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登给新来的组织者们下达了行军命令：出去跟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个教会、社区团体和潜在的领导者交谈，招募七十五人参加会议，组织某种行动，否则就会被解雇。诺登认为塔米该在城东工作，因为她对那里非常熟悉。但她拒绝了，因为这正是问题所在——她在那里认识太多人，包括家人和朋友；她知道她的弟弟们在做什么，那会造成利益冲突。于是，她开始在城北组织活动。比起奶奶去白人家里工作那会儿，这里的大部分街区已不复从前——它正开始变得像扬斯敦的其他部分一样。
有一天，塔米正徒步查看城北的一个街区。她拿着夹着黄色记事本的笔记板，挨家挨户地向所有能找到的人介绍自己，试图将谈话保持在五分钟之内。“你的街区怎么样？那边那栋房子空了多久了？你认为它为什么还没被拆除？我刚刚跟街上的某个人说话，他的感觉跟你一样。这座城市有很多废弃的房屋，它们应该被拆除；我想告诉你，有些事情确实需要改变。你会来参加一个会议吗？如果只有一个人打电话给市政府，那没什么用；但如果我们能一同行动……是的，我来自扬斯敦，在这里出生和长大，我目睹了这座城市是如何变成这样的。你知道吗？我现在觉得，不能再这样了，是时候让它停下了。如果你能跟大约五六十个邻居一起来参加这次会议，我们就可以展开讨论。能问下你的电话号码吗？”她的目标是招募当地人，将他们培养成领导者，这样他们就能招募更多人；慢慢地，无能为力的人们将会建立起能动性，无法发声的人们将会开始发声。
她转过一条街，听到两个女人正在门廊上说笑。门廊上布满匹兹堡钢人队的横幅和周边，前院草坪上散落着许多小装饰，看起来简直像一场庭院旧货出售会。塔米认为这两个女人正在开一场“怜悯派对”——其中一个人抱怨她买不起医疗保险。塔米把这当作插话的时机。“你刚才说医疗保险怎么了？”她做了自我介绍，并宣传自己的组织。医疗保险出问题的女人名叫海蒂·威尔金斯，她是这栋房子的主人，也是钢人队的粉丝。她五十多岁，身材矮胖，编着染成金色的长脏辫，声音沙哑，语调活泼。她们发现，海蒂原来是塔米继父的远房亲戚。在海蒂看来，塔米像是刚从人行道上的裂缝中蹦出来的。
塔米问海蒂小姐是否愿意与她一对一谈话，然后接受马洪宁河谷组织合作社的培训，成为一名领导者。
“我已经是一个领导者了，”海蒂说，“我不需要培训。”二十年来，她一直是城西一家枕头厂的当地工会负责人。然后公司付钱让她辞职，因为她带来了太多麻烦——这就是为什么她不得不自己承担一部分医疗保险。她家左边的三栋房子都是空置的——她会打理隔壁的草坪——然后是两片空地，那里的房子被拆除了。海蒂将其中一片空地改造成“剪断的花朵”花园——她给它起了这个名字，以纪念她的孙女玛丽莎，她十六岁那年在离开一场派对时被枪击中心脏而死。海蒂从废弃房屋的院子里收集郁金香和水仙花球茎，还有玫瑰花丛，她永远不会剪下任何一朵花朵，因为玛丽莎正是像鲜花一样被人剪断了。
失去工作后，海蒂失去了她的权力基础，也就是枕头工厂的数百名工人。现在，她只能领导她家街区的四五个人。也许她并不是一个领导者，也许她需要塔米能提供的东西。她同意跟塔米一对一见面。
不久，塔米成了海蒂小姐的榜样。塔米有一种才能——诺登很早就注意到了——她能与她手下的领导者们建立深切的联系，用她对这项任务的投入和专注来激励他们，直到他们愿意为了她赴汤蹈火。海蒂很喜欢塔米说话的方式，她懂得如何吸引和保持他人的注意。海蒂正在一所大学上课，希望能在街区的孩子们身边使用正确的语法，这样他们就能学会像电视新闻主播一样说话，而不是满口贫民窟俚语。她告诉塔米：“等我毕业后，我希望能像你一样说话。”
这个组织的第一个重大项目是绘制扬斯敦地图——逐个街区地调查城市中的每一栋房屋，找出哪些房屋有人居住，哪些空置，哪些已被拆除，哪些需要被拆除。调查员会为每个地区的每栋房屋打分。如果塔米在城东进行调查，她会给夏洛特街1319号那栋废弃的凋敝房屋打一个f。在城北，塔米调查了两个街区，那里的二十四栋房屋里有十三栋已遭废弃；她和奶奶在珀内尔家豪宅度过的那一年里，她们常去离这里不远的公园喂天鹅。她向邮递员询问哪些房子有人居住；冬天到来后，她等待下雪的日子，好观察车道上是否有轮胎印。
在扬斯敦，百分之四十的房子都是空置的。差不多四分之一空屋的业主都是加州或其他州的随便什么人，甚至可能来自奥地利或中国等国家。他们是陷入房地产衰退泥潭的炒房者，是通过craiglist或“一分钱就买房”网站买下房子、至今没搞清楚房屋状况的人。塔米在调查中最常听到的抱怨就是房屋空置及与之相关的犯罪。马洪宁河谷组织合作社用一幅彩色编码城市地图汇总了调查结果，绿色表示空地，红色表示废弃的房屋。在地图上，城东是一片广阔的绿色，鲜红色的斑点散落其中。
扬斯敦的黑人市长杰伊·威廉斯已经制定了加快拆除废弃建筑物的政策，但是废弃房屋实在太多，拆都拆不过来，更何况没人知道它们都在哪儿，因为城市规划师的职位也正空缺着。马洪宁河谷组织合作社的彩色编码地图成了展现这座城市实际状态的唯一可用模型。2005年，市政府在斯坦博大会堂召集了一千四百名居民讨论扬斯敦的未来，随后制定了一份野心勃勃的文件，题为“2010年计划”。这是针对城市衰落这一事实的第一次理性努力——事实上，城市已经缩水了。扬斯敦看起来就像一个在疾病中暴瘦、但仍然穿着宽松旧衣服的人——没有足够的人和建筑来填充那些巨大的空间。规模与居民之间的不平衡令城市显得空空荡荡，只有几个孤零零的身影在街头徘徊。“城市缩水”一词正在流行——它经常被应用于底特律——因为“2010年计划”探讨了根据减少的人口将城市服务降低至现实水平的必要性，扬斯敦被誉为先锋。有很多关于社区花园、口袋公园、养蜂业和鸡舍等等的讨论。2005年，《纽约时报杂志》将“2010年计划”列入年度最佳创意榜单。扬斯敦面临着成为媒体宠儿的危险。
市外没人知道，该计划从未转化为行动。它太容易引起敌意和反对了，因为它意味着有些人不得不搬家。那些人会是谁？是城东的老年黑人业主，他们决定留下，好紧紧留住他们的历史。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工业将会回归。他们能搬到哪里呢？城西的白人区。塔米听到这个主意时满心厌恶。她立刻想到了她认识的人——阿莱特·盖特伍德，一位退休的钢铁工人和工会积极分子，他仍然生活在城东靠近宾夕法尼亚州界的地方，那里正变成一片林地。或是西比尔女士，她在城东的朋友。她想起了舅姥爷建造的房子。是的，这座城市再也负担不起整个城市区域的垃圾收集和供水管道。她明白这一点。“但与此同时，凭什么琼斯女士会想离开她买下的、抚养孩子长大的房子，然后搬去别的地方？”
塔米关注的不是“2010年计划”，而是她所培训的街区领导者们所能采取的小小行动。在她组织的一场活动上，有人指出，一个名叫马克·金的贫民窟房东在房地产泡沫期间买下了全市范围内的三百栋房产，并让其中的百分之二十变得无法居住。当地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第二天，金现身组织在市中心的办公室，询问他必须做些什么才能阻止负面报道。塔米招募西比尔女士在活动中发言，告诉她城东需要发声；她就是这么成为马洪宁河谷组织合作社副主席的。西比尔女士告诉塔米，城东的人们正开始组织街区团体，他们感到了一丝希望。“只要有人来到这里扔给你一条绳子，”她说，“你就得抓住它。”
这项工作能让塔米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扬斯敦，仿佛通过漫步街道、敲门并绘制街区地图，她第一次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她一辈子生活的地方，看到它的整体样貌。她之前一直把责任归咎于没能自救的个体。“让我感到沮丧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一个人什么都得不到，什么都没尝试，什么都不想要。一个没有动力的人连自己都不想过得更好。”扬斯敦有很多这种人，但现在，她将其视为一个社区问题。世代贫困、学校失灵、工作缩减——“这其中很多都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要。这是因为制度在某些情况下被设计成这样：它一点点地吞噬人们，搞乱他们的头脑。人们深陷其中，不知该如何阻止它。”在她的人生中，她已经阻止了它，但她从未思考过政治——不管是在城市、州还是国家层面。
塔米可能是扬斯敦最后一个听说巴拉克·奥巴马的黑人。她因为孩子、工作、课程、教会忙得不可开交，一直没有关注时事；直到2008年初，她才注意到一个颇具竞争力的黑人总统候选人——最重要的是，他曾经是一个社区组织者。她十八岁时，奶奶曾让她登记投票，注册为民主党人，投票给民主党人。所以她总是会去投票，但一直没注意过候选人。比起总统，她更了解市长的种族。他们在帕卡德会谈论一点政治，而在2004年，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工厂里那么多工人——特别是白人女性——那么多像她一样的普通工薪阶层人士会因为宗教信仰而投票给布什。不过，大多数情况下，她认为政治是一种肮脏的生意。扬斯敦是美国最腐败的城市之——法官进了监狱，治安官也进了监狱；她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里，这里的国会议员都是詹姆斯·特拉菲坎特，他是一个平民政治家，即使在他因受贿和敲诈勒索被逐出国会、锒铛入狱之后，他仍然在扬斯敦很受欢迎，因为扬斯敦是平民主义、反体制的，而特拉菲坎特打造了一份光鲜亮丽的职业生涯，让有权有势的人去巴结他。
塔米在帕卡德认识的朋友凯伦让她对奥巴马产生了兴趣。塔米并不认为美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她认为希拉里·克林顿将获得提名，因为人们会在接受一个黑人男性之前先接受一个白人女性。但塔米和凯伦一起去听了奥巴马2月在扬斯敦的演讲，她深感震撼，以至于回家后记下了一些他说的话。整个夏天，她都在城东为马洪宁河谷组织合作社的“出门投票”活动做上门宣传。有些人说：“我们有机会让一个黑人成为总统。”另一些人说：“他们不会选出一位黑人总统。”但她从未见过人们对选举如此兴奋。甚至她的父亲也在为民主党做志愿者，在当地办公室打电话——他从未做过这种事。他喝酒、吃饭、睡觉时都离不开巴拉克·奥巴马。她的离婚和新工作在她和父亲之间制造了一道鸿沟，但奥巴马让他们和好如初；父女二人开始互相打电话交换关于拉票的故事。有一次，她的父亲打电话说：“如果再有一个人告诉我他们因为认为巴拉克·奥巴马会被暗杀而不投票给他，那我可能会自杀。”
大选之夜，马洪宁河谷组织合作社办公室举办了一场比萨派对。这是塔米第一次尝到尊美醇威士忌的滋味。当奥巴马获胜后与家人一起出现，开始胜选演讲时，塔米无法摆脱那种难以置信的感觉。小时候，奶奶曾给她买了三卷本的《乌木成功图书馆》（ebonysuccesslibrary），里面讲述历史上黑人获得的成就；因此，塔米也总是努力让她的孩子为身为黑人而自豪。在学校的黑人历史月期间，她会确保孩子们的报告不是关于那些常见人物的。她的大女儿在五年级时写了一份关于民权活动家艾拉·贝克的报告，但她的老师从未听说过贝克，结果把这份报告打了回来。
人们可以选择判断一个人是不是重要的发明家或活动家，但是一个黑人总统——没人能否认他的意义。这不仅仅是黑人的历史，也是美国的历史。后来，塔米在她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上了第44任总统的带框相片，上面是奥巴马在大选夜的芝加哥向人群挥手致意，头上高悬着他在竞选期间所说的话：“我们的命运并非由上天注定，而是由我们自己书写。”
索尔·阿林斯基，美国社区组织家、作家，著有《激进者守则》（rulesforradicals），被认为是现代社区组织的创始人。阿林斯基关注贫困社区和黑人社区的生活条件，在美国各地从事社区组织工作四十余年。
贝鲁特为黎巴嫩首都，1975年到1990年间深陷内战。
恩膏是一种宗教用的特殊膏油，涂恩膏代表受命于上帝。塔米怀疑该教会搞魔鬼崇拜，因而半开玩笑地计划用恩膏驱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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