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赎排山倒海地到来。它们来到“乡村步道”和马车角，来到坦帕内城和最外沿的帕斯科，来到格尔夫波特和圣彼得斯堡东北部；它们来到堆积着三个月信件的房屋门前，来到孩子们正在看《探险家朵拉》、而大人们已经不再接电话的房屋门前；它们来到入住率为百分之二十的汽车旅馆，还有业主身份模糊、住址未知的投资地产。它们的到来如同一个言简意赅的传票送达员：死亡天使。
止赎以投诉开始，所有投诉都一样：你欠我钱！这些投诉由名称一目了然的金融机构递交：汇丰银行美国、emc抵押贷款公司、bac住房贷款服务公司（前全国住房贷款服务公司）、lsf6墨丘利不动产投资信托系列2008-1、作为贝尔斯登alt-a信托基金2006-6按揭通证系列2006-6持有者受托人的花旗银行，以及作为ixis2006-he3受托人和托管人的德意志信孚银行（前银行家信托公司），由萨克森按揭服务公司（前美瑞泰科按揭服务公司）作为事实代理人。这些机构的投诉由止赎工厂起草，例如大卫·j.斯特恩律师事务所、马歇尔·c.沃森律师事务所、佛罗里达违约法公司等等；这些投诉以传票的形式由传票送达服务公司送上门来，例如坦帕普罗维斯特有限责任公司、吉森·照尔传票送达服务公司和希尔斯伯勒县治安官办公室。传票会送到业主手上，或是钉在前门上，或是留给邻居，或是丢进空房子旁边的垃圾堆里；这些房子属于奥利维娅·m.布朗等人、杰克·e.哈默斯玛、米尔萨·德·拉·克鲁斯（又名米尔萨·德拉克鲁斯）、奥姆·什里坦帕有限责任公司、lsc投资者有限责任公司、无名氏、约瑟芬·吉拉吉斯和约瑟芬·吉拉吉斯未知姓名的配偶。传票上写着：
有人提起了一项针对您的法律诉讼。您须在本传票送达后二十天内向本法院的书记员提交书面回复。打电话无法保护您；如果您希望法院听取您的诉讼请求，您必须提交书面答复，并在答复中注明上述案件编号和当事人姓名。如果未能及时提交答复，您可能会败诉，此后您的工资、金钱和财产可能会在未经本法院进一步警告的情况下被没收。
一切运转起来，诉讼集中到坦帕市中心；在那里，它们聚集到第十三司法巡回区的乔治·e.埃奇库姆法院大楼四楼。它们越过海湾，在第六司法巡回区圣彼得斯堡司法大楼的三楼成群结队。它们变成了数百万页的法律文件；文件被塞进厚厚的棕色法律文件夹，文件夹堆放进文件盒，文件盒装上推车，推车被法警推进法庭，法警因为忙这些事显得疲惫不堪。在那里，黑衣法官——他们中的一些人早已退休，为此事重返工作，每日津贴六百美元，大部分由止赎申请费用支付——负责清理佛罗里达积压的五十万个止赎案件，正如前几代人为开辟坦帕而清除红树林沼泽地一般。
止赎案件如此之多，州最高法院要求尽快处置这些案件的压力如此之大，一位七十五岁左右的高级法官可能一次要审三千个案子。12月的一个早晨，希尔斯伯勒县法院的诉讼时间表上有六十个案子要审，从上午9点的全国城市抵押贷款公司诉克里斯托弗·迈耶案开始，到中午的摩根大通家庭金融服务公司诉威廉姆·马滕斯案结束，每个案子只有三分钟伸张正义的时间，通常更短。午餐后，从1点半的富国银行诉斯蒂芬妮·贝瑟案开始，到5点的德意志银行诉雷蒙德·卢卡斯案结束，法官又判了六十个案子。
如果贝瑟女士或卢卡斯先生恰好由律师代理，那么火箭发射时刻表——人们如此称呼它——就可能得暂时放慢速度，落后于预计时间表。最糟糕的是，如果贝瑟女士或卢卡斯先生亲自出庭，那么法院将不得不面对止赎案件的真人面孔，面对因可能失去自家房屋而流露出焦虑的面容；尴尬在诉讼程序中萦绕不散，就好像一名绝症病人闯进一个房间，而医生正在那里冷静地讨论她无望的预后方案；法官也更有可能向原告的律师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幸运的是，这几乎从未发生过。大多数案件都不存在对峙，只有银行的律师出席——这些律师几乎总是来自佛罗里达州几家律师事务所之一，那些律所被称为止赎工厂，由一个自动的计算机系统分配案件——有时，银行律师甚至不会亲自出庭，只会在法庭的扬声电话上传出一个有着法律学位的声音，打半小时电话就能搞定十四个案件。每个案件最后，法官都会问：“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还有什么遗漏吗？”然后，两层楼下面的202室会敲定一个止赎拍卖日期。有时法庭是空的，只有法官、一两个法庭助理和一名推着装满案卷的推车来来回回的法警。更有甚者，为了节省时间，也许也是为了让这个司法仓库远离公众视野，许多案件的审理甚至不是在法庭上，而是在隐秘的法官私人办公室里进行。
2010年夏天，在乔治·e.埃奇库姆法院的409号法庭上，工作人员开始注意到一个女人，她每天都会出现在止赎案件法庭上，但看起来与案件没什么关联。她坐在后排，不发一言，却写下大量的笔记。就算她是案件当事人，也从没见过她参与庭审；她穿着蛇皮图案v领上衣、黑色休闲裤和刺绣夹克，戴着玳瑁眼镜，看上去更像一个法律秘书而不是律师。她是个六十多岁的矮胖白人女子，留着干草色的齐颈短发，神情疲惫——除非举止异常，否则没人会注意到那种人。
那个女人的名字是西尔维娅·兰迪斯，她只是一个普通市民，一个没有公职的平民，但她个人对法院如何处理止赎浪潮和卷入巨浪的人们很感兴趣。跟坦帕的几乎所有人一样，她来自外地——宾夕法尼亚州的多伊尔斯敦。她的父亲是一名推销员，长期失业，她在混乱的财务状况中长大。直到三十多岁，她才不再做关于饿死的噩梦；不过，她获得了人事管理学硕士学位，让自己跻身中产阶级——她父母正是从那里坠落的。她在洛杉矶警察局担任了二十年职业培训师。1999年，西尔维娅开始为退休做准备，踏入了日渐膨胀的中产阶级亚文化领域：房地产。她去听了一位名叫马歇尔·雷迪克的南加州投资大师的课，他的研讨会上洋溢着虔诚的热忱，座右铭是“帮助消灭中产阶级的贫困”。整个课程就像一场布道会，人们纷纷冲出教室去买房。西尔维娅领会了这种精神，她一度拥有五套房子：两套在加利福尼亚，后来卖掉赚了钱；一套公寓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还有两套在佛罗里达州——一套在坦帕，用于出租获利，还有一套全新的房子在开普科勒尔，她计划退休后到那里生活。
事情没能照计划进行。
2004年，她因卵巢癌不得不从洛杉矶警察局提前退休，并拿到一笔退休金。2007年，她搬到阿什维尔的公寓，打算开启新的事业。2008年初，当市场一路崩盘，她感到呼吸困难，不得不在心脏病房住院治疗。她还欠十五万七千五百美元才能还清开普科勒尔那栋三居室房子的贷款——那里是危机的中心，止赎率全国最高——她收到的房租也减少了一半。她知道自己保不住那栋房子了。在美国银行申请止赎之前，她试图以短售的方式摆脱它，以低于所欠贷款的价格出售。正是在那时，西尔维娅开始了解银行运作的方式。
她在2009年初找到了买家（她将赔掉一半的投资），但她似乎每天都在打电话给美国银行，总是从一个人转接到另一个人，最后房子没能卖掉。这时，她开始相信，银行正有意增加她的成本。当时，“机器人签名”一词尚未出现，但她收到的文件看起来不像真的——都是电脑生成的副本，有着错误的日期和可疑的签名，内容关于她的按揭贷款从最初的出借方全国金融服务公司转移到美国银行，因为后者收购了前者。她写信给银行副总裁，给州检察长，给《纽约时报》的格雷琴·摩根森，给任何可能关注这件事的人。她花光了钱，付不起律师费，只好自己代理自己。所有这一切发生时，她仍处于癌症恢复期，不必多说，这些压力对她的健康没有好处。
2009年底，她在开普科勒尔的房子完成了短售。两周后，代理美国银行的大卫·j.斯特恩律师事务所起诉西尔维娅违约，仿佛这场交易从未发生。（斯特恩是佛罗里达州规模最大也最臭名昭著的止赎工厂，它像一座法律血汗工厂一样运营，每年处理十万桩案子，其中大部分来自房利美和房地美；在该州因欺诈调查而将其关闭之前，这家律所的老板已经把赚取的利润花在四栋豪宅、十辆豪华轿车、两架私人喷气式飞机和一艘一百三十尺长的游艇上。）西尔维娅花了四个多月才在银行找到人来理顺这团出错的止赎乱麻，但她的信用分数遭到了致命伤害。
那时，她已经搬到坦帕。她对那里的房子拥有五万美元的产权，还有一笔九十一万美元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她卖掉阿什维尔的公寓，将坦帕那栋原本用来出租获利的房子当作自住房；哪怕赔了一大笔钱，这么做也是划算的。她的同伴，一条多动的西施犬——西尔维娅没有孩子——也需要一个院子。那是一栋非常低调的房子，在一个名为糖木林的工人阶级住宅区中，她的邻居驾驶卡车，自己修理房屋。即使如此，她还是需要一个室友。2007年，她拥有一百万美元的资产。现在，她一无所有。她的积蓄随风而去，要不是有政府养老金，她早已流落街头。在这一过程中，她还给了瓦吉德·“罗杰”·萨拉姆一大笔钱，他是坦帕的“合资专家”和“智者论坛创始人”，还跟励志演说家安东尼·罗宾斯一度共事。不用说，她再也没见过那笔钱了。在洛杉矶，房地产大师马歇尔·雷迪克俱乐部的一些成员已经提起集体诉讼，控告他们的导师在佛罗里达州进行欺诈性房屋销售（西尔维娅说，雷迪克制造的中产阶级贫困比他终结的更多）。西尔维娅很后悔没有相信自己的直觉，在预感到崩盘来临之时带着一大笔钱退出市场，但她并不以一开始就进入房地产市场为耻，哪怕现在投资者遭到非议，与次级抵押贷款机构一样被认为应该对崩盘负责。主动进取、自助自立，这难道不正是美国精神吗？
她曾在《纽约时报》专栏中读到一个能完美描述自己的词：“前中产阶级”。她知道，还有无数其他人也走上了同样的下坡路。西尔维娅一直保持政治冷感，对权威满心尊重、毫不质疑——她甚至不知道她在洛杉矶警察局的工会名称——但是跟银行打交道的经历改变了她。她称之为“明目张胆的欺诈”，从未想象过这种事竟然可能存在。来自多伊尔斯敦的一种保守的冲动，加上对混乱的恐惧和对法律与秩序的渴望，带领她来到了市中心第十三司法巡回区的乔治·e.埃奇库姆法院。她想看看，当止赎案件抵达法院时会发生什么。她觉得自己的观察也许能帮上其他人。
第一次来到法庭的那个周一早晨，西尔维娅满心敬畏。她本能地想要保持礼貌、不惹麻烦，但她找不到止赎法庭——没有公开听证时间表。六楼的一位接待员告诉她，那些案子会在513号房审理，但她发现513号房在五楼一个上锁的区域，四周看不到法庭官员。她下了一层楼，来到409号法庭，接待员说那里也可能会有庭审（尽管似乎没什么是确定的，因为没什么是写下来的，而如果没有写下来，法律就一文不值）。409号法庭的大门是敞开的。里面有一个法警。她告诉西尔维娅，那里没什么值得看的，只是行政程序而已。
“有规定说我不能旁听吗？”西尔维娅问。
在法官席上，道格·利特尔法官正在一台电话和一车文件盒之间主持庭审。免提电话上发言的是大卫·j.斯特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早上好，法官大人。”电话里发出粗粝的声音，与听证程序的严肃气氛交相呼应。随着火箭发射时刻表开始运转，西尔维娅开始做笔记。文件中经常缺少原始的贷款抵押文件，法官会要求电话另一头的律师在周末之前提交这份文件。在一些案例里，整份文件都不见踪影。有几位被告亲自出庭，或有律师代表他们出庭。这其中包括迈克尔·麦克雷，他已经在自己家里住了十八年，有两个儿子和一份新工作，并试图重新贷款（法官延迟了出售日期）。还有霍华德·赫夫，一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黑人，似乎根本不知道出问题的房子在哪里，因为他只是跟一个认识的经纪人搞投资，同意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一份贷款申请上，结果现在发现自己被银行告上了法庭。（西尔维娅对此忧心忡忡，她在听证结束后追上赫夫，催促他去找法律援助。赫夫茫然地看着她。）不过，绝大多数案件都无人提出异议。西尔维娅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她知道银行是如何击败他们、欺骗他们、搪塞他们，在法庭审理之前一直拒绝接听电话，大部分被告到庭审时已经放弃了。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正义在眨眼之间得到伸张。
“这些失去自家房子的人得到的时间，”西尔维娅后来说，“还没有我在麦当劳免下车外卖窗口花的时间多。”代表他们讲话时，她有了一种新的感觉，不同于她自己经受的煎熬，这种感觉更像是同情。
上午的审理快结束时，利特尔法官突然对她说：“你需要什么吗？”
“我可以拿到一份诉讼时间表吗？”
法官不确定地看着法警。法警坚定地摇了摇头：“每天的诉讼时间表都会送进碎纸机。”随后，西尔维娅看到这位法警对一名法庭官员低声说了些什么关于她的话。
不过，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西尔维娅已经没有看上去那么容易被吓到。等到当天结束，她再次要求法庭提供诉讼时间表，这次，她从法官书记员那里拿到了一份。根据诉讼时间表，她就能将房主姓名和银行的名字跟她目睹和记录下的案件一一对应起来。那天晚上，她把自己的笔记写成一份报告，发送给一个积极为止赎案件辩护的佛罗里达律师网络。就这样，她成了他们在法庭上无偿的耳目。西尔维娅·兰迪斯就这样投身了一场运动——她参与的第一场运动；她说，这是一场关注法律、财产权、透明度和民主的“中产阶级运动”，参与者都是天真的美国中产阶级，他们一直信赖这个系统，从未与之斗争过。她就这样认识了马特·韦德纳。
“马修·d.韦德纳律师事务所”，玻璃窗上挂着的牌子这么写道，“房地产、民事诉讼、家庭法、公司法”。基本上，韦德纳来者不拒——他是个大门律师，法律界里勉强糊口的农民，每次代理先收几千美元定金。他在圣彼得斯堡市中心一片看起来很可疑的地带有一间破落的店面，两边分别是一家沙龙和一家比基尼酒吧；他凌乱的弧形桌子占据了地面上的大部分可用空间。乍一看，韦德纳本人的模样也有点可疑。
他是佛罗里达人，年近四十。从一张旧借记卡上的照片来看，他过去是个胖子，但开始参加铁人三项之后就瘦了下来；在他桌子后面的墙上，学位证下面挂满了镶框的奖牌。他离过婚，把还有一大笔贷款没还清的房子留给了前妻，她不愿意卖掉房子。当他的小区里开始出现悍马，他知道崩盘已经迫在眉睫——这一切都如此傲慢、如此荒唐。韦德纳自己租了一辆白色凯迪拉克，这就是他对美国汽车业的贡献；他在后备厢里放了一个迷彩救生工具包。他有一张生机勃勃的粉色的脸，走路有点罗圈腿，无论撞见什么状况都能随机应变，抛出妙语。他会走进圣彼得斯堡司法大楼400号房间，睁大浅蓝色的双眼，装出一脸惊骇，对着一屋子身穿深色西装的律师宣称：“这个法庭里满是暴徒。”一旦他开始行动，这些句子就会在兴奋和愤慨中奔流而出。“我们消费来自各处的垃圾，但我们没在制造任何东西。如果在美国我们什么都制造不了，那我们又该如何偿还贷款呢？如果我们遭遇了一场完全意外的灯火管制或停电，导致纽约或芝加哥停转，那该怎么办？你觉得彻头彻尾的恐慌蔓延开来需要多长时间？”然后，在这番演讲的高潮时刻，他在口头上后退一步来检讨自己：“是我太歇斯底里了吗？”
韦德纳并不是一直对美国抱有世界末日的看法。他的人生开始于春假胜地代托那海滩，他在那里参加了童子军。他的叔叔唐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的主席，当时，佛州大部分人仍然是民主党；在他叔叔的管理下，共和党在所有六十七个县建立支部，并于1979年举行了第一次全州大会。马特吸吮罗纳德·里根的思想乳汁长大，参加了青年共和党的活动，虔诚地信奉上帝和国家、美国例外主义、自力更生和小政府。他上学时恰逢金里奇的国会革命，他给自己的拳狮犬起名叫纽特。他完全支持入侵伊拉克，“我们师出有名，还获得了一个能作为加油站的前沿作战据点。”然而如今回头想想，他能看到，从父母那代人开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腐坏就已初见端倪。韦德纳的祖父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拼命工作，去世时已经还清房贷——见鬼的是，当他的父亲背着安老按揭退休，浪荡了十年之后，他的祖父仍在工作。“我们的父母又肥又懒，”他说，“我们的祖父母永远不会抵押一切，靠债务过活。如果你看一下过去二十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特别是过去十年，你会发现它并不是基于我们制造的东西。它是基于三十年前制造的东西在纸面上的交易。”
1999年，韦德纳从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获得法律学位，然后来到佛罗里达州止痛医学学会担任说客。他的工作是在州内飞来飞去招待医生，让辉瑞和诺华的药物代表在学院年会上写下五万美元的支票。他会在塔拉哈西参加会议，那里的房间布置让说客们能顺畅地从餐台走向等待的议员们。握手之时，真相显露，韦德纳会与州议员目光相交，他从口袋里掏出装满支票的信封，州议员会用手掌感受它的厚度，好决定韦德纳有多少时间，来解释挫败一项新法案的重要性——这项法案要求患者每次购买氢可酮时都需要拜访医生——因为一旦这项法案通过，妈妈们就没法给孩子买到止咳糖浆了。说到这里，韦德纳会被打断，时间到了。
日复一日，这些场合让他感到恶心。他离开房间时心里会想：“我想进入一个诚实的行业，比如他妈的法律界。”
2001年，他开始在他的叔叔唐在杰克逊维尔的律师事务所工作。12月12日，韦德纳本应与叔叔、另一位律师和两位客户一同搭乘唐的单引擎切诺基风笛手小型飞机往返劳德代尔堡。临出发前最后一刻，有个法官打来电话，把马特拖在了办公室里。那天晚上，在大雾中，飞机坠毁在杰克逊维尔机场附近的一片松树林，无人生还。
经历了这场令人不寒而栗的死刑缓期判决后，韦德纳逃往圣彼得斯堡，在那里单枪匹马成立一家律师事务所。最初几年里，他甚至没地方坐下，只有当临街办公室里的其他律师出庭时才能弄到一张桌子。他埋头苦干、勉强糊口，接的大部分是离婚案，直到2007年前后，止赎案开始涌入。第一批案子来自南圣彼得斯堡等贫穷区域。然后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也遭了殃。这是一场大屠杀，但一切都暗中进行，因为没人愿意谈论它——满面羞惭的男人们几乎没法开口告诉韦德纳，他们跌入了怎样的房贷修订骗局。夫妇们坐下来互相指责，妻子埋怨丈夫丢了工作，丈夫埋怨妻子非要买大房子，直到韦德纳制止他们：“嘿，伙计们，现在是咱们要跟他们作对，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咱们得团结一致才行。”他会绕过弧形办公桌，走到客户那边，拖来一把空椅子，放在他们中间：“我希望你们能注意一下，这对孩子会有什么影响。”
有些客户第一次上门时会说：“不惜一切代价，我也要保住我的家。”韦德纳则告诉他们：“我就是你要找的人。我会为你们而战。”整个2008年加上2009年的大半年，他都以为政府和银行能想出什么方案——拆分拖欠贷款，财政部向银行支付一半，银行将另一半作为坏账核销，这样就可以把贷款划归联邦政府；政府可以跟房主们重新谈妥，让他们能留在自己家里。银行救助这样的方案，可以让所有幽灵债务直接蒸发，反正它们直到世界终结也没法还清。但房主们并没有获得救助。他的客户们会花费数月，试图让银行的人接电话，好让对方同意把房子短售或是做贷款修订，结果却徒劳无功、日渐疲倦，最后回到韦德纳这里，说：“我准备好放弃了。我妈有个地方让我搬去住。”或是：“我们准备在市中心租个地方住。”
韦德纳会告诉他们：“我从来没输过止赎案。”千真万确。从没输过。不是因为他有多优秀——尽管客户们认为他是个无所畏惧的律师。是因为体制太糟糕了。
韦德纳发现，一旦他制造出任何阻力，银行的案子就开始摇摇欲坠。原始笔记丢失了。产权调查无法建立起连续的监管链。抵押贷款电子注册系统把县法院记录办公室里原本好好的传统实体文件换成了电子版，而根据佛罗里达州法律，这种电子复制版并不符合规定。文件上带着伪造的签名、虚假的日期和假造的印章。当经济一帆风顺时，没有人注意到这些，可一旦事情急转直下，人们停止还贷，美国的抵押贷款就变成了一场骗局。一位名叫阿琳·富伊诺的客户（她是个房地产经纪人）同她的“短售和止赎资源”被“作为结构性资产证券公司信托2006-wf2受托人的美国银行全国协会”起诉违约。这他妈是什么东西？韦德纳将此案提交到第六巡回区的法官那里，要求原告的律师证明资质：“我们只是要求他们确认，那个问我的客户要几十万美元的实体到底是谁。”基本上，华尔街（他称之为“哥谭，肛门，国家的黑洞，吸走了所有资金的大灾难核心”）通过证券化将抵押贷款切割和包装了太多次，接下来，银行又在尝试收回不良贷款时各种抄近路，到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机构能对某人的房子主张明确的权利。而这并没有阻止治安官代表来砸门。
韦德纳过去从未怀疑过法院的公正，可如今，他对这背后的意味深感震惊：“我们的整个财产所有制都处于混乱和骚动之中。”
有一天，他坐在圣彼得斯堡司法大楼的300号房间，等待他的案子开庭。这时，另一个止赎案的原告律师告知法官，其实她并不是原告律师。一家名为“借款人流程服务公司”的巨型止赎工厂里的一台计算机雇用了她，让她代理富国银行，但富国银行并不是票据的持有人，美利坚合众国银行才是，至少她是这么认为的。帕梅拉·坎贝尔法官让她把事情搞清楚。当轮到韦德纳的案子，他站在法庭的淡绿色地毯上，说：“法官大人，刚才听到上一个案子的情况，我的脑袋都要爆炸了。”
坎贝尔法官勉强笑了一下：“希望他们能弄明白原告到底是谁。”
法官们听了韦德纳的论点，对止赎售卖发出了终止令。但法官拒绝照他所言驳回整个案子，因为毕竟他的客户还欠着钱。于是，这些案子在炼狱里煎熬，无人偿还贷款，法庭继续积压案件，银行拒绝修订贷款的申请，客户得不到解决方案。但至少，他们能留在自己家里。
杰克·哈默斯玛就是一个例子。当杰克第一次走进韦德纳的办公室时，他还是个魁梧的船舶推销员，一个汉子中的汉子，曾经拥有一家修车店，也炒过房。他刚过五十岁，为他在圣彼得斯堡的房子背负着两笔共六十万美元的贷款——这是个荒唐的数字，因为到杰克雇用韦德纳时，房子的价值可能只有这一半。杰克想告诉他的律师和任何愿意听他说话的人，他毕生兢兢业业工作，在买下这栋房子时还是能负担得起的。韦德纳一介入，银行就没法把最基本的文件准备好，诉讼拖了好几年。这期间，杰克丢掉了船舶公司的工作，积蓄日渐缩水，还患上了三种类型的癌症：结直肠癌、肝癌和淋巴癌。这发生在韦德纳的许多客户身上——工作、房子、健康，通常是按这个顺序。韦德纳眼睁睁看着杰克在他眼前萎缩下去，足足瘦了一百磅。第一次咨询后过了三年，杰克在一个下午一瘸一拐地走进办公室，讨论他的案子。他从短裤里伸出瘦弱的双腿，肩上挂着一个帆布袋，里面伸出一条管子，一直延伸到胸口的绷带下面。他刚刚结束了五个小时的化疗，正开始四十八小时的抽液。
“我发现很多客户都生病了。”韦德纳请杰克坐下，告诉他，“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关联。你知道吗？”
“压力无疑很大，”杰克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嗓子堵住了。从他的面庞仍然能看出过去英俊模样残留的痕迹，“如果你没法工作，几年里都没有收入，那么，这会对你造成不好的影响。你没钱了——不是故意的，你只是无力还钱了。”
“你是在这里坚持最久的人之一。”韦德纳说。
“它会比我活得更久。”
“不要放弃。”让韦德纳生气并不需要太多刺激，杰克的存在就足够了，“我们只是想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事业，我们想要为社会提供些什么。我真他妈气坏了，政府夺走了我们提供任何东西的能力。”
“我不知道是否该由政府来创造就业，”杰克说，“但是他们得负责来缓解这种状况。当我申请某份援助时，他们盯着我看的眼神就像我有三个脑袋一样。”杰克差不多已经破产，这使他丧失了向政府申请房主紧急资助计划的资格。他的治疗每月要花费三万五千美元，一旦联邦医疗补助计划拒绝他的申请，治疗就会结束。“我困在这个小小的角落，找不到出路。有些事情迟早会崩溃。”
“他们说我妈能活的时间比给你的时间还短，但我妈现在还活蹦乱跳呢。”
“我也想相信自己能打败它。如果是说态度的话，我觉得我能——从精神上来说。但在临床方面，不，这不可能。统计数字说，我的病情只能让我活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