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丽丝对美丽满怀热情——她希望它能永伴左右。她沉浸在自己的感官之中，在餐厅里四处摆满鲜花；她知道西边的窗户应该拉开窗帘，好让金色的午后阳光洒满餐厅。她的味觉绝对正确，她对食物的记忆不可磨灭。如果她说“这里需要多加一点柠檬”，那保准没错。菜肴是纯粹的简单和喜悦：冬日的根茎蔬菜汤，山羊奶酪拌什锦沙拉，烤猪肉，醋汁芦笋，法式苹果挞。
她最喜欢的词是“美味”，她最喜欢的一首诗——60年代曾悬挂在她在伯克利的厨房桌子上——是华莱士·史蒂文斯的作品：当匈人正在屠杀一万一千名处女，当圣女厄休拉即将殉难，她把萝卜和鲜花献祭给上帝；而上帝——
感到微妙的震颤，
那不是天上的爱，
也不是怜悯。
爱丽丝没有看到屠杀，却同样看到了萝卜和鲜花，并从中看到了自己内心的渴望。她总是坠入爱河——一道菜，一件外套，一个男人，一个想法——她几乎总能得到她想要的东西，不计一切代价（她一直不在乎金钱），因为在她娇小的身躯、风风火火的态度、少女般的紧张声线和搭在你胳膊上的双手背后，隐藏着钢铁般的意志。
爱丽丝的人生中有过两次顿悟。第一次关于美，发生在法国——这个国家代表了一切能令感官愉悦的事物。1965年，在言论自由运动带来令人兴奋的急流之后，她从伯克利休学一个学期，与一位朋友一同前往巴黎学习；她们很快就远离了原本的课程，迷失在洋葱汤、高卢香烟、户外市场和法国男人中。在一次前往布列塔尼的旅途中，爱丽丝和朋友在一间小石屋的二层用餐，那里有十几张桌子，铺着粉红色的桌布。窗外是一条小溪和一个花园，她们吃的鳟鱼和覆盆子就是从那来的。用餐结束时，餐厅里的每一个人都热烈鼓掌，向厨师喊道：“太棒啦！”
这就是爱丽丝想要生活的方式：像一个法国女人，头上紧扣着20世纪20年代的钟形女帽，早餐是抹着杏仁酱的长棍面包和法式牛奶咖啡，在咖啡馆度过悠长的午后，晚餐则像在布列塔尼的那一餐一样不可思议地新鲜。其实，她想自己经营这家餐馆，为朋友们准备餐点，让他们坐在这儿一连几个小时地谈论电影、调情、大笑、跳舞。不过，她会把她的法国梦想带回由清教徒和大规模生产主导的美国。
爱丽丝喜欢60年代末伯克利的革命气氛，但她的革命将是感官的革命，是一种共同的愉悦体验。1970年前后，美国餐饮是过于讲究的法国餐厅和斯旺森牌冷冻晚餐的混合物。麦当劳在1969年卖出了第五十亿个汉堡，1972年卖出了第一百亿个。在这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之间，1971年夏天，潘尼斯之家——以马塞尔·帕尼奥尔的一部老电影中的角色命名——在伯克利的沙特克大道上开门营业。
菜单上只有一种套餐，写在黑板上：
肝酱馅饼
橄榄鸭肉
李子挞
咖啡
$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