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尔三岁时发现自己有一天会死去。那是1971年，他坐在克利夫兰自家公寓里的一块地毯上。彼得问父亲：“这块地毯是哪里来的？”
“从一头牛身上来的。”父亲说。
他们讲的是德语，那是彼得的母语——蒂尔一家来自德国，彼得出生于法兰克福。
“那头牛怎么了？”
“那头牛死了。”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那头牛不再活着了。所有动物都会死亡。所有人都会。有一天我也会。有一天你也会。”
说出这些话时，彼得的父亲看起来很悲伤。彼得也悲伤起来。那是令人困扰的一天，彼得一直没能忘记。直到成为硅谷亿万富翁，他仍然为预期中的死亡深感不安。四十年后，当初的震惊仍深植于脑海。他从来没能平心静气地看待死亡，像大部分人一样学会无视它。他们的态度是一种不假思索的默认，如同注定走向末路的畜群。那个坐在牛皮地毯上的男孩长大后将不可避免的死亡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而非一种现实——一种已经带走千亿人生命的现实。
彼得的父亲是一名化学工程师，曾为多家矿业公司做管理工作。彼得小时候，蒂尔一家经常搬家——他上过七间不同的小学。尽管有一个弟弟，他仍是个独来独往的男孩，在进入青少年时期之前几乎没有朋友，有一种天才般的寂寞和内向。五岁时，他已经知道了所有国家的名称，能凭记忆画出世界地图。六岁时，父亲在一家铀矿公司找到一份工作——那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美国似乎正向着核能源发展——蒂尔一家在种族隔离下的南非和西南非度过了两年半。彼得开始跟父母下象棋，很快就棋艺精湛。在斯瓦科普蒙德——西南非海边的一个德国小镇——他会在家后面正对沙丘的干涸河床上花数小时为自己编造冒险故事，或是在当地书店里阅读地图册、自然书籍和法国漫画。他上的学校要求男生穿西装打领带，每周测验中每拼错一个词，都会被老师用戒尺打一下手心。回家后，他会迅速扯下校服，他痛恨纪律。他几乎总能得到满分，以逃避体罚。
彼得九岁时，蒂尔一家回到克利夫兰。1977年，彼得十岁，他们搬去了加州的福斯特城，那是一个位于旧金山湾旁的规划城镇，从斯坦福往北开车只要二十分钟。
1977年，几乎还没人用“硅谷”一词来形容从旧金山延伸到圣何塞的半岛区域。这里的科技公司——惠普、瓦里安、飞兆半导体、英特尔——都是战后随着军事研究的繁荣发展而建立起来的；那时，联邦拨款已让斯坦福成为国内一流大学。硅晶体管芯片和集成电路只受到电气工程师和技术爱好者的关注，普通消费者并不关心；个人电脑还处于起步阶段。1977年，有十几名员工的苹果电脑公司成立；他们在西海岸电脑节上推出了apple2，但公司总部才刚刚从位于洛斯阿尔托斯的乔布斯家车库搬到库比蒂诺的租赁空间。
硅谷人人平等，教育水平很高，生活舒适——战后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最好的例子之一。与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在这里，种族、宗教乃至阶级都在金色的阳光下褪去了意义。硅谷周围的住宅街道两旁排列着一栋栋面积为两千平方英尺、占地四分之一英亩的住宅，都是外形朴素的艾克勒式中世纪风格。帕洛阿尔托的平均房价是十二万五千美元。帕洛阿尔托市中心的商业活动区包括各种商店、体育用品商店、几家电影院和比萨店。沿着皇家大道，梅西百货、英姆珀瑞和伍尔沃斯的店面占据了斯坦福购物中心；1977年，维多利亚的秘密开了一家分店，但这里还没有威廉姆斯－索诺玛和巴宝莉，也完全没有高档精品店。停车场里全是福特斑马和达特桑。
几乎所有硅谷的孩子——甚至是来自少数富裕家庭的孩子——都去了当地的公立学校；那些都是好学校——加州的学校在美国排名第一。最好的学生去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戴维斯或洛杉矶分校（少数学生申请进了斯坦福或常青藤），普通学生去了旧金山州立大学或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奇科分校，实在不行也可以在富席尔或德安扎社区学院拿到一个两年制学位。抗税运动——也就是13号提案，它将加利福尼亚州的房产税限制在房产评估价值的百分之一，造成该州公立学校质量长期下滑——还远在一年之后。
彼得·蒂尔在中产阶级鼎盛时期的最后一年搬来硅谷。这里的一切都将改变，包括名字。
从斯瓦科普蒙德搬来福斯特城的这个学年如同电影《周末夜狂热》（saturdaynightfever）般充斥着骚动和颓废。这里许多孩子的父母都离婚了。在彼得的五年级班级里，老师是个长期临时工，早已丧失了对教室的所有控制。孩子们站在课桌上冲彼此和老师吼叫。“我讨厌你！”一个男孩尖叫道。“你为什么不回家？”老师挤出一个微笑回答道。彼得封闭自己的大脑，开始拼命获得完美的分数，每一次考试都像是生死攸关，借此来逃避同学制造的混乱——在加利福尼亚，这种混乱就相当于打手心用的戒尺。他在体育课上表现糟糕，但在数学方面极其优秀；作为一名国际象棋选手，他在全国十三岁以下少年组中排名第七。他在国际象棋棋盘上就像在学校里一样疯狂竞争——后来，他在棋盒上贴了张纸，写着“天生大赢家”——在极少数输棋的时候，他会彻底厌恶自己，把棋子从棋盘扫到地上。高中时，他带领数学小队参与地区冠军的争夺。有一次，团队的教师顾问随口说道：“好吧，总有人会赢的，不是我们就是他们。”彼得心想：“这就是为什么你还在当高中老师。”
比起《星际迷航》，他更喜欢《星球大战》，但两者都是他的心头好。他读了阿西莫夫、海因莱因和阿瑟·克拉克的小说——那些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科幻小说，梦想着星际旅行、火星来客、水下城市和飞行汽车。一代人之后，彼得生活在这个精神世界中，相信技术奇迹会打造奇妙的未来。直到他十二岁，蒂尔家才允许电视进驻，但那时，他已经更喜欢在家里的tandytrs-80计算机上玩电脑游戏了——例如《魔域》，一个基于文本的非图形冒险游戏，设定在古老地下帝国的废墟中——还有与他的书呆子朋友们没完没了地玩《龙与地下城》。他还发现了j.r.r.托尔金，把《指环王》三部曲翻来覆去读了至少十遍，几乎烂熟于心——他喜欢这个系列丰富的想象力，喜欢它看重个体与机械和集体力量之间的对抗的价值，以及权力导致腐败的主题。
蒂尔一家是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共产主义是他们可以想象的最糟糕的事情，它在卡特时代逐一接管世界各国，整个进程不可挽回。从减少通货膨胀到维护城市安全，美国政府什么都做不好。1980年大选期间，在八年级的社会研究课上，彼得支持里根，收集关于这位保守派英雄的剪报。托尔金、科幻、国际象棋、数学、计算机：在七八十年代，特别是在旧金山湾区成绩拔尖的男生里，这些属性往往相互关联，并且附带一种世界观，那就是自由意志主义。它背后有一种重视抽象逻辑的威望。彼得十几岁时成了一名自由意志主义者，最初还与里根时代的保守主义混合在一起，但最终成了纯粹的自由意志主义。直到二十多岁他才读了安·兰德，发现《阿特拉斯耸耸肩》和《源泉》中的英雄正义得不可思议，而反派又过分邪恶，和托尔金的作品相比，安·兰德描绘的前景趋向于摩尼教教义，也过于悲观——这可能与兰德在苏联统治下度过的童年有关，让她能用一种类似的眼光去看待美国，仿佛它也沐浴在罪恶之光里。尽管如此，在《阿特拉斯耸耸肩》出版的1957年，她仍然具有前所未有的先见之明——因此，当两个主角去度假时，他们到访了美国最糟糕的地方，此地无人问津，因为一切都已分崩离析；每个人都满腔愤怒，却无人工作；主角们在20世纪发动机公司的废弃厂房里发现了创新型发动机模型的一些残骸，这家公司由于其软弱的继承人接受社会主义而破产。当时，通用汽车在全世界所有公司中拥有最大市值，底特律的平均收入比纽约高出百分之四十，可兰德已经预料到前者的结局。随着岁月流逝，彼得越来越钦佩安·兰德。
在高中时，他从未喝酒或吸毒。他在圣马特奥高中获得了全a成绩，并且在1985年作为毕业生代表致辞。他申请的每一所学校都发来了录取信，包括哈佛大学；但他担心哈佛竞争过于激烈，他可能会被打败，并且由于童年经常搬家，现在他想留在家附近。所以他去了斯坦福——这个刚开始被称为硅谷的区域的中心。
“我记忆中的1985年非常乐观。”他后来说道。他没有明确的计划——他当时可能会选择生物科技、法律、金融乃至政治专业。“我默认一个人可以做到一切。你可以赚很多钱，做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也可以做一些挑战智力的事情——你可以想方计法做到这一切。这是80年代乐观主义的一部分，我觉得我不需要想得过于具体。我的野心是以某种方式对世界产生影响。”
即使人到中年，蒂尔仍然很容易被当作大一新生。他走路时腰部略微前曲，仿佛他觉得拥有身体是一件很古怪的事。他有着黄铜色头发、淡蓝色眼睛、肉嘟嘟的长鼻子和一口白得惊人的牙齿，但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声音：喉咙似乎夹着某种金属，将音色加深、压平，形成一种富有权威的低沉声调。在激烈思考的时刻，他可能陷入一个想法中，长久沉默，或者口吃整整四十秒。
在大二的一堂哲学课“思想，物质和意义”上，蒂尔遇到了另一位才华横溢的学生，名叫里德·霍夫曼。霍夫曼的意识形态比蒂尔要左翼得多。他们整夜争论诸如财产权性质之类的问题（这就是蒂尔交朋友的方式，在斯坦福如此，之后的人生中也是如此）。霍夫曼说，财产是一种社会建构，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而蒂尔引用撒切尔夫人的话：“没有所谓社会这种东西。有的只是个体的男男女女。”霍夫曼成了蒂尔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们本科时期的辩论一直到他们开始做生意之后还持续了很久。然而，他的大多数朋友都是保守派同胞。他们是一个被孤立和围困的群体，而他们对此很享受。80年代晚期的斯坦福大学展开了一场对于核心课程的激烈争论——这门课程被称为“西方文化”——最后发展到像60年代最后一次校园战一样激烈。少数族裔和自由派学生团体领导的一方认为，斯坦福大学要求的新生人文课程偏向于“已故白人男性”，忽略了其他文化的经验。另一方的传统主义者认为反西方文明的学生正在利用课程设置在斯坦福大学推动左翼政治议程。对当时的本科生来说，关于阅读清单的争论似乎与关于民权和越南战争的示威活动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一群学生甚至接管了斯坦福大学的校长办公室。
1987年6月，大二快结束时，蒂尔和一位朋友创办了一份名为《斯坦福评论》的保守出版物，从而闯进了这个圈子。他们从一个全国性组织那里得到资金和学术指导，该组织由新保守主义之父欧文·克里斯托于1978年创立，旨在帮助这类右翼学生的努力。虽然蒂尔很少为《斯坦福评论》写稿，但每一期都带有他编辑的印记——对左派意识形态高屋建瓴又看似理性的攻击，以及对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中政治正确理念的恶作剧式嘲讽。
因为发生在斯坦福大学，并且因为这是绵延数十年的文化战争的最新篇章，这场战斗蔓延到了全国。1987年初，杰西·杰克逊准备第二次竞选总统，他来到斯坦福大学，带领学生们在游行中高喊口号：“嘿嘿、嗬嗬，西方文化必须走开！”一年后，里根的教育部长威廉·贝内特受到蒂尔这份出版物的邀请，在校园内就斯坦福大学对核心课程进行修改一事发表演讲；这次修改引入了关于非西方文化的新课程以及非白人和非男性作家的书籍。“一所伟大的大学堕落了，”贝内特说，“这背后的势力正是现代大学在建立时试图反抗的东西——无知、非理性和恐吓。”
在1989年毕业之前，蒂尔在他作为主编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写道：“作为编辑，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仍然不知道如何说服人们倾听……对于那些想要政治化斯坦福和破坏它的坚定左翼分子（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那么你可能并不属于这一类），我们将继续在每一件事上与你们斗争。”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于是进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
文化战争持续到第四个十年。《斯坦福评论》的新编辑是蒂尔的朋友大卫·萨克斯，在他的带领下，刊物开始关注语言暗示、同性恋权利和性（1992年有一整期都在讨论强奸，以及大学如何扩大“非法胁迫”的定义，将“贬低”和“无威胁的口头施压”包含在内）。1992年，蒂尔的朋友和法学院同学基斯·拉布瓦决定通过站在一名讲师的住所外面大喊大叫，来测试校园言论自由的极限：“基佬！基佬！希望你染上艾滋病死掉！”这次挑衅引发激烈反应，拉布瓦最终被逐出斯坦福。不久之后，蒂尔和萨克斯决定写一本书，揭露校园里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危险，蒂尔负责处理繁重的分析工作，萨克斯负责搜集情报的新闻工作。《多元化神话》（thediversitymyth）于1995年出版，受到著名保守派的赞扬。这本书包括了对拉布瓦事件的描述，作为一个案例来表现面对集体猎巫时的个人勇气。“他的示威活动直接挑战了最基本的禁忌之一，”蒂尔和萨克斯写道，“暗示同性恋行为与艾滋病之间存在关联，这意味着多元文化主义者最喜欢的生活方式之一更容易感染疾病，也即，并非所有生活方式都同样理想。”
萨克斯和其他朋友没有考虑过蒂尔对同性恋采取敌意态度背后有更深层的个人原因，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是同性恋。没有人知道。直到2003年他才出柜，那时他已经三十多岁，才告诉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并向其中一人解释他的身份会妨碍他的工作。无论如何，他从未想过把同性恋视为他的身份核心。也许同性恋身份一定程度上令他成为一个叛逆者，但也可能并非如此。“我更像是一个局外人，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有天赋的、内向的孩子，”他说——不是因为他是同性恋，“也许，我根本不是局外人。”这是一个他从不喜欢讨论的话题，即使是与他最亲近的人。
《多元化神话》仍然是蒂尔唯一的一本书。这让他有点懊恼，因为毕竟它的出现有其背景；多年以后，这场论战的紧迫性大大减弱，而蒂尔的身份观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拓宽，直到他开始怀疑当时的目标是否值得付出这番努力。即使在这本书出版时，斯坦福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当时处于争论核心的人文课程很快就会被遗忘，这使得课程战争的时代如今看来即便不算十分荒唐，至少也有几分古怪。
蒂尔总是怀有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野心，同时怀疑这样的职业在学术专业化时代是否可行。他想把自己的人生奉献给资本主义精神，但不确定这究竟意味着在学术上为之辩护还是赚大钱，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如果他在没有赚钱的情况下为资本主义辩护，他的固执可能会受到质疑；而如果只是赚钱（并且不是一点点钱——他想要赚一大笔钱），他只会成为又一个资本家。萨克斯认为蒂尔可能是下一个小威廉·f.巴克利和亿万富翁，不过可能顺序有所不同。
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毕业之前，蒂尔为《斯坦福评论》撰写了最后一篇社论，嘲笑自由主义者对多金职业的厌恶和对“公益法”的偏好：“据我们所知，它既不‘公’，也不‘益’，也跟‘法’没多大关系。”他诊断出了原因：“政治正确为贪婪找到的替代方案并不是个人的满足或幸福，而是对他人的愤怒和嫉妒，而那些人正在做更有价值的事。”——例如管理咨询、投资银行、期权交易或以高尔夫球场为核心的房地产开发。（他还提到了加入创业公司——这在1992年的斯坦福大学仍然不同寻常，但不久后就被广泛接受了。）蒂尔得出结论：“贪婪远比嫉妒更可取：它的破坏性较小（我宁愿生活在一个人们不肯分享的社会中，也不愿生活在一个人人都想拿走属于他人的东西的社会里），而且更诚实。”
在斯坦福大学待了七年之后，蒂尔奔赴亚特兰大做了一名书记员（他在最高法院接受了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和安东尼·肯尼迪的面试，但没有被雇用——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挫折，带来了巨大的创伤）。然后他去了纽约，在沙利文和克伦威尔这家白鞋公司执业证券法。就在这时，事情变得不那么顺心遂意了。他后来称这段在纽约的时间是“一场循环往复的青年危机”。
这份工作很无聊。如果他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会称之为异化劳动——每周花八十个小时为他不相信的东西工作，八年后可能会成为合伙人；接下来四十年的生活已铺开在他面前。他和主要竞争对手处于同一屋檐下，紧挨着彼此工作，疯狂竞争所有内部分配的事务，然而这些事务并没有什么卓越的价值。这带来了更深层次的问题：蒂尔已经开始质疑充满竞争的生活。在法学院，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努力学习，也没有达到他以往的优异成绩，因为他不再确定这些究竟意味着什么。在高中时他很清楚——好成绩意味着能上好大学——但现在他不再会不假思索地想：“这就是为什么你还在当高中老师。”他在《斯坦福评论》的最后一篇社论带着一种蔑视的姿态，借以掩盖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