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姬在希亥街上的房子就在一家商店隔壁，它名叫f&n食品市场，因门外总有麻烦而臭名昭著，包括吸引暴力赌徒的掷骰子游戏。有一天，埃德温和德韦恩——他们已经十八九岁了——和两个波多黎各人一起在商店后面掷骰子。德韦恩把枪放在椅垫下面以防万一。托马斯男孩帮的一个朋友约翰·珀杜开车过来加入了游戏。不到几分钟，珀杜就开始跟其中一个波多黎各人雷蒙德·奥尔蒂斯为五美元赌注争论起来。奥尔蒂斯抓过德韦恩的枪，要求拿到这笔钱。珀杜拒绝付钱。德韦恩让奥尔蒂斯平静下来，奥尔蒂斯和他的朋友向他们的车走去，但随后又折返——奥尔蒂斯仍然怒火中烧——继续争吵。最后，奥尔蒂斯挥枪威胁或是用枪敲打了珀杜，一切都变得无可挽回，珀杜抢过枪，击中奥尔蒂斯的脑袋。
薇姬认识死者的母亲；由于托马斯男孩帮的朋友用的是德韦恩的枪，事情又是因为薇姬家旁边的掷骰子游戏而起，两个家庭就此结怨。凶杀发生后不久，薇姬的房子遭到枪击——冰箱和烤箱上都有弹孔——塔米让母亲搬了出去。然后，有人把一个莫洛托夫燃烧弹扔进房子，一楼被烧坏了。《维护者报》上如此写道：扬斯敦市长命令手下“立即拆除希亥街1343号那栋遭火灾破坏、被毒品缠身、受暴力侵扰的房屋”。这篇报道的标题是《讨厌鬼房屋被拆毁》。一台市政府的铲斗机开上草坪，开始拆毁前廊，围观的邻居们表示支持。“到了下午早些时候，东区的眼中钉已经不复存在。”这座房子大约值四千美元。它的消失摧毁了薇姬。
那时，塔米已经离开了城东。
90年代初期，夏洛特街上的房子多次遭年轻人闯入。奶奶大约九十岁，几乎失明，塔米将她搬到了一楼。塔米被困在午后的排班里，这意味着她直到午夜才能回家，但她没钱雇人照看家里。孩子们放学后只能在城南一位朋友的母亲家里得到照看，塔米会在回家路上去接他们。一直到那时，奶奶都是独自一人，而塔米害怕有人会再次闯入，伤害到她，因为她看不见。在夏洛特大街1319号住了二十年后，塔米于1992年5月举家搬迁。在城东，奶奶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但在城南，她只待了三个月就去世了。
塔米把夏洛特的房子租出去三年。1995年，她决定卖掉它。她只能拿到五千美元，是奶奶在1972年购买时价格的一半，买主是一位女士，她后来搬回了波多黎各，把房子又租了出去。在那之后，房子开始衰颓，直到2000年彻底空置。
塔米为她在城南的房子付了两万三千美元。它被漆成橙色，前廊有四根很粗的柱子，内部装潢很漂亮。这片街区在印第安诺拉北面，塔米小时候生活在城南时，这里的居民全是白人，但现在，它正飞速变化，白人落荒而逃，接受第八类房屋补助的租客搬入，其中也包括许多她在城东认识的人。塔米在城南有一个未婚夫。他的名字叫布莱恩，他们在高中相识，不过他年长两岁（她的大多数朋友都比她年长）。他们在1990年开始约会，布莱恩就像是她三个孩子的父亲，特别是对她的小女儿。他没有稳定的工作——时不时去学校当勤杂工——但他帮助塔米度过奶奶去世的那段日子，而且他爱她的孩子。1995年，在她二十九岁生日那天，布莱恩向塔米求婚。她没有立刻回答。她和三个女性朋友去克利夫兰旅行过生日，在酒店里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决定接受求婚。就在她们退房去购物的时候，布莱恩被杀害了。
她永远没能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布莱恩与某人发生了争执，而塔米从凶手四五岁起就认识他的家人了。“布莱恩真的是个好人，”她说，“但我不知道他的人际关系。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哪里不对劲、哪里有问题。在我见过的男人里，他胸怀最广阔，我的孩子们都爱他。”一位朋友告诉塔米，她七岁的小女儿需要去见心理辅导员，但塔米耸了耸肩——“她没事。”——因为这就是塔米三十年来度过一切的方式：告诉自己“没关系，没关系，我会好起来的”。十年后，塔米去了一次教会退修会，回来时生气地发现女儿文了身。但当她看到，那个文身是布莱恩的出生和死亡年份以及名字缩写时，她的态度软化了。在那一刻，她明白了：她的女儿从来没有得到机会，为她唯一叫过爸爸的男人哀悼。
布莱恩被杀之后的一年里，塔米开始每周去米尔溪公园三天，有时每天都去；如果她下午上班，就在送孩子上学之后去，如果上午上班，就在下班之后去。她会沿小路漫步，坐在河畔老旧的木制磨坊旁，听瀑布的声响冲刷大坝；她与上帝独处，思考，让自己恢复活力。
衰颓正在蔓延，速度愈来愈快，并紧跟着塔米搬迁。花了十年二十年才在城东蔓延开来的东西，几年之内就占据了城南。塔米的邻居变得非常糟糕——一个名叫代尔男孩帮的团伙接管了这里，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住在埃文代尔和奥本代尔。1997年，塔米和孩子们一起搬到了布莱恩妈妈家隔壁的一栋房子里，但她没法卖掉他们搬出来的房子——很多东西都搞错了——她最终与银行达成协议，把房子还回去，以抵消抵押贷款。
她考虑离开扬斯敦。城内各处犯罪率都居高不下，除了她现有的工作之外没有任何机会。大部分人但凡有办法，不是已经离开，就是正在离开。整座城市都在飞速下坠。但只要再过几年，她在帕卡德的工龄就要满十年了，这意味着完整的薪酬和福利，包括退休金。她很幸运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而且扬斯敦的消费水平很低。随着时间推移，她在自家封闭式门廊上开展了业余业务，帮助人们计划婚礼，设计邀请函并在激光打印机上打印出来，后来她还开始设计情人节礼篮、毕业卡乃至葬礼节目单。她称她的生意是“一杯完美的茶”。一天晚上，她和小女儿边看电影边打出了三百五十个蝴蝶结，又将三百五十颗珍珠粘在蝴蝶结上，制成了新娘书签。她还在工厂贩卖雅芳产品——在一个满是女人的工厂，靠这个可以赚很多钱。她不会去别的地方。
从城南到帕卡德比从城东出发更难走，塔米经常得像玩杂技一样地安排保姆、课后活动和工作时间表。她利用假期去看大女儿的表演和儿子的足球比赛。在周末，她让孩子们不花很多钱就能玩得开心，例如开车去乡下采摘草莓和苹果。她让他们周日去教堂，放学后研读《圣经》。如果无法参加家长面谈会，她会在清晨课前与老师交谈；手机出现后，老师们总会保存她的号码，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时在工厂找到她。直到孩子们长大些，她才开始加班。他们会在家里与朋友聚会，因为她想知道他们的朋友是谁，他们在做什么。女孩们在十六岁之前不许化妆；儿子十三岁时，有一次从他父亲那里回来后穿了耳洞，塔米让他把耳环拿下来，因为她早跟他说过，高中之前不许穿环；而等他高中时，他已经不想穿环了。哪怕到了高四，他们也会在午夜之前回家，特殊情况下也会在深夜1点前回家。她没有虐待他们，有时也会妥协，但是他们需要管束，而塔米绝不会放松。外面很疯狂。女儿没有怀孕，儿子没有加入帮派，他们都从高中毕业进了大学。上帝用三个好孩子祝福了她。
有一次，她认识的人表示很惊讶，她竟能在扬斯敦养大三个孩子，他们还都过得不错。塔米明白此人的意思，但她只是做了她该做的。“我别无选择，因为我的孩子们必须比我拥有更好的生活。他们必须拥有比我兄弟更好的生活。我做了我该做的事，那就是我的曾外祖母所做过的事。”
就业银行（jobsbank），由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于20世纪80年代推出的工人待遇保障计划，保证工人被解雇后仍能从工厂得到百分之八十五的工资、医疗保险及养老金等福利。工会于2008年宣布终止此计划，以帮助汽车业渡过经济危机。
铆工罗茜，二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海报上的女工形象。
米特·罗姆尼，乔治·罗姆尼之子，曾在商界担任高管，从政后担任过州长及参议员，2012年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参加美国总统大选。
快客可卡因（crackcocaine）是可卡因毒品的一种常见形态，纯品是带有锯齿状边缘的泛白色块状固体，因制备过程中会发出爆裂声（crack）因而得名。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中出现于纽约等地的贫困街区，因为熔点较低、容易挥发、药效猛烈而更受吸毒者欢迎。
瘸子帮成员热衷于身着蓝色服饰，为了纪念一名被枪杀的帮派成员。
根据美国1937年《住房法》第八款制定的低收入家庭租金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