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北京是全国人民的首都，那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认知。在对待外来人才和流动人口的态度上，北京一早就表明了她的坚定立场：择优录取。“优劣”的标准由她来定。而隐藏在这种“筛选制度”背后的，正是北京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非势利，不北京。
鉴于北京欲打造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王通讯认为，“不能把高端人才只理解为高科技人才”，“社会工作、文化工作、党政领导等，这些方面都需要高端化”；他同时表示“要改革限制高端人才发展的各项制度”，例如“中东的迪拜，薪水很高，但很难留住人才。为什么？因为社会制度落后，限制、禁忌太多，影响精神生活、心理状态。北京也发生过海归人才因子女就读双语学校费用太高而不得不选择离开的。要防止某些人为规定成为排斥人才引进的挡板”。
实际上，为了世界城市的目标，北京早已积极行动，大力拉拢各方才俊。高端人才的进京计划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北京向高端人才给予了诱人的承诺，而这座城市对人才的筛选标准，同样严格，甚至是严酷。
1.高端人才看过来
在对待人才的态度上，北京确实“求贤若渴”，并抛出了重量级的诱饵——人才进京即落户，连带着“鸡犬升天”，人才公寓自然不在话下，甚至还有100万的奖金鼓励。看上去无比美妙，是政府为人才编织的“北京梦”，而且货真价实。
只不过，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在“人才”前面加上“高端”二字。这个货真价实的“北京梦”只属于极少数精英分子。而这个精英的标准，在北京看来，是可以进行微妙地调整的，留与不留，仅凭北京的需要，这一点在“奥运人才”的后续安排上可见一斑。
“皇帝选秀”
2010年7月20日，北京市公布了“引进国内人才专项工作计划”，835个高端岗位面向国内集中招聘。被录用的外埠人才本人及配偶、子女户口都可迁入北京。这意味着北京开始了新一轮大规模面向全国的招贤纳士，而且以“肥美”的北京户籍做钓饵。
这么心急火燎的原因有二：一是北京立志于2050年成为“世界城市”的目标，促使其急于拉拢各类金融人才、管理人才、会展人才、文化创意人才和高新技术领域的人才；二是作为首都的长期优越感，让北京并未真正意识到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紧缺，北京市人口计生委甚至还于2007年1月25日搬出了“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这尊大金佛，声称正在“请示相关部门，建议适当减缓引进人才落户北京的速度”。
成为“世界城市”，可以说这是北京作为首都和中国大城市的未来发展大计，自然要使出浑身解数。于是，北京迫不及待地开出了一系列优厚条件，甚至故意忽略“常住人口总量1972万，提前10年突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常住人口规模”这一严峻的事实，大大咧咧地表示“为把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这次北京提出，对于最终录取的人选，户籍地不属于本市的，除本人之外，其配偶、子女的户口也都可以迁入北京”，俨然是一副刘备顾茅庐的姿态。
其实，数月之前，早在2010年5月16日，北京的“海聚工程”就已启动。该工程共推出529个海外人才需求岗位，其中工作类占到479个，创业类50个。国有企事业单位提供岗位215个，占了整个需求总量的40.6%，非公经济组织的岗位占到59.4%。
据《侨报》的报道：“这些岗位主要分布于市属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大型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等，如北医大，同仁、天坛等三甲医院，北京现代、百度公司等企业。”且“对入选‘海聚工程’高层次人才的人员，北京市将给予每人100万元人民币的一次性奖励。同时，为其解决好在京出入境手续办理、子女入学、医疗服务等方面的问题，还将采取扶持措施支持人才干事业。”也就是说，只要这批人才愿意到北京，政府将在诸多方面给予本人和其家庭以“特别服务”。
中科院也于2010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人才会议”上透露，“已在全院设置了近500个‘千人计划’岗位，拟在全球选聘国际一流人才”。“千人计划”是政府批准的一项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程，计划用5至10年时间吸引千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工作，并建立40至50个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基地。目前中科院共有70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对这样的人才，中科院在经费、住房、工作条件、实验室、研究生助手配备等方面都给予大力支持。
另外，2010年2月初公布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提出，示范区引进的高端领军人才可以直接办理本市户口。范围包括海淀园、丰台园、昌平园、电子城、亦庄园、德胜园、石景山园、雍和园、通州园、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以及市政府根据国务院批准划定的其他区域。
但是，你可能早就看出了其中端倪——北京把这些“橄榄枝”殷勤地抛给了谁？
《2010北京市引进国内人才专项工作计划》的835高端岗位是力图“引进一大批熟悉国际化市场运作，能够带动首都新兴学科、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人才和产业领军人才，同时吸引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优秀创新人才”：其中要求引进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比例高达76%，本科生及以上仅占23.2%；而在职称方面，高级职称占57.0%；中级及以上职称占14.1%。从年龄结构看，分布呈现“中间力量”的特点，即35至45岁年龄段需求最大，计划引进635人，占总需求人数的76.1%；其次是45岁以上，占13.4%；而35岁以下只占10.5%。
“海聚工程”的529个岗位需要的则是一流的海外人才；中科院的“千人计划”指向更明确，所有“好吃好喝”的都只留给面向全球招聘的“国际一流科研人才”。
所以，当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流动调配处处长王岚说，“我们一直在解决人才进京的同时，也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包括他们的子女、配偶都可以落户北京。从1999年到现在，我们已经从海内外引进高层次人才三万多人，这些人都解决了配偶子女进京问题”。这时，你完全没必要诧异——北京那么多城中村里大规模的“蚁族”又是如何“滋生”的呢？登记在册的763.8万流动人口，又是如何为了一纸北京户籍挠破头皮的呢？
你真的没必要诧异，因为从1999年就开始实施的“引人人才落户北京”的政策，针对的从来都是真正的“高端人才”。
何谓高端？
百度百科对“高端”一词的释义是“事物的最高层次。高水平的，与低端相对”。如果你更习惯于依靠数据得出结论，那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副书记张文，对这个“高端人才聚集区域”的描述，或许能让该词条更具体化：“为开发区服务的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有24人，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40余人，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得者23人，省（直辖市、自治区）部级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以上获得者43人，国家863计划、973计划、科技攻关计划、火炬计划等项目或课题组负责人28人，具有正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272人。”
这就是高端人才。如果你不在此列，那么只能看着他们在北京如鱼得水，而你继续苦苦挣扎。这就是首都的“优胜劣汰”制，也是你在选择踏入这座城市之前，就应该清楚的事实。
北京，为高端人才打造了一个“北京梦”。
在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者杰夫·代尔看来，这个梦的外部结构是这样的：
北京是中国真正的金融之都，这座城市“不仅是各金融监管机构的总部所在地，也是中国多数大型企业的总部所在地。在中国经济中，政府仍以多种形式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使得北京处于商业活动的中心位置”。
“北京拥有国内最有名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并利用这种资源吸引了大量研发投资。中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上的贡献全部来自北京，微软(microsoft)和ibm等跨国公司选择在北京设立研发中心。”
北京是“中国最具活力的艺术园地”——虽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艺术家们已无法再开出天价；不可否认的是，北京文化上的吸引力也“部分源自于其首都地位”。“中国最有意思的音乐创作地也在北京，当下最火爆的当属垃圾摇滚，有着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狂放风格”。
这就是北京，占尽天时和地利。你如何能不被她吸引？
“北京梦”的内部核心，就是政府抛给高端人才的种种“诱饵”——北京户口（有些人为了成为“北京人”，甚至愿意在黑市出15万高价买一个假户籍，这张纸的吸引力可想而知），且配偶和子女均能入户，何其兴哉？高薪，一旦被选中，如果答应“过门”，立刻就能一次性得到100万元的奖励，这是“蚁族”可以梦到的吗？住房，北京市发改委2008年就提出了外来高端人才“在京可享受青年公寓”的政策……
这个由政府所描画的“北京梦”，说白了，其实就是一场“皇帝选秀”，前面有荣华富贵等着你，但你必须经过层层选拨，因为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攀龙附凤的。
而为了认清这个事实，30岁的惠惠花了十年。
“北京，十年的光阴，我一直奋斗在这个光怪陆离的城市！”惠惠说，“眼下正在办辞职，还没想好下一步怎么走，可能先回老家看看吧。”30岁的惠惠透着无奈与失落。
1999年，惠惠从浙江的一个小城市考到了梦寐以求的北京，“虽然念的是三流本科，但我还是开心得不得了，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坐地铁，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看着年轻时相片中的灿烂笑容，“说不出啥感觉，就酸酸的。”
2001年，惠惠在学校的联谊会上认识了浩子，相处几年后两人结婚了。“结了婚，面临的生活问题越来越多，最关键的就是房子。”惠惠说，2006年结婚那会儿本该买房，但当时认为北京的房价就是泡沫，而且刚毕业出来工作没多久，两人的月薪加一块儿就8000多元，底气不足，所以没有考虑，反倒认为租房是另一种美好的人生经历。
2008年1月，小宝宝降生了，租的房子不够住了，面临再次搬家的窘境。房子、孩子、工作让两个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所有的矛盾逐渐凸显，在2009年大规模爆发了。“他开始酗酒，夜不归宿，我也整日烦躁，不停地埋怨这埋怨那，大家所有情绪化的东西，其实就集中在户口，收入，被歧视，房子。”无数次的争吵后，两人在2009年末选择了离婚。
“2010年2月，无意中得知浩子他离开了北京，去深圳闯荡了，我想自己也是时候递交辞职报告了，下定决心带着宝宝离开北京。”惠惠说，“从刚到北京那会儿的白t恤红裙子、长发飘飘，到现在所谓干练的短发、职业化的笑容和着装，北京真的改变了我很多很多，也让我认清了很多很多。北京永远是有能力人的天堂！只是它不适合我而已，而我认清这一点用了10年，这是我唯一的遗憾。”
奥运人才的尴尬
2009年8月22日16时30分，位于北京北四环学院桥西北角的奥运大厦大院里，北京奥组委机关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宣布北京奥组委依法解散。而4000多名曾经为奥运会挥洒了青春和汗水的工作人员，“在经历了混乱繁琐的赛后收尾工作和难尽人意的赛后安置双选招聘会之后，正面临着失业的困境”。
这4000多人，通过社会招聘而来的工作人员被称为“p1”，共1000余人；与之相应的还有从各单位借调来的“p2”，共3000余人；以及奥组委的实习生“p3”，这800多名在校大学生均是北京奥组委从10余所高校选拔录取进入组委会实习的，期间享受奥组委正式员工的待遇。
周华是奥组委最早一批通过公开招聘的工作人员。2002年底，奥组委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这样的公开招聘在国内以前的大型赛事中实属少见，竞争十分激烈。“三千多人应征四十多个工作岗位”。
经过笔试与面试，2003年初，周华成为这40名工作人员中的一员。“奥组委一发布招聘信息，我就想亲身参与进来。”周华说，为此她放弃了外经贸部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
而让于小天选择奥组委的，不只是奥运情结。2006年，刚刚走出学校的他，在广东一家知名电器企业找到他的第一份工作。这年12月底，他辞去这份工作回到北京发展。对于户口不在北京的于小天来说，留在北京工作是自己的夙愿。
但是，奥组委正式宣布解散，所有工作人员都不得不离开。于小天感到事突然没了，身边的那些人也没了。“再也不会有人叫你去做什么事了。你只管呆在家里就行了，真的是挺难受的。”于小天说。如何找一份新的工作，是他要重新面对的问题。用于小天自己的话说：“感觉一下大龄待业青年。”
也许是正面宣传的力量过于强大，外界普遍以为奥运人才早已被政府机构和大型国企尽数收入囊中，作为北京奥运会的宝贵遗产妥善使用了。事实却不竟然。
2008年3月28日，北京奥组委与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等9家大型企业和北京市国资委，就奥组委工作人员赛后安置问题签署了《赛后人员安置协议》。这九家公司包括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国家电网公司、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分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牡丹卡中心、泰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等。
一时间，各大媒体都竞相报道，大力宣传。这条消息出来后的一天，于小天接到家人电话，看到这条消息的家人以为于小天在赛后将“板上钉钉”地进入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奥组委的一位实习生也听到类似的传言：“听说他们p1中80%会进中石油和中海油。”
事实是2008年10月17日为北京奥组委工作人员举行的专场招聘会上，中石油为奥组委提供一百多个工作岗位，中海油提供十多个工作岗位，与1500人的80%相差甚远。
虽然招聘会共提供岗位1753个，前来应聘的奥组委工作人员只有1500多人，供需比达到了1：1.17，这在北京举办的招聘会中还是头一次出现。似乎前途一片光明。但人岗匹配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有的岗位竞争白热化——有1/3的应聘者向中石油投送了简历，有的岗位却招不到合适的人。而且几乎所有的招聘单位都要求应聘者学历在大学本科以上，对于年龄有40、38、35岁以下的限制。再加上时下盛行的“潜规则”，此次招聘会结果必然是“不可说，不可说”。
毋庸置疑的是，为做好赛后人员再就业工作，官方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不仅通过行政手段为奥运人才和企业之间牵线搭桥，还以公务员招考形式吸纳了上百名奥运人才。
2008年10月16日，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公务员选拔考试，专门面向奥组委的工作人员。这次选拔工作，北京市为奥组委工作人员提供100个主任科员以下职务的公务员职位，600人参加了这次考试。
但是，于小天并没有得到参加这次考试的机会。因为根据《公务员法》及北京市相关规定，于小天没有北京户口，也不拥有硕士学位，不具备报考条件。
对于这批奥运人才的“失业”问题，ft中文网专栏作家龙溪微微撰写的《奥运会后“变脸”？》一文中这样写道：
“他们中不乏海归、硕博等高学历，也不乏良好的工作履历，很多人当初辞去原单位待遇优厚的工作，只为圆自己心中的奥林匹克梦。
“为了让这批人安心服务两个奥运，北京奥组委很早就启动了赛后安置工作，提前与几十家央企和国企签署了赛后人员安置协议。这消息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也给不少奥运人吃了定心丸，以平均每天12-16个小时的强度，心无旁骛地投入赛事筹办工作中。但之后的赛后安置和双向选择工作，却有些出乎他们的意料。
“一些跻身世界500强的国字头企业是当初媒体宣传的最大卖点，却在某种程度上‘忽悠’了奥组委应聘者。据悉，某大型国有能源型垄断企业分公司向十一位奥运人抛出了橄榄枝，不料人员审批手续上报后，总公司领导却改变了主意，一句话就把要约变成了废纸。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某国内著名体育用品经营公司。一位应聘公关职位的奥运人透露，在一面和二面结束半个月后，他被告知要等到11月底领导出差归来才能进行最后一轮面试。又是一番苦苦等待之后，该公司的最终答复如下：大家的英文能力都挺强的，各方面的能力都挺棒的，但考虑到没有在相关公司工作的经历，进来之后需要有很长一段适应期，我们就不如招聘应届毕业生合算了，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先不招聘了。
“总之，也许是金融危机的缘故，也许是强扭的瓜不甜，很多与奥组委签署就业协议的企业纷纷上演‘变脸’，或是提供虚假招聘信息，或是提供条件较差的低级岗位或偏远岗位，个别企业甚至在大张旗鼓面试之后就没有了下文。简言之，就是缺乏最基本的诚意。”
此外，尽管大部分调用人员都顺利返回原单位报到，支奥经历成为他们履历表上光辉的一笔，但部分人员面临原有岗位被取代的“冷板凳”现象，不得不重新加入市场择业大军。
想要留在北京，谈何容易？即便是攀上了“奥运会”这根高枝，也前途未卜，只因北京的门槛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高得遮天蔽日。
据《京华时报》2006年9月15日报道：日前，北京市2008环境指挥部召开奥运立法工作动员部署大会，针对奥运期间放假、机动车限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入境等首批65个奥运立法需求项目，确定初步处理意见。其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北京市将对四种不同情况的流动人口实施控制。对于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的农民工，预计有100万人（仅计算建筑业），对这部分人可由建委协调施工企业整建制劝返回乡……
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消息一出，就在社会各界引起反响。反对的、愤怒的、申辩的、澄清的，不胜枚举。虽然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卢映川在2008年8月2日的“北京市社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否认北京市政府“奥运期间劝返民工回乡”的传闻，“我没有听说专门清理限制外来农民工的事情”，并向外界解释说“这些劳动者的流动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的”。
但是，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题为“奥运abc之b：农民工何去何从”的文章，仍然值得我们思考：“不可否认，没有450万的农民工，北京不可能这么快速、低廉地建造起巨大的体育新场馆。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每个农民工的月收入为996元，但他们的地位并没有保障：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所以他们只是暂时被容忍待在城市里，并没有真正的城市居民身份。”
这些都是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去面对。如果你说连奥组委的高级人才都并非个个皆能因为奥运会在北京找到立锥之地，凭什么在北京盖了几天房子就可以留下来？那你的感觉不可谓不敏锐。
因为这就是北京在用人问题上一贯的姿态：愿者上钩，优胜劣汰。
2.“三高”企业请回去
《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显示“我国人才资源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1）我国人才资源主要分布在教育、文化、卫生、经济、会计、传统工业等；农业、信息、金融、保险等行业的人才较少；新技术、新能源、生物技术、现代医药、环保等工程技术类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尤其是高新技术和复合型的创新人才更是缺乏。（2）国有部门人才多，非国有部门人才少。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8）》、2007年年末我国共有专业技术人员3313.9万人，其中国有单位2387.8万人，占72%。高级专家队伍52%以上分布于高等院校，41%以上分布于独立的科研院所，只有7%分布在企业。而发达国家的人才资源分布正好相反，多数在企业，科学家和工程师一半以上在企业部门，美国80%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企业部门。（3）人才地域分布不够合理，我国高级人才86%集中于中东部地区，广阔的西部地区人才极度匮乏。（4）产学研严重脱节，理论不能应用于实际。目前我国企业的研发状况是：大型企业拥有少量的研究与开发人才，小企业几乎没有研发人才。根据人事部2004年统计，我国企业每万人中拥有的研究与开发人才不足3人，而日本是49人、美国是48人、德国35人、加拿大和英国都是25人”。
当我们把目光从全国聚焦至北京，就会发现出现上述的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与大城市的“优胜劣汰”密不可分。而且，糟糕的是，北京对人才的高低判断，往往十分自私自利，甚至是带着严重的“歧视”。
“喝不饱”的北京
“月底应该就彻底歇了，没办法，政府让关停就只好关停了。”说这话时，北京三力水泥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广合的神情有些黯淡。
2009年8月20日，距离6月25日的停炉已近两个月，三力水泥厂散落煤灰的仓库里还堆积着一些袋装水泥，也还有一些小车陆续进厂拉货。不过，“炉子早就停了，最近就是把剩下的熟料磨成水泥卖完就完了。”徐广合说。
这一切表明，徐广合别无选择。2009年7月6日，北京市工业促进局联合多个部门下发了《北京市“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小水泥企业有序退出的实施意见》；按照计划，2009-2010两年内，北京将关停13家水泥企业，年减少水泥生产能力252万吨。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2008年，由于举办奥运会，北京已没有批准新的水泥生产线上马。而此番淘汰‘三高’（高污染、高能耗、高耗水）水泥企业，北京市相关部门则明确提出，到2010年底，北京水泥企业将由2008年底的25家减少到10-12家。”
北京市经信委也于2009年12月16日不无欣慰地对外宣布：已有79家“三高”企业退出北京市，合计节约能源19.91万吨标准煤，相当于北京30万常住人口2007年全年的生活能耗。此外，这79家企业的退出，也使北京节约新鲜水535万立方米，相当于2—3个昆明湖的储水量。
水，一直是北京颇为纠结的大问题。
《潇湘晨报》2010年6月24日这样报道：“进入6月，北京颐和园团城湖敞开肚皮，在预计半年的时间内，它将‘吞’下来自河北黄壁庄、岗南、王快三座水库的2亿立方米的应急供水。来自数百公里外的调水，将经过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石家庄至北京）应急供水工程总干渠。这也是自2008年建成以来，中线京石段第二次向北京供水。”
据专家介绍，近年北京平均每年缺水在4亿立方米左右。由于地表水可用量越来越“金贵”，除异地调水之外，北京市供水大部分来自地下水，接近供水总量的2/3。
北京水问题专家王建说，北京超采地下水已维持多年，由此造成大面积地面沉降，“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北京多抽地下水，到现在平均一年要多抽五到六亿立方米的水，形成了2650平方公里的沉降区，而现在北京建成区的面积才1040平方公里”。
地下水历经千百万年形成，其补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它被视为“子孙水”、“救命水”，一般作为战备水源，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但事实上，为了“在北京城的任何一个家庭，都不会感觉到缺水，拧开水龙头，自来水还是哗哗地流”，以维持这座有着1755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的日常运作，北京已提前支取宝贵的“子孙水”。
正是在这样形势“危急”的情况下，让“三高”企业从北京撤离成了势在必行的事儿。水乃生命之源，谁都不想跟首都“玩命”吧？显然，北京水资源的“焦虑症”由来已久。
尽管为解北京之渴，南水北调中线京石段于2010年6月4日第二次向北京市供水。但长期关注水资源问题的研究者王建担心的是，调水虽然又一次解了北京的水之忧，但同处华北平原，北京缺水，河北、天津也不例外，调水总非长久之计。曾任职于北京环保局的王建长期研究北京水资源和水环境问题，是北京颇有点名气的水专家。在他看来，北京的水资源问题是“正在累积的生态灾难”的表现，出现这种困局的原因，则是自然降水条件减少和人为的不合理开发。
王建用一组数字佐证了他的观点：以地表水来水量为例，北京地区的主要水库之一官厅水库，1955年至1960年的年均来水量是20．3亿立方米，而到了2009年，这一数字锐减到0．09亿立方米。目前，北京年人均水资源仅210立方米，是中国年人均水资源的1／10，是世界年人均水资源的1／40。在解放初期，北京有约400万人口，而现在人口增加了4倍，“可是大自然的水没有增加4倍”，王建说，北京业已成为世界上最缺水的特大城市之一。
但是，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城市，首都北京的城市生活用水又是万万断不得的。所以，河北等省市尽管自己也没多少“余粮”了，还是忍痛为首都输血。
然而，专家提醒我们必须面对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颗严重缺水的“心脏”，还在一天天越变越大——1949年建成区面积只有109km2的北京，在202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将扩大到1650km2，城市规模日益庞大，承载它的水资源势必将越来越难堪重负。
这座城市似乎变得越来越贪婪，为了成为“世界城市”，经年累月地扩张，缺水了就从周边城市吸取，没有高端人才了，就抛出户籍诱饵，直到她越变越胖、越来越喘。
“填不满”的北京
其实，早在2007年《北京市关于加快退出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工业企业的意见》就已经出台了。小水泥、小造纸、小化工、小铸造、小印染、电镀及平板玻璃七个行业被列为重点退出的劣势行业。北京还分别为这七个行业制定了退出标准，不达标的企业将逐步被引导退出。
这些企业走了，相应的，在这些“劣势行业”工作的职工，也随即面临下岗、重新找工作的重大问题。而他们的去留，有关部门显然没有精力关注。
不过，在请走“三高”企业的同时，北京也大叹苦水，从2010年初开始，各大媒体频频爆出北京“人才紧缺”的新闻——
《北京日报》讯：“2015年，北京轨道交通总里程将达到561公里，按通行每公里需要60名管理养护运营人员计算，届时本市需要3.4万名专业人才，目前人才缺口达两万余人”；《北京考试报》讯：“在北京产业结构调整中，现代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中有一些新兴产业涌现。像汽车现在已进入千家万户，但汽车销售、售后服务的从业人员缺口很大”；人民网讯：“北京市在城乡建设一体化进程中，医疗卫生面临最主要的是人才问题。应吸引高层次的医学院校毕业生能够主动到基层去服务”；2010年2月17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布提前启动外来农民工就业监测及服务，派出工作人员到北京各大火车站等地点，主动问询进京务工人员的就业去向、意向等。据统计，去年第四季度北京劳动力市场简单体力劳动人员、治安保卫人员最为“稀缺”……
请注意以上紧缺的人才，都有一个基本的共性，比如：养护员、销售员、售后服务员、基层服务、简单体力劳动人员，他们属于不同的工种，但都不属于所谓的“高端”、“精英”人才。北京大量缺少基层人才，而这样的“苦果”是她自己种下的。同时，北京正在告诉你一个事实：我欢迎你，但是不欢迎他。这中间其实存在一个标准，就是由这座城市对人才给出的“高低”判断。
事实上，所谓“劳动力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缺口最大的10个职业”，往往也是相对短缺，因为劳动环境、薪酬待遇、职业前途等因素，大城市本地的失业者、外地户籍大学生不愿意“屈就”。而这些工种也是城市运转、经济发展、社会秩序所不可或缺的。正因为如此，才更显出北京这座大城市对这类被视为城市“不稳定因素”的“简单体力劳动人员”的排斥和歧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惟英教授认为，目前北京甚至全国的市场调节机制还不完善，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人口过多和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政策控制人口规模，非常必要。”并开出的两个通行药方，一是政府利用价格手段，让水、电等基础产品涨价，逼走实则为北京市最紧缺的“简单体力劳动人员”；二是抬高外来人员落户、居住、就业的门槛，毫无疑问，干保安、服务员、清洁工等工作的人，自然就在这个门槛之外。
这是北京最擅长的“绝招”。她一直抱怨说自己城里的外来人口素质太低，不如上海的好，但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势利眼”。上海2008年的外来流动人口数量已达到了642.2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1/3。虽然上海人的“排外”一直被全国人民诟病，但从未见上海市政府出台类似限制低素质人口进沪的政策。北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用行政手段解决城里的人口和人才问题。
《新京报》2010年8月2日消息称：“针对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
因为调研组发现2008年起顺义投入1.5亿元，升级改造了全区65个农贸市场，杜绝了马路市场，清理了一批小门店、小企业。这种“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合理控制就业岗位对流动人口的需求、发挥房地产业对人口规模调控的作用等措施，合理调控人口规模”的经验，值得在全市大力推广。
简单翻译上述这段话，大致就是说，顺义区将小门店、小企业扫地出门，使大批“低素质”外来务工人员下岗失业，同时房价居高不下、房租乱涨，于是一批批外来者陆陆续续收拾包袱走人，而原本打算进城一展所长的外来者走到门口一看城里的人这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也只能掉头离开。
于是，调研组立刻拍案叫绝。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办公室主任李小娟说：“顺义能做的，北京也能做。我们形成了共识：经济发展并不是控制不了人口，北京作为首都必须要控制人口。”
为了控制北京的人口，市人大常委会调研组给下的这剂药，是良药，还是毒药？
“不能拿弱势群体开刀”，《城记》作者王军认为，北京采取这种方式缓解人口增长很难有大的效果。同样，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唐钧也认为，小商小贩的存在证明社会需要这类人群，政府采取提高门槛的方式必然会相应的提高这些服务行业的运营成本，其结果是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也跟着提高。
唐钧和王军都认为，北京人口过于集中的根源是由于北京和周边地区发展不平衡所致，所以解决北京人口集中的关键不是驱逐流动人口，而是应该通过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来解决。
要根治北京的“城市病”，首先就得治治她的“中央”心态——自私自利的毛病。如果说北京是个美女，那她肯定是个傲慢的千金小姐，以为全国乃至全球的高端人才就该黏着她、围着她转，而想要讨好她的“低素质”人群，最好都远远地躲着她，哪个不识相的，硬是凑上前，也迟早被她一脚踢出去。
瞧瞧北京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这些年干的这些事儿，不都说明了这个事实吗？
建围墙，安街门，封闭不常用的路口，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继2010年4月北京市大兴区率先试点村庄社区化封闭管理后，昌平区也将分三批在100个村推进“封村管理”工作。8月1日，首批44个村启动了工作。（7月29日《新京报》）
北京在多个外来人口集中的城中村实施“封村”管理模式，近段时间引起舆论的一片沸沸扬扬。但本地的村民对封闭管理并不陌生。2003年非典期间时，村内第一次实行封闭管理，禁止外村人进入；2008年北京迎接奥运会期间，村内也曾实行暂时的封闭管理。“最初是拉根绳子，奥运时是根棍子，现在是治安亭子”，村干部刘学柱半开玩笑地说。
北京人可以语调轻松地开玩笑，外地人却做不到。在村子北边的一排出租屋旁边，正在教儿子学走路的小刘说：“四面都建起围墙了，还有人巡逻，感觉像监狱。”
针对此事，《江南时报》于2010年7月30日发表评论：“虽说剪不断理还乱的现实纠结，和‘一视同仁，不存在歧视’的补充解释，可以平息‘对外来人口做坏的预设，有罪推定’的诟病。可是，在文明开放已成大势的今天，‘封村’有违常识，也难抹几点原罪。”如下：
“其一，用行政手段人为设障，画地为牢，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延续”。“其二，规范化管理不等于围墙化封堵，一封了之仍是控制型管理套路，会阻碍区域的对外交流，阉割百姓的日常消费和生活便利”。“其三，封村是重管轻治思路在城市管理中的体现”，也抹杀了外来人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其四，封村是对本地、外地人权利的双重捆绑。当尊严和权利被剥夺，政策合理性也该打上大大的问号”。“其五，封村难逃权力偷懒和傲慢之嫌。它造成的人际隔阂、外来人被边缘化、待遇不均衡等问题，都有待正视”。
哪些人住在北京城郊这类需要被“封村”管理的村子里呢？他们大都是来自安徽、河南、浙江等省的进京农民工。海归或中科院看中的科研人才，北京是不舍得让他们窝在城郊村民的出租屋里的，更不可能对他们实施“画地为牢”的管理。两者一比较，很容易看到北京对待这两类人的差别，是巨大的。
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譬如在香港、纽约，在欧洲各大城市，围墙往往十分罕见。如果说在“世界城市”边缘，处处是铁门冰冷壁垒森森的村庄，那实在是无比荒诞的景象。（《新京报》时评）
美国巴克尼尔大学经济学教授peterkarlkresl认为，北京想打造一个世界城市，打造创新城市，就必须借鉴其他国际城市的成功做法，“城市不应该成为你唯一的制高点，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大一些，看城市区、城市群。比如说美国的纽约，我们不仅仅把城市周边60公里通行范围，我们可以放到几百公里。这样不仅仅是北京城区，应该把北京周边的区域都容纳进来，作为城市带来考虑，这样会更加方便一点”。
北京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这一点毋庸置疑，同时这也是一座非常有理想的城市，她不断地为自己制定新的目标，以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实际上，北京在朝着自己的宏伟目标迈进的途中，也一直有意无意地做着一些违背初衷的事情。在2050年建成世界城市，为此北京要拉拢的高端人才中也包括了“文化创意人才”。然而，为了眼前利益，或是根本无暇顾及的情况下，有一部分文化人才流失了。
身穿一套中式服装，手撑一把阴阳伞，站在一个写着“china·拆那”的八卦内，自2009年12月29日启动的“暖冬”计划，黄锐都会以798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在每一次抗议活动之中，声援北京朝阳区的艺术家们。
虽然2007年12月19日那天，798工厂被列入北京市规划委、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公布的《北京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中，至此798艺术区摆脱了多年来盛传被拆迁的传闻。但是在商业、名利各种纷争的卷席之下，艺术还是与798渐行渐远。
798成为国际和本土资本最宠爱的文化前哨，也注定因此受其累。大量的画廊看到798所滋生出的巨额利润，纷纷涌入其中。2005年是画廊进驻798的高峰期。房价从最初的0.6、0.8元/平米/天涨到1.8元/平米/天再到3.5/平米/天，这种几倍几倍大跨度的增长，让艺术家从心理上无法接受，有艺术家选择了直接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