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拉克·奥巴马是迪恩第一个投票支持的民主党总统。这根本无须思考——如果奥巴马是白人男性，百分之八十的美国人都会投给他。是奥巴马，而不是约翰·麦凯恩或萨拉·佩林，在那个大选年的8月热浪中来到了弗吉尼亚州的马丁斯维尔，告诉社区大学体育馆中聚集的人群：“我会每天为你们而战。当我在白宫里醒来，我会想着马丁斯维尔和亨利县的人民，想着如何让你们的生活更美好。”奥巴马明白，旧制度已经失败；不管他是否了解生物柴油，他毕竟是在谈论一种新的绿色经济。在迪恩听来，那就像音乐一般美妙。
2008年，美国其他地区开始步皮埃蒙特的后尘。9月，华尔街崩溃，数百万人失去了工作；来年1月，奥巴马宣誓就职，宣布开启“一个负责任的新时代”，而那是几十年来最糟糕的一个月。通用汽车那样的巨型公司濒临灭绝。曾经是温斯顿－塞勒姆支柱的瓦乔维亚银行险些破产，就像从华尔街到西雅图的其他银行一样。一家又一家机构颤抖着倒下。作家们正在使用像“大萧条”和“郊区的末日”这样的词语。这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时刻。迪恩相信，美国人已准备好接受激进的变革。选出一位黑人总统只是第一步。
迪恩在北卡罗来纳州第五区的女议员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共和党人，名叫弗吉尼亚·福克斯。她身材矮胖，留着灰色短发，有教育学学位，是乔治·w.布什可靠的支持者。该区从田纳西州边界的蓝岭山脉一直延伸到格林斯伯勒以西，其中没有一个城镇超过两万五千人，九成居民都是白人。换句话说，福克斯代表着萨拉·佩林（大选前三周在格林斯伯勒举行的一次竞选筹款活动中发言）所说的“真正的美国”，而她指的并不是荒芜的农田、残疾人福利支票和可卡因。福克斯过去轻易赢得连任，但在2008年，她似乎已是过去的遗物，她的选民也是如此，甚至可能连她的政党也是如此。
在州界另一侧的弗吉尼亚州第五区，一场小地震正在发生。维吉尔·古德，一个反移民、亲烟草、从民主党转为共和党的现任议员，遭到一个名叫汤姆·佩列洛的年轻律师的挑战，这位律师形容自己是“信念政治”的实践者。佩列洛三十四岁，但看起来活像一个正在为开场后的扭打做准备的大学摔跤手——他个矮肩宽，面部宽阔平坦，下颚肌肉发达，目光锐利。在他本该决定是否参选的那天，他被五十只黄蜂蜇伤，引发了过敏性休克，在夏洛茨维尔附近他父母家外面的树林里摇摇晃晃。他的父亲，一名眼科医生，碰巧从草坪对面看到他，立刻抓起手边的肾上腺素笔——因为汤姆的母亲最近刚出现了过敏反应——冲进树林给了儿子一针，当时汤姆已经开始翻白眼。佩列洛不知道这是不是来自上帝的信号，但他选择如此理解，并宣布自己将竞选古德的席位。
没人真正知道佩列洛靠什么过活——他称自己为“国家安全顾问”“社会正义活动家”和“公共企业家”。他听“意识说唱”，举起盛着杰克丹尼威士忌的杯子，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祝酒。他单身，曾经留着胡子，并在纽黑文、纽约、塞拉利昂和达尔富尔度过了他为时尚短的成年生活，这些事实让古德的竞选团队获得了一个肥硕的目标，用来打响一场现代版的局部文化战争。
很长一段时间里，投票给民主党的那一半美国人都觉得这是一个未解之谜：为什么住在偏远小城镇的白人在年复一年变得越来越穷的同时，也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共和党——为什么一个世纪以前曾热情支持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美国人，现在却以惊人的数量投票给一个想要解除华尔街管制、让资本收益税归零的政党——为什么在夏洛茨维尔南部的29号公路上，一个杂草丛生的棚屋外面会竖着支持古德的巨大牌子。但在2008年，皮埃蒙特的状况已经太过糟糕，有些人开始转向另一个方向。佩列洛让选择变得更容易，因为他没有使用大城市自由主义者的典型语言——他经常谈论上帝，支持持枪权，反对同性婚姻，在经济方面听起来很激进，谴责“企业控制政府”，谴责大型银行和跨国公司，认为它们与华盛顿同流合污，让小型企业无法与之竞争。不管怎样，佩列洛听起来都像一个21世纪的布赖恩。其实他并不是——他的朋友是人权活动家、华盛顿智库人士、《新共和》的作者，他们是东部精英，满口内部行话和进步议题——但在第五选区，他带着真诚的热忱，为压抑的农民、失业的裁缝和小商户高声呼喊。在他看来，美国政治中的不解之谜并不那么神秘。“一个核心假设是，不知何故，这些贫穷的工薪阶层人士正愚蠢地投票反对他们的自身利益。”他说，“那么告诉我，又有哪个富有的民主党人不是在投票反对他们纯粹的自身利益呢？”
11月4日，佩列洛赢得了教育水平较高的夏洛茨维尔大学城周边地区。那里年轻人的投票率很高，因为奥巴马排在选票首位（佩列洛说，巴拉克·奥巴马是人生中第一位激励他的政治家）；沿着北卡罗来纳州边界往南，佩列洛切入了古德的优势区域：绍斯赛德贫困的城镇和农村地区。大选之夜，票数显示，佩列洛在三十一万五千张选票中领先七百四十五票。古德要求重新计票。六周后，佩列洛被证实赢得了选举。
佩列洛在保守选区的胜利是那年最大的颠覆之一，也是让2008年大选看上去像是一个分水岭的几场选举之一。佩列洛是迪恩会支持的那种政治家，而弗吉尼亚第五选区正是迪恩开办“美国第一家生物柴油卡车休息站”的选区。回想起来，两人的相遇似乎命中注定。
佩列洛搬进办公室后最早的行动之一，就是派出一名助理巡视这个比新泽西还大的选区，以了解他的新选民们想要从国会正在讨论的刺激法案中获得什么。在绍斯赛德的农场和小镇周围，这名助理发现了可再生能源的生命迹象：丹维尔外面的一个奶牛场正在用粪肥发电；路对面的一家苗圃里，一位前固特异工程师正在测试作物的能量产额；马丁斯维尔的一个垃圾填埋场里，工作人员希望将甲烷转化为电能。没有人指派这些人去做这些事，而它们正是佩列洛想要推广的那类生意：皮埃蒙特新经济的可行范例，与过去完全不同。这些小型项目一次能创造五到十个工作岗位，还能将资金留在当地，而不是像大型工厂和商店一样，将财富从社区中吸走。
最后，佩列洛发现了红桦能源公司。
迪恩已经准备了一份推广演讲，一个幻灯片演示，会为任何愿意听的人做介绍。他总是携带三个罐子，第一个装着油菜籽，第二个装着菜籽油，第三个装着生物柴油燃料，其中上半部分是金色液体，下半部分是深褐色的甘油沉淀物。他开场时会讲到自己顿悟的那一刻，也就是卡特里娜飓风击中墨西哥湾的那一刻。他讲述红桦能源的故事，引用杰斐逊关于土地耕种者的说法，展示一系列数据，来证明油菜籽的能量产额，展示生物柴油相较于普通柴油的优势，强有力地论证小型企业优于大型企业，以及将资金留在当地的必要性。农民和卡车休息站所有者将成为新的石油大亨！让财富从他们身上而不是从华尔街滴落下来！他询问听众，有多少人听说过石油峰值——人数从不超过百分之十五或二十。迪恩坚信，只要有一家红桦能源，就会有五千家；他最后会讲到罗杰·班尼斯特的故事，他是第一个在四分钟内跑完一英里的人：在他达成壮举之后不到五年，就有超过一百人也做到了。“他跨过了一个门槛。他向他们证明这是能够做到的。这就是我们对红桦能源的看法。”
随着时间推移，他完善了他的演讲，针对不同听众做了微调。在星山乡村俱乐部的格林斯伯勒同济会每月早餐演讲会上，他谈到了投资生物燃料的潜力。有时候听众反映不佳，他后来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在一个共和党县里引用了太多民主党总统的话，或是没能对一群政府官员解释清楚炼油过程。但每一次——他肯定对一百群不同的观众做过这番演讲——迪恩话语中那令人兴奋的新奇感听上去都像是当时当下的灵光闪现，因为它确实如此；听起来，仿佛只有这条道路才能通往集体救赎，因为它也确实如此。推销员必须相信他所推销的东西，而迪恩以皈依者的热忱深信不疑。他是生物柴油领域的苹果佬约翰尼，把好消息传播到每一个城镇。
迪恩总说，创业者和骗子之间仅有一线之隔。是什么让格伦·特纳成为后者而不是前者？他可能对他所谓“敢于成就伟大”中的每一个字都深信不疑。也许特纳是为了金钱和名气，但迪恩也想发财。那么，区别到底是什么？“刚开始时，我不得不自我反省。”迪恩说，“他们相信我吗？我是在不择手段吗？我正尝试用生物柴油的幌子出售蛇油吗？”但他卖的油不是蛇油，这就是区别所在。生物柴油和地球一样真实。任何人只要认真听他讲话，就会发现这完全合理：生物柴油就是摆脱萧条、通往未来的道路。然后他会掐自己一下，心想：“这是我该身处的位置吗？我的旅程是否将我带到了风口浪尖？”这令人难以置信。
2009年2月初的一天，迪恩来到里士满欧姆尼酒店，准备在弗吉尼亚农业峰会上演讲；在那里，他走进一家星巴克，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坐在笔记本电脑前。那就是汤姆·佩列洛——迪恩从电视广告中记住了他的模样。迪恩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请等一下。”他跑回宾馆房间，那里有三本《美国油菜籽摘要》的一二月合刊，其中有一篇关于华盛顿和美国农村地区变化的重磅文章：“红桦能源公司几乎可以成为奥巴马政府的典型代表，因为它不依靠能源，能做到可持续发展，以社区为中心，颇具启发性。”佩列洛等了一阵子，当迪恩带着杂志回来，向他展示里面的引语时，这位新上任的国会议员很感兴趣。他们聊了二十分钟，在离开之前，迪恩邀请佩列洛访问红桦。
对佩列洛来说，与迪恩·普莱斯的会面证实了他过去几年来开始相信、并在他的竞选中成为信条的事情：美国的精英们已经无法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问题提供答案。精英阶级认为每个人都得成为计算机程序员或金融工程师，在时薪八美元和六位数之间没有其他工作。而佩列洛认为，美国制造的新想法将来自无名之地的无名之辈。
两个月后的4月初，佩列洛与弗吉尼亚州州长蒂姆·凯恩一同参观了红桦炼油厂，随行的还有当地官员、助理和记者。迪恩穿着棕色外套、打着领带，黑发整齐地从中间分开，看上去像是一个手足无措的农场男孩站在一群西装革履的男人中（加里·辛克穿着深蓝色的西装）。迪恩在炼油厂里向客人们做了演讲。凯恩其实在前排睡着了，迪恩差点喊了他的名字；他小时候在教堂里睡着时，父亲就这么做过。但是佩列洛认真听了。他不像迪恩见过或会见到的其他政客，那些人让迪恩觉得自己像一个鞋子推销员，试图在他们百忙之中挤出的几秒钟里推销自己的货物。正式活动结束后，迪恩将佩列洛带到工厂后面，向他展示了正在全速运转的压碎机。议员给了迪恩他的手机号码，让迪恩来华盛顿找他喝一杯。迪恩打过一次电话，但是佩列洛没有接；迪恩挂了电话，没有留言。
7月，他们在丹维尔北部的一个农场再次相遇。在那里，奥巴马内阁的两名成员——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和能源部长朱棣文——正在参加一段美国乡村之旅。上个月，佩列洛投票支持了政府的能源法案——它被称为“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或“气候变化法案”——这一投票使他在一些选民中变得不那么受欢迎；那些选民被能源公司和保守派团体说服，认为法案会提高电费并扼杀煤矿业工作。在农场，维尔萨克和朱棣文谈到了可再生能源将如何刺激美国农村的工作伦理和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长期遭到忽视，甚至已经丢失；迪恩感到，奥巴马政府的最高官员跟他的思路如出一辙。谈话中，他们提到了红桦，于是佩列洛让迪恩站出来接受认可。
迪恩说过，佩列洛有一天会成为总统，而佩列洛说过，如果他希望总统花五分钟时间与一个美国人交谈，那一定是迪恩。这位国会议员让白宫注意到了红桦。8月的一个周四，红桦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抬头是“亲爱的朋友”，内容是邀请“一群经过挑选的区域和国家能源领导者”去“与内阁部长和白宫幕僚们一起讨论关于我们能源未来的持续辩论，以及我们如何努力争取到一个积极的结果”。这场活动将在下周一举行。周日，迪恩和加里乘火车到华盛顿，在联合车站旁边的一家旅馆过夜。第二天早上，迪恩穿上了他唯一的西装——他在2004年12月买的黑色西装，本来是为了带他第三任妻子的女儿参加返校节舞会，最后却穿着参加了他父亲在同一周的葬礼——打着绿色领带，他和加里乘出租车抵达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
他们并未真正踏入白宫。活动是在隔壁旧行政办公大楼的三楼举办的，那栋楼有着法国第二帝国的风格。马克·吐温称它为“美国最丑陋的建筑”，但迪恩却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敬畏中。花岗岩大厅，大理石楼梯，那些以总统命名的房间中发生过的历史！会议的最后一位发言者是总统年轻的绿色工作首领范·琼斯，他也是最有活力的一个。此人妙语连珠，当谈到雇用市中心贫民区的年轻人来盖环保御寒建筑时，他说：“我们将拿走他们的手枪，给他们换成填缝枪！”
迪恩碰巧得到了当天的最后一个提问机会。他站起来说：“既然我们都在这里提倡同样的事情，而且我们会走出去传播福音，那么有一件必须谈论的事情就是石油峰值，因为如果没有它，我们现在做的任何事情都毫无道理。政府如何看待石油峰值？”
琼斯似乎并不熟悉奥巴马政府关于石油峰值的政策，甚至可能不知道石油峰值是什么。他把这个问题交给了能源部的一位女士，她说了半分钟，证明她并不比琼斯懂得更多。在那之后，迪恩觉得石油峰值对政客来说太难掌控了。那将意味着市郊、快餐、工业美国和华尔街的末日——难怪白宫对此没有立场。但是迪恩很喜欢范·琼斯，后者在活动结束时跟迪恩和加里击掌庆祝。两周后，格伦·贝克和其他保守派将琼斯与关于“9·11”恐怖袭击事件和穆米亚‧阿布－贾马尔入狱事件的极端观点捆绑在一起，加上琼斯用“混蛋”这个词形容了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结果他被迫辞职，迪恩对此深感遗憾。但范·琼斯永远不可能招募罗金厄姆县的农民加入绿色能源事业。那些农民不会听旧金山来的一个激进黑人男子说话，他们也不喜欢奥巴马——迪恩从华盛顿回来后，当地餐馆的一些人说：“你去见了那个黑鬼？”他们可能愿意听从t.布恩·皮肯斯，一个亿万富翁和公司掠夺者。他是个年纪很大的白人，一直出现在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广告中。
在迪恩的华盛顿之旅中，他没能接近奥巴马；总统那周正在玛莎葡萄园度假。但几个月后，他真的见到了总统。2010年3月，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举办一场活动，推出了第一架生物燃料战斗机，迪恩受邀参加。他带上了儿子瑞安，当奥巴马问候人群时，他们排队等候。没有时间说什么，但迪恩握住总统的手时深感震惊。在他握过手的所有男人里，总统的手是最柔软的。这让他明白，奥巴马一生中从未做过体力活。
红桦能源正试图从国会已经通过的刺激资金中分一杯羹。公司需要援助。2008年的最后几周，汽油价格暴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跌得更快更惨。每加仑汽油跌到了四美元以下，红桦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竞争优势消失殆尽，开始亏损。2009年春天，当菜农开车把油菜籽运到炼油厂时，迪恩和加里不得不告诉他们，公司无力为已签约购买的农作物付款。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支付欠款百分之六的利息。大多数农民都能理解，但其中一些人威胁了加里和迪恩，还有一些人赌咒发誓要起诉红桦。一个名叫约翰·弗伦奇的北卡罗来纳农民——一个哈雷摩托帮派风格的家伙——停下他的大型双卡车，这种车后轴上有四个轮子。他还没卸下油菜籽，迪恩就告诉他：“我们没钱。”
迪恩确信，这个农民当时就打算暴揍他一顿。
“把油菜籽留在这里，我们会压碎它，尝试卖掉一些油。”迪恩直截了当，快速说道，“要么就运回你的农场，试试看能不能卖到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