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她习惯了，这份工作就没那么难了。但是从装配线上刚起步时，她必须记住那些古怪的电线都连到了哪里，还有所有部件的位置；流水线在移动，那东西在与视线平齐处高速旋转，如果注意力不够集中，它就会离你而去。她们正在为通用公司制造电子元件线束，装配台是椭圆形的，大约五十英尺长，每个过道有八个或十个工作台，女工们戴着护目镜和手套站在自己的工作台前。线束一开始什么也没有，第一个工作台会放上去连接器和几根电线，下一个工作台会插上八到十根电线，在流水线上边移动边装配，最后一个人会把它从流水线上取下，必要时加上润滑油，然后包装。他们每隔两三分钟能完成一个线束，这时间看似充裕，一旦跟不上可就要手忙脚乱了。
更有经验的工人想出了捷径，例如把电线搭在肩上，或是在脖子上挂着带有插头线的连接器，而不是每次都走回架子旁抽出新电线；或者提前将电线插入连接器，这样当线束转过来时，他们可以直接把连接器固定在上面，而不必等到那时才开始做一切工作。只要工作效率高，剩下的时间可以用来读书，或是跟隔壁的人聊天，或是听音乐。在这里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塔米已经足够熟练，发展出了自己的体系，乃至完全可以一个人操作两个工作台。在奥斯汀敦的工厂，他们在酒吧吃午饭，其中一些人回来时已经喝得醉醺醺的；曾有人付给她二十美元，让她负责他的工作台一个小时，直到他清醒过来。要想在流水线上取得成功，只需要自制力和一点创造力，而她二者皆有。起初，她完全按照培训方法告诉她的去做，有时，她不得不在其他人的工作台上完成自己的工作。一些人会贴出一条红色胶带，告诉你：“我不希望有人闯进我的工作台，不要越过这条胶带。”
第一年，她在干满九十天之前就被解雇了，因为健康保险从第九十天开始——然后他们又重开了她的流水线。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她每年都被解雇一次，通常是在2月或3月左右，最长持续了五个月；在那些间歇里，她什么也不用做就能领取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工资。根据1984年帕卡德和美国国际电子工人兄弟会717号当地分会达成的协议，她刚入职时只能拿到百分之五十五的基准收入——包括工资、福利和休假——她必须工作十年，才能达到最高工资标准。一旦有了足够的资历，她就可以挤走资历尚浅的员工，争取一份更好的工作，比如在配送中心开高层电梯；或者排到更好的班次，比如晨班，这样等到孩子们放学时她就可以待在家里了。可是在前十年里，她被老员工挤来挤去。帕卡德的大部分工厂都在沃伦，但也有其他工厂散布整个山谷，而塔米几乎在每一个工厂都工作过。在沃伦，北河路上的主工厂是一群连在一起、带编号的建筑物，长达四分之一英里——10号工厂是电缆制造区，高速压力机在11号工厂运转——你可以直接从一家工厂的末端走到另一家工厂，就像一条大街一样。他们称之为66号公路。
最糟糕的是8号工厂。塔米讨厌在那里工作。那儿的工作很糟糕——一条带有两根电线、几个夹子和一个索环的线束，得在八个小时里组装无数遍。此外，工作准则也很糟糕——没法打卡休息、离开工厂，只能带上午餐，持续不断地工作八个小时。新进来的员工算三线工人，拿不到与老员工相同的福利，会被派到8号工厂；同时，就业银行也设在8号工厂。相反，哈伯德工厂是她的最爱。如果想在外面吃午餐，你无须穿过十字闸门。哈伯德就像一个亲密的家庭，直到他们在1999年关闭了它；尽管已经是老员工，塔米还是不得不去了8号工厂，因为其他地方没有空缺。
起初，塔米对参加工会感到很兴奋。扬斯敦是一个工会城镇，即使钢铁工人已经受到打击，她仍能感受到工会的力量。有一年，717号分会召集了罢工。她听过所有关于工厂的故事，想象自己是铆工罗茜，一个巡视纠察线的反抗者。不过，她排到了第二个班次，等轮到她巡视时，工会已经跟工厂达成了协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工会感到厌倦。她去参加会议时，全程看着几个白人男性争论不休。她付钱给保姆并开车半小时到沃伦，可不是为了看两个白人男性争论。一些工会代表只知道关心自己，他们试图将事态升级到国际层面，好能领取两笔退休金。有一家名叫托马斯路的工厂，那里活像一个恐怖的地牢，一切都肮脏不堪；有一个工头会打开机器，缩短休息时间，有一次还锁上了电话，让新员工无法接听。然而工会代表只是坐在办公室里，什么也没干。随着帕卡德裁减更多工作岗位，将更多工作转移到华雷斯的美墨边境工厂，工会变得更加软弱，人们知道，最终它无法拯救你。
这份工作并不会像钢铁厂那样摧毁你的身体，但仍然会让你日渐衰弱。塔米在托马斯路工厂工作时得了哮喘：在那里，她负责焊锡炉，把铜线浸入融化的铅中。她感觉自己的前胸和后背仿佛贴在一起，有时十分严重，她不得不住院治疗。像很多工人一样，她也患有腕管综合征——他们称之为“帕卡德手”，得用夹板和药物治疗——她离开工厂多年后，仍然会不时在夜间疼醒。
她发现自己也可以有点叛逆。有一次，一个临时工在她的区域工作，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白人女性，离了婚，带着孩子。这个姑娘不敢休息，不敢去洗手间，也不敢跟其他人聊天，因为她觉得那会让她失去工作。她是那些早早上班的人之一，而其他人只是在自己的工作时间前五分钟才打卡上班。她看起来疲惫不堪，十分紧张。有一天，塔米看到这个女孩跪在地上，用手擦拭水泥地板上的油。那片油迹已经存在了二十年——她不可能把它清理干净，而且无论如何，你总得用真空吸尘器才能清理干净溢出的油——但她认为那是她必须要做的事情。清洁工团队拿着二十二美元的时薪来保持工厂整洁，而此刻他们那肥屁股一动不动，只是跷着腿，看着这个姑娘跪在地上试图用手清理地板。塔米厌恶这一幕——看着那姑娘是多么害怕。“你不用趴在那里。”她对女孩说。她很生气，甚至去找了他们的工头。“鲍勃，你知道这样不对。”但她能做什么呢？技术岗的一些家伙让临时工的日子不好过；临时工做两倍的活，只拿一半的报酬。后来，塔米说：“我能感觉到，这个姑娘有一个家庭。她需要一份工作，就这样。她得赚钱养家，就像你在二十、二十五、三十年前那样，她愿意放弃自己做人的尊严，因为她需要这份工作，而她可能会以任何理由被解雇。在她来之前，我觉得我们的部门从没这么干净过。”
在流水线工作，主要是得找到打发时间的方法，之后她就能回家跟孩子们待在一起了。有时她会改变工序，从前到后装配，有时又会从后到前。她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多数是70年代的r&b和乡村爵士——她不喜欢hip-hop音乐，她喜欢用乐器而不是电脑制作的音乐），必须盖过工业风扇的声音和这条流水线上其他四到五个收音机才能听到。有一次，一个白人女孩抱怨塔米的收音机声音太大，但她的本意是说塔米的音乐太吵，也就是说，它太黑人了。那是她在流水线上卷入的少数几次争吵之一。
大部分时候，她会跟人聊天。
她跟工厂里一些同事在一起的时间比家人更久。她和他们一起出去吃午餐——位于托马斯路工厂的“伊莱驰名烧烤”，还有北河路的卡巴雷餐馆，他们在那里能兑现发薪日的支票——也会一起去三角酒馆和83号咖啡店之类的酒吧。塔米不会像某些人一样喝醉，然后再回到转个不停的流水线上——她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在工作中也很开心。流水线上有一位老太太是塔米见过的最下流、最无知的人，但她很有趣——她会戴着猪鼻子来工作，走来走去吓唬人，还会猥亵男人。他们会用蛋糕给部门里每个员工庆祝生日，也会玩足球彩票。有一次，她因腕管综合征休息了几个月，那段时间里，她和一位同事中了超级碗彩票；直到同事把八百美元中的一半带来她家，她才知道这回事——他原本可以不告诉她的。
其中一些人成了她的亲密朋友，例如凯伦，一个来自城北的黑人女孩；她被挤出了晨班，派到塔米在午后的流水线上，塔米培训了她。塔米管凯伦叫“小大姐”，凯伦比她大十岁，但比她矮得多。凯伦也有三个孩子，她们因此成了最好的朋友。还有朱迪，塔米在帕卡德的最后一份工作中与她共享一张桌子，一边是朱迪的机器，另一边是塔米的机器，她们这样度过了三年。“这就是你建立人际关系的方式。”塔米说，“我们没法在厂里四处跑动，像在办公室里一样。我们被困在彼此身边。你还能聊什么呢？那个负责工具和模具的家伙——‘你妻子最近好吗？你的孩子们最近好吗？你儿子橄榄球打得怎么样？’”当你与人们共事如此之久，你会在他们展示的照片中看着他们的孩子长大。后来，在离开工厂后，她最怀念的就是这种同志情谊。
塔米的朋友、来自城东的西比尔女士在一家通用电气灯泡厂工作了三十八年：从1971年开始，直到她六十三岁退休；她的工作是搬运五十磅的水泥袋。“任何人要是觉得工厂的工作很好，他们都该去拜访一下流水线上的工人。”她说，“大多数人都没法从工厂中存活下来。米特·罗姆尼一周之内就会没命。”
塔米如此存活了十九年。她从来没想过这有什么特别之处，当有人问她如何能将同样的事情重复无数次时，她几乎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做了她应该做的事。她能拿到薪水，一份体面的薪水，这能让她活下去，然后她就能让孩子们活下去。
塔米不熟悉弗利普·威廉姆斯，他比她大十岁，她认识他的兄弟。弗利普控制着城东希梅尔·布鲁克斯廉租房项目内的毒品交易。他去了加利福尼亚，加入瘸子帮，在80年代后期因走私可卡因入狱。他出狱后回到扬斯敦，并试图再次接管布鲁克斯。1991年劳动节当晚，弗利普与三名少年男女一起来到布鲁克斯的一栋屋子，一个控制着当地快客可卡因生意的毒贩住在那里；他们给这个毒贩戴上手铐，用胶带封住他的嘴。（弗利普策划好一切，绘制房子的地图，使用他在睿侠电子产品店购买的对讲机。）弗利普让其中一个女生——他的女朋友——打电话给跟这个人合作毒品生意的两个朋友，把他们引诱到这栋房子里。所有这一切发生时，第四个人出现了，他是巴里——塔米第一个孩子的父亲——的表弟特迪·温，刚刚从空军退役，碰巧来这栋房子做客。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弗利普把他们都绑起来，勒死了特迪和另外一个家伙，让他的女朋友打开立体音响以掩盖声响，然后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开枪打中四个人的脑袋。
2005年，弗利普终因这场劳动节大屠杀而被执行注射死刑；那时，希梅尔·布鲁克斯项目已被拆除重建，更名为罗克福德村。塔米觉得这场死刑来得太晚了。弗利普在城东犯下了多起谋杀案，他们甚至没有因为那些案子逮捕他。对于在一个社区中造成如此多破坏的人，你怎么能让他在监狱里活这么久？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扬斯敦总是名列凶杀案最多的十大城市之一，受害者是六十五岁以下黑人女性的凶杀案数量则排在全国第一。媒体把注意力集中在黑手党的杀戮上，因为在那些年里，扬斯敦是吉诺维斯家族和卢凯塞家族之间展开边界战争的场所，发生了许多知名的黑帮暗杀事件——1996年，马洪宁县的一名检察官在自家厨房里中枪但活了下来，他大概是全县唯一一个没被犯罪团伙收买的官员。到90年代末，扬斯敦已经没有剩下多少钱可以引发争斗，黑手党战争也消失了。但因为多数发生在塔米家那样的社区里、由毒品和侮辱引起的凶杀案，扬斯敦仍然是一座凶杀之城。
塔米认识太多惨遭杀害的人，根本数不过来。当她看着毕业年鉴中的笑脸，可以指出哪些孩子已经死了，哪些在监狱里，哪些在吸毒，这样的笑脸至少占了一半。她高中里的一个女生在布鲁克斯的一次飞车杀人中不幸中枪。她从小最好的朋友之一热纳瓦从高中辍学，生了两个女儿；大约就在塔米从城东毕业时，有个男人从一辆车里出来，开始与热纳瓦争吵，然后把她推倒在地，开枪射中她的脑袋。没人因此被捕。塔米的舅舅安东尼像他姐姐薇姬一样是个瘾君子，他被杀害后，尸体被丢在城东。“80年代末到90年代，扬斯敦简直疯了，疯得要命。”塔米说，“你想想吧，这里当时没有活干。”
塔米的弟弟们长大时，她觉得他们成了瘸子帮成员，因为他们总是穿着蓝色衣服。他们和母亲一起，住在距离夏洛特两个街区的希亥街，在家门口卖毒品，控制了整条街道。塔米从未见过他们的父亲用任何方法管束过他们。他们的母亲尝试过——她希望他们能更好，而他们总是惹上麻烦，这让她十分痛心——但是他们以塔米从未有过的方式顶撞她。薇姬再次开始吸毒，虽然塔米当时并不知道——多年来她一直相信，自从自己上了六年级或七年级以来，母亲就没再碰过毒品。薇姬会让塔米开车送她从朋友那里拿东西，或者把钱带给她的债主，后来塔米才知道母亲是在购买毒品，而她成了帮凶。当母亲对奥施康定上瘾后，她发现了真相；这种药是用来止痛的，因为母亲患有退行性骨关节炎，关节破裂，骨头变得十分脆弱，如果动作不正确，骨头就会开裂。养老院的医生告诉塔米，她的母亲在用海洛因。
薇姬家附近还有另一个帮派“艾尔斯街头海滩帮”，他们自认为是血帮成员。90年代后期，塔米的兄弟们卷入了由快客生意引发的帮派地盘战争，身处争端的前线，虽然这件事塔米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并没有真正搞清楚那些事情，因为我有孩子，我试图让他们远离这些事。”有一天，光天化日之下，她最年长的弟弟詹姆斯在希亥街房子的前廊遭枪击受伤。另一天晚上，她最小的弟弟埃德温和一个朋友一起坐在车里，停在一栋房子旁边的空地上，一个拿着枪的家伙走到车窗前，越过埃德温射杀了他的朋友。几年后，埃德温与二哥德韦恩和另一个朋友坐在另一辆车里，被一个戴着滑雪面具的枪手从后背打了三枪。他活了下来。德韦恩和埃德温后来都蹲了很长时间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