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并非刻意，康诺顿成了一个职业民主党人。这就是他对华盛顿人这个阶级的称呼——说客、律师、谋士、顾问、专家、参谋、解决人——他们在落在国会山上的大公司金钱雨和民主党政治中日渐重要的职位之间来回摇摆。（当然也有职业共和党人——艾德·吉莱斯皮就是一个——他们能比职业民主党人更轻松地在华盛顿游走，因为共和党并不要求他们假装反对大公司或金钱干预政治。）财富为他们的权力锦上添花，权力令他们的财富不断膨胀。他们将筹款作为黏合剂，为特殊利益团体和党内官员牵线搭桥。他们与政治家们共进早餐，与商会领导共进午餐，与其他职业民主党人共进晚餐。他们的办公桌后面是“权力墙”——展示着他们与相识的最大牌政治家的合影。他们的忠诚首先属于公司，然后属于他们在政界的前老板，之后属于党派，再之后——如果他是个民主党人——属于总统。
华盛顿是个小城，人与人之间只需要一到两个人就能建立联系，你最好对自己在电信产业休闲聚会或金融服务社交环节中遇到的每个人都表现友好，如果不这么做，就可能很快遭到报应。奎恩－吉莱斯皮鼓励旗下的说客每晚出门——社交活动中产生的信息可是很有价值的。康诺顿也做了自己分内之事，只是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少——他不喜欢大型派对；他去了太多活动，到最后，他会把车交给代客泊车服务员，走进派对，匆匆忙忙说几句，就决定离开。只需要几个问题，他和新认识的人就能互相把对方归入华盛顿的阶层系统中去——拜登的人，克林顿白宫的人，为杰克·奎恩工作的人，电信行业的重要人物——这决定了他们想了解对方到什么程度。康诺顿仍然背负着亚拉巴马的特质，他无法胡说八道，吹嘘自己的重要性。
他一直单身，虽然有几次差点结婚。如果他结了婚，他的游说生意可能会指数级增长。权力夫妻可以在政府和私有领域之间交换，一个负责赚钱，一个负责爬上政府梯级，互相分享一路上得到的情报。康诺顿与一位参议员的幕僚长就一系列金融议题打过交道，后来发现他跟一个银行高管结了婚。在华盛顿，枕边风可能价值千金。
有些夫妻属于华盛顿永居阶级中的金融圈，也就是华尔街－华盛顿核心－财政部官员、银行委员会幕僚、监管者。康诺顿管他们叫作“一小团”。（也有其他康诺顿永远不会了解的“一小团”——例如国防方面有军队－工业复合体。）金融圈这一小团的成员之间有着格外紧密的关系。例如有这么一对夫妻，丈夫是前任说客，如今在一个核心的参议院委员会工作，妻子以前是财政部官员，后来去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他们日夜社交，长线作战，当两人决定金盆洗手时，就能坐拥金山了。
奎恩－吉莱斯皮开始时尽可能少为政客们筹款。在市中心举办活动是一种二流的吸引生意的手段——公司认为它能以更聪明和有策略的方式成功。但政客们并不愿随其心意。康诺顿可能会通过一位幕僚长帮客户与参议员安排一次会面。几天后，他会接到参议员的电话，邀请他参加每人一千美元的筹款活动。除了“我很乐意”之外，他没法说别的。不久后，公司合伙人就用光了他们在每个竞选周期里的五万美元捐款上限，而奎恩－吉莱斯皮也开始完成绑定的筹款业务，尽管它从来都比不上巴顿·博格斯公司和波德斯塔公关集团这种大型玩家——它们几乎每周都会组织筹款活动。
奎恩－吉莱斯皮的筹款活动通常是周二、周三或周四在公司会议室里举办的自助早餐会，有培根和鸡蛋；只有这几天早上，参议员们肯定身在华盛顿。活动通常在8点开始，但康诺顿不记得有多少次，参议员会在早上7点45分就抵达。他心想：“糟糕，我们都睡眼惺忪，还得在接下来十五分钟里哄他开心。”作为活动主办方，他或奎恩会为参议员做一番言过其实的介绍：“我们时代的一位伟大公仆，私下里也是一个杰出的人，我的孩子生病时，他给我打了电话……”接下来，参议员会讲几个蹩脚的笑话，客户会哈哈大笑，然后他们会开始谈生意。康诺顿刚开始做游说工作时，把筹款和谈正事混在一起会被认为是不得体的。但随着时间流转，这条界线如同其他所有事情一样遭到侵蚀，最后，一个像克里斯·多德这样的职业人士——他总是轻松愉快，脸庞红润，有着深色眉毛和参议员式的浓密白发——会绕着会议桌走一圈，询问每个捐款者：“你关心什么议题？”一场活动结束后三周，康诺顿会打电话给参议员的幕僚长，对方会说：“等一下，参议员想直接跟你说话。”——因为现在，他已经成了参议员政治家庭的一员。如果一年没办活动，那康诺顿就几乎不可能让参议员听电话，他必须得再举办一次早餐会才行。
2001年，他和奎恩为拜登组织了一次筹款活动；拜登刚当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正在为2002年的第六个参议员任期竞选。这次活动为康诺顿的前老板筹到了近七万五千美元。两年后，他又举办了另一场活动。在这两个场合，拜登都没感谢过他。这太过分了，他对一名亲近的好友抱怨了几句；那位朋友在1979年塔斯卡卢萨的那次演讲之前就开始为拜登工作，他在第二次筹款活动后邀请康诺顿共进午餐作为感谢。两周后，拜登给他寄了张便条。“杰夫，你一直在我身边。”上面写着，“我希望你知道，我也一直在你身边。”
康诺顿从来没用“能接近拜登”这点来自我推销过——十二年里，他只有一次请求拜登见一位客户——但他冷静地计算过，维持这种亲密关系的假象是值得的，虽然这意味着他得忍受拜登的轻慢。除了拜登本人之外，没人觉得他还能当上总统——这种迷思已经变成了一种笑话——但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仍是一个权力很大的职位。在2004年大选中，拜登还登上了约翰·克里的国务卿最终候选人名单。但不管怎样，在华盛顿内外，“过去是拜登的人”可值不了几个钱。不过，身为拜登的人，康诺顿就能与那些试图摸清首都门路的公司平起平坐。因此，至少公开场合下，他仍是拜登的人。
2003年年末，奎恩－吉莱斯皮被wpp集团收购，这家伦敦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和公关公司。合伙人的股权会在接下来四年里分三次兑现，最终价格将取决于奎恩－吉莱斯皮的赢利能力。每一美元利润都会翻倍。康诺顿开始比以往更努力地工作；晚上在酒吧和餐厅，他会在餐巾背面计算自己期望中的所得，并随着公司收入报表的变化不断重新计算。2005年到2007年，奎恩－吉莱斯皮每年赢利近两千万美元；到了对价期末尾，公司对最大化收益、最小化支出十分着迷，奎恩说他们甚至会在沙发里搜寻零钱。等康诺顿终于把报酬拿到手，他成了有钱人。
卡尔·罗夫，资深共和党人，70年代开始成为共和党政客的竞选幕后推手，曾参与比尔·克莱门茨（1986年得克萨斯州州长选举）、约翰·阿什克罗夫特（1994年美国参议院选举）等人的竞选活动，最大的成就是协助乔治·w.布什在1994年和1998年的得州州长选举及2000年和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均获得成功，2001年后担任布什政府的高级顾问和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在伊拉克战争等重要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被称为“布什的大脑”。
解决人（fixer），一种比较模糊的政治身份，主要帮人解决麻烦事，有时会使用灰色手段。
洛朗·巴博原是学者，20世纪80年代后投身政坛，2000年到2011年担任科特迪瓦总统，2011年因拒绝承认选举失败导致大规模武装冲突，引发第二次内战，后被逮捕并移交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被判犯有反人类罪。
杰克·阿布拉莫夫，美国共和党人，美国游说业教父。2006年，阿布拉莫夫承认共谋、欺诈和逃税三项重罪，作为检方证人配合调查国会贿赂案，揭开美国政坛数十年来涉及权钱交易的最大丑闻。
威廉姆·普罗克斯迈尔，美国民主党政治家，1957年到1989年任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美国共和党政治家，曾任众议员和参议员。
约翰·克里，民主党人，多次当选联邦参议员，2004年获民主党提名参与总统竞选，败给连任的小布什，2012年担任美国国务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