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在斯坦福大学相识以来，彼得·蒂尔和他的朋友里德·霍夫曼一直在争论社会的本质。1994年圣诞节期间，他们花了几天时间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开展头脑风暴，讨论如何发展互联网业务。霍夫曼让蒂尔读尼尔·斯蒂芬森的科幻小说《雪崩》（snowcrash）——在这个反乌托邦故事里，美国大部分地区已被私有化，成为强大的企业家和黑手党管理的主权飞地，像是《主权个体》在虚构文学中的前身。通过互联网的后继者“虚拟实境”（metaverse），小说中的角色进入虚拟现实，逃避他们身边的暴力和社会分裂；在那里，他们用虚拟形象来代表自己。《雪崩》带给霍夫曼一个创业想法，他很快辞去苹果公司的工作，开办一个名为的约会网站，这也许是互联网上第一个社交网站。出于各种原因，它没有成功——人们不想通过虚拟形象进行互动，他们想做自己——但霍夫曼继续改进这个想法。2002年，贝宝被出售给ebay后，他拿走收益，推出一个为生意人打造的社交网站，名为“领英”。正是通过领英，霍夫曼遇到了肖恩·帕克，而正是通过霍夫曼和帕克，蒂尔遇到了马克·扎克伯格。
2004年春天，蒂尔和霍夫曼试图劝说二十四岁、机能亢进的朋友帕克，让他放弃起诉红杉资本，后者投资了他的在线地址簿公司plaxo。由于帕克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他已经被赶出自己的公司，就像他几年前被赶出音乐分享网站纳普斯特（napster）一样。蒂尔告诉他，他应该开办一家新公司，而不是纠缠于诉讼中。三个月后，帕克回应蒂尔说，他刚刚当上了thefacebook的总裁，那是一个有四名员工的大学社交网站，而那个创建它的哈佛大二学生需要钱，因为学生正蜂拥而入，用户人数很快就会超过计算机的承载能力。霍夫曼那一整年都在追踪thefacebook和马克·扎克伯格，他避免成为主要投资者，因为这可能被视为与领英存在利益冲突。蒂尔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
蒂尔喜欢说，原则上，一个硬核自由意志主义者不应该投资社交网络。如果没有社会、只有个人，投资社交网络怎么可能获利呢？安·兰德肯定不会投资thefacebook。不过，蒂尔对社交网络产生兴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让理性的自私优先于意识形态的纯粹，这也并非完全不符合客观主义的原则。在其他网站——例如friendster——失败的领域，这个网站看起来也许能成功。消费者互联网仍然处于泡沫破裂后的低迷状态，一时间，好的想法比追逐它们的投资者更多。thefacebook已经打入大约二十所学校，在温和版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之下运作：一旦某所大学成为攻占目标，几乎整个学生群体都会在几天内被捕获，并且这个过程不可逆转。拥有如此强大的用户群，thefacebook似乎可以走得相当远。霍夫曼与工程师们谈过，他们看起来非常出色。因此，2004年仲夏，蒂尔同意在位于旧金山金融区中心的克莱瑞姆资本管理公司办公室与扎克伯格会面。办公室位于加利福尼亚街555号的43楼，那栋摩天大楼曾经是美国银行总部，直到美国银行于1998年搬去了夏洛特。
大部分时候都是帕克代表thefacebook在讲话，但扎克伯格给蒂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只有二十岁，穿着t恤、牛仔裤和橡胶人字拖；他已经开始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格外坚持，有一种强烈的专注和程序员的内向，对其他人漠不关心，以至于到了阿斯伯格的程度（对一个社交网络的奠基人来说，这像是一种悖论）。他实事求是地描述了thefacebook的爆发式增长，并没有竭力给蒂尔留下深刻印象，而蒂尔认为这代表着认真严肃的态度。会议差不多持续了整个下午，到结束时，蒂尔决定成为thefacebook的天使投资人。他将向公司提供五十万美元的“种子资金”——这将转化为百分之十点二的股份，以及五人董事会中的一个席位。
会议结束时，蒂尔告诉扎克伯格：“别搞砸了就行。”
多年以后，在扎克伯格“没搞砸”之后，facebook的用户超过五亿，而蒂尔的股份价值超过了十五亿美元；facebook早期的故事被拍成好莱坞电影《社交网络》，扎克伯格和帕克都被描绘为不那么光彩的形象，两人都因此抓狂。蒂尔跟几个朋友在旧金山的一家电影院看了它。他的角色和扎克伯格之间的会面花了三十四秒的银幕时间，相对而言他的形象还不错，但他觉得自己的角色看起来太老了，太像典型的投资银行家——蒂尔在工作时通常穿的是t恤衫，而不是领尖带有扣子的蓝色衬衫。此后，facebook于2012年5月上市，股价立即开始下跌，蒂尔卖掉他剩余的大部分股票，由原本投入的五十万美元套现超过十亿美元。
2004年，也就是蒂尔与扎克伯格会面的同一年，蒂尔与其他人共同创立了帕兰提尔（palantir）技术公司（这个名字来自他热爱的《指环王》中一种类似水晶球的石头），它采用了贝宝曾用来对抗俄国黑帮诈骗的软件，将其开发用于复杂数据分析，从信息洪流中发现不易发觉的模式，令政府机构更容易追查恐怖分子、诈骗犯和其他罪犯。一些种子资金来自中央情报局的风险基金，但在早期阶段，帕兰提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蒂尔的三千万美元投资。他当上了董事会主席；随着facebook变得太过庞大，帕洛阿尔托市中心大学街156号的办公室不够用了，于是帕兰提尔搬了进来——就在贝宝创立时那间办公室的街对面。最终，帕兰提尔的价值将达到25亿美元。蒂尔正在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技术投资者之一。
克莱瑞姆资本管理公司也做得很好。蒂尔的这家公司是一家全球宏观基金——它依赖于对世界市场和政府最高层行动的分析。2003年成立满一年后，它管理着两亿五千万美元，投资回报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五。蒂尔的策略是对长期趋势进行全局审视，把赌注下在违背传统观念的地方：当其他人出售日本政府债券时，他选择买空；买空能源股，因为他深信石油峰值真实存在，全球石油供应即将枯竭；买空美国国债，因为他预见到在2001年布什政府治理下，经济衰退之后将会持续低迷。年复一年，克莱瑞姆飞速增长，到2008年夏季，资本达到了约七十亿美元，六年内增长了七百倍。财经媒体开始将蒂尔视为逆势投资的天才。对他来说，这只意味着他为自己思考。大多数人将他们的思想外包，随波逐流，跟随大众。世界上的鲁滨孙·克鲁索并不多。
克莱瑞姆搬到了要塞公园边缘一座砖和玻璃结构建筑的四楼，可以欣赏到金门大桥和太平洋的壮丽景色。从他在拐角的办公室里，蒂尔可以看到恶魔岛和马林山。这栋建筑位于旧金山卢卡斯影业总部，一楼装饰着达斯·维德和尤达大师的雕像，出自蒂尔最喜欢的电影。克莱瑞姆的休息区由深色硬木的书柜隔开，书柜中摆放着塞维涅夫人、狄更斯、达尔文和乔治·艾略特作品的皮面精装本，以及关于结构融资和定量研究的书籍。休息区中心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有一个国际象棋棋盘，等人前来对弈。
如果在每周一次的上午10点半交易会议上迟到，会被罚款一百美元。一个周二早晨，会议主题是日本。十一个穿着蓝色、白色或条纹衬衫且不打领带的男人坐在长长的会议桌旁。蒂尔坐在会议桌一端主持。
“日本的秘密就是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过，”他说，“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会厌倦多年的停滞，但我不是日本人，所以谁知道呢？”
蒂尔的顶级交易员凯文·哈林顿曾经是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博士候选人，他加入了讨论：“日本的老年人心满意足。他们的资产一直在增值。这就像美国的婴儿潮世代一样，他们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认为我们应该做空吗？”另一位交易员问道。
“过去二十年，做空日本都是错误的，”蒂尔说，“我对此没有坚定的看法。但如果出现问题，这么做也能维持下去。这里的政治问题是：日本是一个专制国家，还是一个根本没有政府的国家？我不认为它是民主国家——你可以先不理会这一点。它是否仍然是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一个专制的公司国家，可以强迫人们存很多钱？还是像加利福尼亚和美国一样，深层秘密在于根本没有人掌控方向盘？人们假装在掌控，但最深层的秘密是没有人在掌控。”
半小时的会议变成了关于日本历史和文化的研讨会。最后，蒂尔问道：“人们对什么持乐观态度？”
“美国和加拿大的提高石油采收率技术。”一位年轻的交易员表示。
一位名叫帕特里克·沃尔夫的交易员正通过扬声电话参与，他说：“这么说等于背叛我的自由意志主义，但国家对能源的垄断正被迅速削弱。”
“下周，”蒂尔说，“如果大家能想想人们对什么持乐观态度、满怀希望，那将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