问康诺顿，如果这份工作摆在眼前，他是否愿意接受；因为到了华盛顿的这个层级，没人愿意被人拒绝。康诺顿更想要一份白宫的工作，比如总统常务副法律顾问，但他身上有着注册说客的烙印，拜登也很少利用影响力来为自己的人争取高层职位。所以他花了一个周末考虑，然后告诉杰克·奎恩，他要离开公司了；他在这里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也交到了许多亲密的朋友。年届五十的康诺顿接受了工资的大幅削减，回到参议院。
金融危机是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康诺顿和考夫曼对此观点相近。首先，它代表了法律制度的崩溃。除非是不受监管的欺诈，否则这些银行怎么可能“技术上无力偿债”，却仅有几个内部人士知情？然而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银行业稳定的规则不复存在。康诺顿眼中的考夫曼——古稀之年，有一个沃顿商学院颁发的发霉的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就像瑞普·凡·温克尔一样，在“合成债务抵押债券”和“赤裸裸的信用违约互换”时代如梦初醒。曾维持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壁垒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究竟他妈的发生了什么？（1933年被国会通过，1999年被国会废除，两党共同投票，克林顿签字通过。）那个要求投资者必须等到股票价格上涨才能卖空的“提价交易规则”（uptickrule）又发生了什么？（1938年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设立，2007年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废除。）在漫长的繁荣时期，人们很容易忽视这一剥蚀的自由市场景观——康诺顿就是如此——但是当风暴吹来，没有墙壁能挡住风势，也没有树木来保护被侵蚀的水土，所有人都发出悲鸣。
考夫曼只会做两年参议员。没有选举像铡刀一样悬在头上，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不必把一半的晨间时光花费在k街的筹款早餐会上。康诺顿也感到自由：他已经兑现了一次支票，如今已不必一边接听说客的电话，一边盘算自己的未来职业前景。他们都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查华尔街，而不必担忧后果。“就算我需要竞选连任，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考夫曼告诉记者。可是康诺顿在华盛顿待了太久，已经不相信这种言论。这是属于他们的时刻，也正是奥巴马总统任期的第一年；经济衰退中，数十万个工作岗位正在蒸发。
前一年10月，也就是竞选宣传活动的最后一个月，康诺特从考夫曼那里得到消息，说奥巴马团队希望罗伯特·鲁宾担任财政部长。“难道你不知道大半个国家都想吊死罗伯特·鲁宾吗？”当考夫曼对这一前景流露出热情时，康诺顿问道。考夫曼后来说：“这就像汽车坏了，我们需要一个机械师。”奥巴马没有政府经验，也是个金融新手，他似乎相信，只有鲁宾和他的追随者能修好这辆车。
无需更多证明，整个体制（那晚克林顿曾在他的私人书房中提到的体制）必定会从一地废墟中涅槃重生。体制可能会一败再败，却依然能够存活，甚至日益繁茂。它就像赌场一样注定会赢；你一旦打入内部，除非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例如写一篇尖锐的时评，否则不可能失去地位。（就算真的发生了那种事，你也可以辩称那只是在表达符合公共道德的观点；只要没有真的指名道姓，就能侥幸过关。）鲁宾不再适合财政部，但奥巴马所考虑的候选人基本全是他的人；毕竟，奥巴马是从比他们任何人都更低的起点一路奋斗打入体制的。迈克尔·弗罗曼是克林顿政府中鲁宾的幕僚长，后来曾担任花旗集团常务董事；他将鲁宾介绍给奥巴马，自己担任奥巴马在总统交接期间的人事主管，同时继续在花旗银行工作，然后在加入政府之前领取了两百二十五万美元的奖金。另一位花旗集团高管雅各布·卢当上了副国务卿，将九十万美元的奖金收入囊中。尽管有说客从政禁令，高盛的说客马克·帕特森还是被聘为财政部办公室主任。鲁宾的门徒、银行救助法案的设计师蒂莫西·盖特纳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长，即使被发现他曾公然向他将要领导的机构少缴税款，仍然顺利就职。拉里·萨默斯一手打造了90年代后期倾向银行的政策，并且从多家将会收到救助资金的银行获得数百万的演讲费；他当上了奥巴马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就连奥巴马的幕僚长劳姆·伊曼纽尔，也在政府工作的三十个月间隙里从芝加哥一家投资银行赚了一千六百五十万美元。这些人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都聪明绝顶，受过最高的教育，都是民主党人，都与那场史诗般的失败有所牵连——现在，他们都受雇来清理废墟。他们曾与那些银行家一同学习，一同工作，一同吃喝，一同致富，他们又怎么可能与那些银行家有不同的视角呢？互相提携和利益冲突早已融入精英管治的灵魂。这个庞然大物是杀不死的。
康诺顿不安地看着这一切。他知道旋转门和互利互惠如何运作，也知道当权者潜意识的偏向。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也曾沉浸在这些世界——投资银行、国会、白宫、游说。然而，金融危机如同一场地震，给数百万人带来深切的痛苦；终于有一天，愤怒的公众开始注意到这里。现在，是华盛顿追击华尔街的时候了。
参议员若想产生任何影响，就只能选择关注有限的几个问题。他的时间表和脑袋都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更多。当康诺顿和考夫曼都在为拜登工作，而康诺顿想要让拜登参议员注意到一些新东西时，考夫曼曾说：“杰夫，每次你想把什么东西拿上船，你就得把什么东西拿下船才行。”从一开始，考夫曼——他甚至不是银行委员会的成员——就只专注于两件事：欺诈，以及“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他与其他人共同撰写了一项法案，授权拨款三亿四千五美元，用于雇用更多联邦调查局特工和资助联邦检察官来追捕欺诈者——不仅仅是长滩和坦帕的小额抵押贷款放贷人，也包括在整座大厦倾颓之前隐瞒损失的华尔街高管。决定应该对谁进行调查是司法部的职责，但可以想见，调查对象大概包括雷曼的迪克·福尔德、美国国际集团（aig）的约瑟夫·卡萨诺、美林的斯坦利·奥尼尔，以及——谁知道呢——高盛的劳埃德·布兰克费恩本人。当《欺诈执法法案》于5月获得通过，而考夫曼（还是个政府新人）在白宫签字仪式上受邀与总统一同登台时，他和康诺顿都以为，他们正有所进展。
9月，考夫曼和康诺顿要求与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的副手、负责刑事部门的助理司法部长兰尼·布鲁尔会面。（他和康诺顿十年前就已经相识，他们曾在科文顿与柏灵律师事务所短暂共事，当时康诺顿正要离开律所进入白宫，而布鲁尔刚刚入职。）对金融欺诈的调查并没有什么成果，考夫曼想确保司法部门确实在调查此案和使用这笔钱。他计划举行一场监督听证会来确保这一点。他们在罗素大厦三楼考夫曼的办公室见面。布鲁尔解释说，他在诸多限制条件之下工作，其中包括笔记本电脑不足。他说，他依靠联邦调查局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员关系网来提起诉讼。
康诺顿预料到了他的开场白。“兰尼，你需要深入到你的‘管道’中去，确保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检察官的办公室将此作为首要任务。使劲摇晃你的管道，让它把案子给你带回来——不要只是坐着干等。”复杂的欺诈案件太难胜诉，因此很难挤进繁忙的联邦检察官的正常工作流程。肇事者在犯下罪行的同时能够娴熟地清除犯罪痕迹和建立防御，背后还有高薪律师和会计师支援；随后，他们会用无关紧要的文件淹没调查人员。因此，应该建立一支类似特遣队那样的队伍，针对每个被怀疑的机构，花一两年时间进行调查，花时间学习该寻找什么证据，检查每封电子邮件和每条即时消息。康诺顿回顾了他与布鲁尔在克林顿政府中共事的经历：“你得像肯·斯塔尔一样。你得像调查毒贩一样针对这些家伙中的某些人，就像斯塔尔针对克林顿一样；你得向他们身边每一个初级工作人员施加压力，直到有人投靠你。”
这次会面让他清楚地感觉到，司法部门并没有把这件事当作紧急事项。
考夫曼的监督听证会于12月举行。布鲁尔坐在证人桌旁，身旁还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他们都表示他们在调查此案，但需要找到能够证明动机和意图的内部人士。请给我们时间。
康诺顿想要相信他们。但2009年过去，2010年到来，什么都没发生。
2010年1月中旬，康诺顿和考夫曼前往纽约，会见美联储年老的巨人保罗·沃尔克。沃尔克通过推高利率引发一场大型经济衰退，从而压制了卡特和里根政府时期的通货膨胀。银行家为此爱上了他，农民和建筑工人却堵塞华盛顿的交通来谴责他。然而沃尔克是体制中的一个古怪成员。他生活在政治和金融精英重叠的世界核心，但他已成为华尔街尖锐的批评者——太过聪明的操弄，过高的薪酬——他现在是内部的异见人士，表面上受到尊重，私下里却不受信任。他曾告诉一群高管：“过去二十年来，我目睹的最重要的金融创新就是自动取款机……我没发现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近年来金融市场上大量的创新对经济生产力有什么明显影响。也许你可以告诉我，我错了。我只知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这些创新，经济却增长良好。事实上，在没有信用违约互换、没有证券化和没有债务担保证券的80年代，经济增长也不错。”
沃尔克成了奥巴马的完美幌子：他可以用来安抚改革者，并为体制提供掩护。总统任命沃尔克领导他的经济顾问小组，但并没有认真对待他的建议。沃尔克的主要提案——禁止银行设立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禁止用存款人的资金为自己的账户做交易——等于向《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后退了半步。六个月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
沃尔克与来自华盛顿的访客一同在中城的会议室里坐下，他说：“你知道，不管什么人提出什么提案，银行都会出来宣称它将限制信贷和损害经济。”接着是长时间的停顿；他颀长的身体上是一张小圆脸，眼镜后的眼睛睁大了，嘴角两旁露出谨慎的沟壑，“全是胡说八道。”
考夫曼大笑。他承认，他的野心是彻底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沃尔克说：“如果有人想做一些更引人注目的事，我不会阻止。”
下一周，奥巴马宣布支持他所谓的“沃尔克规则”。他试图摆脱自己总统任期的最低潮：斯科特·布朗刚刚抢走泰德·肯尼迪的参议院席位，让民主党失去击败共和党阻挠议事的能力；现在，共和党用这个法子挡住多数党试图送进参议院的每一个法案。总统的医疗保险法案似乎已经没有希望。美国的失业人数达到了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点。
康诺顿认为医保法案的时机很糟糕。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吸走了华盛顿的全部空气，可它跟失业和金融危机究竟有什么关系？也许是他内心的南方人性格作祟，他怀疑华盛顿并无能力在整个国家正分崩离析的同时，用一份数千页的法案解决医保这么庞大而复杂的问题。他会参加周五早上在哈特大厦会议室举行的民主党幕僚长会议，听着总统助理热情地谈论白宫医保会议的“公众形象”、“信息传递”宣传，以及“成本削减”这种词语在民意调查中有多受欢迎——有那么几周，“经济”这个词一次也没人提及。不过，在医保方面，考夫曼只是听从民主党的领导。康诺顿关心的是华尔街，在这个议题上，他和考夫曼自行其是。
负责华尔街改革法案的参议员是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多德。康诺顿自1995年以来一直不喜欢多德，当年，康诺顿曾敦促克林顿在证券诉讼法案上与大企业斗争（那是他第一次跟华尔街作对），多德正是反击者。多德在华尔街筹集了数千万美元的竞选资金（2007至2008年间就募集了差不多一百万美元），他欠华尔街太多，他的许多选民似乎也认为他个人应该对金融危机负责。康涅狄格州的选民愤怒地发现，他从全国住房贷款服务公司拿到了一笔优惠贷款，还从银行救助基金中拨出数百万美元，作为aig高管的奖金。多德见势不妙，宣布他将在2010年底退休。
这本该让他能自由地跟考夫曼一起追击华尔街，但康诺顿认为事情刚好相反。如果多德不得不再次面对选民，他会感到压力，不得不敦促通过一项严厉的法案。相反，离开参议院之后，他可以自由地为生活做好准备；在这一方面，金钱的力量仍然会影响他的职业前景。在攻击建制之前必须想清楚，因为如果你跟随大流，就会有许多路子过上舒适的生活（例如多德接下来会干的事：成为电影业的顶级说客）；相反，攻击建制可能会阻止你进入这个国家的大部分领域，而那里本来可能有你的位置。要么加入，要么退出。
多德花了整整一个冬天，在银行委员会紧闭的大门后与共和党人谈判，做出让步，坚持说他想要一份两党都支持的法案。但他从未有过任何进展——亚拉巴马州的理查德·谢尔比不肯合作，而田纳西州的鲍勃·科克没有影响力。沃尔克规则成了可牺牲的东西，格拉斯－斯蒂格尔则无处可寻。几个月过去了，康诺顿开始怀疑，多德其实是在与他自己谈判，利用共和党人和两党合作的理想，作为削弱金融改革的掩护，并最终达成华尔街可以接受的法案。康诺顿开始明白，委员会主席有最高权力，能决定什么成为法案，什么不能，以及是否能在委员会或参议院辩论时增加修正案，哪些修正案能存活，哪些会死去。由于他的上司不是委员会成员，康诺顿对当前情况几乎一无所知。
有一天，他打电话给前公司的杰克·奎因。“我进不去银行委员会，”康诺顿说，“我猜，你们很难获得有关法案的信息？”
“我昨天刚跟克里斯·多德一起待了四十五分钟。”奎因告诉他。奎因与他所代表的一家保险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起，跟多德坐下来聊天，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清二楚。而康诺顿，一位对金融改革非常感兴趣的参议员的心腹，却毫无头绪。他写信给另一位幕僚长说：“我进入政府，是为了改变华尔街；现在我意识到，我刚刚离开的那个圈子对法案的影响，比我在参议院内部更大。”那位幕僚长回信说：“这真是太让人难过了。”
康诺顿找到几位记者，他们同意让他匿名发言；作为“一名参议院高级助理”，他开始在媒体上追击多德。“我的理解是，多德正在推进一项包含让步的法案，”他告诉cnbc，“我以为做出让步是为了获得他人的支持。经过四个月的谈判，多德做出的让步却只是让共和党人刚刚开始考虑而已。我真的不明白。”同一个参议院高级助理告诉《新闻周刊》：“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总统意识到，什么才利害攸关。”
考夫曼决定将他的提案推向参议院辩论。在康诺顿和另一位助理的帮助下，他起草了一系列演讲，关于华尔街的贪婪，关于金融危机，关于我们未能惩罚任何一名肇事者的事实。
当一名参议员站在他的桌前，诵读工作人员刚刚放在桃花心木讲台上、摆在一杯水旁边的演讲稿时，没人会听。参议院主席，一个多数党的新人，正坐在升高的椅子上，读着《纽约时报》或是滑动着黑莓手机。有时，参议员面对的是空空如也的议事厅。中途，下一位有发言权的参议员可能会穿过房间后面的双层门，走到桌前，在那里翻看事先准备好、直到此刻都未曾读过的文字。在主席椅子上方的媒体席，没有记者在听，没有人做笔记——只有无人看管的美国有线频道摄像机在运转，编好的程序让它们聚焦在发言者身上，一排排空桌子被切在镜头之外。很少会有两位参议员真正听取对方的观点并辩论；有一次，当来自俄勒冈州的新人参议员杰夫·默克利进入议事厅时，一个民主党参议员和一个共和党参议员正在单独地争辩。他停下脚步，心想：“哇，这可真少见——这里正在进行一场对话，他们在表明观点和反驳对方观点，他们在互相挑战。”就这样，在2010年，世界上最伟大的审议机构开始处理关乎民众的事务。
康诺顿知道，没有人会去听考夫曼的演讲，所以他们写的是长篇的、详细的论文，里面充满历史性的解释和艰深的论证，希望盟友能在互联网上引用它们——包括阿里安娜·赫芬顿，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和博主西蒙·约翰逊——并广泛传播。
3月11日，考夫曼面对空荡荡的议事厅诘问：“考虑到我们的政策和监管失败造成的高昂代价，以及华尔街不计后果的行为，为什么当我们建议回归过去成熟的法条和监管思想时，还需要承担举证责任？”他继续说道：“举证责任应该在那些只愿意对现行金融监管体系的边缘修修补补的人身上。在经历如此巨大的危机之后，我非常惊讶，我们的一部分改革建议实际上在许多关键领域维持了现状。”他补充说，他不相信监管机构在下次银行开始崩溃时能更好地执行规则。国会必须编写一份清晰明了的法案，来替它们做好工作。多德的法案无法解决“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我们需要在这些机构倒下之前就把它们拆解，而不是带着一份计划作壁上观，等它们真的倒下时才去抓住它们。”
3月15日，破产审查员发布了关于雷曼兄弟的报告，强烈指明是欺诈行为导致公司倒闭；考夫曼再次上台发言。他听起来就像1985年的乔·拜登：“最终，这将是一场考验，考验这个国家究竟有一个司法系统还是两个。面对欺骗了投资者数百万美元的华尔街公司，如果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跟对待从收银机里偷走五百美元的小贼不同，那么，我们怎么能指望我们的公民对法治还有信心呢？”
3月22日，多德的银行委员会终于提出法案。法案中有一个弱化版的沃尔克规则，对衍生工具的监管十分软弱，并且没有明确指出银行可以承担多少责任。康诺顿和考夫曼起草了一份尖锐的批评。
“这么干可真的会惹恼多德和政府。”康诺顿警告他。
考夫曼说：“我是在跟时代对话。”
这些演讲开始引起注意。威尔明顿的《新闻杂志》在头版报道了他们，并在社论中以支持的态度引用他们的观点；《时代》杂志为考夫曼做了专访，《赫芬顿邮报》也称赞他。多德十分恼火，以至于从中美洲打来电话——他正在那里带领一个国会代表团访问——告诉考夫曼：“别再说我法案的坏话了。”康诺顿跟多德的银行委员会幕僚长谈了话，后者向他保证：“不必担心说得太过。笑到最后的是克里斯。”
此话不假。首先，其他委员会的主席都站在多德那边。总统的最高顾问也在他那边。4月初，拉里·萨默斯到访考夫曼的办公室，解释为什么拆分大银行是错误的。这样做会使美国在全球金融竞争中的竞争力下降；其实，大型银行倒下的可能性小于小型银行。考夫曼决心不被他压倒，于是友好地轻拍萨默斯的手臂来打断他的阻挠，引用艾伦·格林斯潘来反驳他。一个月后，轮到了盖特纳。在考夫曼门口等候时，康诺顿和财政部长聊了聊，发现他的态度诙谐而轻松。当他们走进考夫曼的办公室，康诺顿告诉他的上司：“我已经检查过了——他没带武器。”跟萨默斯相比，盖特纳的态度更像是调停，他解释说，在新的国际资本要求下，大银行无论如何都会萎缩。考夫曼说，过去的监管失败了，要想防止再次救助银行，唯一一个万无一失的方法就是限制银行的规模。结果，他们同意保留不同的看法。
最后，连白宫也站在多德那边——总统站在他那边。康诺顿回到参议院时，曾想象拜登成为他们的关键盟友，他敦促考夫曼拿起电话，要求他的老朋友推动司法部门起诉高层，推动财政部认真对待金融改革。一如既往，考夫曼保护着拜登。华尔街不该是拜登的问题——它会占去船上一半的空间，而船上已经堆满伊拉克、经济刺激和中产阶级问题。康诺顿无法克服这种陌生感：他们的前任老板如今是这个国家的二号人物，距离椭圆形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遥，而他们对华尔街束手无策。共和党人原本就指望不上，所以康诺顿的不满更多是针对自己人。“在这全国危机的紧要时刻，如果你不用尽全力挥拳，”他说，“那你可能也欠永居阶级的人情。”
4月下旬，考夫曼和俄亥俄州的谢罗德·布朗提出对多德法案的修正案，即《布朗－考夫曼修正案》，提出将银行的非存款负债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实际上，《布朗－考夫曼修正案》将迫使超过一定规模的银行被拆分。两位参议员在参议院发言，不带讲稿地与人辩论。考夫曼的眼镜挂在鼻尖，他俯身越过桌面，拳头挥击空气，用颤抖的声音宣称：“1933年，我们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帮助我们度过三个世代。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一条在接下来两三代人的时间里都能起作用的立法？不管我们能否选出相信自由市场的总统，不管我们的监管者是好是坏，这条立法都能奏效，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它？为什么美国参议院不做好它该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