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以来，798艺术区七星中街多次开挖，引起郝光等艺术家不满。2008年10月，在公开信《吁请北京市领导关注798的种种问题》中，艺术家郝光列举了物业“哄抬房价”、“巧立名目，非法收费”以及“野蛮施工”、“不让车进门”等问题，也带动众多艺术界人士发文响应。然而，郝光还是失败了。他最终只能离开798，“不跟他们去维权了，我已想好要去藏区做慈善事业，画巨幅的画作。”
而2009年的那场金融风暴，更是直接将许多画廊“逼”走。即便危机过去了，地价、房租上涨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个困扰798的痼疾，也许将永远困扰着798园区内的艺术家和画廊。出走，成了摆在面前的唯一出路。“一批批的艺术家都走了，与早前相比，艺术家只剩下了1/5，”李象群，这位798的早期租户无奈地说。
这就是北京的现状：基层人才缺口大，简单体力劳动人员紧缺，一批批文化创意人才在流失，而北京还在不遗余力地打出“封村”、提高外来人员进京的门槛等昏招。不从根源着手，只一味在城郊盖房子赚钱，却不能真正利用卫星城来分担中心城区的一部分职能，更别说实现北京周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从而让市场来调控人口的流动。北京的“中央”心态实在太严重，无论出点什么事，首先想到的就是用行政手段去解决，下道命令，出套政策，颁道旨意，其他城市其他人就得乖乖听命。“世界城市”难道是靠一个公章、一纸空文建起来的吗？
更可怕的，不是这些政策不起作用，而是真的起了很大作用。试想一下，一座城市里只剩下一群制造火箭导弹的高端人才，因为他们在城里有房有车有票子，而清洁工、服务员和保安之类的活都没人干，因为城市想尽办法撵走了这拨人。那么，这将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的两件最深刻地事情，第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第二是中国的城市化。”
城市化对中国国内最直接的影响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纷纷向中心、向高处靠拢。尽管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北京也一直在试图向外界显示她的“有容乃大”。但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
无论是798艺术区的凋零，还是简单劳动力的稀缺，或者是包括轨道交通专业人才在内的基层工作人员的严重短缺，都让北京这座城市包容性的遮羞布所剩无几。即便你是符合这座城市发展需要的人才，也不一定能够安稳地留下来。因为在北京敞开的大门前，摆着一排又一排的障碍物，比如房价，比如户籍，你必须奋力跨过去，而且一不小心就跌得鼻青脸肿。
3.京华烟云梦
按专家的说法，目前有380万“北漂”在北京工作、生活。有人说，“北漂”除了事实上的人身漂流，还包括一种心理漂流状态——“每天下班后，我总在路上徘徊很久，看着匆匆的行人和一辆辆驶过的车，总感觉自己原来是个孤单的人”，一名“北漂”这样写道。而北京的“不平等”又加深了这种安全感的缺乏：外地人买房需办理暂住证，不能购买各公园的老人优惠年票，“北漂”子女教育也需付出额外的“择校费”……
界定“北漂”，是否拥有北京户口是重要的标准。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有形利益，无不以无形的户口为前提。但很少有人将北京的农民工视为“北漂”，尽管他们同样没户口。“北漂”通常特指拥有大学学历，从事脑力工作的外地年轻人。相比农民工只求养家糊口，“北漂”是带着梦想和目标来到北京的。
然而，正如凤凰网编辑彭远文所述：“权力集中导致资源集中，做不了公务员，来大城市捡点人家嘴角掉下来的碎屑也是好的。套用这个句式：谁都想要挤进大城市，劝是劝不回去的，这不是理想，而是现实。”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单枪匹马闯进北京城。据香港《明报》的报道：“演艺圈‘北漂’族在1992年约2万人，目前已达30万。近年，‘北漂’大军呈现多样化。it业、文学界、考试群体都聚集了大群‘北漂’。一张张年轻面孔，挣扎求存，追寻梦想。截至2001年，在海淀这个高新科技区域，有10万没有北京户口的大学毕业生打工。”
尽管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尽管每天经历恼人的塞车和空气污染，“北漂”仍对北京不离不弃。至于原因，有人说京城机会多，有人说自己有“北京情结”，也有人说仅仅因为所爱的人在这里。如果非要按照职业理想归纳，那么，“北漂”一族大多做着两种梦：明星梦和当官梦。
明星梦
1990年，有个叫吴文光的云南人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名字叫《流浪北京》。讲述的正是五位“盲流”艺术者（分别是张慈、高波、张大力、张夏平和牟森）在北京的奋斗并流浪着的故事。
这些人是一个时代里一个人群的缩影，代表了一种追求和生活方式。吴文光也是京漂一族，与五个“盲流”有着类似的心路历程。他说：“我和片子里的人物有过类似的生活，希望过也失望过，痛苦过也快乐过，幼稚过也疯狂过。我当时想，我们这群自80年代初满怀艺术梦想，抛弃职业和户口约束盲流在北京的人或许不久都会以各自的方式结束自己‘流浪北京’的历史，我应该动手拍点东西来记录下来。这就是当时拍这部片子的原始动机。这部片子完成之后，整个80年代这一页已被翻过。对于一类中国青年来说，也许是一种浪漫的梦想主义时代的结束，以及进入的90年代会完全是另一种面目，即便是《流浪北京》里的人物，他们操行的‘艺术人生’也可能会变成‘人生艺术’。”
因此，《流浪北京》还有一个副标题——《最后的梦想者》。北京对青年来说是一个理想中的舞台，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来到北京，就能从事他们想做的工作，发挥他们的才能。张慈因为忍受不了云南个旧编辑部的阴冷与平淡，而最终选择来到北京。张夏平来到北京的原因是北京是首都，“北京”两个字吸引人，其实吸引人的是她自己对北京的理想。张大力来到北京是因为他离开了画画，他就无法生存。高波留在北京，是他想拍一些自己要拍的照片，他说盲流就是freelance，每个人身上都应该有一些盲流性。牟森则梦想在北京拥有一个自己的剧团，演一些自己的戏。
但是，他们的梦想却与现实有着激烈的冲突。张大力认为他开始讨厌北京的艺术气氛了，在一大群为生活而奔忙钻营的人中间，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高波对盲流的理解有着矛盾的两重性，认为自己在北京缺乏安全感，但是因为有北京身份证而不必像别的人那样担心户口问题。牟森和高波、张大力一样，有时缺乏经济来源，就得到处蹭饭吃，还总结出了一套蹭饭的诀窍。张慈讲起自己借住在北大附近，北大既是她的食堂，又是她的澡堂的时候，她哭了，因为她没有一个真正稳定的属于自己的家。张夏平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俗话说得好，艺术家就是疯子，她因为生活所迫而多次想到自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就意味着面临生活没有着落和其他一系列的问题。在追求梦想的同时，他们还得应付生活的重压，于是在他们的心里，物质与精神正在进行激烈的争斗。
“北漂”齐聚北京而不是深圳、武汉等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差不多集中了全国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的权威，而且全国人民的目光都聚集在这里。如此优良的环境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营造的氛围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无疑为追逐梦想的“北漂”们提供了最好的“成长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走高端线路是成功成名的最好办法，跟权威们套近乎，期望得到“名师”的指点、提携、包装、推广，以图一夜成名，无疑是很多“北漂”艺人的心底的“小九九”。
在北京城里追逐“艺术梦想”，渴望成名立腕，是“北京梦”最初，也是最基本的特质。
“北漂”并非自今日始，北京历来就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漂现象”在清末民初就方兴未艾了。北京前门大栅栏和天桥一带商业繁华，也是茶楼酒肆三教九流荟萃之处，自然成为打擂、卖艺、说书、唱曲的理想场所，所谓“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大批民间艺人从天南海北漂到此“撂地儿”表演，建国后家喻户晓的相声大师侯宝林、郭全宝、白全福、常贵田、张少杰和“评剧皇后”白玉霜、新凤霞等人，都属“北漂”成功的典范。
说起因“北漂”成功的艺术家，就不能不提国画大师齐白石了。
齐白石原籍湖南湘潭，出身贫寒农家，少时当过放牛娃，26岁之前是个小木匠，业余时跟人学习诗词书画，逐渐在绘画上有所长进。1920年，57岁的齐白石背井离乡独闯北京，成为史上最年长的“北漂族”。他以为凭借自己的绘画技术不难在北京谋生，但其画作却无人问津，根本卖不出去。陷入困境的齐白石痛苦反思，始懂得绘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于是彻底否定自己的画法。他身居破庙日夜苦练，师法徐渭、朱耷、石涛、吴昌硕等大家，终使“衰年变法”成功，画技日臻完美，形成独特的大写意国画风格，开“红花墨叶”之先河。尤以瓜果菜蔬、花鸟虫鱼为一绝，名气大振，价格也与日俱增不断攀升。1926年，齐白石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名誉教授；1931年，67岁的齐白石在北京买了房子，正式在京落户。
“北漂”们正是跟随着成功者的脚印，前仆后继。远的不说了，这两年成为“北漂”佼佼者的幸运儿比比皆是。于2008年推出了首部个人自传《向前进，一个青春时代的奋斗史》的“傻根”王宝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个出生在河北的农村娃，由一间睡六个人的地下室开始了他的“北漂”人生：“我在北京西站下了车，下了火车之后一看，啊，这就是北京的火车站——北京西站。高楼大厦真高，我第一次见这么高的楼，北京那么大，自己真是一片茫然”；“‘最便宜的宾馆’，也要一百二十块，我身上，一共只有不到600块钱，500块，是自己吃苦受累积攒下来的，80块，是爸爸、妈妈给的。我忽然有些惶惑，在北京，真的最便宜的住宿也要那么贵吗？那我这点钱，够花几天呢？”然而，对拍电影的执著梦想，让傻根在北京坚守了下来。他当然吃了很多苦，这是“北京梦”需要他付出的代价。
王宝强的成功案例，似乎是典型的青春励志故事。但人们习惯在看到成功之后，忽略背后的付出和积累——8岁进少林寺学武，一待就是6年；16岁只身到北京追逐电影梦，兜里只有580块钱，天天蹲在电影厂门口等着被选中，充当一个可能连影儿都找不着的群众演员；直到冯小刚给了他机会，而他牢牢抓住了。
“北漂”一族，确有人成功了，但这些人的成功并非因为他们选择了北京，而是北京选择了他们。“北京梦”人人都可以做，但北京绝不会因为你做着关于她的梦，而对你放低进入她的门槛，因为城里梦想泛滥；你必须为了留在这座城市，为了更靠近梦想而付出代价，每时每刻，但付出多少才算够，你说了不算。
正如雷泓霈在他的文章中表述的：“我赞同有能力、有智慧的年轻人，将青春安放到大城市，可这个‘安放’有前提。‘有能力’意味着，有突出的职业能力和专业素质，不一定拥有光鲜的文凭，能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高人一筹，能在人满为患的大城市拥有一席之地。‘有智慧’就更有特殊内涵，仅仅具有专业水平是不够的，更要有较好的社会生存能力、心理能力和沉着冷静的心理素质。在心理发展上，达到真正的成人状态，面对未来各种挫折和心理的沉痛打击，能够顺利化解，坦然自若。”
缺少上述任何一种特质，仅仅怀揣一个“北京梦”就闯进北京城，那都是不明智，甚至是危险的。
2006年，北京“怀柔小院”的黑幕在记者的追查下被揭开。大白于天下的真相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噩梦。一群20岁上下、以高中学历为主的外地孩子，因从小热爱影视、做着明星梦的。故而来到北京，但几经波折后，八成以上被非法影视公司“输送”到怀柔，聚居到一些不法分子租用的农家小院内，开始遭到院头们各种方式的榨取。
所谓的怀柔小院，是一种“业内”称呼，即聚居着大量北漂演员的农家院舍。这些院舍都是当地居民的，以每个月几百元钱的租金租给一些不法分子（被称为院头）；然后就被用来“圈养”北漂演员。“一间2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密密麻麻地放了8张床；床是上下铺，共住16人，过道只容得下一个人通过。床上的被子，则脏得看不清颜色，乱七八糟地堆着”。
孩子们一旦进入这样的小院，基本上就被“软禁”了起来：进来时，院头就想方设法搜光他们身上所有的钱，然后告诉他们“等戏”，但基本上等不到什么大戏。
来自石家庄的小李，由于营养不良，嘴上起了不少恶疮。两个月前她来到小院，每个月得向院头交100元住宿费、100元管理费、80元导演说戏费；交完钱，她就身无分文了。但是两个月以来，她只上过一场戏，没有台词，也没拿到一分工资。“我们平时就是睡觉、想法弄点吃的，没什么事可做。”
孩子们住在院子里，逐渐被院头“分化”。首先，院头花言巧语，以“兄弟”相称，将一部分男孩养成打手，对内“维护秩序”，对外巩固小院实力。女孩子的遭遇更惨，她们经常被强迫出去“陪酒”。很多陪酒的女孩子，都得经过“最后一关”。其中一个17岁的女孩因此已经怀孕两次了。
2006年6月，经过全国媒体的共同关注，北漂演员的问题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半数以上的怀柔小院关闭了。但大部分“北漂演员”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骗人的影视公司仍然存在，他们仍然无家可归。
当官梦
你知道吗？毛泽东当年也曾是“北漂”一族。1920年，青年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也是他后来的岳父）介绍，从长沙来到北京，他借宿于杨宅院里的一个房间，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月薪八块银洋的助理员。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期间，常与李大钊、邓中夏等畅谈国事、家事、天下事。
后来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搬到北大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今为吉安左巷八号），与另外六位新民学会会员合租三间平房，共挤一张大炕，继续他的“北漂”生活。毛泽东曾在日记中写道：“八个人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这恐怕是这位日后的开国元勋不可磨灭的青春记忆。
谭伊孝对此曾有点评：“当年寓此的年轻人，大概谁也没想到他们之中能有一位在三十年后会掌握全中国的命运，主宰中华大地的沉浮。”
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人怀揣着大大小小的政治抱负，进入北京城，企图一展拳脚、平步青云。毕竟毛泽东只有一个。但当官、当领导的梦，却人人可做得。北京就成了这些梦想的孵化器。似乎大家都心照不宣，在靠近中央的地方，仕途升迁更容易。
一个官员如何从普通科员到官至省部？机关官员与“地方诸侯”的升迁之路，又有何异同？《南方周末》于2010年5月刊登特稿，就此问题采访了北京市委党校的两位长期与京官接触的教授鄯爱红和张勤。
“一个地方的官员稳定，往往地方经济发展就快，本地官员也鱼贯而起。”张勤说，“而某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官员更容易攀比、计较，也就越发难以产生出心量大、眼光远的官员，既然本地缺乏，就只能从外地选派，这就减少了本地官员的升迁机会”。“相反，一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前后任发展思路有效衔接，官员眼界开阔，优势明显，就可以为其他区域和部门输出干部，从而为本地官员升迁提供更多机会。”鄯爱红说。
两位教授说得很婉转，但他们同时也指出，“北京作为首都，守在中央身边，上下左右盘根错节，对官员的协调能力要求更高”。在北京当官不容易，但一般步入正轨，升迁的几率自然大大优于“某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的官员。
事实也证明，北京市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了1988年以来北京市市委常委和副市长共73人的履历，发现其中有12人是在北京市内一步步升迁进入中央。
所以，凡是以为自己有几把刷子、又渴望“治国平天下”的年轻人，自然都心急火燎地奔向首都北京。只是，对应届大学毕业生来说，北京官场的门槛越来越高了。前有户籍制度卡着，后有基层工作经历挡着——鱼跃龙门，岂是易事？
2010年起，北京市和区县党政机关招录的公务员，将有八成岗位要求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2011年，除特殊职位外，市和区县党政机关公务员将不再从大学应届生中选录，全部招录有基层工作经历的人员。
这个消息一出，立刻就引来诸多关注。有人猜想：国家机关公务员招录减少应届生比例，大学生还会不会挤公务员考试这根独木桥？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为此于2010年3月通过题客调查网，对2385名在校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和高职高专生），进行了专项调查，结果显示，仍有34.2％的大学生看好党政机关（公务员）的就业机会，而“没感觉公务员有吸引力”的大学生仅7.0％。
可见，公务员仍然是大学生眼中的香饽饽。中国政法大学大四学生金静华，考过国家公务员和浙江省公务员，虽然知道考上的机会很渺茫，他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公务员的待遇和保障比大多数单位都好，只要还有一点机会，我就会碰碰运气。”
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高佩，首选的工作也是政府部门。而她更是道出了“公务员”这碗饭对年轻人的普遍吸引力：工资虽然不一定高，但是福利好，就相当于拿了一个铁饭碗，不用担心自己30岁过后被更年轻的人挤掉。“再说权力也大，虽然收入不如外企、国企，但是办事情会方便得多。”
《中国青年报》的调查同时显示，对于公务员职位的吸引力，66.5％的大学生首选“福利好”；66.3％的人认为是“稳定性好”；59.5％的人表示“保障好”。接下来大学生们给出的排序依次为：工资高（46.9％）、工作轻松（45.2％）、社会地位高（43.9％）、其他收入高（19.2％）、权力大（18.3％）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刘尔铎认为，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热情不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官本位的问题，很多国家的公务员就是个岗位，而中国的公务员目前还存在权力甚至权力寻租的问题。
而绝大多数对公务员感兴趣的年轻人，都向往北京，向往中央。事实就是，2001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的人数约为三万多人，到了2005年，五年之中，报考人数就增加了10倍。
有人认为，这种热的背后是年轻人对权力的崇拜，而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最大的，年轻人涌向中央政府正是这种“热”的真实原因。
但是，北京从不缺“梦想”，所以光有热情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有人就说大多数“北漂”一族都有一种通病，叫做“大城市妄想症”，这病在中国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之间互相感染。
该词最初来自于《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题为《别让大城市妄想症压垮自己》：“试图用所谓的热情和吃苦换取‘大城市入门证’，可能是一种虚妄，一种不切实际的偏执。在现实与想象的巨大落差下，难免失落、自卑和焦虑。奋斗后，得到的却是一种心理折磨和现实窘困，甚至是铤而走险走向不归路，这又何必呢？”
北京，高高在上
《长江日报》评论员廖保平说：“北漂大多有浓厚的‘北京情结’，有那么一种‘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的拧劲。很多人认为，这是他们的观念问题，这当然是观念问题，观念引发行动嘛。可是这观念从何而来，是什么让他们铁了心的宁在北京做牛尾也不愿意到外地去做鸡头呢？
如果说这是一些有思想、有追求、有才华的年轻人很自然而然的逐梦行为或生存方式的选择。那么，我们不禁又要反问：如果仅仅是为了追逐梦想，在哪里不可以追呢，为什么非要跑到北京？为什么偏偏是北京？
用廖保平的话说，这是因为“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唱这样的歌‘我爱北京天安门’，北京是一个令国人十分向往的城市，它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全国有特殊的地位，甚至特殊的权利，这是毋庸讳言的”。而且“北京不是北京人的北京，她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不仅因为她是多个朝代的国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中国历朝的制度特色下，在‘举国体制’下，在各个时期，全国人民都曾积极地支持、支援过北京，可谓‘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
但是，北京一直都不能真正为全国人民共同享用，严格的户籍制度、越来越离谱的高房价等障碍，都将外地人远远地阻挡在“集全国人民之力建设起来的北京的文明成果”之外。因此，在他看来，“北漂也算是代表着外地人民去分享一下举国体制下的文明成果了”。
2004年麦子的那篇《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或许能说明这种在大城市寻梦的情结。“我的白领朋友们，如果我是一个初中没毕业就来沪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坐在‘星巴克’一起喝咖啡吗？不会，肯定不会。比较我们的成长历程，你会发现，为了一些在你看来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但是，3年之后，有人在北京提出了另一个事实：麦子言之过早，“18年又如何？再丰盛的年华叠加，我仍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因为“那年我25，无数个夙兴夜寐，换来一个硕士学位，额上的抬头纹分外明显，脚下却半步也不敢停歇。如果不想让户口打回原籍，子子孙孙无穷匮，得赶紧地找份留京工作。你呢？你不着急，魔兽世界和红色警报？早玩腻了！你野心勃勃地筹划着‘创业创业’……可惜，我不能。创业于你，是可进可退可攻可守的棋，启动资金有三姑六眷帮忙筹集，就算铩羽而归，父母那三室一厅、温暖的灶台也永不落空。失败于我，意味着覆水难收一败涂地，每年夏天，为了节省三五百块钱的机器钱，爹娘要扛着腰肌劳损在大日头下收割5亩农田……
“白手起家的过程艰辛而漫长，整整3年，我没休过一次长假没吃过一回鸭脖子；听到‘华为25岁员工胡新宇过劳死’的新闻，也半点儿不觉得惊讶，以血汗、青春换银子的现象在这个行业太普遍了。下次，当你在上地看见一群人穿着西装革履拎着ibm笔记本奋力挤上4毛钱的公交车，千万别奇怪，我们就是一群it民工……
“突如其来地，你的喜讯从天而降：邀请大家周末去新居暖暖房。怎么可能？你竟比我快？可豁亮的100多平方米、红苹果家具、37寸液晶大彩电无可质疑地摆在眼前。你轻描淡写地说，老头子给了10万，她家里也给了10万，老催着我们结婚……回家的路上，女朋友郁郁不说话，她和我一样，来自无名的山城。我揽过她的肩膀，鼓励她也是鼓励自己，没关系，我们拿时间换空间……
“我们都想给深爱的女孩以天堂，天堂的含义却迥然不同。你的老婆当上了全职太太，每天用电驴下载《老友记》和《越狱》；我也想这么来着，老婆不同意，你养我，谁养我爸妈？不忍心让你一个人养7个人。当你的女孩敷着倩碧面膜舒服地翘起脚，我的女孩却在人海中顽强地搏杀……
这是北京城里一代新移民的写照，也是典型的“城乡差距”。所以，人人都想挤进大城市，都想在这个国家的高处获取更丰盛的“阳光”，以期人生和子孙的生活完成飞跃。
但是，为什么要北漂？你真的问过自己吗？在你选择来北京之前，你有为自己安排过退路吗？当你在北京漂了五六年以后，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最黄金的年龄就要过去？而你的未来却总琢磨不定？不要用心中还有梦这样的话来骗自己，这个社会讲的实力，而实力=家庭背景+个人能力，这其中，家庭背景又占80%的成分。或许有的北漂在若干年以后终于在北京的五环外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但那又有什么用呢？这只是小营生，如果你在老家，应该要比现在要活得滋润的多吧。
为什么要北漂，你问过自己吗？
奶茶（化名）给出的答案是“贪恋北京的所谓繁华和所谓的机遇”。2009年夏天她拿到了硕士毕业文凭。“虽然拿到了文凭，可是我不争气，在去年本来就不景气的就业市场上，没能把自己卖个好价钱。现在想想，当时的我好像中了蛊惑一样，一心就要留在北京。”
于是，为了一个北京户口，奶茶忍气吞声到了郊区一所乡镇中学教书。工作之后，最大的感觉就是——“我进错了房间”。一切的一切都与自己格格不入，流氓痞气的学生，得过且过的同事，让她感到窒息和绝望。“免费的早读课，5块钱一节的晚自习，周六照常上课，2800块的薪水，除了户口，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留下的理由。”
一个人生活的奶茶希望能尽快在北京买房安家，“我是一直在看着房子的，我想，就算没有男人，自己先买套房，自住或是投资都好。”但是北京的房价，让人越来越揪心，越来越绝望。“现在我充分认识到，就我现在的情况，在北京买房根本就是摘月亮。”
奶茶的老家在一个中小城市，父母都在机关工作，衣食无忧。“以前妈妈说，实在不行就回来，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不容易，家里永远有你的位置。当时我只是不在乎地笑笑，心想，我在北京七年了，读书也读到了这个地步，一定能在北京有个好归宿的。现在看来，原来自己真的太要面子，总觉得在北京读了那么多年书最后再回家乡，是没本事的表现；原来自己真的太虚荣，北京是好，但那些好是需要钱需要权的，一无所有的你，看着别人靠关系进了中石油、中石化，看着别人买了房子、车子，看着满大街的lv，gucci，benz，minicooper干过眼瘾，真的有意义吗？……”“看到周围同学好友幸福地晒旅行照、活动照、吃喝照、婚纱照，我都情不自禁问自己，你自己拥有了什么呢？”文科小硕，普通女生，没有家，没有房子，没有男朋友，在北京，就算怀揣着梦想，又有多大的可能实现呢？
4.北京欢迎你，路过
中华英才网于2008年11月推出的“北上广深四地就业环境”专项调查显示，四地都有接近或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选择了“压力太大”，这基本上成了四大城市就业环境的共性。在关于“哪些词最能反映所在城市特点”的调查中，广州和深圳的受访者选择“压抑”的比重分别高达47.56%和46.7%；与这两地相比，北京受访者选择“排外”的比例最大。此处的排外，可以直接理解为北京对外来者设置的高门槛。
北京是最适合你职业发展的“天堂”吗？在你铁了心要挤进这座城市，或在城里感到前途迷茫时，请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同时，擦亮眼睛，看看你选择栖居的北京，有哪些缺点将直接考验你的“容忍力”。
隐性就业
除了前面提到的户籍障碍和人脉的重要影响力之外，隐性就业也是困扰青年人，尤其是应届毕业生的重大问题之一。
据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2003年3月的调查，在北京高校毕业生中，74.8%的人首选在北京工作，排除掉北京生源后，非北京生源的毕业生首选北京的仍占69%。正是这种选择预期的高度集中，使北京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人才“黑洞”。
面对毕业生的大量积聚，对所需人才的筛选除了强调学历、专业外，北京市还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户口，不断加高外地生源毕业生的“准入门槛”。一个在京就读的外地生源毕业生要想在北京找到工作并顺利完成就业派遣的全过程，必须具有学校根据一定标准落实的“留京指标”和用人单位经由上级人事主管部门核准的“进京指标”。否则，因不能解决落户和档案问题，就不能与用人单位、学校签订就业协议书，继而无法取得就业报到证，不能进行就业派遣。这一制度的设置，确实使得一些外地生源的毕业生对“进京”望而却步，但也有毕业生对在大城市“淘金”情有独衷，即使不能解决户口、档案问题，还是“留”了下来，只不过他们没有按照规定程序“落实就业”，仅是以“打工”的形式“漂”在大城市，成为了所谓的“隐性就业者”。
隐性就业特指毕业后找到了工作，能够自食其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与用人单位、学校签订就业协议书，参加工作但不能派遣，户口和档案存放在学校或打回生源地的就业情形。近年来，大学生隐性就业者的出现并增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发起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59%的人表示自己身边存在“隐性就业族”。
《北京晚报》2009年的报道称：“大量‘85后’大学毕业生已从去年开始进入社会。他们大都思维活跃、向往自由，很多人在就业时选择开网店、做翻译、撰稿，甚至同时兼职打几份零工。不过，大多数人就业的初衷仍是找一家常规、稳定的单位，只是因为各种原因未果，才最终走上隐性就业之路。一位在网上开店的网友发帖表示：‘毕业时由于没有什么具体的职业规划，于是就去凭兴趣赚钱。现在经营的还算不错，所以就业到底是显性还是隐性并不重要。’”
“但并不是所有的隐性就业者都是一帆风顺的，许多隐性就业者都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压力。体育学院毕业的小王现在做兼职健身教练维持生活。‘受金融危机影响，又恰逢淡季，目前兼职的工作骤减，这样下去连房租和水电费都快交不起了。’”
生活的动荡不安，是隐性就业族群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所谓“安居才能乐业”，在福利分房与己无缘、大城市的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大多数隐性就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了租房。然而，租房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每月支付几百元、上千元的房租姑且不论，经常搬家、居无定所又会产生强烈的不安定感。与人合租固然可以减轻经济上的压力，但又必然带来生活上的不便。所以，能够在自己工作的城市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应该是绝大多数隐性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最现实的梦想。但是，贷款买房所需要的稳定的还贷能力与隐性就业者职业上的不稳定性恰恰是一对矛盾。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的专项调查文章指出，除4.6%的人“自己购房”和10%的人“借住在同学宿舍或亲友家中”外，85.4%的人都是租房居住。其中，“与别人合租”、“自己独租”和“单位集体租”三种情况分别占到被调查者的49.6%、28.3%和7.5%。“有被访者无奈地表示：租房就是浪费，把租房的钱攒下来买房才算正道。可是以现在的工资水平，买一套几十万元的商品房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什么时候才能像北京人一样享受住房公积金，购买经济适用房？”
当然，隐性就业要面对的还远远不止于此，医疗等社会保障的缺乏、“漂”在北京城的孤独感，等等，都是你一旦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这种就业状态后，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教授杨立雄说：“‘隐性就业’确实能解决金融危机下一部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但是目前来看，“隐性就业”只是把问题和矛盾后延了，没有治本。杨教授说：“我国老龄化时代步步逼近，人的寿命在增长，一些年轻人还没有意识到参与社会保险的重要性。但他们终将老去，也终将需要医疗和养老保障。”
北京宜居？
中国人喜欢说“成家立业”，如果你打算在北京寻求职业发展机会，就相应要考虑到定居在这座城市的问题。这里的生活是否适合你，也应该是你要不要选择在这座城里工作的参考条件之一。
在评价一个城市是否适合居住时，“交通方便快捷”、“城市干净整洁无污染”和“空气质量好”是成为“宜居城市”的必要条件。
北京的沙尘污染严重，向来是这座城市的一块心病。借着奥运之机，北京实现了“蓝天目标”。但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北京尚未将2.5微米以下的可吸入颗粒物（即pm2.5）纳入日常监测体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石广玉博士及其同事2006-2008年夏季的观测表明，2008年北京大气中细粒子气溶胶数浓度与往年相比并没有减少，且0.3-0.5微米粒径范围反而有所增加，它主要来自汽车尾气的污染。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8年11月13日公布的一份关于“棕色云团”（asianbrownclouds，abc）的报告，进一步放大了人们的担心。棕色云团的成分包括含碳颗粒物、有机颗粒物、硫酸盐、硝酸盐和铵盐等，其主要来源是化石燃料和生物燃料的燃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经确定的全球13座棕色云团热点城市，就包括北京、上海和深圳这三座城市。这种棕色云团对于人类健康也有巨大影响。空气中pm2.5浓度每立方米上升20毫克的话，中国和印度每年会有约34万人死亡。而粗略估计，棕色云团相关的pm2.5所致经济损失，分别占中国和印度gdp的3.6%和2.2%。
虽说，2008年北京花了265.7亿元在环保投资上，以此唤回久违的蓝天白云。但是城内“热岛效应”猖獗，以致有人丧命，却并非耸人听闻。
2010年7月，北京经历了12个桑拿天，成为十年来最热的七月。英文《中国日报》发表专栏文章称：北京城市中心区域的平均温度要比郊区高出5-7摄氏度。地图上显示极端高温的深橘黄色区域全集中在高楼林立的市中心地带。很明显，随着我们日益迈向城市化、现代化，恐怕就没有考虑到商务中心区，也就是所谓cbd会造成了城市热岛的效应。按照一家北京的报纸的说法，北京的六城区已经变成了“超级热岛区”。
增加城市的绿地，是减轻热岛效应的方法之一。尽管北京雄心壮志地计划要增加自然植被的区域，但其他蓝图却优先考虑建设成群的高层建筑。
举例来说，尽管朝阳区已经成为最大的城市热岛，但现在还在计划在三、四环之间再建设一个新的商务区。北京南部的丰台区也计划要建设一个新的金融区，要建一座北京最高的、标志性的建筑物。在朝阳的cbd和丰台的新金融区里只有大片的高层建筑，却没有相应增加大绿地。
2010年，由《南方企业家》等多家媒体根据入选城市的综合实力、民生满意度、婚姻美誉度、生活水准等指标综合后评选出中国十大最幸福城市。按照名次前后排列，这十座幸福之城分别是：杭州、珠海、长春、青岛、成都、桂林、大连、昆明、长沙和天津。
北京榜上无名。
2006年6月22日由中国科学院首发的《宜居城市蓝皮书（北京）》指出，无论是自然环境舒适度，还是人文环境舒适度，北京与宜居城市的距离均相差甚远。其中，房价是影响北京宜居水平的一大因素，逾九成居民认为目前北京市房价水平太高。
这本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蓝皮书选取了生活方便性、安全性、自然环境舒适度、人文环境舒适度、出行便捷度以及健康性六大类32个分项指标，通过上万份问卷调查，综合统计分析得出居民对宜居北京的总体满意度为63.8分（满分100分）。
住房、交通、人口，还有空气，是北京实现宜居城市的四大瓶颈。
你可以一个刚毕业的外地大学生的身份，简单设想一下“漂”在北京的生活。你可能蜗居，住在蚁族聚居的城中村，或者3.0版的胶囊公寓，睡梦中经常磕到墙壁。找工作时，那些好职位都被“潜规则”了，你只能找到一份月薪在2500元左右的工作（蚁族的月均收入为1956元），总比那些“零工资”的伙伴强吧。但上班地点离住处实在太远，你每天天刚亮就骑自行车到地铁站，然后换乘公交，基本上要耗费近5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上。但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你又始终不敢懈怠，拼命加班，没钱也没时间娱乐、交朋友，更不敢乱花钱。而这样，在北京城里买一套房子，还得是拼死拼活工作攒钱25-30年之后的事情了……
在北京生活了5年时间的小任非常明白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现在供职于一家软件公司。在北京，生活环境是让他不满意的。若非因为工作，他根本不可能呆在北京，并且一呆就是5年。
在面对“你觉得北京是否宜居”这个问题的时候，小任非常肯定地以一个字加以明确——不！他否定这座城市的理由其实很简单：空气不好、交通不好、消费过高。对这些问题，他像大多数在北京生活的人一样，显得一筹莫展。
26岁的小任在北京曾经参与过一起团购，试图通过团购买到一套小面积商品房，但是这起团购由于组成人员的繁杂及开发商的讨价还价不得不宣告解散，眼下他仍没有买到房子。小任认为，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不过他并不认可城市发展一定需要牺牲人们的空间。而留给他这样一个外来者的选择，只剩下一种，就是“用时间换空间”，为此，他深感无奈。
结语
“如果我的生活像一卷录影带一样，我一定要找到我22岁时候的那段带子，我一定要重新播一遍。那时候，我就会选择和我的爱人回到老家，买一套不大的小房子，和我的孩子、爹妈在一起，安安稳稳地过日子。”电视剧《蜗居》里的台词或许已经令不少北漂族开始重新盘算去留问题。
对大部分“北漂”们来说，这座城市为高端人才编织的“北京梦”并不属于他们。北京能给予他们的幸福大致相同，而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因为当初的梦想，因为现实造成的严重差距导致你不得不前往大城市追逐更好的生活。为此，你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但是，北京最残酷的地方就是：你坚持下去了，就一定能成功吗？
2010年8月2日，北京市发布了《首都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纲要》首次提出京津冀高层次人才可自由落户等政策。杨开忠，《纲要》编制组首席专家、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表示北京将逐步推行京津冀地区互认的高层次人才户籍自由流动制度。届时，无论是涉及高端人才的子女入学还是医疗社保，都将享受当地市民同等待遇。
这项政策再次表明，向来都是“独大”的北京，再次放低了身段，将户籍这道门槛又降了一格。但是，仍然要提醒你注其中的关键词汇：高层次人才。
显然，北京在筑高流动人口进京门槛、清理城内“低素质”人群的“康庄大道”上，一往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