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太后听政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于忠从权力中心赶出去。在朝廷，宣武帝的几个弟弟，特别是清河王元怿，可能会是太后的重要智囊。在内宫，曾救过她性命的宦官刘腾也会给她出主意。因此，胡太后对付于忠显得非常讲策略，是分阶段、分步骤的。第一步，解除他的侍中和领军职务，特别是后者，剥夺其军权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隐患。《魏书·于忠传》：“灵太后临朝，解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止为仪同、尚书令，加侍中。”解除了这些内朝职务之后，又给他“加侍中”，显然是为了宽慰他，可是加侍中不是侍中正员，且很可能只是一个名义，不能如正牌侍中一样在禁中上班。另外一个宽慰于忠的措施，是拜于忠的夫人元氏为女侍中，赐号范阳郡君。这位元夫人比于忠有文化，史称“微解诗书”。这可能发生在十月至十一月间。
当然，被解除了那么多职务之后，于忠还是尚书令，是行政执行机构尚书省的首脑，号称端右，是非常显要的。又过了十来天，才进入第二步。太后在崇训宫见门下省的侍官（侍中、黄门郎等），问道：“（于）忠在端右，声听何如？”众人都回答：“不称厥位。”于是下诏，外派于忠去担任冀州刺史。这个过程中，于忠基本上没有抵抗的机会，有的只是担心情况会更糟。好在胡太后念他救命有功，虽然后来元雍、元匡等请求加以重罪，太后都替他遮挡了，算是“软着陆”，后来竟得善终。
此后四年，都是胡太后临朝称制。
这四年间，与我们所关注的老尼慈庆相关的，主要是一些人物的死亡。对于这样一个上了年岁的人，她听到的消息中最能引发她关切的，总是那些在她生命中出现过、重要过的人的死亡。首先是胡太后的姑母比丘尼僧芝的去世。据僧芝墓志，僧芝在熙平元年正月十九日（516年3月7日）夜分，“终于乐安公主寺”，享年七十五岁。她总算看到了侄女荣耀时光的到来，侄女对她的报答只能是隆重安葬。但似乎下葬很快，墓志说“其月廿四日辛卯迁窆于洛阳北芒山之阳”。照说胡太后会参加丧礼，但也许只是其中某一个环节。慈庆也一定会前去吊丧。慈庆可能早在平城宫时就认识僧芝，后来在洛阳宫出家后一定与她联系更多。考虑到慈庆年事已高，未必能去送葬，另外我们知道的一些人物，比如一年前出家的宣武帝皇后高英（现在是比丘尼慈义），一定会去参加。还有孝文帝的废皇后小冯，以及王肃的前夫人谢氏，如果她们这时都还健在，也一定会参加，因为她们都是僧芝的弟子。
一年多以后，熙平二年三月丁亥（517年5月2日），广平王元怀病逝。元怀是慈庆抚育过的，应该一直都有一些联系。如果慈庆参加元怀的葬礼，她应有机会见到高猛和他妻子长乐公主元瑛。元瑛对慈庆，应该也有她哥哥宣武帝那种感情。如果高英也来吊丧，慈庆跟她当然毫不陌生。相见说起往事，必有万千感慨。
再过一年半，高英也去世了。
于忠等辅政大臣在延昌四年三月甲辰（515年3月31日），逼迫皇太后高英“出俗为尼”，一开始“徙御金墉”，后来进入瑶光寺。据僧芝墓志，高英出家后拜僧芝为师。高英墓志说她“帝崩，志愿道门，出俗为尼”。《北史·后妃传》：“寻为尼，居瑶光寺，非大节庆不入宫中。”高英出家后，她的女儿建德公主就由胡太后抚养。《魏书·皇后传》：“建德公主始五六岁，灵太后恒置左右，抚爱之。”高英年纪轻轻（出家时大概只有二十五六岁，死时不到二十九岁），突然暴死，是胡太后安排的。
《魏书·肃宗纪》：“（神龟元年九月）戊申（518年11月14日），皇太后高氏崩于瑶光寺。”高英墓志：“以神龟元年九月廿四日（518年11月12日）薨于寺。”墓志记高英死日比《魏书》早两天，但两者都说她死于瑶光寺。其实高英死在自己母亲家里。高英的父亲高偃死于太和十年，母亲王氏辛苦带大了几个孩子。高英拜皇后的第二年，王氏被封为武邑郡君。据《魏书·皇后传》，那段时间（应该不是一天而已），高英离开瑶光寺回娘家看望母亲。偏偏这一天“天文有变”，出现了不利于后宫之主的天象。什么天象呢？《魏书·天象志》：“闰月戊午，月犯轩辕，又女主之谪。”《天象志》的这一部分不是魏收书原文，可能是用唐人书补的，时间错误很多。神龟元年闰月在七月，但闰七月没有戊午日。随后的小字注占文也问题多多：“月犯轩辕，女主忧之。其后皇太后高尼崩于瑶光寺。……胡太后害高氏以厌天变，乃以后礼葬之。”概而言之，所谓“天文有变”就是月犯轩辕，占曰“女主之谪”。照说这种祸事会应在胡太后身上，她当然要想办法转移给别人。于是她想到了前皇太后高英、现在的比丘尼慈义。《北史·后妃传》：“灵太后欲以当祸，是夜暴崩，天下冤之。”
按胡太后的指令，高英在母亲家里被杀害，然后“丧还瑶光佛寺，殡葬皆以尼礼”。根据高英墓志，主持和参与丧事的是“弟子法王等一百人”。这里说的“弟子”，可能并不是高英/慈义的弟子，而是“佛弟子”的省称，指瑶光寺与高英有关联的比丘尼，当然她们中一定有不少本是宫女，是在高英出家时随她成为比丘尼的。高英下葬时间在十月丁卯（518年12月3日）。据《魏书·礼志》，当皇帝（其实是胡太后）问如何安排葬礼时，朝臣建议“内外群官，权改常服，单衣邪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讫而除。止在京师，更不宣下”。既不是正常的比丘尼葬礼，也不是皇太后葬礼，算是某种折中之后的简化。
前往北邙山送葬的一定有高猛夫妇。那时高家在世的人尽管还有一些，不过都成了明日黄花，只有高猛的妻子长乐公主元瑛以宣武帝同母妹的身份，尚能得胡太后礼待，仍然活跃在宫廷内外。老尼慈庆是否会去吊丧、送葬，已无从猜测。
接下来，是一个慈庆必定会参加的丧葬仪式，不过并非新丧，而是改葬。胡太后对一个早在二十三年前就已去世并安葬的人，举行隆重的改葬，这个人就是宣武帝的生母、孝明帝的祖亲高照容。《魏书·肃宗纪》：“是月（神龟二年正月），改葬文昭皇太后高氏。”高照容墓志残存文字也提到改葬时间在神龟二年（519），只可惜接下来的月日已严重残泐。有证据显示，至迟在前一年高英下葬后不久，胡太后就考虑要给高照容重新安葬。比如，《魏书·礼志》记神龟元年十一月尚书省祠部曹预备改葬事，就与典礼相关的皇帝、皇太后和群臣服制，发符给国子学士要求给出意见，崔光因兼国子祭酒，最后代表众学士上报他们讨论的结果。高英死后，殡葬皆以尼礼，不得配飨世宗，那么将来胡太后死后，是不是可以配飨呢？这次改葬高照荣，就是为将来做准备。
《北史·后妃传》：“（文昭皇）后先葬在长陵东南，陵制卑局。”高照容以普通妃嫔身份，陪葬于孝文帝的长陵陵园，时在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健在，大冯当道，当然不会隆重其事，所以坟墓规模较小，所谓“陵制卑局”。宣武帝亲政后，追尊为文昭皇后，配飨高祖，但并没有改葬，只是在原来封土之上扩大规模，增大了封丘，所谓“因就起山陵，号终宁陵，置邑户五百家”，做了表面功夫，实未涉及封土之下的墓室棺椁。
据《北史·后妃传》，到神龟二年正月，在胡太后主持下，“更上尊号太后，以同汉晋之典，正姑妇之礼，庙号如旧文昭”。据《魏书·皇后传》，这句话实际出自孝明帝的诏书：“文昭皇太后尊配高祖，祔庙定号，促令迁奉，自终及始，太后当主，可更上尊号，称太皇太后，以同汉晋之典，正姑妇之礼。庙号如旧。”“姑妇之礼”，是指胡太后与高照容之间的婆媳关系，因胡太后在这次改葬大典中要自为丧主，所以须正其礼。可是，什么是汉晋之典呢？
孝明帝诏书还提到“废吕尊薄，礼伸汉代”，指的是汉文帝生母薄姬故事。薄姬虽在汉文帝时尊为太后，死后未入刘邦长陵，而在文帝的霸陵附近独营一陵，且未得配飨高庙。东汉初，光武帝刘秀建武中元元年十月甲申（56年11月15日），派司空冯鲂告祠高庙，称“吕太后不宜配食高庙，同祧至尊”，而“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贤明临国，子孙赖福，延祚至今”，于是，“其上薄太后尊号曰高皇后，配食地祇，迁吕太后庙主于园，四时上祭”，是为尊薄黜吕。光武帝“废吕尊薄”，显然是考虑为身后立规矩。这就是所谓汉典。所谓晋典，是指东晋的简文宣郑太后。郑太后是晋元帝称帝前所纳的妾，是简文帝的生母，虽然简文帝即位后并没有尊她为太后，而简文帝之子孝武帝却追尊祖母为简文太后。很显然，所引据的汉晋之典，都事关皇帝生母应该享有正宫地位。诏书倡言“废吕尊薄”，表面上取譬当今之抑黜大冯、尊崇高照容，实际上，是为将来胡太后自己终得配飨宣武帝，预做制度和理论的安排。
改葬高照容，就是在孝文帝长陵西北不远处（相距六十步），另挖墓穴，然后打开宣武帝时所增扩的终宁陵，向下挖了好几丈深，取出棺榇，移入新挖的陵兆。《北史·后妃传》：“迁灵榇于长陵兆内西北六十步。”因为极大地靠近了长陵，可以算是祔葬。然而，在终宁陵取棺榇时，棺上卧着一条大蛇：“初，开终宁陵数丈，于梓宫上获大蛇，长丈余，黑色，头有王字，蛰而不动，灵榇既迁，还置蛇旧处。”据此，移棺时必定先移开大蛇，棺榇迁入新陵之后，又将这条仍在冬眠状态、“蛰而不动”的大蛇，放回棺上。
这一盛大隆重的改葬仪式，自胡太后和孝明帝以下，内外百官、朝野僧俗，不知有多少人参加。高照容的儿女中现在只有长乐公主元瑛在世，她和丈夫高猛自然会参加。高家诸人一定也会参加。还有在高照容身边服务过的宫女宦官们，如宫内司杨氏，不用说也会参加，他们中就有老尼慈庆。当然，这一大典其实不是关于高照容的，高照容不过是文章的题目，文章的内容还是胡太后自己。胡太后“自为丧主”，在全部仪典中始终居于中心位置。只是，对于慈庆和长乐公主这样的老人、家人来说，她们大概多少会感激胡太后此举。无论如何，对于岁月未能弥平的伤害，这样的哀荣多少是个安慰。
这一年老尼慈庆八十一岁。至迟从孝明帝即位以来，她已隐入洛阳宫高墙华屋的暗影深处。只在很少的时刻，比如高照容改葬大典，我们知道她一定会出现，不过即使我们那时在场，也不大可能看得见她。一个团缩龙钟、昏眊重膇的老尼，在车水马龙、人山人海之中，不过是一片若有若无的轻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