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名举控的冲击
从2017年到2018年，在好莱坞，在戛纳，#metoo（我也是）运动此起彼伏，蓬勃兴盛。于是，有人叹息：为什么在日本就开展不起来呢？其实，日本的#metoo运动也踏实稳定地进展着，而且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地壳变动。社会舆论已经转向了对性骚扰的零容忍。
掀起这一场波浪的最重要的契机，就是伊藤诗织在《黑箱》（2017）一书中现身露面的实名举控。supsmallid="filepos440703"/small/sup迄今为止，由于受害者的沉默或限于匿名形式的控告，性骚扰成为“无法特定受害者的犯罪”，从而让加害者得以逃脱。性暴力的一个后果是对受害者的污名化。一旦公开实名，受害者将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正因为有了挺身而出甘愿成为众矢之的的女性，才有了#metoo运动和后续者的登场。
回顾历史，我们也可以说，“慰安妇”就是#metoo的先驱。对，就是金学顺在1991年实名现身以后，围绕“慰安妇”的政治状况才全然改观。在金学顺现身之前，“慰安妇”的存在和被害已经广为人知，给予同情的人也为数不少。可是，直到金学顺公开实名，向世人宣布“我在这儿，我就是当事人”，并要求谢罪和赔偿，由此，起诉的“主体”才终于登场了。正因为如此，跟随在#metoo之后，表示“其实我也……”的人们也陆续出场。
实名举控的冲击力度，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不知读者们是否还记得，当山尾志樱里议员引用博客文章《托儿所抽签落选了，日本去死吧》在国会提问时，被前首相安倍以“匿名博客无法辨伪”为由拒绝回答的事？结果，很快就有多名育儿中的父母，举着“托儿所抽签落选的就是我”的牌子，站在国会大厦前面。supsmallid="filepos442251"/small/sup
如果没有当事人现身，仅靠他人代为争取权利利益，是非常困难的。何况，性暴力迄今为止被定为“由受害者亲自起诉的犯罪”，靠他人代理起诉是不可能的。
毋庸赘言，如果因此就要求受害者自报姓名，当然不妥。因为自报姓名的代价实在太大。许多受害者，从以往的惨痛事例中已经学到这一点。受害者的隐私以及以往的性生活史被暴露于众，还要遭受种种评说，“她给人可乘之机”“是她在诱惑”“是双方同意”“她本来就不检点”，等等。能够承受这种攻击的女性并不多。
二次加害、三次加害
在伊藤诗织的事件之后，使日本的#metoo运动加速的，是时任财务次官的福田淳一的性骚扰事件。被举报的福田次官，面对录音物证，却还矢口否认，“我不知道那是不是自己的声音”“不知道对方是谁”“那是与风俗店的女性的话语游戏”，总之，他一直坚持不是性骚扰。但我们可以从网上听到的是，“可以摸摸你的胸吗”“可以绑住你的手吗？让我来绑你吧”……引用在这里都感觉不适的这些话，无论如何也不该是在接受采访的公共场合能说出口的。
更为致命的，是受害女记者工作的媒体以及财务省高层在面临危机时采取的一系列错误对策。
首先，女记者工作的朝日电视台的上司，在听到记者举报后，置之不理。“公开了对你不利”，这种话语，既是最为恶劣的组织防御术，也是水准最差的危机管理法。无处申诉的记者，便将此事泄露给周刊杂志。朝日电视台眼看无法再沉默下去，只得召开紧急记者发布会，表示对财务省的正式抗议。不过，在发布会上，电视台发言人也指责女记者：自己身为新闻从业人员，却向其他媒体泄露信息，十分不妥。但我们应该看到，女记者向其他媒体提供信息的行为，若无上司的搁置，本来不会发生；而且，如果朝日电视台真正发挥了一家媒体应有的功能，这本来是自家便可报道的事件。另外，有人指责女记者未征得采访对象同意便暗中录音，说这种做法有违采访规则。对此我们可以反论：这些内容已经逾越了正常采访的范围。在性骚扰案件中，为了让受害者保护自己，录音取证是被广泛推荐的做法。我们可以想一想：违反采访规则和侵犯人权，孰轻孰重？尽管如此，《产经新闻》这种保守派报纸，却抓住这一点，强调是记者的过失。我原担心，这个本来属于侵犯人权性质的性骚扰事件，被扭曲为记者未遵守隐匿信息来源的职业操守的不正当采访行为，幸好，事态没被引入那个方向。这时，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20世纪70年代关于冲绳密约问题报道中的《每日新闻》记者西山太吉的事件。那个事件，本来应该是追究日美之间关于美军基地恢复原状补偿费的重要密约的是非，却被偷换为“用私通手段”获取信息的男女丑闻，结果是西山记者被判有罪。
接下来，是财务省一方接连不断的二次加害与三次加害。先是加害者福田矢口否认事实。在许多性骚扰案件中，加害者会否认举报事实，这种否认行为本身就构成对受害者的二次加害。然后是时任财务大臣的麻生太郎，连像样的调查都没做，就放言“难道福田就没有人权吗”。麻生大臣一味袒护加害者，只顾维护自己组织的利益，他还呼吁让受害者自报姓名，这种做法尤其暴露出他对性骚扰问题的无知。在性骚扰案件的审理中，为了保护受害者，法庭会采用各种方式使其保持匿名。比如，公审中需要受害者作证时，允许其隐身在屏风后面回答提问，等等。性骚扰案件，与交通事故的性质迥然相异，不能向受害者呼吁自报姓名。麻生大臣的这种呼吁，实质上是故意为难受害者，后果就是诱发二次加害。如果对性骚扰问题稍有常识，就知道绝不能这么做。后来，由办理过多起性骚扰案件的女性律师和后援团体的据理力争，这个呼吁才被拒斥回去。另外，麻生大臣呼吁受害者去自报姓名的窗口，是一家律师事务所。他毕竟没让受害者去财务省，而是委托了一个外部机构，可以说也是动了一点儿脑筋的。但实际上，这家事务所的律师就是财务省的法律顾问，由此又可见麻生的脑筋之浅。众所周知，为主顾利益服务的顾问律师，不能说是中立的。
然后，是一连串的危机管理的失策。福田次官一面否认性骚扰，一面又提交退职申请，而他的退职申请，却得到了财务省的受理。缘于“个人理由”的退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退职金也会按规定全额支付，而且在个人履历上不会留下任何瑕疵。后来，迫于舆论压力，财务省才决定将福田的退职金改为延期支付，并追加了半年期间减薪两成的“处分”。据财务省大臣称，这么做的理由是“由于福田次官给本部门添了麻烦，有失官厅的尊严与品位，故予以处分”。这种处分说辞，委实含混不清。之后，财务省才终于在内部设置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尽管福田本人依然不承认，但调查委员会还是将其行为认定为性骚扰。这明摆就是财务省为了仓促收场而敷衍了事。以常识判断，如果要成立一个真正的调查委员会，那就不能设置在财务省内部，而必须是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机构。
在这起事件的过程中，麻生大臣连连失言。他说：“采访次官的记者应该换成男性。”这种发言，就是要将女记者排除在职场之外。对此，要是我们说“次官应该换成女性”，怎么样？男性记者日常进行的一对一的采访，没有理由说女性记者就不能做。另外，麻生还说：“福田中了圈套，所以被举报了。”就因为麻生的发言，低俗轻浮的英语隐语“honeytrap”（蜜蜂陷阱，美人计）一词也流传开来。从迄今为止的性骚扰举报事例就可明白，与举报人不得不付出的种种牺牲相比，“设圈套”的代价太高昂。即使让福田次官“中了圈套”，记者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此外，麻生还暴露出他对性骚扰问题的无知。他说：“没有称作‘性骚扰罪’的犯罪，这跟杀人罪性质不同。”的确，因为日本没有一个禁止性暴力的总括性法律，所以，除了“强制猥亵罪”以外，没有“性骚扰罪”这个罪名。但是，通过迄今为止的判例积累，性骚扰已经被明确定为“不法行为”。他还说：“性骚扰要由受害者亲自起诉。”可是，通过2017年6月的刑法修订，性犯罪已经不再是“由受害者亲自起诉的犯罪”了。麻生周围没个有点儿脑筋的人教教他吗？他的接连失态，太难看了。
女记者成为当事人
在福田次官性骚扰事件的过程中，#withyou（和你在一起）、#wetoo（我们也是）等运动在女性中应势而生。各种抗议集会接连展开，如，4·21新闻行业工会全国女性集会、4·23“#让这些都结束吧！不许攻击性骚扰受害者”议院内紧急集会、4·28“#我不会沉默0428”新宿alta大楼前集会、5·7财务省前抗议行动等。5月1日，“媒体女性工作者联盟”成立。在4·23集会中，有位女性记者发言说，为了保持“客观报道”，自己一直在“回避成为当事人”。“媒体女性工作者联盟”的林美子说，她们自己其实就是“当事人”。在4·21新闻行业工会全国女性集会中，参加者纷纷证言：“性骚扰就是家常便饭，已经麻木无感了。”“身为记者，必须在业务上得到承认的压力很大，甚至以为性骚扰不过是工作的一环。”当时在场的中央执行委员长小林基秀，发表了如下声明：“听到女记者们的真实心声，再次受到冲击。新闻传媒行业的男性中心的组织文化，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
伊藤诗织以实名举控，也是出于记者的职业意识。自己的职业就是报道事实，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自己不报道谁来报道呢？正是这种意识，让她迈出了这一步。在新闻传媒的工作现场，性骚扰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原因是这个行业的女性工作者的增加。对迄今为止的男性特权的体制文化，女性开始不愿忍受了。“我们的忍耐沉默，带来最恶劣的结果”，在新闻行业工会的集会上，她们这样表达了反省。
让人感到时代变化的，不只是#metoo的声音。年长女性的反应也不一样了。从前，每当有人发声举控，总会有年长女性来劝诫：“这点儿小事，不动声色地躲开，才算成熟女人。”“大惊小怪，好难看。”当然现在也不是没有这种声音，但在报纸的读者投稿栏之类的公共空间里，已经看不到了。作家中岛京子，在与伊藤的对谈中（中岛·伊藤，2018）说：“如果我们这一代好好儿地发出声音，社会也许会稍微不一样。但现在诗织不得不孤军奋战，造成这种局面，真是抱歉。”
不让受害者孤立
#metoo运动之后，#withyou运动紧跟而上，这种展开是有道理的。因为，不让性骚扰受害者孤立是非常重要的。#withyou运动，就是为了向受害者传达：“你不是孤身一人，我们陪伴你。”
每当有性骚扰的举控，加害者首先总是试图将受害者与其周围分离隔断，使其陷入孤立。比如，散布受害者的不良名声，暴露其隐私，向其家人亲属施加压力，等等。很多受害者就是因此而放弃或取消举控。在性骚扰需由受害者亲自起诉的时代，一个困难的课题，就是如何让原告在漫长艰难的诉讼期间一直坚持下去。在大阪府知事横山诺克的性骚扰案件中supsmallid="filepos453366"/small/sup，支援者们最倾注心力的，就是如何帮助受害者将诉讼维持下去。在那期间，要受害者私下和解取消起诉的压力，一定从未间断过吧。每当看到性骚扰案件达成和解取消起诉的报道，我就不禁想象，受害者背后该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和多少禁令！
最近有个报道，一位女高中生取消了对乐队tokio的成员山口达也的性骚扰起诉。这起事件被报道之后，有人谴责女生，说她不该因为被叫就深夜里去一个男人的家。但是，对方是四十六岁的成年男人，与之相对，高中生尚未成年。一方是深夜约女孩的男人，一方是应约前往的女生，违背社会常识的，当然是深夜叫人的成年男性一方。在冲绳发生的美国士兵的强奸案中，也常常可见取消起诉的报道。每当看到这种报道，我就不能不想象水面下的施压胁迫和受害者的孤立无助。性暴力的诉讼，不但维持下去很困难，而且即使胜诉，与所获赔偿之微薄相比，付出的成本实在太大。
性骚扰举控的扩大
对性骚扰表达零容忍的行动，扩大到了全国各地。最近一个时期，相继有地方行政负责人因涉嫌性骚扰而辞职。岩手县岩泉町町长因涉嫌性骚扰辞职，新潟县知事因嫖妓辞职，东京都狛江市市长因涉嫌性骚扰辞职，等等。狛江市市长尽管否认有性骚扰行为，但已被迫辞职。群马县水上町町长因为涉嫌性骚扰被町议会劝告辞职，但本人还赖着不走。性骚扰，已经成为断送政治家政治生涯的重大犯罪。
举控性骚扰的风潮，还波及了其他领域。#metoo运动原本始于女演员们对好莱坞著名制片人韦恩斯坦（harveyweinstein）的举控，后来不但扩大到学校、职场，也波及娱乐界、艺术界。在艺术界，有曾担任过摄影家荒木经惟的模特的kaori的举控。艺术家与模特的关系，以前就被认为存在问题，但长久以来被隐蔽了。#notsurprized的标语，就表明了其中内情——“听到举控不吃惊，只是以前谁也没说而已”。在体育界里，领队教练和选手之间的关系，也成为问题。军队这个神圣之地里的性骚扰，因女性自卫队员的举控而为世人所知。宗教团体，那是一个治外法权一般的世界，谁知道那里面发生着什么呢？
只要社会性别的非对称性依然存在，我们可以推测，任何领域中都存在性骚扰。倘若尚未为世人所知，那只是因为受害者还在沉默。
对经验的重新定义
福田的事件曝光后，其本人以及财务省都急于掩盖并企图尽快收场，但日本女性团体对此迅速地展开了一系列的阻止行动。人们在这些行动中使用的种种词汇，让我瞠目：“父权制的压迫”“社会性别的再生产”“自我定义”，等等。这些当初用在女性学·性别研究中的学术术语，现在已经成为日常用语了。本来，性骚扰（sexualharassment）一词，在日语里也并不存在。日语中的社会性别（gender）、性（sexuality）、性骚扰、家庭暴力（domesticviolence）等单词，全都是表示发音的片假名。为什么？因为相应的概念，在日语里原来不存在。
女性主义，一直在重新定义女性的经验。比如，将“开玩笑”“闹着玩儿”命名为“性骚扰”，将“夫妻吵架”命名为“家庭暴力”，等等。反过来，如果有人将性骚扰轻描淡述地说成“不过只是闹着玩儿”，如果有警察将带着伤痕奔来求助的妻子赶回家，说什么“两口子吵架狗不理”，那就是在行使对男性有利的“对场景下定义”的权力。在这一点上，福田前次官将自己的性骚扰从轻说成是“话语游戏”，也是同样性质的行为。明明属于侵犯女性人权的话语，福田却称为“与风俗店女性的话语游戏”。本来，对女性记者不能说的话，对任何女性都应该是不能说的吧。如果在福田所称的“风俗店”即有陪酒女郎的酒吧或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这种话能够被容忍，那只能说明侵害女性人权的现象在这些地方很严重。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辩护：虽然侵害了女性的人权，但客人是支付了相应的报酬的？可是，必须看到，无论是否支付了报酬，人权侵害就是人权侵害，这个事实本身不容置疑。
福田的话语，到底是“话语游戏”还是属于被称为“性骚扰”的人权侵害？这取决于对该场景的定义方式。如何下定义，正是权力之所在。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性骚扰的加害者坚持说“那是双方同意了的”。
若无概念，经验则无从表达。正是因为有了概念，女性才能回溯过去，将自己的经验重新定义——那时的郁闷不快，原来就是“性骚扰”啊。我们已经知道，“性骚扰”绝非“开玩笑”“闹着玩儿”这么轻微的小事，而是会给受害者带来严重的创伤：让受害者身心失衡、自我肯定感下降、丧失自信和热情、陷入抑郁不眠，甚至升起自杀意图。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概念的传播，也是由此而来。受害者一旦接近受到性骚扰的场所或情景，就会出现“闪回”（flashback）现象，陷入混乱恐慌之中。使ptsd概念广为人知的契机，是1992年的横滨性骚扰审判。在这个审判过程中，一个引起争议的事实是，受害女性在上午受到上司的性骚扰后，中午还（仿佛）若无其事地用完午餐。女性主义心理咨询家河野贵代美，给法庭写了一份意见书，对此做出解释：在遭遇心理创伤过于严重的事件后，受害者为了维持日常生活的秩序，会出现一种“解离”（dissociation）现象。“解离”亦ptsd之一种。就这样，关于受害者的ptsd以及二次伤害等问题，女性主义法学家、活动家和专家学者们，通过一次一次的性骚扰审判，一直在对警察、检察官以及法官等“普通男性”展开启蒙工作。
女性主义的成果
女性主义的研究表明，关于性暴力带来的后果，虽然加害者总是将受害者的不抵抗视为同意，从而企图减轻加害的性质和程度，但事实相反，对受害者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比如，女性主义将“纠缠不休的人”定义为“跟踪者”（stalker）之后，人们才终于理解跟踪行为的恶劣和恐怖。跟踪行为的逐渐升级，最终可达至杀人。在女性为受害者的杀人事件中，最多的类型就是所谓的“复合杀人”。如果将“复合杀人”改为“跟踪杀人”，那“对场景的定义”就发生了变化。前一种“复合杀人”的说法，让因貌似跑了妻子、恋人而强迫复合的男性成为受害者；而后一种“跟踪杀人”的说法，则让女性成为无端的跟踪行为的单方面受害者。
顺便说一句，我在东京都的地铁里看到“咸猪手是犯罪”的宣传招贴海报时的感动，至今难忘。因为，对于乘坐高峰时段电车上班上学的女性来说，遭遇咸猪手曾是家常便饭，但如今，这成了不被允许的犯罪行为。
性骚扰的违法化、《家庭暴力防止法》，都是日本女性运动取得的成果。这种变化，不是自然现象，不会自然发生，而是通过斗争得来的。人们常说“学问无用”“理论不过纸上谈兵”，但是，女性学·性别研究，一直都在为女性经验的语言化和理论化而努力。
性骚扰概念的进化
性骚扰的概念，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从美国引进的。那时，美国已经相继出现性骚扰诉讼，其中尤其是针对日资企业，例如住友商事美国分公司、三菱汽车美国分公司等的诉讼案件，赔偿金额非常高昂。于是，在美国展开业务的日本跨国企业，逐渐懂得了“性骚扰代价昂贵”。当然，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对美国女性不能做的行为，迄今为止对日本女性则是司空见惯。我还记得，当时有在纽约的日资公司工作的日本女性抱怨说：男同事们对美国女性小心翼翼，回过头来面对日本女性时，很“自然”地就松懈了。男人的所谓“自然”行为，就是傲慢蛮横、不顾女性心理感受的举止。当地录用的日本女性职员，一直忍受着公司总部派来的男职员的性骚扰，她们诉说：“美国女性举控性骚扰，后果却由我们来承受。”
20世纪80年代，有个名为“思考劳动与性别歧视问题的三多摩之会”的组织，实施了一次“性骚扰万人问卷调查”，暴露出性骚扰的真实状况。1989年，日本第一起性骚扰案件在福冈起诉，同年，“性骚扰”一词获年度流行语大奖。一时间，各类男性期刊多有讥讽嘲弄，诸如“说句‘长得漂亮’也是性骚扰吗？职场气氛变得紧张死板”之类的标题，频频映入眼帘。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性骚扰”一词，其实是由男性媒体的“嘲弄的政治学”而传播开来的（江原，1985）。
1997年，关于职场性骚扰，发生了一次范式大转换（paradigmshift），即“改正均等法”supsmallid="filepos463708"/small/sup将性骚扰的防止与处理规定为经营管理者的责任。通过这次法规改订，接受“防止性骚扰教育”的对象，从容易成为受害者的女性，变成了成为加害者可能性较大的中层以上管理职位的男性，实现了180度的大转换。防止性骚扰教育的内容，让可能成为受害者的女性学习如何避免受到性骚扰或者遭遇后的应对方式，变成针对成为加害者可能性较大的男性管理职位及高层干部，告诉他们，什么是性骚扰，如何才能避免成为加害者。由此，防止性骚扰教育的教材和讲师，需求顿时高涨，市场迅速扩大，甚至被戏称为“性骚扰产业”。在我工作的东京大学，教授会全体成员也每年必须接受一次防止性骚扰的教育。一般而言，高层职位者成为性骚扰加害者的可能性较大，而其中最大的，则是独揽大权无人牵制的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之类。各地方基层行政长官也不例外。这些都是“高风险人群”，他们需要接受防止性骚扰的教育。不过，福田事件表明，这种教育似乎尚未普及到中央省厅的级别。
1997年的法规改订，还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的风险管理方式。迄今为止，企业的组织防御方式，是保护性骚扰加害者，排除受害者；但如今，已变成尽快排除加害者。财务省对福田前次官的所谓“处分”，也是遵循了这个原则。尽管财务省所作的调查根本不够，但为了尽快收场，便匆忙地接受了福田的辞职申请。
性骚扰是工伤
防止性骚扰的法规，出自被分类为劳动法规的《均等法》并非偶然，因为，性骚扰就是一种工伤。从前，性骚扰甚至被称作“职场润滑剂”。新闻行业工会的女性记者们，将性骚扰视为“工作的一环”一直接受下来。长期以来，性骚扰被视为女性劳动者为了履行职务而应当忍受的成本之一。从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山形交通公司的性骚扰事件中，我们得知，旅游车司机对女性导游的强暴，曾被视为一份“职业利益”。
性骚扰的定义，分为“环境型”和“报偿型”两种，不过，二者都是“滥用由职务地位获得的权力”，通过“违背受害者意愿的、与性有关的言行”，使受害者“继续工作变得显著困难”。职场里的等级制度，赋予了上层者发令指挥的权力，但这只能限于工作范围之内，如果越权到私人领域，就是职务权力的滥用。我们已知的事实是，在职务上被赋权的人，有瞄准不能（或很难）说“不”的弱势立场者，乘虚而入的倾向。职场中的弱势立场者包括：部下、劳务派遣职员、临时工、钟点工等。加害者的行为绝不是由于无法控制欲望的冲动，而完全是在针对容易下手的对象行使手中的权力。
在性骚扰知事横山诺克一案的审判期间，作家曾野绫子在《每日新闻》的专栏里（曽野，1999）曾这样批评受害者：“当时不说不，事后才举控，很卑劣。”再也没有比这种言论对性骚扰问题更无知的了。性骚扰，正是针对“不会说不”“不能说不”的对象下手的行为。在横山的事件中，一方是握有绝对权力的知事，一方是临时参加选举活动的播音员，在这种关系之下，被关闭在选举活动车的密室之中的女性，怎么可能说“不”？
在对性骚扰下定义的条件中，有一项是“违背本人意愿的、与性有关的言行”。此时，判断是否“违背本人意愿”，完全取决于受害者一方。性骚扰的加害方对此规定很不满，他们说：“同样的言行，明明有时对方还很高兴呢。”可是，表面看来是一样的性接近，当然也会有“被欢迎的”和“不被欢迎的”，这很正常。什么是“被欢迎的”？什么是“不被欢迎的”？这只能由当事人来下定义。这个法理，让人想起日本可以夸耀于世的“公害基本法”。过去，在漫长的公害诉讼中，受害者一直被迫承担对受害的因果关系的立证义务。但随着判例的积累和反公害运动的发展，公害基本法得以成立，在这一点上实现了180度的大转弯，由受害者承担的对因果关系的立证义务，变成了由加害企业承担的对因果关系的反证义务。如果再次使用“对场景的定义权”的概念，我们可以说，“对性骚扰的场景的定义权”，掌握在弱势者的受害者一方。
在性骚扰的定义中，还有一项是“使继续工作变得困难”，这也十分重要。这首先意味着，女性进入职场，职场里有女性，已经是理所当然。同时，这还意味着，对于女性，工作不再是随时失去都不可惜的意义轻微的临时之计。女性持续就职期间的平均数据，呈逐年增长之势。当职场成为女性不能放弃的重要场所，那么，“使继续工作变得困难”的要素就会难以忍耐。女性自然地会寻求对工作环境的改善，让继续工作成为可能。由我看来，在性骚扰举控件数增加的背后，是职场对女性的重要性日益增长的事实。
《均等法》继1997年改订之后，2007年又再次改定。这次改订的要点，是加害者和受害者均不再限定性别。女性也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加害者，男性也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另外，无论何种性别，属于性少数派的群体都可能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均等法》因为没有强有力的禁止惩罚条款，所以一直被批评为漏洞很多不具实效的一部法规。但是，通过这两次改订，企业对性骚扰变得敏感，这一点不妨给予肯定。现在，很多企业已经设置了受理性骚扰的投诉窗口或负责人，不过，尽管如此，如果性骚扰发生在不同的组织之间，或者与非雇佣者之间，依然还存在不少尚待解决的课题。前者比如营销人员受到客户企业的员工的伤害，后者比如独立职业者受到签约方的性骚扰。劳务派遣员工在工作现场受到的性骚扰也可归入此类。劳务派遣员工受害时，是向劳务公司举控还是向工作现场举控，结果又会不同。向工作现场举控，会有被中断合同的风险；向劳务公司举控，则很可能被强迫忍耐。伊藤诗织的事件，可以说是发生在有所属组织的人与独立记者之间的性骚扰。对于没有组织保护的劳动者，救济他们的机制至今尚未建成。
大学里的性骚扰对策
大学是我的职场。大学里的性骚扰对策，比民间企业领先一步，这也是大学里从事女性学·性别研究的学者急剧增加的结果。对于校园里的性骚扰现象，这些女性学者发出声音，要求大学方面敏感地应对。
关于大学性骚扰问题，还是应该从1993年的“京都大学矢野事件”谈起。那以前虽然有东北大学研究生院的性骚扰事件，但加害者的姓名没有公开报道。矢野畅教授，当时位居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所长要职，同时还是那个因评选诺贝尔奖而闻名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会员，堪称著名人士，因此这起事件得到了媒体的关注。作为时代的亲历者，我要在此留下证言：关于矢野事件，虽然《朝日新闻》东京总部版做了报道，但《朝日新闻》的大阪版却一直保持沉默，包括落合惠子supsmallid="filepos471915"/small/sup访谈在内的连续报道，均未登上版面。后来隐约听闻，说是因为大阪总部判断性骚扰事件的新闻价值较低。我推测或许是因为他们顾虑矢野在本地的影响力而没有报道。
这起事件的开端，始于矢野研究室的秘书甲野乙子（她自始至终保持匿名）向京都市律师协会提出的人权救济申诉。因为大学里没有窗口接受她的申诉，她在踌躇中选择了这个途径。
当时的矢野研究室，雇有数名女性秘书，但突然间几位年轻秘书相继辞职。作为前辈，甲野乙子被矢野指令调查秘书的辞职原因。她从调查中发现，这些秘书从被录用时开始，就受到矢野的各种性骚扰。自己遭遇过的经历，又在年轻的秘书们身上重演，这令甲野非常惊愕。为了不再出现同样的牺牲者，她下决心提出了人权救济的申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