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当时有一个“女性教官恳谈会”，代表人为小野和子。小野教授为她们的恳谈会没能帮助受害者而深深反省，于是做出支援甲野的行动（小野，1998）。小野教授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实名举控矢野，反倒被矢野以名誉受损为由起诉。在此期间，矢野先是自愿退职，然后又转为控诉自己受到不公正的退职劝告，要求重新保全职务地位，事态一时陷入泥潭。在此过程中，京都大学女性教员们发起了“绝不容忍性骚扰”的各种行动。与此相反，部分男性教员说：“为了性骚扰这点儿区区小事，失去（像矢野）这么优秀的人才，合适吗？”甚至有人设法阻止女教员们的举控。不管什么世界著名的学者，不管什么优秀的顶级官僚，性骚扰就是性骚扰，对于随意侵犯人权的人物，绝不能容忍。来自女教员的这种声音，虽然遭到男性教员的顽固抵抗，但还是发出来了。矢野对小野教授的损伤名誉的起诉，在公审中经过事实判定，结果是矢野败诉。
我去东京大学赴任是在1993年。本来我想在东京大学开展声援京大矢野事件的活动，但转念一想，等一下，应该先看看东大里是否有相当于“京都大学女性教官恳谈会”那样的校内组织。我查了，没有。于是马上成立了“东京大学女性教官恳谈会”。后来，把“教官”一词改成了“研究者”，理由是因为知道了不在教育岗位的研究者，比如技术职员和研究生及其后备人员存在很多问题。我想，先要把握真实情况，于是做了一个“东京大学女性教官所经历的性别歧视”的问卷调查，把问卷收回一看，哇，层出不穷！东大的性骚扰，理科比文科严重，而且加害者的不自觉不设防的程度令人吃惊。看到理科的尤其是长时间待在实验室里操作的女性研究者就这么一直忍耐过来，我感觉非常心痛。
1997年，“反对校园性骚扰全国联盟”成立，各大学开始设置投诉性骚扰的窗口。东京大学虽然行动滞后，但从“全国联盟”制作的《各大学性骚扰投诉窗口的评价表》吸取了经验。从那些已经开设窗口的地方，人们逐渐看到，怎样的机制有效、怎样的机制存在问题。这种记载了各校优缺点的评价表，对教育工作者非常奏效。东京大学在设置窗口和防止委员会之际，就是因为学习了既往的事例，所以能够提出一个比较完善的方案。
首先，东大校方以为，性骚扰的投诉窗口，由各部门的领导来负责就行，但这遭到女性教员们的激烈反对。我在本文前面已经谈到，一个组织的领导，属于成为性骚扰加害者的可能性最大的那一类。而且，向这种窗口的投诉，很可能因为部门领导出于组织防御而被置之不理。到底谁会向这种地方去投诉呢？
由此得到的原则就是，解决性骚扰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跨越部门的机构。于是，东大成立了处理性骚扰问题的全校委员会，让当事部门的有关人员回避。也就是说，如果某个部门发生了性骚扰问题，那这个部门的人员就不参与处理，这成为一个基本原则。
其次，各部门的女教员，很可能被指定担任投诉窗口的负责人。尤其是持女性主义立场的女性教员，因为窗口是她们要求设置的，所以很可能被指派到这个任务。有人甚至戏称为“女性主义教官总动员体制”。可是，处理性骚扰投诉是一项负担和责任都很沉重的工作，女教员们在日常的教学研究之外，还要承担这份额外的任务，实在不堪其重。而且，她们虽然持有女性主义立场，但对心理咨询之类也是完全的外行，临阵磨枪地接受速成班培训都来不及。她们担心自己在调查过程中成为二次加害的加害者。当时，连怎样的行为会成为二次加害，大家还没有充分了解。随便一句“你是不是想得太多了”，也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可见，大学当局想让女性主义教员担起校内性骚扰问题的防波堤之责，可以说是用人过度苛酷。由此制定的原则，是处理投诉时一定要安排心理咨询的专家。为此需要新设岗位，幸运的是，东京大学性骚扰防止委员会成功地获得了所需的预算和岗位。
最后，是性骚扰防止委员会的成员构成问题。原来的规定是由各部门领导和指定委员来担任，后来补充了加入校外委员的原则。最终结果是，委员会以一名副校长为首、以各院系的部门领导为主要成员。从这样的成员构成，人们能够看到东京大学对性骚扰问题的重视程度。之所以加入校外委员，是为了防止投诉在校内被压制掩盖，以保证处理的公平性。我曾是指定委员中的一员。校外委员由法律专家和心理学专家担任。东大性骚扰防止委员会在成立之初，请来的法律专家是长期担任性骚扰诉讼的经验丰富的律师角田由纪子，心理咨询专家是长期关注性骚扰和家庭暴力问题的女性主义心理咨询权威河野贵代美。如此阵容，堪称最强。
东京大学防止骚扰委员会的三原则，就是在这样的摸索中产生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处理的机构要设置在该部门之外；
第二，必须由专家来处理；
第三，不只有校内委员，还要加入校外委员。
如果我们知道处理性骚扰需要如此慎重的态度，就可以懂得财务省的处理方式是何等仓促拙劣了。
那之后，全国各地的大学相继设置投诉窗口，大学里有投诉窗口已成为理所当然。不过，当我被一些大学请去做防止性骚扰教育的讲师时，总会遇到让我失望的事。有的负责人拍着胸脯说“本校开设窗口以来，一件投诉也没收到过”，他们以此作为该校不存在性骚扰的证据。可是，性骚扰潜在于一切场所，如果从未有人来投诉，那只表明受害者对窗口的信赖程度之低。反之，来投诉的件数多，并不就意味着这个大学性骚扰蔓延，而应该理解为窗口在发挥着应有的功能。投诉的件数，实际上可以衡量人们对窗口和后续处理的信赖程度。
教育与性骚扰
每当大学发生性骚扰事件，世人通常的反应是表示吃惊，“最高学府的知性，怎么会……”不必吃惊。后来的研究积累表明，比起民间企业，大学其实更具备滋生性骚扰的结构性条件。“学院骚扰”（academicharassment），是我的造语（上野編，1997），意为包括并非与性有关的、在学术研究上的骚扰现象，受害者不分性别。可实际上，学院骚扰常常伴随性骚扰。
大学里的性骚扰包括两类，一类是与普通职场一样的作为女性劳动者所体验的骚扰，另一类则是学术研究职业特有的骚扰。导致后者发生的要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室封闭空间里的师徒关系，另一个是终身归属于一个学科细分的专业领域而带来的选择余地的狭窄。在学院里，更换指导教师或专攻方向绝非易事。一个尚在求学期间的研究生如果发生问题，甚至可能毁掉一生前途，后果严重，影响持久。事实上，前述京都大学性骚扰事件中的矢野，对于反抗自己的年轻学人，就曾在受害者本人不在场的时候扬言：“那家伙的前途，我就是要毁掉。”在一个狭小的专业领域，如果一个大人物有意为之，是可能的。
普通职场里的性骚扰的定义，是“导致继续工作变得困难的、违背本人意愿的、与性有关的言行”，那么与此相应，教育机构里的性骚扰，就应该是“导致继续教学研究变得困难的、违背本人意愿的、与性有关的言行”。比起前者，后者的受害者更加脆弱。
随着大学性骚扰问题的曝光，更下面的高中、初中、小学里的“学校性骚扰”的问题也不断浮出水面。被视为圣地的学校、被视为圣职的教师，其偶像地位坍塌了。我们看到，对于没有抵抗能力的孩子，学校的封闭空间更容易成为滋生性骚扰的温床。我们还知道了，受害者的年龄越小，受到的伤害越严重而持久。
鉴于以上经验，尤其对于大学教员的性骚扰，我再也不会抱有“那个人怎么会呢”的想法了。在一个容易滥用权力的环境里，控制权力的滥用，比滥用权力要困难得多。在学校里，研讨班、课堂都是教师的独裁王国，比起有上司或外人在场的民间企业，反倒更是性骚扰的温床。
加害者的共通点
通过参与对大学性骚扰事案的调查和调解，我学习到了一个事实，即性骚扰的加害者有共通点。
加害者几乎都是惯犯。当他们判断某个时机可以滥用权力，就会冷静地选择不能说不的对象和环境，行使手中的权力。相反，性骚扰受害者容易落入的陷阱是，以为只有自己不幸碰上，于是选择孤独沉默。矢野事件让我们看到，受害者的忍耐，是在知道别的女性也遭到同样的伤害之后才终于结束的。而且，加害者一方完全缺乏加害意识，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认知隔阂。加害者意识不到，他们眼中的“这点儿小事”，却对受害者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在此之前，加害者还有一个特点，即擅长将对方的笑容和暧昧态度，全部理解为对自己的好感，将环境场景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去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对受害者的那些没有明确地语言化的拒绝信号，加害者是极端迟钝的。在一个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受害者即使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但应该是用身体发出了拒绝信号的。看着性骚扰的加害者，我真是想说：“受到惩罚的，就是你的迟钝。”而这一点如果被人指出批评，他们还常常反过来恼怒发火。
不过，对性骚扰加害者的困惑，我也有能够理解之处。他们之所以是惯犯，就是因为“我只是在重复跟以前一样的行为嘛……”从前被容忍的行为，如今不再被原谅，男人们为此而困惑。对此，我们本来没有理由去同情。对，是的，你一点儿也没变，但社会观念已经变了，女性的意识已经变了。迄今为止的女性或许能忍耐的言行，年轻一代已经不再忍了。这还不单是代际间的变化，也与女性的职业意识有关，随着晚婚化和就职率上升，女性不再轻易放弃职场。从前，女性遭遇了不快，或许就默默地离开职场；但现在，她们不再沉默，而是选择举控。
20世纪80年代末，当性骚扰开始成为社会问题的时候，著名政论节目主持人田原总一郎曾说“女性进入职场，就好比一个女人裸着身体闯进男人的澡堂”（パンドラ編，1990），所以，不管遭遇什么都只得忍受。可是，职场既非“男人的澡堂”亦非私人空间。如今，一切职场皆有女性，同时，职业之于女性也已经不可或缺。所以，“妨碍履行职责”的性骚扰，必须被视为一种严重的“工伤”来处理对待。
性骚扰问题，实质何在？
性骚扰这个问题，实质到底在哪里？性骚扰构成侵犯人权的不法行为，这在法理上已经成立。那么，被侵犯的是什么人权？“违背本人意愿的、与性有关的言行”所侵犯的，是在各种人权中被称作“性的自我决定权”的那一种。可是，真的仅仅如此吗？对于性骚扰，“侵犯人权”一语尚无法言尽其中包含的不快之感，这里还有更深的缘由。
性骚扰是一种社会性别的实践行为。对于拥有工作和从事研究的女性，性骚扰的行为，就是将她们降低还原为社会性别的女性属性，向她们宣称：“你是个女人。”“你终归只是个女人。”“要有自知之明。”这是一种男性权力的夸耀。然后，通过这种夸耀，他们得到作为男人的身份确认。这就是性骚扰问题的核心。
女人是什么？就是“非男人”的群体。对于作为主体的男人，作为客体的女人，是为满足男人欲望而存在的群体。所谓女人，就是为激发男人的欲望而存在的诱惑者，因此，她的价值以“看你多能让老子发情”来衡量。相反，“不能让老子发情的女人（丑女、大妈）一文不值”。女人总是被男人的视线估价。
女人是何时成为女人的？心理学者小仓千加子，对少女思春期的开始，下过一个精彩的定义（小倉，2001）。即所谓思春期，与年龄无关，是“从少女自觉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成为男人性欲望对象的时候”开始的。
如果有人要问：“说句‘你好漂亮’，也是性骚扰吗？”我会回答：是的。当男人将各种女性用美丑来比较时，他是将自己置于“估价者”（评判者）一方。赋予女人价值的，是男人；被男人赋予价值的，是女人。也许有人会说：“女人不也在对男人估价吗？”可是，男人对女人的估价，是一种集体行为并且集中在性的价值方面，在这一点上，男性一方掌握了压倒优势。通过这种社会性别的实践，男人反反复复地确认自己优越的性别地位，由此向“非男人”的群体宣告：“明白你的身份！”
相反，女人什么时候不再是女人了？不再“让男人发情”的时候，成了“大妈”的时候。2018年4月20日，当在野党女性议员们向财务省发出抗议时，自民党议员长尾敬在推特上说：“这些女士离被性骚扰远着呢。”这种话语正是性骚扰。因为他表达的观念就是，女人只有能激发自己的性欲望时才有价值，所以他的发言就是社会性别的话语实践。
顺便提一句，所谓性骚扰的受害者年轻漂亮的说法，在现实中是彻头彻尾的神话。事实上，女性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与年龄、容貌、体型无关。残障人设施里患认知障碍的智障女性、养老院里卧床不起的高龄女性，都会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在女人被男人视线估价的社会里，性骚扰咸猪手的目标仅限于“年轻漂亮的女性”的神话，具有反复强化这个男权机制的效果。
本书读者应该很容易理解，这就是厌女症的机制。与强奸行为一样，性骚扰加害者的行为，并非由于性欲，而是由于厌女症。因为，厌女症就是男人将自己与女人区别开来、确认自己为“非女人”的机制。性骚扰的受害者还有一个容易掉入的陷阱是，“举控性骚扰的受害，会被认为是在炫耀作为女人的魅力”。与此相反，对性骚扰的举控，男人还有一种抵赖逃脱的手段：“你就当真了吗？也不看看自己长成什么样子！”这些都是常见的男人对女人分离支配的手法。前者是对美人灌输选民意识，后者是对丑女宣布没有性的价值。被分离隔断的受害者，于是相互孤立，保持沉默。可这只是一枚硬币之两面。男人等于是在宣布：女人不是被当作同事、职场人、工作伙伴得到评价的，而只是一种“性价值”的存在。这个社会，甚至让女性发出“我一次也没遇到过咸猪手”的哀叹，让她们必须为自己没有女人的性价值而感到羞耻。性骚扰，将弥漫在这个社会里的厌女症一次又一次地显现出来。
“这是我们男人的问题”
在这种结构性的社会性别不对称的机制之下，制裁性骚扰，仅为一时止痛之计。让人恶心的腐臭，必须从根源上清除。结构性地反复产出性骚扰的父权制体系才是诸恶之源，可推翻父权制非常困难。迄今为止，都是女性在举控性骚扰，但性骚扰本来应该说是“男性问题”，所以，只能由男人来解决。
直到最近，终于出现了与女性为伍的年轻男性，他们说“这是我们男人的问题”。在新宿alta大楼前的“#我不再沉默0428”集会中，看到年轻男性手握话筒与女性并肩而立的场景，我被感动了。与三十年前那些对女性的性骚扰举控极尽冷嘲揶揄的男人相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可是，在他们的发言中，也有让我忧虑之处，即“如果受害者是自己的恋人姐妹，你能容忍性骚扰吗”之类的话语。在防止性骚扰的教育中，为了让学员留意不要成为加害者，讲师会让他们想象“如果对方是上司的妻女呢”或者“要是自己的妻女也遇到同样的事呢”。
大家也许会想，这种发言有什么问题吗？其实，问题多多。因为，这种发言的前提就是：女人的性，不仅应由男人保护，而且归属男人所有。“如果对方是上司的妻女”便不敢轻举妄动，这不是在尊重女性的人权，而是畏惧其所有者“上司”的权力。如果因为“被害人是自己的恋人姐妹”而义愤填膺，那也是对没能尽到对自己所属物的监护责任而升起的所谓“男子汉”的愤怒。
迄今为止，女人的性被用作男人之间的交易资源。如果监护失败，男人会感到愤怒屈辱。战争状态下的性暴力，与其说是对女性的侵犯，不如说是对（被认为是）女性所属的男性集团的侮辱。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更能激起愤怒。当男人明白自己无力保护女性的时候，他们采取的行动有三种：抛弃、奉献和排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大陆撤回时，曾向苏联士兵“奉献”女性；被美军占领后，对为占领军服务的慰安妇（她们后来被称作panpan）的做法，则是“奉献”之后再“排斥”。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y），将这种男人称为“保护勒索男”，指“以保护为名，强迫女性依赖自己并限制其行动的男性”。将查尔斯的这种说法介绍过来的，是佐藤文香（上野ほか編，2018）。可以这么说，如果想象力还停留在“假如受害者是自己的妻女”的程度，那证明我们并未走出父权制的领地。
对于“保护勒索男”，女性应有的回应是：我的性我做主，才不稀罕你的保护！回顾女性解放运动的历史，女性主义不是一直在说“我的身体我做主”，一直在主张“性的自我决定权”吗？性的自我决定权，就是女性对父权制性支配的终极拒绝。正因为如此，对性的自我决定权的侵犯，就成为社会性别支配的核心。
在防止性骚扰的教育中，有的老师说：“既不要成为加害者，也不要成为受害者。”可是，不成为受害者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而且，要求受害者发声，则更为苛刻残酷。我们需要的，是让“高危人群”的男性努力“不要成为加害者”吧。对，因为这是“我们男人的问题”。
诸君，勿污晚节！
被誉为全日本对性骚扰问题了解得最为详细的女性主义社会学学者牟田和惠，写有一本名著《部长，那不是恋爱，那是性骚扰》（2013）。我被邀请写了书的腰封。在本文结束之际，让我将腰封上的推荐词引用如下。
“本书堪比《家庭医学》，居家必备，每户一册。不，男士人手一册。祝贺亲友晋升，此书乃最佳赠馈。因为老板社长高层中层管理人士，正是实施性骚扰的高危人群。”
权力一旦在手，控制权力的滥用，比起滥用权力，困难得多。
诸君，勿污晚节！
本章与下章均为文库版增订篇目。
伊藤诗织，生于1989年，现为独立记者、纪录片制作人。因实名举控性暴力，成为日本#metoo运动的代表人物。2015年4月，伊藤向警察提交被害报告，以“准强奸罪”起诉日本著名电视台tbs华盛顿支局局长山口敬之。2016年7月，该案件的刑事诉讼以证据不足为由被判不起诉。之后，2017年9月，伊藤提起民事诉讼，同时出版手记《黑箱》。2022年7月，东京高等法院做出的“山口敬之有未经同意的性交行为并应赔偿332万日元”的判决得到最终确定。至此，诉讼以伊藤一方获胜告终。
此事发端于2016年2月15日发表在推特上的一则匿名短文，题为《托儿所抽签落选了，日本去死吧》。该文痛陈因保育设施不足导致孩子被托儿所拒绝接收的现状，批判政府支持女性就业措施的不力。此文因在野党民主党议员山尾志樱里在国会用来质疑当时的安倍首相而引人注目，“托儿所落选”一词也成为该年流行语。
横山诺克，原名山田勇（1932—2007），娱乐界笑星，1995年当选为大阪府知事。1999年，因被指在知事连任的选举活动中对女大学生有性骚扰行为而被起诉，在民事诉讼中被判赔偿1100万日元，为迄今为止的性骚扰诉讼中最高的赔偿额。随后，又在刑事诉讼中被判强制猥亵罪，刑期一年六个月。此后横山辞去知事一职，并从娱乐界销声匿迹。
指经过修订（1997年、1999年）后的《均等法》。
落合惠子，出生于1945年，日本作家、播音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