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鲁宾经济学其实并没有带来多少改变。1993年到1999年间，早已持续一代人的趋势并未放缓。从70年代末到2007年，鲁宾在高盛、白宫、财政部和花旗集团担任高级管理职位的这段时间里，金融领域飞速增长，而一直约束金融业的规范和准则陷入瘫痪。金融公司在美国企业利润中的份额翻了一番，金融业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翻了一番。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人群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翻了三倍多，与此同时，中产阶级的收入仅增长了百分之二十，而底层收入则保持不变。到2007年，占总人口百分之一的富人阶级坐拥全国百分之四十的财富，而最底层的五分之四人口只拥有百分之七的财富。鲁宾站在华尔街和华盛顿顶端的时代，是不平等的时代——从19世纪以来，世代传递的不平等在美国达到了前所未见的程度。
作为一名内部智者，他敦促花旗集团以巨大的资产负债表来承担更多的交易风险，就像他一度敦促高盛那么做一样。他还建议应当谨慎管理风险。之后他没太注意，在2003年至2005年间，花旗集团将其发行的担保债务凭证和抵押贷款证券增加到三倍，其中充斥着来自坦帕等地的不良贷款；那里的人们多年来收入不曾增长，他们所有的财富都在房产中，并将房产用作提款机。到2007年底，花旗银行的账面上有四百三十亿美元的债务担保证券。
这其中大部分最后都一文不值。2008年，当金融危机爆发，花旗集团实际上成了国家援助的对象。它的损失达到六百五十亿美元，需要两笔巨额救助资金，成了唯一一家让美国政府认真考虑国有化的银行。
鲁宾在整个职业生涯里一直试图把自己和华尔街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相协调，当这在2008年变得不可能时，他人间蒸发了。他几乎拒绝了所有的采访要求，并在为数不多的几次公开发言中无视所有指责。“考虑到我在自己的职位上所了解到的事实，我并不认为我该对此负责。”他说，“显然，有些事情是错的。但我不知道有谁曾预见过一场完美的风暴。”甚至艾伦·格林斯潘也承认自己错了，但一直被谦卑掩盖的骄傲不允许鲁宾认错。
2009年1月，鲁宾辞去花旗集团的职位；在十年的顾问生涯中，他赚了一亿两千六百万美元，净资产翻了一番。2010年4月，他被要求在华盛顿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上作证。委员会成员包括布鲁克斯利·博恩，当她问到关于规范金融衍生工具的问题时，鲁宾忙不迭地同意她的每一句话。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冷静沉稳。他坐在证人桌前，穿着皱巴巴的西装，看上去焦躁不安、满眼血丝，仿佛没睡好。他向委员会解释说：“你刚才提到的我担任主席的董事会执行委员会是一个行政机构。它没有决定权。它只是在董事会会议之间召集会议。这些会议并不频繁。它不是该机构决策过程中的实质性一环。”
委员会主席菲利普·安吉利德斯说：“我不觉得你可以两件事都做。你要么就是拉下了控制杆，要么就是在开关那里睡着了。”
鲁宾说，作为董事会成员，他不可能对这家世界上最大的银行的所有方针都一清二楚。
“你不是一个普通的董事会成员，”安吉利德斯回答道，“对大多数人来说，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意味着领导权。毫无疑问，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年薪意味着领导权和责任。”
鲁宾提到，他在2007年拒绝了一笔奖金（不是出于任何负罪感，而是无私地拒绝了这笔钱，好让银行可以将钱用于其他目的）。
安吉利德斯说：“到头来，只有你能扪心自问，你自己该负多少责任。”
三小时的听证会结束后，罗伯特·鲁宾落荒而逃。
罗比和下文中的鲍勃都是罗伯特的简称。
即罗伯特·施特劳斯，民主党重要人物，1972到1977年间担任民主党全国大会主席，曾在吉米·卡特政府中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和中东特使，在乔治·布什政府中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苏联解体后继续担任美国驻俄国大使）。他对卡特、里根、布什三任总统和两党皆有重要影响力。
迈克尔·杜卡基斯，美国民主党政治人物，曾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他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了1988年总统大选，败给共和党候选人老布什。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美国共和党政治人物，曾为福特和老布什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在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乔迪·鲍威尔，美国前总统卡特在任时的白宫新闻秘书。
《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gramm-leach-blileyact），又称《金融服务法现代化法案》，从法律上消除了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范围上的边界，结束了美国金融分业经营的历史，结果是商业银行开始大规模从事投资银行的活动。
道格拉斯·狄龙，美国金融家、外交家、政治家，曾任狄龙·里德公司总裁，也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等政界职务。艾夫里尔·哈里曼，美国商人、外交家、政治家，名下有多家金融和铁路公司，也曾任美国商务部长和纽约州州长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