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美国有一个来自岛国的浅肤色黑人移民家庭，他们住在属于移民的城市——纽约的拉瓜迪亚、迪马吉奥和科尼岛。在那里，母亲们为周日晚餐准备牛尾汤，周五晚上则在烛光下端上白面包；父亲们用西西里语或波兰语对着报纸嚷嚷；男孩的钱包里塞着安全套，女孩嚼着口香糖，他们在街头成长为美国人。
在南布朗克斯区凯利街952号的三楼，罗斯福总统的肖像挂在客厅的墙上，背景是国旗和国会大厦。在他们的廉租公寓外面，这对父母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经历了美国体制广泛和普遍的冲洗。
母亲在服装区的金斯伯格裁缝店为女士西装缝制纽扣和饰边，为自己是杜宾斯基的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超过三十万人）的一员而自豪；父亲则是发货室工头，就连大萧条时期也总是在工作。每周日，他们会坐在圣玛格丽特圣公会教堂的家庭长椅上，他们的小儿子是一个热爱庆典和焚香的教士助手。这个男孩从第三十九公立学校转到第五十二公立学校，后来又上了莫里斯高中；尽管成绩平平，但凭借他的文凭、纽约居民身份和十美元，他还是被纽约城市学院录取了。这家学院成立于1847年，起初名叫自由学院，在一座小山上俯瞰哈莱姆；第一任院长霍勒斯·韦伯斯特说：“我们想试试看，能否让人民的子女乃至全体人民的子女都接受教育；一流的教育机构能否成功地为民意而非少数特权者所掌控。”
越过城市灯火，穿过共和国，矗立着构成战后中产阶级民主秩序的结构：
通用汽车公司、美国劳工联合会与产业工会联合会、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城市老板、农业集团、公立学校、研究型大学、地方党派、福特基金会、扶轮社、妇女选民联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台、经济发展委员会、社会保障、垦务局、联邦住房管理局、联邦援助公路法、马歇尔计划、北约、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退伍军人法、美国陆军。
这其中，最后一个地方成了男孩在美国的家。他在城市学院的第一年就加入了后备军官训练队（他原本也会被征召入伍），并宣誓加入了潘兴步枪兄弟会。制服和纪律让宣誓入会的新成员有了一种归属感。他需要体制结构才能茁壮成长。“我几乎立刻成了领导者，”他后来写道，“我在队伍中看到了无私，这让我想起了家里的关怀氛围。种族、肤色、背景、收入都毫无意义。”
1958年，他作为一名少尉接受委任。军队刚刚取消种族隔离十年，但这个美国最为等级森严的机构同时也是最民主的：“相比于任何一个南方市政厅或北方企业，我们的军事部门里都有着更少的歧视、更真实的择优制度和更平等的竞技场。”勤奋、诚实、勇敢、奉献：这位年轻的军官践行着童子军的美德，深信它们会带来平等的机会。
他在美国的旅途于1962年将他带到越南南部，1963年到伯明翰，1968年又再次到了越南。
他成了上尉，在阿肖谷陷入一个尖竹钉陷阱，又躲过一轮迫击炮。几个月后，在美国佐治亚州本宁堡附近的一家汽车汉堡店，服务员拒绝为他服务。他升为少校，在广义省附近发生的直升机坠毁事故中幸存，并救出了几个人。这些都没有打乱他精心校准的内心平衡。
他胸前挂满奖章，获得了上级的赏识。他拒绝因种族主义的羞辱或战争的愚蠢而动摇，这场战争是美国的穷人在打。种族歧视和越南战争都冒犯了他的民主价值观。“在越南的许多悲剧中，这种原始的阶级歧视最严重地伤害了所有美国人的理想：人人生而平等，并且对国家同等忠诚。”然而，他正在按照这一理想建立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仍然保持实用主义；他的自制几乎让他失去了人味儿。体制通过提升人们的品质来展示它们在健康运转，哪怕这些人偏离了道路，他们也能在自我纠正中找到最重要的力量。
而他会展示给任何有所怀疑的人看。
他晋升为中校。他当选为白宫学者，刚好赶上水门事件——但即便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丑闻也证明了民主的体制力量：国会、法院、媒体和民众都会切除癌症。
他在韩国当上营长，在那里，他开始为越战之后的军队重建良好的秩序和纪律。在坎贝尔堡，他当上旅长。卡特政府期间，他进入五角大楼。作为1979年最耀眼的明星，四十二岁的他成为陆军最年轻的将军。卡森堡，莱文沃思堡。接着是里根政府时期的五角大楼，“军队已经重归荣耀之地”。
1986年，少将坐在国防部长办公室外的办公桌旁，不情愿地打了个电话，按照白宫的命令将四千枚反坦克导弹从陆军转移到中央情报局。它们的目的地是德黑兰：武器、一本《圣经》和为人质准备的蛋糕。伊朗门事件是他简历中的第一个污点，但是这让他进入了里根时期的白宫，当上了副国家安全顾问，负责清理混乱局面。“如果不是因为伊朗门，我仍然会在某个地方当着无名将军。也许已经默默无闻地退休了。”
对中将来说，恢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良好秩序和纪律是一项完美的工作。他喜欢修理老沃尔沃和萨博。他工作高效，懂得鼓舞人心，对官僚系统了如指掌，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参谋。这些官僚体制正处于权力之巅。毕竟，它们即将赢得冷战。
1988年，在克里姆林宫的圣凯瑟琳大厅，戈尔巴乔夫带着一丝微笑直视着他，说：“现在你失去了最好的敌人，接下来还能做什么呢？”
第二年，将军在他五十二岁生日前一天获得了第四颗星。几个月后，他当上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没有最好的敌人，美国就可以再次打仗了，他指挥了越南之后的第一场战争——巴拿马（一个脸长得像菠萝一样的毒贩），然后是一场大型战争——沙漠风暴。地面战役花了四天时间将萨达姆赶出科威特。美国回来了，主席是如此做到的：将越南的痛苦经验转变成一种信条——明确的目标、国家利益、政治支持、压倒性的力量、迅速撤退。（库尔德人和什叶派被抛下了；还有波斯尼亚人也是。）
穿上制服三十五年后，将军退休了，那时，他已成为美国最受爱戴的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党派——他曾经投票给肯尼迪和约翰逊，投给卡特一次，然后开始投票给共和党。双方都信任他，因为他代表了两党的中间位置。（有些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不信任他。）他是艾森豪威尔式的国际主义者，对核心国家持谨慎态度。只要保持中立，他的声望就会不断上升。历史表演了一场柔术，让种族和越南变得对他有利，给了他在华盛顿无人可及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