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米·托马斯在俄亥俄州扬斯敦的城东长大。这一区域开始衰败时，她搬去了城南；城南也开始衰败后，她又搬去了城北。多年以后，在某些情绪驱使下，她会驾驶她那辆2002年的银灰色庞蒂亚克太阳火开上高速公路——60年代晚期，高速公路让这座城市支离破碎——回到她曾经居住过的街区附近。
在塔米长大的六七十年代，城东仍然是一个混合居住区域。她在夏洛特街的房子隔壁是一家意大利人，街对面住着匈牙利人，蓝色的房子里住着波多黎各人，也有一些黑人房主。夏洛特街和布鲁斯街交叉处的街角空地曾经是她的小学。布鲁斯街南面，有一座教堂后来被风暴摧毁并被拆除。几个街口之外的希亥街上，如今竖着三个木质十字架，人行道上喷涂着“血帮”和“从费城到扬斯敦的黑人帮”几个大字；这里过去是一家社区商店，隔壁就是塔米的母亲住过的房子，后来那栋房子被燃烧弹烧毁。洼地将草地分割成两半，那里曾经是一条排列着桃树和苹果树的小巷。那时候，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种植鲜花和蔬菜——塔米在夏洛特街的家四周环绕着木槿、连翘、郁金香和风信子。小时候，她常常坐在前廊上望着街道，眺望烟囱顶部；如果风向合适，她能闻到硫黄的味道。城东的男人都有很好的工作，大多数都在工厂里。家家户户都用心打理自家房屋，并为自己拥有一栋带着三角屋顶、前廊和院子的三层房屋而自豪。与美国东北部的工薪阶层住宅相比，这里的所有房屋都十分宽敞（塔米第一次在费城看到联排屋时，心想：“他们的院子在哪里？他们的车道在哪里？”）。那时，民众维持着秩序，没有太多欺盗行为。
塔米有一个朋友名叫西比尔·韦斯特，塔米叫她西比尔女士，因为她的年龄跟塔米的母亲一样大。西比尔女士曾在一本小小的螺线备忘录中写下她五六十年代的城东成长记忆：
台球厅；
播放青少年音乐的糖果店；
伊萨利乳品店；
第一家商场；
电车；
带游泳池的林肯公园；
带着逗小孩的猴子的磨刀人；
在社区卡车上贩卖水果和蔬菜的农民；
当时的城市是如此安全，人们夜不闭户。人们睦邻友好，在学校里和社区中，人们经常互相走动。
当塔米开车穿过开裂的沥青路面时，她仍然会对这里的荒凉与死寂感到震惊，毕竟，这里一度生机勃勃。她似乎依然期待看到那些一直住在这里的家庭，然而城东已经消失不见。他们都去哪儿了？那些曾构成社区的事物——商店、学校、教堂、游乐场和果树——都已不复存在，一半的房子和三分之二的居民也已不见踪影；如果不了解此地的历史，你根本不会知道这里缺少了什么。城东从来都不是扬斯敦最好的区域，但它有最多的黑人房主；对塔米来说，它一直是绿地最多、人口最不密集、最美丽的区域——你可以在林肯公园旁边摘桃子吃——如今，它的一部分已几乎回归自然，野鹿在野草丛生的土地上漫步，人们会把垃圾丢在那里。
看到麦古菲广场遭到废弃，她满心怒火——那是一个模范购物中心，是卡法罗家族在50年代修建的，里面有一家保龄球馆，一家a&p连锁超市和其他商店，前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停车场——然而现在，它只是一片混凝土沙漠，仅剩一家黑人理发店还在营业。让她感到沮丧的是，所有人都忘记了城东。没有人伤心，没有人感怀。她感到沮丧，是因为她还没有放弃，也不会陷入扬斯敦沉积的逆来顺受中去。因为她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一生，她的过去仍然历历在目，而她还能做一些事。
她看到夏洛特街上的家，不禁心生懊恼：三角屋顶已歪到右边，砖砌烟囱倒向后方，这就是她曾经住了二十年的地方。自从2000年中旬以来，这所房子已经空置，护墙板上的黄色油漆褪色剥落。她本可以很容易地推开老旧的前门，或是从一扇没有玻璃的窗户里爬进去，走到二楼前方的卧室，那是她小时候的房间；然而她只是坐在空转的庞蒂亚克里，透过挡风玻璃盯着它。“噢，我的上帝。”她喃喃低语。她担心如果自己进去，会变得有点情绪化。她知道电线和地板都已剥落，而她的奶奶曾经为了这栋房子如此辛苦地工作。
“奶奶”是塔米的曾外祖母，是她母亲的父亲的母亲。是奶奶把塔米从小养大。关于奶奶的事情，有许多塔米都不确定。她有两个出生日期，一个是1904年（根据社会保障卡），另一个是1900年（据她自己所说）。奶奶的母亲，“大妈妈”，可能出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附近，被她的家人卖给了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个白人男性，奶奶就出生在那里（她的出生地也可能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温斯顿－塞勒姆）；奶奶很可能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她肤色很浅，有一头长直发。奶奶的名字是弗吉尼娅·米勒，但她的儿子姓托马斯，因为那时大妈妈已经嫁给了奶奶的继父亨利·托马斯，是托马斯爸爸和大妈妈把这个男孩抚养长大的。
塔米尝试过在辛辛那提的自由中心研究家族史，但其中许多部分都已无法追溯。奶奶没有出现在1920年的人口普查中；1930年，她被列为托马斯家的“侄女”，年龄十七岁，有一个五岁的儿子——所以人口普查的年龄是错的，她在家族里的位置也是错的。塔米查得越久远，就遇到越多谜团。1930年的人口普查中还有其他名字，外公的兄弟姐妹也被列为大妈妈的孩子，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这在黑人家庭中是正常的。“你照看孩子们，”塔米后来说，“孩子们会跟表兄弟姐妹和亲兄弟姐妹一起长大。但这造成了很多混乱，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谁是谁的孩子，他们也不谈论这种事。”奶奶也从未谈过这些事情，而现在她已不在人世。
不过，塔米几乎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奶奶不得不在八年级时从温斯顿－塞勒姆附近的学校辍学，开始在烟草田里干活。二十多岁时，她离开了南方，前往俄亥俄州，在那里找到一份清洁工的计日工作，后来又在《扬斯敦维护者报》的电弧雕刻部门工作。大萧条时期，托马斯家族的其他人——托马斯爸爸，大妈妈，外公的兄弟姐妹，以及外公——都跟随她北上，穿过扬斯敦东南边缘的马洪宁河，来到斯特拉瑟斯定居，那里有一家炼焦厂，烟囱里会喷出蓝色的火焰。塔米的一些亲戚在钢铁厂找到了工作，这家人在斯特拉瑟斯买下了几栋房子。托马斯爸爸把他的耕作技能带到了北方，在院子里耕种栽培。他们有几棵梅子树、一棵苹果树、一棵桃树、一棵栗树和五棵樱桃树。邻居里有两个女人会做果冻，她们用果冻与塔米的曾伯祖母交换梅酒。塔米小时候会跟着奶奶，在周末造访他们在斯特拉瑟斯的家人。“对我而言，那就是乡村生活。”她说，“随着年龄增长，我意识到，我们北方家人的日子过得挺像样。”
塔米的家人们并没有过上太久的好日子。外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归来时已经海洛因成瘾。他的妻子变成了一个酒鬼。1966年，他们的女儿薇姬，一个漂亮苗条的十七岁女孩，生下一个女儿，并给她起名叫塔米。塔米的父亲是个在街头混得开的十五岁男孩，他在政府廉租房里长大，名叫加里·夏普，绰号剃刀。他和薇姬并不需要彼此。她从高中辍学，分娩后不久就开始吸毒。薇姬和塔米搬去跟奶奶住在一起时，后者已经快七十岁了，做着女佣的工作，打扫卫生、做饭，为住在城北的一个富裕寡妇提供陪伴，每周赚五十美元。照顾宝宝的工作也落到了奶奶身上。
680号州际高速公路穿过奶奶的旧公寓之后，他们搬去了莱恩大道——塔米、奶奶、薇姬、塔米的外公以及他的妻子和孩子，同时还有别的一些人搬进搬出。奶奶出门工作时，家里几乎人人都在吸毒。薇姬也会吸烟，有时会拿着点燃的烟睡着。塔米小时候会让自己保持清醒，直到母亲睡着，把香烟从母亲手里拿走。从三岁开始，她就在照顾母亲。
塔米喜欢在奶奶的床上睡觉，但有时候——不太经常——她会爬到母亲的床上。也许因为她小时候跟母亲一起睡的次数太少了，直到成年之后，她还会这么做；特别是当她心情低落、需要安慰的时候，她总会爬到妈妈的床上，就连在医院里的时候也是如此，直到护士让她出去。
星期天，奶奶会带塔米跟斯特拉瑟斯的托马斯家亲戚一起去教堂做礼拜；星期六，他们去扬斯敦购物。他们戴上手套和帽子，塔米穿上她小小的蕾丝上衣和漆皮鞋，一起乘坐公共汽车抵达市中心的西联邦街，在奶奶的姐姐杰西工作的鞋店停下来，然后在伍尔沃斯吃午餐，在麦克罗里五元店购买家居用品，在休斯商店买肉，在施特劳斯百货看看衣服，但是不买，然后在西格比买条裙子。奶奶把钱存在家庭储蓄和贷款账户，但她没有支票账户，所以他们也会去市中心支付账单，分别造访电力公司、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和电话公司。
在自家厨房，塔米会仰着头看奶奶做饭；奶奶会从斯特拉瑟斯的托马斯家花园里摘一些新鲜羽衣甘蓝。塔米喜欢和年长的女性待在一起，为她们帮点小忙，听她们说话。她很早就意识到，她们有智慧能传给她。她想长大后成为一名护士，照顾他人。
奶奶白天在扬斯敦的许多白人家庭中工作，其中她为之工作最久的是珀内尔一家；到最后，她会在工作日的晚上睡在他们家里。有时塔米会和奶奶一起去工作，奶奶在抹布上抹上一些东西，塔米就用抹布把玻璃门把手擦干净，或者她会给放在奶奶熨衣板下篮子里的干净衣物喷点水，让它们湿润点。有一次，薇姬消失了几天，塔米和奶奶一起住在珀内尔家三楼奶奶的房间里。她看着珀内尔太太在后院里伸出手去喂松鼠，珀内尔太太那天给了她一个米老鼠电话，后来还送了她一套卧具。
塔米当时太小了，不知道珀内尔是扬斯敦最富有、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安妮·陶德·珀内尔是大卫·陶德的直系后裔。陶德是布里尔山首个煤矿的创始人，该公司于1844年打造了马洪宁河谷的钢铁制造业；恰逢内战，陶德当选为俄亥俄州州长。安妮的丈夫弗兰克·珀内尔是美元储蓄银行的董事会主席，并于1930年至1950年担任扬斯敦板材和管材公司总裁；该公司是美国第五大钢铁制造商，也是马洪宁河谷最大的雇主。珀内尔一家住在城北克兰德尔公园附近的上层阶级社区，那是位于陶德巷280号的一座砖砌豪宅，有七间卧室、四间浴室、若干壁炉、一个图书馆、一个舞厅、一个温室和一个马车房。他们是20世纪中叶扬斯敦的工业新教精英，当时这座城市正处于巅峰；他们是自内战以来一直控制着扬斯敦的精英阶级——即使对于一个本土思维浓重的内陆钢铁小镇来说，这种控制的程度也有些不同寻常——而当1966年，一个祖先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黑人女孩出生在扬斯敦城东时，这些荣光已经开始褪色。不过，在珀内尔家的豪宅里，塔米还是目睹了一切。
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1977年，钢铁厂沿着马洪宁河从西北一直向东南延伸了二十五英里：从沃伦和尼尔斯周围的共和钢铁公司工厂，到麦克唐纳的美国钢铁厂，到扬斯敦板材和管材公司在布里尔山上的高炉，到位于扬斯敦正中心的美国钢铁公司俄亥俄分厂，再到坎贝尔和斯特拉瑟斯散布的板材和管材公司工厂，中间不曾间断。高炉每天运行二十四小时，热浪滚滚，金属叮当作响，蒸汽嘶嘶升起，二氧化硫的气味无处不在，白天的天空被木炭污染，夜晚则闪着地狱般的红色眩光；烟灰覆盖房屋，河水死气沉沉，小酒馆人满为患，人们向工人的守护神“供养者圣约瑟夫”祈祷，火车的车厢满载着铁矿石、石灰石和煤块，在通过密集的城市铁轨网络时隆隆作响——所有这一切都宣示着扬斯敦就是钢铁，一切都是钢铁，每个居民都仿佛是由熔化的铁水铸成的人形；没有钢铁，这里就没有生命。
这个城市的工业大亨家族——陶德、巴特勒、斯坦博、坎贝尔、维克——确保事情会一直如此。作为扬斯敦制造出的唯一精英，他们阻止其他行业控制这里，与他们争夺那庞大的移民劳动力。扬斯敦有两个交响乐团，其中一个完全由钢铁工人及其家人组成。这座城市繁华而内向，位于克利夫兰和匹兹堡中间的山谷里。在这里，每一个社区都彼此隔离——意大利人与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人隔离，本地工人与外国移民隔离，劳工与经理隔离，黑人与其他所有人隔离。
在扬斯敦能保持独立、由本地控制的钢铁制造商中，扬斯敦板材和管材公司是最大的一家。它在坎贝尔工厂有四个高炉，在市中心以北的布里尔山工厂还有两个高炉。板材和管材公司体现了扬斯敦工业的残忍——贪婪的增长，严酷的条件，工厂中的种族和族裔隔离，对工会的顽固敌意，持续不断的冲突。1902年，十五岁的弗兰克·珀内尔就开始在板材和管材公司位于市里的办公室里做佣工，当时公司刚成立两年。1911年，他与安妮·陶德结婚，大大提高了他在扬斯敦的社会地位。20年代初，他们在陶德巷建造了一座豪宅。他在板材和管材公司的系统中一路升迁，在1930年当上了总裁。在官方肖像画中，他穿着那个时代的上浆领，西装背心上挂着表链；他长着鹰钩鼻、双下巴，顶着一头杂乱的银发，露出泰然自若的浅笑，那种笑容属于不可撼动的资产阶级。
到了30年代，旧秩序开始让路。1936年，脾气火爆的矿业工会和工业组织委员会主席约翰·l.刘易斯在匹兹堡一栋摩天大楼里宣布，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成立；钢铁大亨们的办公室恰巧也在同一栋大楼里。刘易斯指派他的副手菲利普·默里当了委员会主席，那是一个脾气温和的苏格兰人。刘易斯和默里的目标是实现人们从未成功过的事：最终将这个巨大产业的工人带入工会。很快，组织者开车进入扬斯敦等钢铁城市，并在少数族裔俱乐部、教堂和会议大厅里与工人们交谈。不过，这些新工业组织者的想法与本土意识恰恰相反：他们宣扬的阶级意识超越了族裔、宗教、种族和性别——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的名义，而是为了把工人带入中产阶级，让他们成为一个平等民主政体中的合格成员。刘易斯的战术是激进的，但他的目标完全符合美国体系。
1937年春，马洪宁河谷的两万五千名工人加入了全国钢铁总罢工。他们被禁止使用无线电，于是将扬声器安装在卡车上，挨个社区地宣传下一次会议或纠察队的消息。他们还囤积了棒球棒。罢工者中几乎没有一个黑人。过去，黑人工人被人从南方带来，用以破坏罢工；几十年来，他们一直被派去做工厂里最肮脏、最枯燥的工作，例如嵌接工——用喷灯把钢铁中的损毁处磨平。他们与白人同事有着深植于心的相互警惕，就连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的理想主义言论都无法克服。
这次罢工被称为“小钢铁厂罢工”。组织者没有以庞大的美国钢铁公司为目标——之前一个月，密歇根州弗林特市通用汽车工厂的汽车工人举行了一次成功的静坐罢工；目睹了这次实际教训之后，美国钢铁公司已经向工会的经济实力屈服，在那年3月认可了工会。相反，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的目标是一批规模较小的公司，包括总部位于芝加哥的共和钢铁厂，以及板材和管材公司。美国钢铁公司是一家全国公司，对其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位置有更长远的认知；与之相反，小钢铁公司目光狭隘，对工会只怀有纯粹的仇恨。他们通过组建“忠诚员工”小组来维持工厂运转，还建立了全副武装的私人部队，这些部队通过工厂大门内建造的简易跑道得到空中补给。
暴力不可避免。它首先发生在芝加哥南部：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警方向一群工会同情者后方开火，造成十名男子死亡，数名妇女和儿童受伤。接下来的一个月，轮到了扬斯敦：6月19日，两名罢工者在共和钢铁厂的大门外被杀害。罗斯福总统的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呼吁进行仲裁，工厂主却要求州政府派军队保护工厂。俄亥俄州州长派出了国民警卫队，罢工被镇压，工人们重返工作岗位。1937年的小钢铁厂罢工中，总共有十七人丧生。公众开始抵触工会这种新的战斗性，短期来看，公司赢了。
然而1937年的失败带来了1942年的胜利：那一年，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裁定，共和钢铁厂与板材和管材公司使用非法策略粉碎罢工。这些公司被迫承认钢铁工人组织委员会的地位，并开启集体谈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扬斯敦成了一个稳固的工会城市，这带来了工人们一直渴望的经济保障——随着时间的流逝，甚至连黑人工人也不再例外。工厂闷热而肮脏，会压垮你的身体和精神，但它的工资和养老金开始代表美国经济生活的黄金时代。
战争结束后，弗兰克·珀内尔继续经营扬斯敦板材和管材公司，他学会了劳资关系的新体制语言，而旧的阶级冲突仍然存在。1950年，他卸任总裁并成为董事会主席；1953年，他死于脑出血。他的遗孀安妮继续在陶德巷280号的豪宅中度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岁月——当时，大多数其他精英家庭都卖掉他们的工厂，离开扬斯敦，去更具国际化、空气更清新的地方。钢铁公司继续阻拦其他可能与之争夺扬斯敦劳动力的行业。50年代，当亨利·福特二世探索在城北的铁路废料场上开设汽车厂的可能性时，当地的工业大亨和非在地公司设立了足够的障碍来扼杀这个想法。1950年，爱德华·德巴托罗在博德曼创立了美国最早的单排商业区之一，购物广场的增长开始削弱城市的商业中心。白人工人搬到郊区从事较轻的工业，钢铁厂的好工作第一次向留守的黑人工人开放。随着运输成本上升，美国钢铁制造业的地理核心转移到克利夫兰、加里、巴尔的摩和芝加哥等深水港口，扬斯敦的钢铁行业停滞不前，外部竞争开始迎头赶上。
最后，到了1969年，扬斯敦板材和管材公司——当时已是美国第八大钢铁制造商，也是该市最后一家当地控股的钢铁公司——被出售给新奥尔良的造船企业集团莱克斯公司。该公司计划从这笔新收购中抽取资金，利用板材和管材公司的现金流来偿还债务并扩大其他业务，最终削减股息，并从名称中删掉“扬斯敦”。于是，到了70年代初，虽然还没有人意识到，这座城市已经开始衰败。
珀内尔夫妇没有孩子；寡居的安妮独自生活，只有她的妹妹莱娜和一个名叫弗吉尼娅的老年黑人女佣陪伴左右。妹妹去世后，珀内尔夫人在去马车房照看炉子的时候摔伤了髋关节，女佣开始从周一到周五都留下来过夜，陪在珀内尔夫人身旁。安妮·陶德·珀内尔于1971年去世。在遗产处置尚不确定的几个月里，女佣和她的孙女以及五岁的曾孙女一起住在这里，看管宅邸。
塔米不记得他们在珀内尔豪宅住了多久，但当时感觉就像永远。他们搬到那里时，郁金香和玫瑰都在盛开，塔米在那里开始上幼儿园，他们也在那里庆祝了圣诞节。他们抵达时，一些家具被搬出房子，所有华丽的地毯都从大门廊里消失了。不久之后，客厅的家具不见了踪影；圣诞节时，餐厅的桌子也不见了；然后，有人扯掉餐厅里挂着的枝形吊灯，留下外露的电线，这让奶奶愤怒不已。在房子售出之前，它已经被一片一片地拆除。珀内尔夫人的司机拿到了她的车，园丁和家务人员——包括奶奶——每人收到了五千美元。塔米的母亲留下了珀内尔太太的银框镜子和银梳子。圣诞节时，塔米得到一辆自行车，她在空荡荡的起居室里学会了骑车。
这座房子比她能想象到的任何地方都更宽敞、更漂亮。有很多地方可以躲藏，花园里有她以前从未见过的鲜花，地下室有七个房间，其中一间放有前装式洗衣机，厨房里有镀镍柜台，餐厅里有一个用来呼叫用人的蜂鸣器。塔米本不应该在房子的那一部分玩耍，她有一回踩到蜂鸣器，那东西响了起来，吓了她一跳。她最喜欢的房间是莱娜小姐在二楼的旧卧室，它带有一个后门廊。卧室的墙壁被漆成绿色，就像房子的其他部分一样；只有莱娜小姐的长浴室除外，它有着金色的瓷砖和琥珀色的立式淋浴。当塔米的母亲住在那里时，她们三个共用浴室，但薇姬不喜欢这栋空荡荡的大房子——她相信里面会闹鬼。塔米在一个旧行李箱里发现了一条带有金属裙环和褶边的衬裙，她会穿上它，在三楼的舞厅中旋转，在她的想象中，过去的人们就是这样跳舞的。她像公主一样走下高高的楼梯，在圆形露台上表演，把灌木丛当作观众。奶奶让她待在房子附近，禁止她离开院子或爬上大树，但她还是这么做了。周末时，他们会走到克兰德尔公园喂天鹅。
这场冒险在1972年初结束；塔米六岁生日前后，有一家人买下了这座豪宅。奶奶被允许带走一些幸存的家具和餐具，包括珀内尔夫人手工定制的床和梳妆台，它们是白色的，带有金色装饰。奶奶带着塔米回到城东，用她得到的遗赠付了首付，在夏洛特大街1319号买下了一栋木结构房屋，总价一万美元。塔米后来几乎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二十六岁。
她上了一系列以总统命名的学校——林肯、麦迪逊、格兰特、威尔逊；每一座学校最后都被落锤破碎机拆除了。在课堂照片中，她是一个身材瘦削、肤色较浅的女孩，留着小辫，目光柔软而充满期待，仿佛有什么好事即将发生。她喜欢去艾朵拉的老游乐园坐野猫过山车，但她最喜欢的地方是密尔溪公园，它位于城南和城西的交界处，有八百英亩的树林、池塘和花园。从公园的北端，可以看到钢铁厂和火车轨道，但你也可以翻过岩石，迷失在小径上，与自己和上帝交谈。奶奶有时带她去那儿，有时她也会在放学后被送去珍珠街布道所，和那儿的人一起去公园。珍珠街布道所距离她在城东的家很近，孩子们会在那里挖出橙肉，塞进花生酱，在果皮上戳一个洞，用一根纱线穿过，然后把橙子挂在密尔溪公园的树上喂鸟——虽然塔米从未见过有鸟从橙子里吃花生酱。如果她能选择住在这座城市的任何地方，那一定会是在公园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