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每个人都觉得美国仍然在成功运转。
1995年，他宣布自己是共和党人。他的朋友里奇·阿米蒂奇，一位众所周知的共和党员，警告他不要这么做：共和党已不再是艾森豪威尔的政党——它甚至不再是里根的政党。某种东西被释放出来，那是一种丑陋的、非理性的精神，哪怕在外交事务中也是如此。（冷战其实起到了澄清和缓和的作用——也许戈尔巴乔夫是对的。）体制仍然掌握着缰绳，但马匹是一无所知运动者。可是他说，他想提升共和党的吸引力。
他本可能成为第一位黑人总统。相反，他从竞选中退出，自愿将时间花在贫困学校的贫困儿童身上。他传达的信息始终如一：勤奋、诚实、勇敢、奉献。
他被召回服务，作为新任国务卿登上舞台；身材高大的他站在以微弱优势当选、正不知所措的总统面前。没人比他更有经验、更有能力、更受欢迎。他将打开引擎盖，修复俄罗斯和中国，修补巴尔干半岛，润滑中东，拧紧伊拉克，让士气低落的部门恢复良好的秩序和纪律。但是他的朋友阿米蒂奇——当时已成为他的副手——认为布什选择他当国务卿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支持率，而不是因为他的观点。
两年来，国务卿面向世界，展现了美国最好的一面。
飞机撞上大楼时，他正在利马与拉丁美洲领导人会面。他冷静地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投票支持《民主宪章》并重申其背后的价值观。“他们可以摧毁建筑物，他们可以杀死人们，我们会为这场悲剧感到悲伤。但我们永远不会让他们杀死民主精神。他们无法破坏我们的社会。他们无法破坏我们对民主道路的信念。”
他组建了一个反对塔利班的联盟，将巴基斯坦纳入其中。他让全世界都知道美国不会独来独往——它的盟友仍然重要。他不必说出口，一个能让南布朗克斯的黑人移民之子成为世界大使的国家本身就值得支持。
当总统把目光转向伊拉克，国务卿代表了谨慎的声音。他没有拒绝，但他试图一边踩刹车一边开车。他的部门对情报持怀疑态度。他阐述了一个新的信条：若你将它打破，你就得对它负责。他希望联合国参与其中。他不想失去中立地位。
他把外交政策机构召集在一起，却不知道它已不复存在。他需要结构才能茁壮成长，但维持战后秩序的结构已经受到侵蚀。外交关系协会和福特基金会不再重要。议员和将军已转行当上了顾问和专家。军队中都是专业人士而非普通公民。公立学校让普通人家的孩子变成了半文盲。两党陷入了消耗战。
他试图在体制的失败中继续工作，但对这位伟大美国体制的明星产物来说，这一切都不可理喻。政府已被那些蔑视体制的理论家和操作者所腐蚀。他没有预料到，他们让他孤立无援，一败涂地。
美国最受欢迎的人成了孤家寡人。
总统想要支持率。白宫为他写了一篇演讲稿，整整四十八页，单倍行距。他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来摆脱所有的谎言，但时间不够；多少时间都不可能够，因为他一直在挑战它的前提。
2003年2月5日，国务卿前往位于东河的联合国大楼，那里距离凯利街952号仅二十分钟路程，而他幼时的家很久以前就被烧毁和拆除了。他坐在安理会办公桌旁，带着录音带、照片、图片和一小瓶白色粉末。全世界都在观看电视直播，他用七十五分钟阐述了萨达姆政权构成的威胁。他用尽一生的权威和自控力做了这番演讲，许多美国人都深信不疑，因为他是能证明美国仍然在成功运转的那个人。
然后他站起身来，挺直脊梁走出门去，像一名士兵一样。
他深深伤害了自己，远胜尖竹钉陷阱或南方种族主义者可能给他造成的伤害。
战争开始时，总统说他睡得像个婴儿。“我也睡得像个婴儿。”国务卿说，“每隔两个小时，我就会尖叫着醒来一次。”
“越南之后的第一场战争”指1989年美国入侵巴拿马行动，毒贩指当时巴拿马的领导人曼努埃尔·诺列加；“沙漠风暴”即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和伊拉克之间的1990年海湾战争。
一无所知运动发生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是一场反天主教、反移民的排外政治运动，由本土主义政党“美利坚共和党”（americanrepublicanparty）在纽约发起，之后发展到各地。该组织具有半秘密性，成员被问到党内情况时会统一回答“我一无所知”，运动由此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