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姬第一次入狱时，塔米在上二年级。她被带到县监狱去看望母亲，并被告知母亲正在那里度假。一两年后，母亲被送去了教养所，要待更长时间。这一次，没有人告诉塔米她的母亲在哪里，她也没有问，但有一天，在校车上，一个来自同一街区的年长女孩嘲弄塔米，说她的母亲在监狱里。“不，她没有。”塔米说，“她正在度假。”但那女孩一直坚持这么说，直到她们打了起来，被双双赶下校车。那天，奶奶下班回家后告诉了塔米她妈妈在哪儿，塔米十分沮丧。不过，等到母亲从教养所回家的那一天，塔米高兴极了，过去那些事都已无关紧要。薇姬在监狱里胖了一点，她有漂亮的头发、漂亮的腿和动人的微笑，塔米认为母亲是她见过最美的黑人女性。
在塔米的童年时期，她的母亲因毒品、支票欺诈乃至情节严重的盗窃罪而多次出入监狱。当薇姬试图戒掉海洛因时，她会把塔米带到城南一栋名为“佛陀”的砖楼里，在那儿，她会用一个小杯子喝美沙酮；塔米也想尝一下，但母亲从来不允许她这么做。薇姬常常会吃光所有食物，所以塔米不得不学会用优惠券买东西，把食物分装起来，准备好一周里的每一顿饭。不止一次，薇姬将塔米独自留在某个地方，然后不再回来；当塔米看到母亲吸毒过量时，她会想，为什么妈妈不够爱她，没法停止吸毒。她想，如果她能让妈妈爱她多一点，妈妈就会停下来。“我小时候，母亲数次让我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她后来说，“有时她会丢下我，我会经历一些让我压抑的事情。但是不管怎样，这一切都不重要，因为她是我的妈妈。我爱她的一点一滴。我爱她踏过的地面。她是我的母亲。”
然而，真正塑造了塔米的是她的曾外祖母。奶奶在退休年龄之后仍然帮人做饭和打扫卫生，靠这份辛苦的女佣工作买了房子——不是最好的房子，却是属于她的房子。塔米的祖母也是如此——她是圣伊丽莎白医院的护士助理，每当她穿着上过浆的白色制服回到家里，整个人总是精疲力竭；她一直坚持工作，直到差点死于癌症。但她攒够了钱，买了一栋房子，离开了廉租房项目的住处。那些女人做了她们应该做的事。塔米也是这种人——这是她的天性。也许这来自托马斯爸爸，他拥有斯特拉瑟斯的一大片土地，还捐了一块地给教堂。
奶奶停止工作之后，他们依靠奶奶的社会保障和薇姬的福利支票生活，但收入太少了，有时煤气会被关停。当父亲和祖母仍然住在市中心北部的西湖廉租房时，塔米有时会去看望他们；当她年纪稍大，她有朋友还住在城东的廉租房里，一代又一代靠福利生活，没能摆脱廉租房项目。他们只能在月初买东西，而那时商店会抬高价格，来占福利支票的便宜。就算他们能加入一个福利项目，付清总是拖欠的煤气账单，等他们死去时，仍然会欠着福利项目的钱。塔米发誓，她绝不会靠福利过活，也不会住进廉租房。她不愿意得过且过，无法做成任何一件实事。她不想受困于此。
塔米上五年级时，母亲和一个名叫威尔金斯的男人在一起，塔米把他当作继父。塔米不得不离开奶奶的家，跟母亲和继父一起住在城南的南边，那里是城南的黑人区；他们住的房子里有好几间公寓，那是他继父堂兄的房子。他们的公寓在阁楼上，只有一间卧室；塔米的房间实际上是一个储物室，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站立，他们与其他几个公寓里的人共用楼下的一间浴室。在夏洛特，她有自己的大卧室，以及从珀内尔夫人那里得到的单人床。但她能接受——她没事。这段时间里，塔米的母亲没有吸毒。她的继父在工厂有一份好工作，但一直攒不下钱，他们和以前一样穷。塔米整个小学都在管弦乐队演奏长笛，当她的新学校开始为乐器收取租金时，她不得不退出。每个周末，她都会回到奶奶家。
就在她生活在城南的时候，扬斯敦陷入了死亡螺旋。
1977年9月19日星期一，新奥尔良的莱克斯公司宣布，将在那个周末关闭马洪宁河谷最大的工厂——板材和管材公司的坎贝尔工厂。没有任何风声——决定是前一天在匹兹堡机场做出的，公司董事会成员飞到那里，投票，然后飞回新奥尔良或芝加哥。五千人将失去工作，包括塔米的教母，她只有九到十年工龄，不足以让她退休，而她已经买了房子，正独自抚养她的孩子。在扬斯敦，那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一。
没有人预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几年后，塔米的朋友西比尔女士在一本笔记本中写道：
工厂关闭
城市开始衰败，仿佛癌症正在慢慢杀死它。衰败一开始很缓慢，仿佛人们正处于休克状态。
一切并非毫无预兆，但他们忽视了。虽然利润没有经历巨幅下跌，但也确实一直在下滑；非本土钢铁公司不再投资钢铁厂。相反，它们将机器和零件拆分，从一家工厂转移到另一家工厂——这里自1921年以来没有再建造哪怕一座新的高炉，工业技术还停留在一战时期的水平。扬斯敦钢铁成为行业中的弱者，生意不好时，它们关闭得最早，重开得最晚。联合钢铁工人工会专注于合同纠纷——生活津贴和养老金——而不是公司的整体健康状况。工厂的工会系统为每个人腾出位置，照看着每个人，只要你能来上班，并表现得负责任。如果一名工人在起重机事故中失去了手，他会在高温金属车上得到一份摇铃的工作。他们努力赢得的经济保障让工人们陷入了沉睡，哪怕在罢工时也没能醒来。黑色星期一前的一个月，扬斯敦的联合钢铁工人地区负责人把当地工会领导人召集到坎贝尔工厂附近的桃花心木镶板办公室，向他们保证，一切都会好起来。
其中一位领导人是杰拉尔德·迪基。他是一名钢铁工人的儿子，1968年从空军退伍后立刻在板材和管材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一些工人会带着不锈钢午餐盒和斯坦利热水瓶来上班，这意味着他们要一直待到退休，但迪基带的是棕色纸袋，他会连续工作八小时。“我去那里时并没有说，‘我想干这份工作干三十年。’我想做的是赚钱。”他一开始的时薪是三点二五美元，一年内他就买了一辆车，离开工厂的欲望开始消退。“你在那里待到两年之后，会发生一些事情——你的医疗保险会提高。三年后，休假会增加。美妙的、巨大的安全毯包裹着你。这就是他们把你困在这些工作岗位上的方式。”一名住在迪基家附近、名叫格拉尼森·特里米尔的黑人说：“一旦你有了板材和管材公司的薪水单，你就可以去市中心，搞到一台冰箱，搞到任何东西——你有了好信用。你还能进入夜总会。”
整个70年代，河谷里的小工厂——托梁工厂、结构钢铁制造商、工业面包店、伊萨利乳品店——都纷纷关闭，如同大型地震前的微颤。但没有人想到，板材和管材公司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当它发生时，当地没有实业家、精英阶层成员或强大的机构或组织能介入并试图阻止它。钢铁大亨们早已离去，本地企业没有底气，市里的政客们浮躁而腐败，《扬斯敦维护者报》则满足于浅薄的乐观主义。这座城市没有任何公民核心可以让人们团结起来。黑色星期一之后过了几天，在当地神职人员和激进钢铁工人的会议上闪现了一丝希望。当时已是工会1462号当地分会秘书的杰拉尔德·迪基起身说道：“我们买下这该死的东西自己运营。”他知道，食品券和失业救济金没法让工人渡过危机，如果没有这些工作，社区永远无法回到从前。扬斯敦的圣公会主教和天主教主教都同意了，马洪宁河谷普世联盟就此诞生。
这场战役被命名为“拯救我们的河谷”，想法是从当地储蓄账户、联邦补助金和贷款担保中筹集足够的资金，让坎贝尔工厂归社区所有。这在工业心脏地带还是个崭新的想法，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它吸引了人们的想象力。马洪宁成了自由派和激进派们轰动一时的事业。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们来到扬斯敦提供帮助，全国媒体也纷纷前来围观。五辆巴士载着钢铁工人前往华盛顿，去白宫外抗议；卡特政府接受了他们的请愿，并成立一个专案组来研究这个问题。可是，当地人的回应并不热情——会议参加人数不多，每次只有不到一百人。“拯救我们的河谷”银行账户只筹集了几百万美元，而要想让工厂活下来，至少需要花费五亿美元。钢铁公司积极游说，反对当地所有权，而联合钢铁工人工会从来没有支持过这个风险过高且听起来太过社会主义的想法。甚至一些失业工人的态度也不温不火。如果已经五十五岁且工龄足够，他们就可以退休，领取全额退休金；而年轻人开始纷纷离开这里。最后，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是十亿美元的补贴也不足以翻新工厂，使其获得竞争力。联邦政府——能让工业活下去的重要机构——退出，工厂的命运也就此封存。
如果领导联邦政府的机构和人员已经了解到扬斯敦以及接下来在更广阔的区域即将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可能会制定一项政策去处理去工业化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地听之任之。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扬斯敦的所有大钢铁厂都关门大吉：板材和管材公司的布里尔山工厂关闭于1980年，美国钢铁公司的俄亥俄工厂关闭于1980年，麦克唐纳工厂关闭于1981年，共和钢铁厂则关闭于1982年。不仅仅是工厂。市中心的两个主要购物中心西格比和施特劳斯很快也关门了。建立于1899年的城南游乐园艾朵拉人气迅速下滑；1984年，野猫过山车起火，导致艾朵拉被关闭。里面那架壮观的旋转木马被拍卖，最终运去了布鲁克林海滨。1979年至1980年间，扬斯敦的破产率增加了一倍，而在1982年，马洪宁河谷的失业率几乎达到百分之二十二——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高。不久前才在工厂中获得好工作的黑人工人受到了尤其严重的打击。城东的房屋、城南的部分区域，甚至市中心边缘的雾谷都因止赎和白人集体迁移而人去楼空。空置房屋引发了不断蔓延的火灾，整个80年代，每天都会发生两起以上。在一家著名的平民酒吧赛拉克，付费电话旁边的墙上有一个号码，你可以打电话叫人把一栋房子烧毁，费用不到市政拆迁成本的一半。在持续十年的数百次纵火事件中，只有两个人被判有罪——一名黑人妇女在一场骗保火灾中杀死了她的两个孩子，还有一个负责拆迁的城市官员——他利用暴徒来完成工作。从1970年到1990年，该市人口从十四万人减少到九万五千人，而且，这种减退看不到尽头。
约翰·鲁索，一名来自密歇根州的前汽车工人和现劳工研究教授，于1980年开始在扬斯敦州立大学任教。他抵达时，每条城市街道的尽头都能看到一家工厂，还有高炉中冒出的火焰。他来的时机刚刚好，钢铁行业就在他眼皮底下消失殆尽。鲁索计算出，在1975年至1985年的十年间，马洪宁河谷失去了五万个工作岗位——这是一场前所未闻的经济灾难。然而鲁索说：“人们并没有想到，这是系统性的。”作为一名当地专家，他每隔六个月就会接到一次《时代》或《新闻周刊》的电话，那头会有一位记者询问，扬斯敦是否已经熬过了低谷。显然，这么多机器和人力已经不再被需要，而这个事实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这也发生在克利夫兰、托莱多、阿克伦、布法罗、锡拉丘兹、匹兹堡、伯利恒、底特律、弗林特、密尔沃基、芝加哥、加里、圣路易斯以及其他更多城市；1983年，这一地带被赋予了一个新名称：锈带。但是，它首先发生在扬斯敦，最为迅速，最为彻底，而且由于扬斯敦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没有大联盟棒球队或世界级交响乐团，这座城市成了一个去工业化的典型，一首歌的名字，一段陈词滥调。“这是我们经历过的最安静的革命之一。”鲁索说，“如果一场瘟疫在中西部夺走这么多人的生命，那将被视为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可是，正因为它的缘由是蓝领岗位的减少，而不是细菌感染，结果，扬斯敦的覆灭几乎被视为正常。
工厂开始关闭时，塔米十一岁。她还太小，无法了解或关心钢铁城镇、历史性的罢工、去工业化，或是一整座城市废墟的幽灵。她过着自己的生活，忙着自己的事情。黑色星期一之后的一年，她跟着母亲和继父搬回了城东。表面来说，她和他们一起住在布鲁斯街的一所房子里，但实际上，她搬了回去，跟奶奶一起住在夏洛特街。回来后的那个夏天，她们的前门被偷了——那是一块实木橡木旧货，嵌着椭圆形玻璃——门旁环绕的装饰性玻璃窗也一起被偷了。同样的贼也光顾了几个邻居的房子。奶奶没钱换新门，所以她们钉上了木板，几年时间里都从后门出入。有些时候，塔米觉得太丢脸了，以至于不肯邀请朋友来家里。
前门被偷标志着她后来经常提到的一个转折点：这表明，家庭的挣扎正反映着某种更大的趋势。普通人不再拥有街道的控制权（即使赛拉克酒吧距离夏洛特街并不远），街区也变得越来越糟糕。到了70年代中期，大多数白人家庭已经搬出城东，黑色星期一促成了这场搬迁的终结。当西比尔女士于1964年从城东高中毕业时，大部分学生都是白人，在她的班级选出一名黑人女孩作为返校节女王之后，一名白人老师推翻了投票，说“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是，70年代的每一年，塔米的班级照片中都会少一两个白人孩子，直到1980年她进入高中时，城东高中已经几乎全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城东高中距离夏洛特街步行可达，但九年级时，塔米被安排乘校车去上城南的威尔逊高中，以实现种族平衡。她最好的朋友格温是数学课上唯一的另一个黑人小孩，当他们举手时，老师完全视而不见。她想念在一所学生主要是黑人的学校里的日子，所以在十年级时，她转学回到城东高中。
她在家里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学会简单的维修，还有乘公共汽车购买杂货和支付账单。最后，奶奶用一纸放弃权利声明书将房子的所有权转交给了她。角色扭转了：现在，是她在照顾奶奶。
然后，十五岁那年，她怀孕了。
她写了一封信寄给母亲，尽管母亲就住在三个街区之外；因为她太害怕，无法面对面告诉母亲。但该来的总会来的，母亲听了非常愤怒，逼问她：“你想打掉它吗？你打算如何照顾它呢？”塔米说，她会照顾她的孩子，无须多言。孩子的父亲是一个看上去时髦自信的男孩，名叫巴里，比塔米大一岁。男孩的母亲是薇姬的保释官，她认为托马斯家的这个女孩不适合她的儿子，于是打电话给塔米的祖母，告诉她，巴里不可能是塔米命中注定的男人。但是塔米爱他，她告诉了母亲。
“这只是早恋。”薇姬说。
塔米坚持说：“不，妈妈，我爱他。”
“会变的。”
虽然薇姬即将为塔米的继父生下四年里的第三个儿子（塔米的孩子会早出生五个月），但她们从未谈过性。薇姬六年级或七年级时，大妈妈告诉她，婴儿来自石头下面；她相信了，这就是她在这一问题上接受的全部教育。奶奶也不打算提供任何信息。
最糟糕的时刻是塔米不得不告诉奶奶的时候。大妈妈去世时，塔米都不记得曾外祖母哭过，但听到塔米的消息时，她哭了，这让塔米十分伤心。多年以后，她明白了：家里从没有人能从高中毕业，而她原本应该是第一个。“又来了一个没法毕业的孩子。”塔米说，“奶奶说她工作、擦洗地板、为别人做饭、把时间花在远离家人的地方，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我能接受教育并拥有一个家，而那还是没能发生。我们有了一个家，但没人接受过教育。”塔米的父亲冲进夏洛特街的房子，告诉她：“你永远不会有所成就，只能当一个福利婊子。”
然后，塔米下定了决心。她不会变得像廉租房中的那些女孩一样，也不会变得像母亲一样。她会留在学校，并开始认真学习——她是一名平庸的学生，但现在她开始好好努力——然后，她会找到一份好工作（成为护士不再现实，因为她的化学成绩太差了），因为她的孩子会拥有比她更好的生活，比她的弟弟们更好的生活，孩子们会有一个能照看他们的母亲。她现在有了需要证明的东西，不仅仅是向父亲和其他人证明，也是向自己证明。
那个女婴于1982年5月9日出生。巴里本该签署出生证，但他没有出现，塔米得知他到处拈花惹草。他们吵了一架，她再也不肯见他了。她及时回到学校，参加了期末考试。几个月后，她在西湖廉租房区域遇到了巴里，她在那里有一份暑期工，担任日间夏令营辅导员。巴里正在社区中心排队领取某种赠品，身旁是他已经怀孕的女朋友。这让塔米心碎——但是没关系，一切都好，她知道她会恢复过来。她不再去教堂，因为她的情况被人们认为是可耻的。当巴里试图与她复合，她把他拒之门外。“这和你无关，”她告诉他，“她不是你的。你没有签署出生证明。”她不想让女儿像她一样长大，与一个似乎从不关心她的男人保持吵吵闹闹的关系。她想让女儿得到身边每个人的爱和渴望。她和宝宝独自生活，与此同时，城东的一切都滑向了地狱。
塔米不再使用母亲的福利支票，而是注册了自己的那份。她讨厌使用福利——福利机构的工作人员很可恶——但她需要靠它来支付食品和儿童保育费用。她于1984年按时高中毕业，成为家里第一个获得文凭的人。她高四那年，女性的衣着风格令人回忆起20世纪40年代，年鉴照片中的女孩们有着像比莉·哈乐黛一样的发型、裙子和口红。塔米戴着一顶灰色毡帽，上面有黑色缎带和网眼纱，但她双眼的神情透露了这个曾经扎着小辫的女孩经历了怎样的生活。
她在一所技术学院获得了副学士学位，并作为一名超市收银员工作了两年，希望能获得一份管理工作，可是并没有这样的岗位空缺。她又生了两个孩子，父亲是一个名叫乔丹的男人：一个男孩出生于1985年，另一个女孩出生于1987年。她花钱总是很谨慎——既然现在她可以开车了，她会去郊区购物，因为那里的价格更低；她会预付款项为孩子们购买圣诞礼物，先付一笔定金让商店为她保留下来，直到能付清全款。可是，要想照料三个孩子、奶奶和夏洛特街的房子，她必须找到更有保障的工作。
到了80年代末，扬斯敦正在建造一座博物馆来记录它的工业史。博物馆由建筑师迈克尔·格雷夫斯设计，造型是一座钢铁厂，配有风格化的烟囱。但在北边的沃伦，帕卡德电气工厂仍在运营，有八千名工人为通用汽车公司的汽车生产线束和电子元件。这比炼钢工作更轻松、更干净，三分之二的员工是女性，其中很多是像塔米这样的单身母亲。她去了那里面试，得到了一份时薪七点三美元的装配流水线工作。于是，1988年，塔米摆脱福利，成了一名工厂工人。
血帮（bloods），主要由黑人组成的街头帮派，成立于洛杉矶，与瘸子帮（crips）长期敌对。成员多身着鲜红色衣物。
卡法罗（cafaro）家族控制美国多地的商业地产开发，拥有多家连锁商场。
死亡螺旋（deathspiral），指经济实体陷入更高的负债率和更深的经济衰退之间，即债务持续上升、经济却无法增长的恶性循环。
止赎，即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在房贷的情况下指的是贷款人违约或无法偿还贷款时，出贷方将获得房产所有权。此时贷款人将被迫搬走，房产将被拍卖以偿还欠款。
指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1995年推出的歌曲《扬斯敦》，讲述扬斯敦从19世纪初因发现铁矿石而兴起到20世纪70年代步入衰落的变迁过程。
美国高中一般为四年制，高四即美国中学教育体系的最后一年（即十二年级），等同于中国的高三。
比莉·哈乐黛，美国黑人爵士歌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