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杨刚愤愤不平的是97万的银行利息，发誓节衣缩食提前还款，绝不替银行打工。而更让他深感沉重的，就是全家凑的首付。其中20万是奶奶一分一角攒了一辈子的。“给银行还贷是体力活，虽然累但坦然。而对于家人，我欠下了一笔永远还不清的感情债。”
杨刚也有高兴的时候，做不经意状跟人家谈房子，顺带宣布自己住世纪城，顿时引来一阵赞叹：“哥们行呀！学区房，大house呀！”那一刻，杨刚觉得290万听见响儿了。
可惜这种高兴实属“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只有妻子丁莉最了解丈夫的变化，她说那个曾经无忧无虑的小伙儿永远回不来了——“买房子那会儿，全家人替他问来问去，就他自己玩着psp，还跟小孩儿似的。现在倒好，刚住一年多就老成多了，走路姿势有时感觉像个中年人。”
关于“住房痛苦指数”（即单位平方米房价与月收入比）《世界财经报道》曾于2006年6月发表了一篇报道，将号称“地球上房价最贵的城市”东京与我们的北京做了个比较：“东京目前人口是北京人口的近两倍，而北京的面积是东京面积的3倍。如此一算，北京人口密度，仅为东京人口密度的1/6。无论如何，北京的房价都不应该比东京的房价贵。”
“目前在东京市区，一套使用面积80平方米的公寓楼（精装修的3室1厅1厨1卫单元，附送20平方米的阳台和几平方米的走廊，以及基本电器，包括液晶电视等等，装修一流，大致相当于北京的120平方米的毛坯房）加停车位，售价约为3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225万元，公寓单位平方米的价格约为2.3万元。”
“2005年日本人的人均收入为34510美元（合27.6万元人民币），月收入为2.3万元人民币。东京人的‘住房痛苦指数’：2.3万（每平方米平均房价）÷2.3万元（月平均收入）＝1。而同年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数’为：6485元(每平方米平均房价)÷1471元(月平均收入)＝4.41。”我们得出了一个似乎难以让人接受的事实，2005年北京市“住房痛苦指数”，就远远大于东京。
时至今日，面对坐火箭般蹿升的房价和蜗速前进的工资，北京的“住房痛苦指数”恐怕又更胜一筹了。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于2010年3月15日对外发布：2010年1月至2月，北京四环路以内住宅期房均价为每平方米31220元，四至五环路均价为每平方米17254元，五至六环路均价为每平方米11776元，六环路以外均价为每平方米10409元。
我们不妨再来做个比较。根据北京工业大学和社科文献出版社于2010年7月17日联合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的数据指出，北京目前的房价与收入比为25：1。也就是说，一般家庭25年的收入才能购买一套住房。
2008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725元，户均可支配收入64285元。其中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110元，户均可支配收入为12.2万余元。20%的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0681元，户均可支配收入2.7万余元。
2009年，北京商品房价全年涨幅高达73.5%。2008年北京住房市场出售商品住宅平均每套面积110.7平方米，按照2009年11月17810元/平方米的均价计算，购买一套90平方米的普通商品住房需要160万元，相当于一般家庭25年的可支配收入。
实际上，居高不下的房价对住在北京城里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更多问题。在腾讯的财经论坛里，一位北京的中产阶级写给坚持买房的妻子的一封信，引起激烈反响。在此，也邀请您围观：
爱妻：
你好！
请恕我用信件的方式与你交流，因为我不善于吵架，而你又不善于面对面的沟通。
那天你坚持要买房，我解释了几句，你就不高兴了，并且这些天也没有机会交流。那我就用文字来阐述我的观点吧。
记得结婚前，我们就房子问题达成了一致，认为现阶段房价过高，先租房以观其变，再说咱们父母双方的家里也都有咱们的单间。然而，最近股市、房价陡涨，你有些动摇了，所以那天突然为了房子而发起了小脾气，我觉得大可不必，咱有话好好说好了。不是买不起房，咱们的存款、收入，买房是问题吗？问题只是在时间点、质量、选什么开发商等问题上了罢了。
亲爱的，下面咱们就谈到的几个问题来商量一下吧：
首先来看看，时机合适吗？
现在整个世界处于经济危机中，咱们国家不例外，甚至更严重。你看看世界各地和国内各地风起云涌的暴力事件就明白，失业率上升的危害在哪里了、经济危机到了什么程度。
经济本来是有自我调整的，去年以来，经济就一直在调整，世界各国忙着减税，咱国家也有一些自以为懂经济的家伙增税、并且推出了巨额信贷救经济的政策，导致信贷放出来了，但不敢进入实体经济，反而进入股市、房市牟利。看看那些轻松拿到巨额贷款的国企在股市、房市上的作为就知道了：买北京地王的中化方兴买是国企，一上海国企又买了北京大兴地王……由此可见中国实体经济之恐怖：给了钱也不敢投入，只好拿来搞投机。
将来的房价？
看看需求：参加高考的人开始下降了，中小学十几年里不断减少，表明人口结构巨变在即。
看看家庭负债率：中国的负债远超美国了吧？这些买房的年轻人有多少准备好了自己的养老费用、医疗费用、教育费用了呢？这些显性、隐性的负债，能够支撑房价到几时呢？中国的低工资战略，能够支撑房价到几时呢？
房价的周期、涨落，你确实该看看日本、香港十几年来的房地产情况了。网上论述很多，我就不多说了。你见过一直向上飞的飞机吗？房价就是飞机，不可能一直向上飞的。耗尽了油，总会回到地面上的。
再者：房产税也该收了吧？物业费、停车费，该涨了吧？看看买车族的待遇就知道了，费用会不断上升的。我们买了房，就像老牛套上了车，老驴套上了磨，被迫一辈子给开发商当牛做马。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负担。
数据说话，算算账：你要买的房子260万，按5.94的现房贷利率计算，贷款30年，也要每个月还2万，咱们租个房每个月用不了2万吧。
保值：房子保值吗？在某些国家，房子也许是保值的，但在这个国家，似乎更像传销。一个没有地权、没有质量保证、没有制度保证财产权的房子，谈何保值？击鼓传花，老百姓大多是接最后一棒的那个，现在的你我，真要重复传销的故事？
质量有保证吗？你说那个楼盘仅仅17000元一平米。是的，不贵，但我不愿买房最核心的理由是质量问题。上海那座“自杀”倒下的义楼只是中国房地产的一个缩影。其实看看汶川北川、看看西客站、亚运场馆出的那些问题你就明白，中国建设部官员说的是对的：“中国房产的平均寿命是30年。”你上新浪网看看时寒冰、牛刀的博客就明白了。我们花200万买一套只能用二三十年的没有地权的房子意义有多大？
老婆，咱们还是不要为买房再争执了吧，为了一个房子，产生争执伤害夫妻感情值得吗？
说了这么多，俺也觉得自己有些罗嗦、段落散乱了，难怪你叫我“唐僧”。今晚，为夫彻夜难眠，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唯望你回心转意，不要上开发商的当，逼迫俺买房。去年经济滑坡时，我听到有收破烂的自杀了，有卖钢铁的自杀了，有种棉花的农民自杀了……但我没有听到哪个开发商自杀了。至于俺说的“开发商不灭，何以家为”，只是一句玩笑话，不必当真。
不是俺残酷，是开发商的代言人说：“如果房价下跌，就把10根钢筋换成5根！”是开发商说：“社会发展，总要有人做出牺牲！”那么，等有开发商不断“牺牲”的时候再买房不好吗？
亲爱的，把钱换成美元等等看吧，房子很快就会有的。大涨之后必有大跌，大乱之后必有大治。终有一天，国家会脱离开发商的绑架。当开发商资金链断裂，房价像上海那座大楼一样倒下时，房子就会有的。
现在，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钱、房，而是，互敬互爱、团结、理解，另加，一点点耐心……
此致
敬礼
夫
北京2009-7-11
“小姐离京，房屋上市”？
2010年5月14日，《北京晚报》上刊登了一则评论《小姐离京房屋上市》，称小姐住房是一种“刚性需求”，若把小姐赶出京城，“估计全市房屋租赁市场将增加20万套以上房源”，出租房源大幅激增，必将使房租呈直线下降。房租越便宜，一部分持币观望者转买为租，对新售房、二手房的需求也将下降。那时“房价出现真正的拐点”。
很多媒体引用这篇报道时，都会在标题前加上两个字：笑谈。也有网友言辞犀利地指出：“把房价上涨的屎盆子扣到小姐头上去，真是厚颜无耻、肆无忌惮、青天白日地欺负弱势群体。为何不敢叫嚣把包养小姐，为小姐、二奶、众姨娘们买房的大爷们都赶出京城呐？柿子拣软的捏，十足的孙子兵法！”更有人开门见山地表示：“降房价赶小姐不如杀贪官。”
这正验证了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的观点：住房价格高，可能减缓城市化进程，从而影响未来经济增长。楼价不断上涨，还是一个潜在的政治引爆点，尤其是在觉得自己被排除在房地产市场外的年轻人中。
北京的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究竟是谁推高了房价？各路专家学者众说纷纭，但民间的观点是比较统一的——“决定北京高房价的绝对不仅仅是个别消费者的高收入以及所谓的刚性需求，而是处于房地产行业上游产业链环节的地方政府土地拍卖，官商甚至银行间勾结下的共同炒作……”
然而，这中间盘根错节的利益链，却不是我等小民可以揣度，更遑论撼动了。即使是国家总理温家宝，其遏制房价疯涨的决心和努力也一再被“藐视”。
2010年2月27日，温总理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时说：“群众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我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同时表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抱有信心，“我有决心，本届政府任期内能把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
这边厢，总理话音刚落，北京就于3月15日（也就是“两会”闭幕之后的第一天）一天之内，拍出三块地王，而且均为央企——“共和国的长子”：经过84轮现场竞价，远洋地产旗下的北京远豪置业有限公司以40.8亿元的总价拍得朝阳区大望京村地块，折合的楼面地价高达每平方米27500元，成为新的单价地王。随后北京中信新城房地产有限公司，经过64轮竞价，以52.4亿元，将大兴亦庄地块拿下，成为总价地王。但仅仅6个小时以后，单价地王就被东升乡蓟门桥地块夺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旗下的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7.6亿元的价格拿下这个地块，该地块的实际楼面价格超过每平方米3万元。
中央电视台随即于3月16日的《新闻1+1》栏目制作了一期“政策向下，房价向上”。白岩松一开场就毫不客气地挑明：“房地产市场究竟是总理说了算，还是总经理说了算？在两会当中时候，大家都记着总理的工作报告当中说要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这样一种趋势。但是一天就给总理的报告上眼药，三个地王接连创出高价，而且还没盖楼，价格就已经高出了二手房，甚至旁边的商品房，有的时候是你在想，是不是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
对“共和国长子”们在两会闭幕后第一天就“挑衅”温家宝执行力表示不满者还大有人在，比《如环球时报》、《青年时报》，环球网推荐的标题用词凶猛：“共和国长子”的叛逆恶行。
据《上海证券报》记者引用地产中介的情报，“15日下午新‘地王’刚诞生不久，北京望京区域就明显出现了房主提价现象”。《工人日报》作者于是感叹央企“谁的面子都不给”，《新京报》用社论指责央企抢“地王”伤害公平正义；《南方都市报》则以北京副市长破灭的地价预测为引，认定不遏制央企“地王”，房价难回归。《北京晚报》苏文洋干脆嬉笑怒骂，建议明年央视春晚小品“请潘石屹、任志强演吧”——在中国，还有什么事情能让我们比高房价、比“地王”更加哭笑不得的呢？
也有一些媒体的观点更加冷静和理性。《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版头条认为，在缺乏刚性制度约束的背景下，批评央企毫无力量。《燕赵都市报》作者面对两会中的希望和两会后的失望，呼吁“政治不仅仅是表达自由的众人之事，还要有政策执行力的贯彻配合”。《南都》由秋风署名的评论解读地王背后的房地产狂欢，矛头直指“中央银行持续地实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事实上，过去几年来一直存在、去年以来尤为显著的“再国有化”过程，皆拜通货膨胀政策之赐……房地产业变成了一个大赌场，全社会的财富在这里进行着一场逆向大转移。
中国资深媒体人周瑞金于2009年接受soho中国内刊《soho小报》采访时提到的“以公权力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和日益壮大”，或许能为北京地王和北京房价居高不下的现象，拨开一角迷雾。周瑞金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在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中，在房地产业、矿山资源产业、金融证券业以及能源产业等领域，政商勾兑寻租成为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伴随‘国进民退’和普通民营企业受到贬抑，部分国有垄断企业，以及不少具有官员背景的强势民营企业，以公权力为靠山和保护伞，肆无忌惮地赚取超额利润，甚至寻求非法资本回报。”
近年来，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即权贵资本主义道理。周瑞金认为“这绝非无的放矢，而是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
据全国工商联在2009年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份大会发言《我国房价为何居高不下》称，一项针对2008年全国九座城市“房地产企业的开发费用”调查显示，在总费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总税收）所占比例为49.42％。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与民争利产业，而且是腐败高发领域。
周瑞金说：“由于房地产收入是地方财政增长的最重要来源，在世界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频频出现房地产救市的声音和土政策。那位因一盒‘天价烟’而丢官、后又因为受贿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长周久耕，不就曾经扬言惩处敢于降价销售楼盘的开发商吗？当普通百姓眼巴巴期待远远背离实用价值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楼市大降价的时候，地方政府却能从扶持、提振房地产行业中收获gdp政绩，而一些官员则可以继续中饱私囊。”
北京作为首都、中央，可算作是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老根”，改革在这里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所以，难怪温总理会在2010年人大会议召开期间，于周日的记者会上引用诗人屈原的句子：“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借此抒怀。
“因为他的施政受到限制，受到他身为其中一员的体制的限制，所以他要公开表达他的愿望，”北京的独立研究人士陈永苗对总理的引经据典如是分析。
5.交通没个谱儿
北京交通拥堵，不是一天两天的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建国初期进行城市规划的时候，因为信任无产阶级兄弟苏联专家的话，北京遵循了单中心向外扩展的城市总体规划，且拼命建大马路和环线立交桥。伦敦等国际城市早就知道紧密的路网和单行道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有效措施，但北京仍旧一意孤行。所以，不堵才怪。
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就喜欢追问“姓资姓社”的问题一样，北京作为首都，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都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无论天上地下。所以北京地铁就是一项政治产物。它诸多方面的非人性化，就不难理解了。
说北京的交通没谱，指的就是它若没找到“民生”这张谱，路拓得再宽，桥建得再多，也只是乱弹。
京城交通陷怪圈
美国ibm公司对全球20个城市的8192名驾驶员进行访问，研究发现北京和墨西哥城的塞车苦况居全球之首，全球平均塞车时数为1小时；ibm设定的交通痛苦指数总分为100分，北京和墨西哥城都得了99分。
ibm开展此项研究是基于对10个问题的调查，包括上下班时间、交通行进时间、车辆的流量给人造成的压力、乘客的愤怒程度和对工作的影响等。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交通过去3年来不断恶化。65%的受访者指出，他们每天驾车上班都遇到塞车，令他们感到紧张和愤怒，睡眠时间减少，陪伴家人的时间亦相应减少。有29%的人认为，堵车影响工作或课堂表现。
根据《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0》的调查显示：北京市上班平均花费的时间最长，为52分钟，居全国第一。其次为广州48分钟、上海47分钟、深圳46分钟。在排名前十位的城市中，大都是发达城市，上班花费时间都超过40分钟。相对于一线城市，欠发达城市上班时间花费较少，平均时间在24分钟左右，低于50个城市的平均水平，更低于一线城市将近20分钟的时间。然而，首都的这个“冠军”夺得并不光彩。
中国的心脏天天这么“堵”，肯定谁都吃不消。那就找原因，想办法。
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刘小明就于2009年5月27日的科博会上表示：在过去几年里，北京私人小汽车出行比例增幅是公共交通的两倍，去年年底，公交出行比例达到30.2％，私人小汽车的出行比例达到29.8％，逼近公交出行比例。这表明，北京交通出行结构已由“公大私小”变为“公”“私”基本持平。
刘小明说：“机动车拥有量在近几年每年都保持着10％以上的增速，本月26日京城机动车保有量就达到了300万辆，而且还在以每天增加1060辆的速度发展。北京市民的交通出行方式呈现三大特点。首先，小汽车的出行数量仍高于公交。其次，中心城区高度的聚集效应非常明显，二环以内出行的强度，是四、五环之间出行强度的5倍。第三，私家车的使用效果在下降，5年里，一个车次运送的人数从1.52下降到了1.26。”
“一个车次运送的人数从1.52下降到了1.26”，这个数据需要稍微消化一下，之后你就能想明白，原来是有钱人家里又添置新车了，私家车数量直线上升，之前可能先生要载太太出门，现在太太自己也买车了，这个家里就有两辆，甚至三、四、五辆名车，一辆车里能坐的人当然也就从2减到1。平均一下就得出了上述数据。
北京市政府似乎也接受了这种数据上的暗示，认为交通拥堵不堪的“罪魁祸首”就是路上跑的私车太多。
于是，借着奥运会的东风，北京市对车辆实施单双号限行。同年国庆长假后，又换而实施“尾号限行”。2010年4月4日，北京市交通委、环保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又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工作日尾号限行”将再持续两年，直到2012年4月10日。
其实，2008年北京市最初动了单双号限行的念头之时，乖觉的韩寒就在他的博客发文，题为《北京长期单双号限行之后》，全文都是一个巨大的幻想，将限行之后可能发生的种种一直“意淫”到2018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看看，此处不再赘述。不过，文中提到一个观点：“大家发现北京实施单双号以后，车辆总数已经超过实施前的一倍，交通完全陷入拥堵。大家渐渐想明白，原来限行对于公家公司和有钱人是没有影响的，最后惨的还是工薪阶层。”这个非属无稽之谈。
网友“顽强的猫”和韩寒有类似的观点，他抛出一个大大的疑问：“北京机动车每周限行一天，谁在偷笑？”
首先他肯定了北京市政府实施这项措施的美好初衷。不过他也同时指出，这项政策实施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将各自受到不同的影响：“首先，城市基本的运输系统，如公交系统、出租车系统、地铁、城铁系统，这些道路运行车辆不受限行措施的任何限制”；“其次是那些带红字头或带着警灯的特权车辆，如军车、武警车辆、消防用车、急救用车、道路施工用车、使馆车等”，其中“大部分车辆早已如同马路坦克，什么地方别人不敢违章，什么地方有交警，什么地方有逆行道，什么地方电子眼和摄像头多，这些地方就是这些车辆非常爱去的地方，马路上时常看到他们违章闯灯、超速、轧线、逆行的英姿，甚至公然在警察的眼皮下违章。所以这些车辆，他们特权惯了，他们也不可能受到限行的约束”；然后，“政府和机关老爷的车辆，他们能受到影响？如果有人认为是，那就太天真了，现在在北京市，哪个单位没有几辆像样的好车，每周就一天的限行，换一辆车不就完全解决了”；“最后才是普通百姓，苦于上班地方远，又有接送孩子放学上学的任务，咬咬牙买了一辆小汽车，本指望可以作为交通工具，也好给自己脸上贴点金，近来苦于汽油钱蹭蹭地上涨，停车费哗哗地翻番，养路费和保险等一个劲的上涨，口袋里的工资却迟迟没有多大的改善，早已经心急火燎了，为了奥运会我们只能隔日开车一次，这是为国增光，我们认为值得，现在又来了限行措施，并且还准备长久运行下去，这不是要命吗？每周一天的限行，如果运气好的有直达公交车还好，要是倒好几趟车，跑很远的路，还有接送孩子的任务，那可就麻烦大了！时间上不好控制是一方面，经济上也不划算，安全也成了问题。再买一辆车？没钱啊！”
其实，这是个非常浅显的道理，不需要有关部门的“权威数据”，你就能想明白的道理。限行，到底限了谁？
有网民直呼：“我无意做刁民，但我有权不满。”
范女士就是不幸被这项限行政策“欺负”了的京城工薪阶层。她说：“周一到周四，哪天不开车，问题都不大。唯独周五，闺女学琴，我得开车把琴拉到老师家里去。偏偏我车尾号是0，周五不能动，我们家住得又偏，不好打车。我们娘俩可怎么办呀？”
《检察日报》也以“尚未问民意限行何太急？”为题，发表评论：“一项涉及数百万人利益的公共政策，在没有经过民主程序的情况下，在结束单双号限行仅一周后就以通告的形式匆匆出台，令人颇感意外——
“人们感到最可怕的地方，也正在于此——既然在北京，一纸通告可以每天让数十万辆车停驶，其他地方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既然一纸命令可以让你一周停驶一天，想让你一周停驶三天五天，想来也不会是多难的事儿。
“是不是还会有人这样问:‘哪部法律规定这种事必须听证？’我的确找不到。但政府制定任何一项政策、做任何决策，除了合法，还要合理。有没有一部法律明文规定，这种事一定要开听证会，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征求民意也不止听证会这一条。有关部门越过所有民主程序发布通告，让人产生这样的疑惑：在一项涉及数百万人利益的决策中，莫非政府并不认为有倾听民意的必要？”
说了这么多，我们仍然不得不回到北京交通的拥堵问题上来，尽管“限行”之后交通状况得到稍许改善，但直到这一刻，仍然没人敢说，“限行”彻底解决了京城的交通拥堵问题。这只能说明，顽疾依然未被治愈。
北京的交通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不是车太多，也不是路太少，正如《南方周末》的那篇评论的标题所暗示的：趴在宽阔马路上的北京。
有人将把北京的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看成为“北京的四道城墙”，把立交桥看成是“座座城门”。“如果说道路是城市的血管，那么主干道就是大动脉，胡同小路就是毛细血管。现在的四道城墙，不仅把城市的‘毛细血管’全部斩断了，就连那些次干道、次要道路都变成‘断头路’了”！
北京的环路成了人们的必经之路，不管你到哪里去，恐怕不走一下环路是出不了城的。
马跃成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北京的交通确实有邪的，当你要想到东三环的某个地方的时候，可能不得不要绕道一下东四环，甚至还可能选择绕道北四环、南四环过来。如果你的目的地在正西方向，可能不得不先要向北或者正南方向运动。北京的交通就是在这种绕行中变的越来越堵了。”
为了解决交通的拥堵问题，北京市政府也下了不少工夫，环路一条条地铺，公路成倍地拓宽。但是，有用吗？没用！
“事实可能正好事与愿违，以前马路窄的时候，路口的红绿灯基本上是30秒左右一变，现在马路宽了，就变成59秒了，要不然行人过不去呀。另外由于增加了左转弯红绿灯，又增加了半分钟等待时间。以前30秒的事，现在要一分半钟。知道一分半钟会积压多少车吗？”这真正是“路大欺人”！
这是政治问题！
北京交通的种种怪现状，与这座城市特殊的政治、历史地位难以分割。
在路网规划方面，北京市长期以来实行道路“宽而稀”的双向交通模式，20世纪50年代制定的道路红线规划一直执行至今，机动车道路一般相隔700至800米一条。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则走了一条道路“窄而密”的发展模式，如华盛顿，机动车道路一般相隔100至150米一条。由于路网密，这些西方城市大力发展单向交通，注重路网与道路系统的建设。
对这个问题，新华社记者王军做了详细而深入的调查。他写道：
“从交通技术上看，提高路口的通过能力是解决拥堵的关键，因为车辆就是堵在交叉口上。而双向交通最大的问题就是路口通过能力低，因为既有直行、又有左拐，相互干扰严重，而单行线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据测算，单行线比双行线提高车辆通过量50％至70％。”
“二战之后，许多西方城市就是看准了单行线这个‘法宝’，使堵车的问题得到改善。纽约交通管理局在1949年开始推行单行线，创造了‘奇迹’；伦敦借助其密度较高的路网，大力发展单向交通，把2/3的道路辟为单行线，事半而功倍。”
然而，北京需要“大马路”，除了北京作为首都的“形象工程”，以及50年代的“在战争时期任何一条路都可以作为飞机跑道，直升飞机可以自由降落”的备战思想之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院”太多。
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兴起的机关“大院”热，与苏联人密不可分。在西方，住宅小区一般建在城市的郊区，城市里以街坊布局。街坊的优点是：所占地块不大，能够适应路网密的要求。而苏联的规划师们认为，小区比街坊好，因为它配套完善，能够使社区生活更加方便。于是，小区就被他们从郊区搬到市区里来。
小区占地大，路网就无法加密，便捷而经济的单向交通就很难实行了。
这时，“道路红线规划”就被付诸行动了，这也是北京市至今执行得最不走样的一项规划。“所谓红线，即在规划图中标示道路两侧建筑间距的‘红色’警戒线，任何新的房屋建设都不可越雷池一步。红线图上，道路宽而直，被划进去的有一处处文物建筑，还有更多的胡同、四合院、历史街区，这些都是计划要被拆除的；什刹海也被红线穿过，一条计划中的道路要东西横贯。道路红线与其涉及的文物成为了一对你死我活的矛盾。1989年，北京著名元代道观——东岳庙的山门，因被划在红线之内，在道路建设中被拆除；也是同样的原因，1998年，粤东新馆被拆除”。
梁思成为此大叹：挖我血肉！然而，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梁思成：“扒个牌楼也哭鼻子，打个城门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当年都市规划委员会道路组组长郑祖武，奉命做了红线规划。1995年，已逾古稀之年的郑祖武，向王军检讨北京城市建设的得失，认为发展单行线，加密路网，是解决城市交通的有效途径，老人说：
“从现状来看，北京的交通太困难了。伦敦700万人口、280万辆汽车，道路面积率23％，与北京一样。巴黎也是这个数字。伦敦这么多人和车，只有几个立交，高架路只有1公里。而我们搞了100多个立交，交通却更挤了，道路增长与车辆增长速度要成正比，哪个国家也做不到。伦敦路网密，我们道路宽。伦敦靠两个，一是单行线，2/3的道路是单行线；二是交通自动化控制。北京的市中心区这么紧张，还要大规模改造王府井，建设东方广场。这怎么办？交通怎么维持？”
实际上，和政治相关的，又何止北京的路面交通，这个居住着全中国最关键人群的地方，无论地上，还是地下，都很敏感。
1965年7月1日上午9时，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开工典礼在京西玉泉路西侧两棵大白果树下举行。周恩来总理说：“北京修建地铁，完全是为了备战。如果为了交通，只要买200辆公共汽车，就能解决。”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41期记者周丽娜的报道：
“北京地铁的苹果园站并非1号线地铁的终点，往西还有不对外开放的52号和53号两站。这两个灯火通明、空空荡荡的站台，有点像保存完好的废弃遗迹，暗示着北京地铁初期作为战备工程的神秘身世。
‘本站为非营业区，非工作人员不得入内’。在地铁站口出现这样的牌子早已表明它的非同寻常。”在1970年之前，地铁一直是不对外公开的战略机密。
“1970年底，周恩来批示可内部售票，接待参观群众。从1971年1月15日开始，民众凭单位介绍信，花一毛钱体验地铁。当时拍电影不管有没有必要，地铁车站、车厢一定会成为镜头的一部分。
有人曾说，北京城修地铁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1965年，从石景山到复兴门一线，树都移走了，又是挖大坑，又是打水泥桩，人们知道这是要修地铁了。此后30多年间，北京只修了53公里地铁，不及城市总体规划的1/7。为什么？因为缺钱。如何解决资金来源？北京市政府是迟迟不肯引入“活水”。因为地铁作为城市的地下动脉，如果交由外人出钱打理，对首都而言，恐怕又是个政治问题。
公共基础设施由政府出资建设，这句话在理论上绝对没错，但是人生不过百年，作为地铁的使用者，又如何经得起漫长的等待——在北京的城市总体规划中，一共还有总长355公里的地下铁路待建，按照最保守的估计，地铁地下部分的造价是每公里5到6亿元，地面高架部分的造价也要3亿元一公里，平均每公里4亿元，那么需要的总投资是1200亿到1500亿元。就算政府每年拿出10个亿来建地铁，北京人恐怕也要再等上100年，才能看到一个比较完善的地铁网。
所以早在1997年就有人指出，北京地铁表面上面临的是资金短缺的问题，实际上是遭遇了资本的瓶颈。在建设地铁的资金来源上，应该开源放水，变单一渠道为多渠道。在当时，这只是一种民间的论调。
北京，却一直端着架子，不肯放下。
直到1999年10月，在中港经济洽谈会上，北京市政府才将地铁13号线、5号线、1号线东段一起放在了招商桌上。市政府表示，可以在“筹资和建设方面采取灵活政策”。
截至2008年底，北京地铁全长200公里，有9条线路，共147座运营车站，日客运量400多万人次。然而，北京的轨道交通占公交出行比例仅为15%，远远低于国外几大城市60%以上的比重。
《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2010》数据显示，城市轨道交通在国外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世界主要大城市大多有比较成熟与完善的轨道交通系统。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些城市公共交通在日常出行中的比重达到60%以上，高的达到90%多，城市拥堵得到了缓解。巴黎1000万人口，轨道交通承担70%的公交运量，这一比例在东京是86%，在莫斯科和香港是55%。
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为什么地铁越修越长，利用率却还是那么低？
没有哪个专家或权威机构专门为此做过调研。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几个事实，来拼贴其中的缘由——
2008年6月初，北京市地铁各条线路的afc系统全面启动，这意味着纸质车票从地铁里撤退了，而市民为此等待了30年。2009年2月初，北京地铁才着手“取消人工售票”，引进自助售票机，结束漫长的市民排队购买地铁车票的岁月。
2010年1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给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下发了《关于轨道交通站内信报发放和停止销售其他报刊意见的函》，地铁内全面禁售报刊，只允许一份《北京娱乐信报》的存在，理由是该报为“市委宣传部批准的北京唯一的地铁报”。针对此事，市公安局公交总队的说法是：该条文为市委宣传部下达，考虑到地铁站内售卖报纸，会造成人员拥挤发生危险，所以禁止除信报外的其他报刊在地铁站内发售。为此，市民们纷纷抱怨称，“北京地铁几乎就是个‘真空’，什么都买不到”。最终，这项“没有充分考虑和尊重民意”且“出台程序可疑”的“地铁禁报令”被叫停，但那也是折腾了数月之后的事情。
2010年3月15日，一位名为“长安的笨笨”的网友，同时也是“行动不便”的人士，在体验了一把北京地铁里的“残疾人专用设施”后，于自己的博客里发文写道：“地铁就不是百姓的，不是以人为本的，是活动的，是政治的，比如是奥运的，是有时效性的，你没赶上，或者运动结束了，你活该。”
2010年7月2日，《新京报》发文称：“今年年内，在地铁1、2号线上打手机有望实现。”而上海早在2001年9月就实现了移动通信信号在1、2号线全线覆盖。
另外，北京地铁的换乘不便、站内光线太暗、电梯常年失修，等等，这些抱怨不绝于耳。然而有关部门就是可以“充耳不闻”。北京地铁以政治的名义、为备战的需要而诞生，但时过境迁，这条城市的地下动脉早就应该成为民众的工具。
只不过，北京的着眼点迟迟不肯放低，落到实处。这座城市，高高在上得太久了。那么，地铁在一座城市里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让我们把视线转到美国纽约。
2004年，纽约地铁建成100年。地铁已经成为这座城市最受欢迎的大众交通工具，并号称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地铁系统”，包括26条线路500个站点，每天运载450万人穿梭于纽约五大区。
《纽约时报》特约撰稿人兰迪·肯尼迪在《地下世界》中写道：“纽约的地铁对于这座城市来说，远远不只是上下班的交通工具那么简单。100年来，它曾经轮流扮演过餐厅、图书馆、宿舍、礼拜堂、集市、旅行车、产科病房甚至临终卧床的角色。”兰迪说，“我曾经计算过，每个纽约人的一生中，平均竟有超过一年的时间用在地铁上。地铁和纽约人之间存在一种婚姻关系———他们彼此爱着，恨着，却无法分离。”
6.身边缺个伴儿
学者吴祚来说，如果在北京你没有熟人，就是一只城市漂流瓶。这是一种多么无助的感觉：在这座城市，你上下求索，左右碰壁，到头来还是孑然一身。
这种焦虑在“蚁族”身上尤其明显，“蚁族”中92.9%的人尚未结婚，且在未婚人群中有49%的人没有恋人。而在都市生活中，情感的残缺，又何止于爱情、亲情、友情，当你只能跻身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里时，能收获哪样？
“人们闪过我，对我问路一点表情都不给，就匆匆而过。人与人之间，总算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只有掏手机，打电话给熟人，指点迷津。如果没有熟人，你就是城市漂流瓶。”这是学者吴祚来对北京的印象，他说，“北京这座城已令我焦虑莫名”。
英国哲学家西梅尔在他的《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书中，对“都市性格”做了归纳，其中提到一点，就是城市人的“矜持”。
西美尔说矜持是一种社会性的消极行为，所以并不是积极的心理反应。在小城镇生活，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大家彼此认识，甚至会参与到对方的生活中去。可是大城市的人际交往是转瞬即逝的，今天你遇到一个售货员，明天又碰到一个咖啡馆的服务员，大城市的人际互动非常多、非常广泛，但是都非常短暂。在这样一种生活条件下，都市人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就变得“矜持”，比较喜欢退回到自我的内心世界。
对于这一点，并不难理解。没有一起长大的朋友、没有世交之亲，也没有老街坊邻居……关系链条的断裂让在大城市的每个外来移民都无所适从。就像盆景一样，扭曲着枝干迎合花盆，最多也是自顾自美丽罢了。
《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指出：受困于经济和居住条件，“蚁族”普遍遭遇“婚恋困境”。一方面，“蚁族”中92.9%的人尚未结婚，在未婚人群中有49%的人没有恋人。另一方面，“蚁族”的性需求也处于压抑状态。有67%的人最近一个月没有性生活，而全国成年人平均性生活频率是每周一次左右。人际性活动的缺失很可能会通过独自性生活或其他途径进行宣泄。
“能够自慰就值得安慰了”，回忆起两年多前北京城里的落魄小子，范俊（化名）这样自嘲，“那会儿我真该改名叫‘犯贱’！”而他的“落魄”，始于女友朱珠（化名）决绝的离开——2008年的冬天，他失恋了。
2006年两人相识那会儿，范俊和朱珠都是“时尚圈”里的人，各自供职于京城里的娱乐媒体。朱珠是上海小姑娘，只因大学在北京念的，就顺理成章地留了下来，钓个高干子弟或者富二代是她的梦想，而这个梦想一度成为范俊嘲笑的对象。因为他说自己“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留着长发，背着吉他和一个老式的军用水壶，裤腰上还系着一条擦汗的大毛巾，怀揣着摇滚梦想的范俊就以这副形象，从老家成都风风火火地闯进了北京城。
认识他们的人，都对这两个价值取向如此迥异的“冤家”凑到一块儿的事实，犯嘀咕。范俊回忆起往事的时候，倒是很坦率：“就寂寞呗。”按他的话说，北京大，北京很大，但诺大的北京因为交通或者说经济原因，使得朋友们的聚会几率大大降低。在小地方，三五个狐朋狗友要聚会，不用半小时准能凑齐。而在北京，若三个好朋友聚会，那就要提早规划，定时间，定地点，这就是一件让人很头疼的事了。超级的时空观念使得同一个城市里的朋友相聚成为难事。
而在一次采访中相识的朱珠和范俊，很惊讶地发现两人租住的房子恰巧在同一个小区。于是，经常约着下馆子，因为“一个人吃涮羊肉实在太闷了”。之后的事就变得很自然。
“说句实在的，像我们这样的外来种族，能在北京城里找到一个伴儿，真的算不简单啦。”范俊把他和朱珠的相遇，叫做缘分。然而，当他提出想让这份关系“稳定下来”的时候，遭到了拒绝。范俊想给朱珠一个承诺，但朱珠不要承诺，她只要一个家，一栋属于自己的遮风挡雨的房子。
那晚，朱珠哭了，范俊也哭了。第二天，他就打了很久的的士，到五环以外的一个新楼盘看房子。那时，每平米7000的报价让他觉得很沮丧，当时他自己在三环内租的那间小屋每月2000元的房租，几乎耗去了他1/3的薪水，哪里还能存下钱？想要的小户型早已售罄，新小区的配套设施又很不完善，终于让范俊“无功而返”。但是，刚过完年，整个北京城的房价就跟坐了火箭似的猛涨，让范俊的买房计划彻底无望。
如果说北京的高房价对范俊而言，是当头一棒。那么，女友的背叛就让他“连死的心都有了”。他在一次惊心动魄的跟踪之后，发现女友和她采访过的一个小导演关系非同一般。随后两人大吵了一架，朱珠提出了分手。范俊说，他曾“很没脸地求她别走”，但房子的问题就像横亘在他俩之间的巨大鸿沟，难以逾越。
朱珠走了，范俊认定女人是他命里的克星，他说：“打那儿之后，谁都别跟我提结婚，谁提我就跟谁急。”
虽然他曾一度自我安慰，自己在京城里还有一份挺体面的工作，娱记。但是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范俊更深刻地体会到：在北京，人与人之间的同情与关爱少得可怜。冷漠成了正常的人际交往的代名词。尤其在单位的同事之间，相互排斥、相互提防、相互猜疑、相互竞争等功利性的人际关系占据了很重要的比例。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显得更为突出。这使得整座城市增添了更多的灰色意念。
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自己，从上往下，自我实现需求、尊重需求等等，似乎都满足了，但构成金字塔基础之一的安全需求却意外缺失了：“没有安全感，这么大的城市，我一个人，觉得没着没落的……”而在这之前，范俊从不以为男子汉也会缺乏安全感。
后来，北京楼盘每平米的价格涨破了3万。范俊越发觉得“这座城市太魔幻了，父辈们以半个世纪的生存经验都是无法预料的”。范俊开始经常失眠。
“你是一个外来人”，这个提醒不仅仅只停留在户籍制度层面，楼市迎头赶上，成为京城新移民最大的压力源。要在此获得一尺“蜗居”显得那么不容易，这也造就了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顾云昌的“丈母娘需求论”——“房价上涨，是因为‘丈母娘需求’”。
2010年春节晚会刚过，一组“楼市春晚”的视频就在网上“疯”传，其中一个视频更改的是《难忘今宵》，一句歌词“房贷在，人已老”在网络上引发眼泪狂潮。
开心网上也有过一个不开心的转帖，大意是说因为房价的飙升，中国已经没有中产，只剩下官僚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人就为此发明了一个词组：“自我剥夺社会属性”。这是一种个人的无力反抗，在房价飞涨的年代，你只有放弃结婚生子的权利，才能没有负担……如果范俊这一代人都狠起来不结婚生子呢？
在突然涌现发展机遇的上行社会里，人人力争上游，工作透支，竞争透支，情感透支，学业与就业难两全，工作家庭难两全，物质精神单丰收，顾此失彼，身心俱疲，现代化的进程没有现代化的心理排泄渠道相匹配，造成全社会性的精神性疾病和心理失衡。
《新周刊》曾刊登评论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正享受500多年的历史积累，慢慢消受掉市场经济的红利。而我们的原始累积才刚刚开始。别人300年的焦虑压缩在我们这30年内承受，每个人都像是吃下市场经济的伟哥，欲望最大化，压力也最大化。当gdp飞涨之时，中国成了‘睡不着’的国家。”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专家李舜伟教授于2007年年初，公布了一项在我国京沪穗宁蓉杭六城市普通人群中进行的失眠现状调查结果：60%的北京成年人在过去的12个月内有失眠症状，绝大多数失眠者认为自己失眠的主要原因是生活、工作压力太大。
这是一个时代的焦虑症——有压力觉得累，没压力觉得可怕。大家都被集体无意识的“成功”观念左右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是处于上行阶段的社会积极分子，某种程度上也是病人。
实际上，对范俊这样的“蚁族”而言，成功其实很简单，四个字就能概括：安居乐业。可惜，北京给不了他们。
正是在这种挫败感下，在京城某报社任部门主编的小肖自嘲是“一个很焦虑的、没有生活的人”。他今年28岁，单身，月收入8000元。工作已经上了轨道，按部就班去做就可以了，但也正是流水线般的作业方式让他觉得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监工：每天要签十到二十个版，最晚的时候半夜才能下班，生生把自己困在办公室里。所以他经常抱怨自己根本没有生活，没有时间去旅行。对他来说，旅行非常重要，因为那意味着寻找新的东西和观念，如果待在家里半年以上他会疯掉的。
他觉得自己面临双重的压力。一是自己不甘心做执行层面的事情，迟早要出来创业，但目前还处在储备阶段；事业尚未安排妥当，结婚的事只能继续往后挪，身边因为两个人节奏不合拍而离婚的例子他看得太多了。二是老家的父母希望他早点结婚，所谓成家立业，体弱的老父甚至用“你不结婚我就不看医生”来回应小肖的“单身主义”，顿时令其倍感压力。
小肖有一个说法用来形容他这类从农村出来的娃：进城——做文化事业——从事最新行业，本来需要三代人才能完成的进程，在他自己这一代就要完成，压力自然不在话下。
在北京城里，像小肖这样的“北漂”不在少数。于是，“剩男剩女”在这座城市里早已不再是新鲜事儿了。“剩女”更是2007年就被教育部确定为新词汇。根据《北京晨报》2010年3月19日的报道：“北京市的剩女数量已经达到50万。3月15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特重点介绍了中国的剩女，并对leftover-ladies（剩女）进行了详细解释：剩女，也称‘3s女人’，即single（单身）、seventies（大多数生于上世纪70年代）、stuck（被卡住了），这些大龄女青年普遍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却不能在婚姻上找到理想归宿。”
在偌大的北京城，有多少人形单影只？有多少怀着“北京梦”的外来者正陷入在一种巨大的情绪中：危险的大城市、搬家的痛苦、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他们对北京的爱与恨搅拌在一起。
《南方日报》记者张波曾撰文详细解读了这一代人的困惑：
“计划生育在我国20世纪70年代全面推行以来，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造就了第一个独生子女出生潮。如今，这些当年的独生子女走过了背叛期和思索期，进入而立之年，有了子女并开始背负家庭的责任。而这些独生子女的父母也相继进入老年阶段，开始需要子女照顾。当年年轻离家出去闯荡，就这样变成了亲人天涯相隔的亲情纠结。
“事实上，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有这种同样处境的人很多。那些当年出来闯荡的人，相当一部分都曾经是当地的佼佼者。这些人毕业于90年代中后期，正好赶上了人才从西向东从贫困到发达地区，这20年人口流动的最尾潮。
“其结果是，在职业发展中，遇上了已经成为年轻管理阶层中坚力量的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出生者；在生活水平上，遇上了东部西部差距最为快速缩小的一个阶段，西部工资快速拉升东部驻守不前；而在买房子的当口，也赶上了中国楼市上涨最快的几年，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成为‘房奴’。而这些的综合结果就是造就了一个时代人的平庸，造就了‘闯世界的梦想’在现实中‘玉体横陈’，竟然‘一丝不挂’。”
这都是范俊曾经的体验，他说，那时家乡被想象成一个受伤之后的避难所，甚至是世外桃源——他从未意识到自己如此脆弱，甚至开始羡慕自己的老父亲，羡慕他走在成都街头的惬意和随意，父亲总喜欢和他说：“到处都是熟人，没什么好怕的。”那段日子，乡愁第一次出现在范俊“北漂”多年的岁月中，并生根发芽。
曾经，乡愁只是一张火车票，年根底下，你我站在售票口；到现在，乡愁成了一纸工作合同书、成了一张房产证、成了孩子的读书学校……那些年轻人的理想，就埋没在这里头。
房子、户口、交通、就业、婚恋，等等，均成了北京城里年轻人追逐梦想所不能承受之重。于是有人劝、自己也想：不如归去。
2010年除夕前夜，范俊在一家没有暖气的小酒吧里举行了“个人告别演唱会”，他一个人站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吼着“我真的一无所有”，台下坐着他在这座城市里结交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哥们。第二天，他就一个人背着吉他，回家了。父亲托关系在成都当地的一家小报社，给范俊谋了个职。
当被问及他在北京城里是否还留下点什么的时候，范俊苦笑了两声，答道：“可能那儿还有我一点梦想的碎片吧……还有，别人不能跟我提结婚，谁提我就和谁急。”有时候，一座城市能给人留下的阴影，比这座城市本身还要庞大。
结语
今年3月，温家宝总理代表国务院所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部署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例如在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让各种要素遵循市场原则取得收益，并加强对不合理因素的调节；在再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以提高居民收入为重点，加快完善财税体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品质和水准，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公共服务领域的机会公平问题；以缩小城乡差距为重点，发挥城镇化在缩小收入差距和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以上各项由于涉及社会资源的分配，包括劳动和资本双方权利的重新分配，每一决策都必定牵动社会上千丝万缕的神经，所遇到的理论和现实矛盾也必然是巨大的。
让这座城市里的人，生活得更有尊严。显然，“尊严”二字涉及的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满足，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富足。这种美好的愿望让人不禁联想起，数千年前，诗人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心声。而转念一想，城市究竟走到了哪一步，才需要被格外郑重地提醒，“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
附录算算北京这笔账
美国调查公司美世发布了2010年全球生活成本调查，非洲国家安哥拉首都罗安达击败去年的冠军东京，成为了今年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东京退居第二。而北京的排名超过伦敦和纽约，名列第16位。（《新京报》2010年6月30日）
在北京生活，同等条件下，实际付出的物质成本可能不会像上海那么昂贵。但是，有没有北京户口，在京城享受到的待遇就会大相径庭，而这其中包含的无形成本，可能更让人难以承受。
结婚：婚礼五万，婚房百万
2007年北京城镇居民有结婚消费的家庭户均结婚直接消费53645元，比2003年增长95％，年均增幅18.2％。（《中国青年报》2008年1月25日）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对2003年至2007年7月有结婚消费的764户城镇居民家庭进行了结婚消费调查。从学历构成情况看，2003年至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有结婚消费的家庭大学学历消费最高，人均46891元，高中及以下学历消费最低，人均30342元。另外，2003年至2007年，在结婚花费上有91.1%的新人得到了父母不同程度的支持。
（《竞报》2008年1月18日）
以上数据属于在北京结婚的直接消费，并不包括买房和买车。而在北京买房，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心头的结，郁结。
住房：25年收入只够一套房子
北京房价有多高？根据《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2008年北京户均可支配收入64285元。按照2009年11月平均价格17810元/平米计算，购买90平米的普通商品住房需要支付160万元，相当于一般家庭25年的可支配收入。（《新京报》2010年7月23日）
来自亚豪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8月，北京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21008元/平方米，环比7月上涨10.6%，创下了调控以来的最大涨幅。这也是调控以来，北京商品房成交价连续两月保持上涨。（《每日经济新闻》2010年9月9日）
“国十条”对北京房价的调控显然不起作用，房价仍然像被打了鸡血、坐了火箭一样，“噌噌”地涨。关于北京的房价，各种版本的轶闻流传于坊间，其中最出名的是“一个煎饼50万”的故事：
一位赵姓购房者在2010年3月初在北京市通州区某楼盘看中了一套两居室，已经准备下定金了，结果小赵感觉18000元的价格还是太高，于是借口有点饿了，想出门买了煎饼回来再谈。再回来时，售楼小姐说已经被人定了，价格涨到了23800元。同样一套房子在买煎饼的工夫就涨了50万元。
北京还有便宜的房子吗？有，首批“限价房”于2009年3月开始摇号配售，均价5900元/平方米。对于动辄两三万一平米的普通商品房价来说，限价房无疑是巨大的“福利”。但是，申购资格第一条就是“申请人须有本市户籍”，这显然是北京人留给自己的福利，与外来者无关。而在实施过程中，又对申购人分了等级贵贱，择“优”录取。经记者调查，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限价房的项目中，有超过一半的房源，被政府及其下属事业单位的人员购买，而西三旗限价房的总规划套数，为4000多套。（《中国经营报》2010年5月2日）
养儿：有无北京户口差额数十万元
养育孩子的费用高昂。那么，究竟小两口月均收入多少才敢生孩子呢？调查显示，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8078元。武汉、哈尔滨、太原、西安和昆明等省会城市受访者的心理底线是5169元；县城地区则是4454元。（《武汉晚报》2010年6月16日）
（1）生：0.2万—1万元不等
“目前，顺产产妇所花的医疗费用大约在2000元至3000元左右，相比之下，剖宫产就高多了。”北京海淀妇幼保健医院产科主任徐艳说，海淀妇幼保健医院的剖宫产费用大约在6000元左右，但如果手术中出现大出血等意外情况，费用会更高。
在北京市卫生局日前公布的2008年四季度医院单病种费用中显示：全市三级医院剖宫产平均住院费用为6137元，共有11家三级医院住院费用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占公布三级医院的44%。其中，费用最高的是协和医院，为9372元；其次是佑安医院，为7391元；北京妇产医院也要6625元（《北京日报》2009年3月25日）。
（2）育：从幼儿园到大学投入9.3万—66万
有心人算过一笔账，在北京，一个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家长需投入9.3万到66万。这之间的差距就在于你想不想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希不希望孩子进入重点学校，另外，就是你有没有北京户口。（《青年周末》2008年4月17日）
幼儿园：“院外”须额外支付“赞助费”5.4万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近段时间许多家长纷纷反映，自己孩子所在的公立幼儿园“赞助费”提高，其中北京一家一级示范幼儿园张贴的涨价通知是这样的：
“因物价上涨，赞助费从原来‘院内4000元/人/年，院外8000元/人/年’，调整为‘院内9000元/人/年，院外18000元/人/年’。”这个涨幅让家长不堪重负。（中国广播网2010年9月13日）
孩子就读于这所幼儿园的陆先生算了一笔账，按照新标准，院外的孩子仅赞助费一项，幼儿园的三年时间里就要花54000元。每月还要收取540元的保育费，三年共计19440元。除此之外，幼儿园还开办了英语、美术、舞蹈等各式兴趣班，每个班每学期又收费500到600元不等。其中，英语兴趣班要求每个孩子必须参加。这样算下来，一个孩子在幼儿园三年学习下来，父母需要支付八万元左右。
所谓“赞助费”正规的叫法是“捐资助学款”。海淀区教委学前教育科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由于幼儿园属于非义务教育阶段，在国家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允许幼儿园通过收取“捐资助学款”的方式进行弥补。
费用明细（2008年数据）：
幼儿园3年半投入约2.94万—17万
幼儿园收费：每月700-3000元，共2.94万-12.6万元
兴趣班：0.5万元-2万元
其他花费：每月300-600元，3年半时间约1.3万元—2.5万元（在清华大学南门外的华清嘉园小区幼儿园，从对10名家长的调查得知，除了每月2400元的入托费和兴趣班学费之外，孩子的吃穿用等其他花费一般在300-600元不等）
中小学：非京籍支付“择校费”6万元左右
2010年9月1日开始，北京城六区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全部免费，在公办学校借读的打工子弟也将享受免教科书费的“同城待遇”。（《北京晚报》）
这自然是个好消息，但并非事实的全部。书本费每学期也就90元至125元，这部分免掉了。但家长们还要支付更大的“择校费”，尤其是非北京户籍的学生家长。
虽然2010年5月6日起施行的新版《北京市中小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扩大了北京市招收借读生的范围，持有七类证明的非京籍学生将与具有本市户籍学生享受同等待遇。但在实践中，公办学校在是否接受学生方面仍有很大的独立决定权。以“捐助”为名的择校费，就是非京籍学生入学最大的拦路虎。（《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5月26日）
2008年的相关数据表明，北京市平均择校费用，高中阶段最高，其次为小学阶段，初中阶段最低，分别为27518.34元、19637.83元、13694.85元。（《北京青年报》2008年2月18日）
费用明细（2008年数据）：
小学6年投入约0.97万—10万元
学校杂费、书本费：每学期200元，6年共2400元
午餐费：每月130元，共7000多元。
校服：一般学生小学6年换3次校服，共300多元。
外语辅导班：8000元
作文辅导班：8000元
其他花费：每月600-800元，6年5万多元
择校费：约1万-3万元
初中3年投入约0.56万—9.7万元
杂费、书本费：每学期300元，3年1800元
午餐费：每天6元，3年花费约3600元
校服：200-400元
兴趣班：每月320元，3年1.15万元
综合辅导班：7200元
电脑：0.6万-1万元（大多学生在初中时配置电脑）
其他日常花费：每月600元，3年约2万多
择校费：4.2万元
高中三年投入约0.76万—10万元
学杂费：3年普通高中共3780元，重点高中6780元
午餐费：每天6元，3年花费约3600元
校服：200-400元
课外辅导班：4000元
寒暑假补习班：4000元
高考冲刺班：1800元
家教：2000元
其他花费：每月600-800元，3年约2.5万元
择校费：3万-6万元
大学：拒绝绿卡子女在京高考，此一项代价即难以估算
然而，寒窗苦读12年，到了高考的关键时刻，非京籍学生（父母大多持有《北京工作居住证》，俗称“绿卡”）不能在京参加高考，这些学生都必须返回户籍所在地参加决定人生的考试。不说对孩子心理方面的影响，单是此前所学和复习内容就不一定适应所在省份的考卷要求。有些家长为此不惜铤而走险：买北京户籍被骗、原籍造假学籍被查、倾家荡产送孩子出国。但北京始终没能妥善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成本又该如何清算呢？
在北京，一本和二本学费偏低，在3500—6000元，而三本收费相对较高，有的在1万元以上。同时，不同的系别收费也不一样，一些艺术生的学费要远远高于中文、历史等系别。（《京九晚报》2009年5月15日）
费用明细（2008年数据）：
大学四年花费约4.08万—19万元
学费：2万-4万元
住宿费：3600-6000元
伙食费：1.7万-3.8万
电脑：0.6万-1万元
手机：800-3000元（北科大有学生使用6000元的手机，此特殊情况忽略不计）
其他生活支出约1万元—9.5万元不等
出行：巨额时间成本，无价
2005年3月之前，在北京买车有户籍限制，也就是说外地人不能在北京买车，有钱都没用。当然，眼下这个问题不存在了。由于今年北京又得到了128亿元的专项财政补贴，用于维持地面交通、轨道交通的低票价运营（《新京报》2010年7月22日）。所以，在北京若使用公共交通，出行成本确实远低于上海等一线城市。
但事实上，北京的出行成本非常高，钱虽然花得相对较少，你却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的体力成本。
美国《外交政策》2010年8月24日盘点了世界上交通最差的城市，其中，中国北京列居首位，成了当之无愧的“堵城”。北京市民每天上下班，平均单次要花上52分钟，全国排名第一。84%的北京人称交通情况已经影响了他们在工作和学习上的表现。（《北京晨报》2010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