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以大欺小”、等级观和人性化欠缺的城市建设，决定了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都要或多或少地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王国刚曾在2007年的中国房地产高峰论坛上说：“你的收入达不到在北京的消费水平，你就不应该进入北京，应该进入下一个层次的城市。”“如果那个层次的城市也不能达到，应该进入再下一个层次，城市本身是多层次的，大家怎么能往有限的几个大型城市集中呢？”
这种带有明显偏见和歧视的“城市边界论”引起舆论一片讨伐。虽然北京从来没有嚷嚷过类似的言论，但是她默默地付诸于行动。这座城市用极沉重的生活成本，让外来者见识了她的势利与排外。
难以想象，当你分别花上两个小时堵在上下班的高峰路途中，却还要遭遇频频上涨的油价；当你因为“外地人”的身份，被拒绝接种甲流疫苗，却还被告知必须得排在所有“北京人”的后面；到了月底，你眼睁睁看着房贷划去了工资卡的一大半，却还要为孩子是否能读上市里重点学校、是否能排队交上择校费而焦急时，你还会信任这座城市吗？你还会对你的邻居、每个陌生人微笑以示，还会认为这座城市是宜居的吗？
1.户籍是道坎儿
北京户口，是横亘在这座城市和绝大多数外来者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也是划在每个外来者心上的一道疤。一个山寨版的北京户口在黑市被爆炒至15万元，不为别的，就为这张薄薄的纸，隐藏着的社会利益，远高于区区15万。
所以，为了北京户口，人们想疯了，抢疯了，也急疯了。
尽管各路专家学者为户籍改革提出新思路，但是这项改革在北京，始终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北京户口太肥，太重了，一般人搬不动。
“进京人口准入制度”
2005年，张惟英，这个北京人的名字，让全体中国人“冷”得发抖。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张惟英，在2005年初的北京市地方“两会”上，提出了一条立法建议——“进京人口准入制度”，限制低素质人口进入北京。
但是，何谓“低素质人口”？谁有能力和权力定下划分人之优劣的标准？
此新闻一出，随即有网友愤慨地表示：“从来，只听说过猪肉的准入、纺织品的准入、零售业（服务业）的准入，却第一次听说还有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涉及‘准入’。甚者，此‘准入’将作为法律草案提交北京市政府。”
张女士的理由大致有两点：“这些人（外地人）素质比较低，长期没有工作后，往往会铤而走险，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北京城市发展并不太需要这些人”；“事实上，北京很多管理混乱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些人（外地人）造成的，比如说收废品、恶意乞讨的，他们的存在确实损害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她对这类“北京外来人口”的评价大致可以归纳为“肮脏、贪婪”。巧合的是，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某一类人群对另一类人群的相似评价，而他们采取了更为极端的解决方案——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以“贪婪、肮脏”的理由，将犹太人（许多都拥有德国国籍）“准入”到了集中营的焚化炉。当然，这种类比未免激烈了些，但如张惟英这样看待并试图限制外来人口进京的北京人，他们的想法难道就不极端了吗？
2005年8月，北京市就“十一五”规划向市民问计，前后共收到近万条出谋划策的意见。在展现“集体智慧”的11条建议中，大致体现着这样的民意：对进京户籍严格限制；提高住房等生活成本；第三产业由本市下岗人员承担；把北京西站、北京站迁到郊区，换乘人员不进市区……诸如此类，竟都步调一致地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提高进京门槛，将低素质人员挡在外面，限制低收入外地人进京。
关于进京人口准入，反对之声此起彼伏。政府当然也没有采纳。但是，这背后透露的“民意”却让不少人震惊和寒心。当北京人一浪高过一浪地试图将外来人口排挤在首都大门外时，他们肯定忘了，约半个世纪前，正是一个湖南人让北京成为首都，让他们成为“皇城子民”。
甲流也认识北京户口？
虽然，北京市政府没有同意实行荒唐的“人口准入制度”，且对待外来人口的态度，日渐温和，《北京晚报》也于2008年报道了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海平的声明，明确表示“北京不会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解决人口增长问题，而是通过推进北京各区县按照功能定位均衡合理发展，同时加大郊区和新城的建设力度，改善那里的产业发展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和生活居住条件，引导人口均匀、合理、有秩序地流动和分布”。这无疑是很大的进步。
但是住在北京城里的近2000万人，因为有没有北京户口而被区别对待的事实，直至这一刻，仍然存在，而且铺天盖地。
最近的一次沸沸扬扬就发生在2009年11月——北京市卫生局网站于11月7日发消息，“为进一步加强甲型h1n1流感预防控制工作，北京市拟在保证重点人群优先接种的基础上，将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接种人群扩大到所有北京市居民。凡具有本市户籍、3岁以上的北京市民均可在自愿、知情同意的原则下，免费接种甲型h1n1流感疫苗”。
第二天，各大媒体就对这则消息做出了反应。大江网于11月8日发表评论，丢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句：《甲流疫苗“北京人优先”？》。文章字字句句不无激愤之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北京人优先’便成了常态。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其他各种待遇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部委在京的岗位都要求报考者具有‘北京户口’，北京户籍子女更是享有上名牌大学、进国家机关工作等方面的特权。现在，甲流肆虐之下，疫苗的接种竟也要‘北京人优先’了！并且，这个所谓的‘北京人优先’是真正的‘北京人’优先——疫苗是‘凭北京户口供应’的，不仅北京之外的人民无福消受，即使那些长年在京工作和生活的‘外地人’也与此项‘仁政’无缘！”甚至有人戏谑地反问：“甲流也认识北京户口？”
已经在北京成家立业的吴女士，大学一毕业就从老家郑州跑来北京城里闯荡，不久就与同是河南老乡的丈夫相识并于2008年结婚，两人辛苦经营的爱巢在西区的一套高级公寓内，而这套新房的首付就动用了三代人的积蓄。但用吴女士的话说，“总算是在北京有了个家”。她也是个反应极快的人了，只可惜有点马虎，新闻看个一知半解，只知道可以免费接种甲流疫苗，第二天就拉着老公兴冲冲请了假去接种点打针。却被医护人员客气地告之，暂时不能为他们这样的“外地人”接种疫苗。这个打击是空前的，吴女士气愤地说：“我们为北京添砖加瓦10多年，敢情还是个外人，活该要得病啊！”
尽管北京市卫生局于11月24日宣布，“即日起，在京工作生活的非北京户籍3岁以上居民，均可凭身份证及工作单位证明或相关居住证明，如暂住证，前往就近社区接种点，申请接种甲流疫苗”。
但是，这先后顺序造成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媒体也忍不住大声抱怨：“接种疫苗也要‘北京人优先’，难免让人产生北京人金贵、外地人‘不值钱’的感觉，再次折射出当前户籍管理制度存在的弊病。”
不过这种不公平从未停止过。2009年北京市公务员报考设置了一道高高的门槛，“没有北京市户籍的考生请勿报考”；2010年北京市公开选拔241名局处级干部，明确将外地人才排除在外；2010年5月启用的新版《北京市中小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办法》，虽然扩大了北京市招收借读生的范围，持有七类证明的非京籍学生将与具有北京市户籍的学生享受同等待遇，但是很多学校收取高额的“择校费”，把无法承担这一负担的外来打工子弟挡在校门之外，尽管这一收费名目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却已经有了个统一的称谓，曰“教育资源补偿金”，意思就是说，你外地人到北京这里来上学是占用了当地的教育资源，就需要缴纳一定的补偿金。
我们相信，不管是北京市卫生局刻意安排的优先顺序、公务员报考限户籍，还是外地子女入学的择校费，背后一定有切实的苦衷。但我们仍旧要问一句：到底有何苦衷？
“北京绿卡”价值连城
要追究这个“苦衷”，就必须回到北京户籍本身，这个被戏称为“北京绿卡”的户口本子，到底意味着什么？很简单，两个字——利益。这张薄薄的户口卡片与公民的权利分配全面挂钩，种种限制的背后其实是利益在作祟。
“户籍制度被利用了。”这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我国权威户籍制度研究专家王太元的鲜明观点。王教授认为，各种所谓与户籍相关的限制政策，其实是各部门为了尽量减少自己的责任或者保障现有资源分配利益不被“摊薄”。
2009年2月13日，新浪网转载《京华时报》的一篇报道：“短短3年间，由北京市人事局车队原司机付长利、首都医科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原负责人张锡长等4人组成的犯罪团伙，伪造相关手续，先后办理了92份假北京市户口，获利109万余元。”而著名导演王小帅妻子的户口也涉嫌其中。
舆论哗然。但是针对这则新闻，一个北漂女孩发了篇帖子，轻描淡写地说她不信，她不信那帮“坏人”办了90多份北京户口，却只赚了109万元，因为据她了解，一个北京户口的报价在黑市上已经被炒至10万元。而《中国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以应届文科“双外”（指生源地和院校都不在北京的）硕士毕业生买北京户口的身份，接触卖户口的人群时，得到的最高报价是15万。
早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腾讯网教育频道就于2008年联合实施了一项调查(有3518人参与，九成以上是青年)，当被问及应届大学生毕业“年薪是多少才能弥补户口所带来的影响”时，67.8%的人认为，年薪超过10万元以上才能弥补户口所带来的损失和影响；甚至，有14.6%的人认为，这个数字应该超过20万元。如果实在无法落户，14%的调查参与者会买户口来解决这个问题，44.9%的人持观望态度。
这就是北京户口的真实行情，“一本值万金”——有多少城外的人能承受得起？而且，说了半天，你可千万别忘了，那十余万换来的不过是一个造假的北京户口。货真价实的那本，恐怕对很多人来说，永远都在天上挂着呢。
《中国青年报》与腾讯网联合实施的调查还显示，78.5%的调查参与者认为，户口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功能，越是大城市，户口背后捆绑的各种福利和特殊资源就越多。其中，73.1%的人选择户口是因为它和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挂钩。62.7%的人是为了解决未来子女的教育平等问题。
2010年5月，北京市终于发布新规，非京籍学生与京籍学生享受同等入学待遇，但此待遇仅限义务教育阶段，不包括高中和高考。歧视与偏见仍然根植于北京人的心中，权贵歧视平民，不愿意让他们的孩子跟普通人的孩子混在一个学校；普通市民歧视外地人，不愿让自己的孩子与外地人为伍。更关键的是北京人怕外地人与他们争夺优质教育资源！
新规无疑将会促进越来越多的外地子女进入北京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孩子在北京完成义务教育后，该怎么办？由于全国各地教材改革、高考改革的进程千差万别，义务教育完成后，他们无法回到原籍参加高考。如果北京也不为他们打开高考之门，那么这些“外来孩子”将会陷入更严峻的困境。
但开放高考，意味着从根本上动摇了北京在教育领域享受特权的基础，在绝大多数北京市民及官方眼里，这是不可想象的恶果。根据教育部门的统计，2010年北京流动人口适龄入学子女有40万左右，一旦把所有限制都取消了，这样一大批学生将会迅速占据大量学位，老北京人在高考体制下享受了数十年的高录取率将不复存在。
一直在各种场合疾呼教育公平的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特邀委员王晋堂也认为，高考是万万不能放开的：“那样，外地人就会蜂拥而至，北京的教育优势将不复存在，教育资源也会严重不足。”
200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工作单位给解决北京户口的王博(化名)被朋友戏称为“既得利益者”，王博说，“最重要的就是以后小孩接受教育的机会。另外，没有户口的话，在北京始终是飘着的感觉。”
在这种情势下，很多争取北京户口的人都与王博的体会大致相同，孩子的教育问题成为户口绑缚的第一选择。在北京市一家国有企业工作的姜先生，就遭遇了一次孩子落户难。
大学一毕业就被分到国有企业的姜先生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成了北京市民之后，给孩子落户竟然还这么难。姜先生的户籍属于工作单位集体户口，而工作单位又拒绝为职工子女落户，其妻子的户口不在北京。为了给孩子落户，他们能想到的办法似乎只剩下一个：在北京买房，将集体户口迁到房产上成为个人户，然后再将孩子的户口落下来。只有这样，孩子才能在北京上学、参加高考。可问题是，他们夫妻俩的工资收入不足以和北京高昂的房价抗争。最后，姜先生的一位朋友挺身而出，将自己的房产变更在他名下，这才得以让他将集体户转为个人户，孩子也才得以落户。
对此，姜先生颇多感慨：“我的遭遇，周围很多人都有，也算很普遍，但是解决的办法却没什么参考性，这样的朋友不是所有人都能遇到。孩子落户之后，房屋所有权又恢复成朋友的，但是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人情啊。”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一些人花几万甚至十几万买北京户口，是理性人经过了大致的成本收益比较分析后的明智之举。也就是说，有了北京户口所能享受到的利益将远远超过买户口的费用。”
谁人敢拆这堵墙？
“户口原本不该带有任何经济价值，但北京的一个户口可以卖到十几万元，根源在于各个部门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拿户籍来设置‘门槛’，导致户籍登记职能在实施过程中变成了审批制。”王太元教授如是说。
他还曾打过一个比喻：户口是一个“门卫”，屋子的“主人”让他把谁拦住，他就得把谁拦住。而“主人”就是住房、福利、就业、入学等资源的短缺与计划管控。“我们只知道骂‘门卫’，而不去直接找‘主人’，问题永远也没办法解决”。
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户籍改革的建议，而只有当附加在户籍上的利益从户籍凭证上彻底剥离时，户籍制度的改革才算成功。稀释户籍含金量，无疑让水坝的两头逐渐一碗水端平，最终自由而且自然地流动，才不会让堤坝决堤，城市的未来也才能有新的基因。浙江古时多进士，近代多院士。有学者认为最大的智慧之源来自于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南宋士族的南迁。当代美国科技睥睨世界，移民更是功不可没。
甚至，有人呼吁不仅在北京，还要在全国范围内取消户籍制度，就像美国那样，不限人口的自由流动。那么，美国的“户籍管理”究竟是何种状态呢？我们不妨跟着王太元教授一起来做个比较：
首先，马上普及一下“户籍管理”的实质：“中国的户籍管理，是依法搜集、确认本国住户居民的个人身份、亲属关系、法定住址等人口基本信息的行政管理。户籍管理本来只是为公众生活、社会生产和国家行政提供广泛信息服务，没有判定对错、好坏甚至分配社会资源、赋予社会权益的控制功能，也就不应该有管理人口迁移等任务。”
“问题的关键在于喧宾夺主：‘管理人口迁移’这一外加给户籍制度的任务被当成了‘户籍制度’的基本职能，而其本原的公共信息管理服务职能反倒被忽视；一些人更泛化甚至转化地理解和运用‘户籍制’的说法，将其当成了所有与户口登记、户口簿相关的社会不公平的总称。”
至于美国，每年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迁居，恐怕是世界上人口迁移率最高的国家了。不过，美国并没有专门的人口迁移管理制度与机构。因为“首先，最早的美国人大多是中世纪从欧洲移居美洲大陆的，从宣布独立的那天起，美国人就坚决、彻底、全面地保护自由迁移这种‘用脚投票’的政治权利，是不可能让国家制定出管理甚至限制人口迁徙的法律制度。其次，美国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化的，为了最佳而灵活地配置生产要素和市场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他们不可能限制人口迁徙”。
但是，不限制就并不等于说美国社会不调控人口迁移。不过“其调控措施主要是经济的而非行政的：投资所到之处，自然是就业人口迁居之处；社会福利好的地方，自然是消费人口流入之地；产业转换大潮，也就是人口迁居大潮……”
没有一座城市能在与外界断绝交往的环境中持续发展。一座城市的活力，在于她能够与周围的环境相生相容，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在于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当一人凭着自己的双手有尊严地劳动，他就有权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自由地生活，这种天然的权利绝不应受到所谓“调控人口”政策的限制。北京今天的建设成就不是一天形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口中要限制进入的“外来人口”。
这是所有人心里都清楚明白的事实。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就表示，户籍制度肯定是要改的，但大城市与小城市应该有区别。他进一步解释，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大小城市肯定不同，省会城市又和其他城市不同。
在2010年初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也做过类似表态，“废暂住证推居住证”需要一个详尽的调研过程，如需了解北京流动人口的职业、收入等各个方面。
所以，都说要改革，但为了居住证的事情，从2009年初至今，北京已调研了整整将近18个月，可是调研还未完结，居住证的具体服务功能仍然“有待下一步设计”。
“跟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居住证难度最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表示，京籍居住证须在人口控制与市民待遇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官方持久调研、难以进入功能设计环节的主要原因。
2020年人口总量不超过1800万人，这是2010年北京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但截至2009年底，流动人口总量已达509.2万人，由于部分流动人口未做任何登记，实际数量远高出这一数据。毛寿龙说，北京集结了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面对强大的人口控制压力，京籍居住证功能设计稍有闪失，就会引发爆棚效应。
户籍，无疑是摆在所有即将或已经进入北京城的外来人口面前的一道坎儿。改革、调研、顾虑，种种考量，到处都充斥着关于户籍的声音，但至今，谁也没能让它腾个地儿，以便让越来越多被这道门槛隔离的外来者，停止漂泊。
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修墙》中讲述“我”和邻居一起去修墙，可是“在墙那地方，我们根本不需要墙：他那边全是松树，我这边是苹果园”。社会公平，从拆墙开始。然而，没人拆，没人敢拆——尤其是当“户籍”两字前再加个“北京”。
2.社会是个圈儿
北京城内浓重的等级观和圈子意识，决定了人脉关系、社会背景，以及在这座城里生存的重要性。没有这些，你照样可以在城里喘气，但慢慢地你会发现自己上气不接下气。
正因为看透到了这点，所以驻京办在北京城里盘根错节地生长，像吸取日月精华的老藤精，终于找到了修炼的福地。
而城里的这项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也在民间大行其道，上学、就业、升官、发财，甚至购买特价票，大家都正儿八经地挤向“后门”。所以“高干子女占超亿元富豪人数91%”的新闻是假，误导大众的“意识”却是真。
北京城内出现贫富悬殊的阶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阶层板结化，下层向上流动的空间越来越小，甚至被所谓的“潜规则”堵死。
驻京办的无奈
2010年1月19日北京城患上了重感冒。因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各地政府驻北京办事机构管理的意见》出台了——中央这道“撤销驻京办”的猛药，让那个原本上下顺畅的“交际系统”噎住了。而这个系统的庞大，也让这道指令尤为引人关注。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北京，除52家副省级以上单位的驻京办之外，还有520家市级单位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单位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主要是省）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或办事处）各种协会、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0000家。
不仅数量庞大，驻京办的能量也是不容小觑。“在一定程度上，驻京办对北京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北京一位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驻京办的投资和消费能力惊人，无论是从房产还是到餐饮、娱乐、旅游，对北京经济的作用不可忽视。”
一般来说，级别越高或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其驻京办就越气派，以各省名字命名的几乎都是星级大酒店。驻京办的情况虽各不相同，但一般都有好车、好房，编制和资金也相当充裕。据国管局有关人士介绍，目前仅52家省级驻京办就有工作人员约8000人，其中机关约1300人，所属宾馆、饭店、招待所约6700人。“再加上各省厅局、地、市县以及各地企业驻京办人员，会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有关专家算了一笔账：“如果一个驻京办每年的经费保守地按100万元计算，所有驻京办每年需要的全部经费就在100亿元以上。”2006年4月20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当记者问到北京房价高位上涨的原因时，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郑京平说:“除了其他原因外，还有奥运会的影响、总部经济的影响，还有驻京办事处的影响等等在里面。”驻京办对北京gdp的拉动，可想而知。
华东某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向媒体透露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驻京办”已成为地方政府和党委的驻京“大使馆”，其工作人员的“牛气”，以及他们在京城巨大的活动能量和对派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一般人根本无法想象。
有这么一个极端的例子。2002年5月12日下午3时40分左右，北京高富水大爷亲身验证了“驻京办”的“牛气”——被一辆车弄翻在地不要紧，还被肇事者一通猛揍。这位“牛气冲天”的肇事者一边打人一边叫嚣:“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这位主儿之所以敢这么“牛气冲天”，是因为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某省交通厅驻京办工作人员。
这个“驻京办”究竟是何方神圣？为何在北京城里具有如此威力？它的能量来源是什么？要回答这一连串问题，就必须想弄清楚驻京办在“天子脚下”折腾啥。
实际上，“驻京办”人员类似的优越感，普遍来源于他们的“神通广大”。他们有自己“联络图”，终日穿梭于国家各部委机关及北京市有关单位之间的驻京机构之间，关系网纵横交错。这就是他们的威力——人脉关系。
“跑部”是各地驻京办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能给家乡多争取到一些资金、项目，很多驻京办派专人负责收集有关部委准备投放项目、资金的信息，然后迅速开展“公关”，有的甚至进行利益输送，收买人心。“对于一些项目资金，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给谁都可以。这个时候，就得看哪个驻京办的能量大了。”四川省某市驻京办主任说，“我们市长是全国人大代表，一般来说，他来京参加‘两会’，都要到驻京办住上一两天，出行车辆、随从人员以及往返行程，包括要见上面哪位领导，准备送点啥，都得事先打点好。我不但回不了老家过年，相反比平时更忙碌了。”
各“驻京办”之所以神通广大，与其平时苦心经营分不开。每逢年节，各“驻京办”都要把当地领导请到北京，广邀有职有位的“家乡人”，举办盛大的“迎春团拜会”、“同乡会”、“联谊会”，其目的只有一个:联络“老乡”之间的感情，编织和扩大在京关系网。
对此，山东省某市驻京办主任分析，“这几年，尽管国务院要求各部门减少审批手续，把一些不必审批的项目改为审核、备案制，但实际上，除那些无关紧要、早就过时的审批项目被废除了之外，那些‘含金量’高的并没有废除。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不‘跑部’就办不成事。”
要构筑这张巨大的“关系网”，就必须“迎来送往”、“沟通上下”，这中间产生的消费占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100多亿元“经费”的绝大部分。各种腐败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滋生。在一些震惊全国的腐败案件中，也多有驻京办工作人员的身影，比如河北省李真案中的河北省驻京办原主任王福友、成克杰案中广西驻京办事处原副主任李一洪、沈阳“慕马案”中沈阳驻京办原主任崔力。
说了这么多，其中的利益纠葛，实际上早已大白于天下——“驻京办”，问题的关键一开始就摆在你眼前了，着力点就在那个“京”字。为了哪门子原因，各省市机关都要派遣小分队潜进北京城来，而且还在城里“横冲直撞”？不就是为了这个“京”字嘛！
北京，中央也！
“驻京办对整顿的抵触情绪比较大，普遍认为是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力过大才导致了各级驻京办的激增和腐败问题层出不穷。”
资料显示，2005年中央财政安排各类转移支付补助7330亿元，加上税收返还和一些体制性补助，用于推进地区均衡发展的资金超过1万亿元。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作的审计工作报告显示，目前参与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部门多达37个。一些仅10万元左右的项目也需要到相关部委去审批。相关部委控制着项目资源，在分配时却缺少以法律为基础的制度依托，使得转移支付因缺少科学的法规依据和合理的分配标准而加大了随意性和盲目性，权力寻租成为可能。
事实上，一些中央部委的目标只在于把这笔钱分下去，对当地实际情况考虑不多，许多地方不管项目最终能否建成，只管向中央争取到钱，而由此，转移支付演变成“要钱”和“分钱”两种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转移支付固有的功能。
随之而来是中央部委审批权限的增大和各驻京办不遗余力的“跑部钱进”。“对于一些项目资金，在条件相当的情况下，给谁都可以。这个时候，就得看哪个驻京办的能量大了。跑得勤和会暗箱运作的，就能获得蛋糕中最大的那块，其背后自然是权与钱的干预与运作。”一位市级驻京办主任说。
中央有大把的钱要分给地方，但镇守中央负责分钱的“老子”太多，而且怎么个分法他们不懂不想懂，也没人管，于是“小子”们只能各显神通，票子、车子、房子和女子，大把捧上。
难道一定要采取这种非常规运作模式吗？前门不能进，非要走后门吗？
广东省某市驻京办主任答曰:“现在地方政府要批项目，拉经费，不与中央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好关系，怎能有所作为？”
诸位可看明白了？人家主任说得明明白白——在北京办事，没有关系，“怎能有所作为”？人脉关系，是北京城里的巨大暗流，在这座中央之城的“下水管道”里汹涌澎湃、神出鬼没。
城里的“潜规则”
有人总结说，在金庸的小说里，一个小青年成长为江湖领袖，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出身名门或名人之后（例如郭靖是江湖义士郭啸天之子，而郭啸天又是梁山泊好汉郭盛之后，张无忌是武当七侠之一张翠山之子，袁承志是抗清名将袁崇焕之子，陈家洛则出身于海宁巨宦陈家）；（2）联姻（例如郭靖娶妻黄蓉，五大顶尖高手之一东邪之女，张无忌娶妻赵敏，蒙古郡主）；（3）结交高层次的江湖人物，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裙带关系（杨过，他的监护人是武林盟主郭靖，干爹是西毒欧阳峰，有一段时间还跟金轮法王打得火热，这几位可都是一等高手。张无忌就不用说了，罩他的人是几百年才出一个张三丰）。
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在江湖上混出个人样，就得出身好，即使“先天条件”不佳，也要赶紧后天弥补，赶紧找些出身好的人与己为伴，打入其内部。否则，前途堪忧。这让人联想起网上的一则新闻，首先声明，这事和伟大的北京无关，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在北京？新闻大致如下：
“2010年6月13日，江西武宁多名大学毕业生向媒体反映，该县近期的事业单位招考硬性规定限招正科级干部家属，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他们指责有关部门如此设置门槛违背国家用人政策。”
事业单位招考限招“官二代”，普通人群被排除在考录对象之外，部分不明真相者对此非常的不理解，有人甚至“引经据典”（比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对此进行批驳。
但是红网有评论却指出：“江西武宁此举不仅不应受到指责，反而应作为先进经验予以全国推广！”其中罗列了三大点原因，不过前面两条，“限招‘官二代’符合中国国情”和“限招‘官二代’符合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不无调侃之意，略去不说也罢。倒是这第三点，颇有深意：
“限招‘官二代’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略谙中国国情者都知道，现在就业领域存在着无数的黑幕与潜规则，尤其是有油水的铁饭碗，暗箱操作就更多啦。一小撮老百姓不明就里，天真地认为只要有真本事就能找个好工作，于是傻乎乎地学呀、考呀、托关系呀，到头来却往往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不瞎折腾嘛。人家江西武宁直接把潜规则摆到了桌面上，等于是对那些傻老百姓的善意提醒，免得他们浪费时间、精力和金钱，这才是公平正义的体现呀！”
说得很直接，也很残酷。但更残酷的是，这个残酷的现实成了你我的共识。
2007年，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人际关系网络仍是大学生寻找就业机会的理想途径。有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的社会关系、托熟人等，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在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1.29%。
随着大学统招生逐年增加，就业的压力也不断增大，找工作要靠“关系”护驾的说法，在校园里得到不少学生的赞同。以前人们有句口头禅“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已经变成了“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找工作要靠关系，尤其是靠父母家人，在大学毕业生的意识里，已经是一个常识。有人甚至直言：“大学生就业就是比爹！”他们认为，父母社会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就越强。天下没有哪个爹娘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在寒窗苦读十余年后，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将来有出息，有个好的未来。这就造成了“就业的竞争就是父母能力的竞争”——这种潜规则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
靠父母能力就业，无疑，对那些缺乏家庭背景能力的人来说，是一种伤害。但是，对这种潜规则的存在，许多人并不完全排斥。
毕业生张韵说：“我从小就向往在北京生活，但是毕业来北京找工作时，很多单位要的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对于我这个非重点大学的学生，他们连简历都不收。最后，家里人不得不托关系帮我找工作。现在我是一家有名的投资公司的职员，我的同事很多都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工作中我们干着同样的活，我的能力并不比他们差。当初如果没有关系，我个人再有能力，也进不了这家公司。”很多人都像张韵这样，信奉“关系领进门，能力靠个人”的发展原则。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体现了一个家庭的资源。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副书记宋扬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这种“代际传递效益”在中国很明显，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北京大学这位书记的话理解成：人际关系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前途，这事得到了“国际认证”，你有啥不服？
那么，再问一句：存在就表示合理吗？
北京分几层？
若非“官二代”、“富二代”，想要在“天子脚下”鱼跃龙门、发财致富，几率有多大？让我们先来看看北京城里有多少人富了。
《2009胡润财富报告》公布了中国富人们的分布格局。其中，北京的富裕人士最多，分别有14.3万个千万富豪和8800个亿万富豪，也就是说每1万北京人中就有88人是千万富豪，每10万北京人中就有54人身家上亿。
这份报告所指的“富裕人士”都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这其中包括他们创办企业的价值和自住房产的价值。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千万富豪人数已达到82.5万人，每1万中国人中就有6人是千万富豪。与此同时，无论从千万富豪还是从亿万富豪的规模上看，北京都排名第一，广东、上海和浙江则分列千万富豪总数的第二、三、四位。
就像“江南出美女”一样，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北京这块地儿盛产富翁，自然也有它的道理。但如果你以为这个消息说明北京遍地是黄金，来一人就富一人，那我只能说，你很幽默。
名叫“北京猫”的网友按照拥有财富量（这里对财富的理解，包括金钱、权力和声望三种不同形式的财富）的多少为北京的社会阶层搭了个框架，从上到下分为：
（1）国家领导人：中央党政军机关的核心；
（2）权贵：中央及北京中高级公务员、大型企业高管、学术界精英、文艺界大腕、资本富豪；
（3）白领：中下级政府公务员、大型企业中层、中小民营企业主、中小食利阶层、专业白领；
（4）小市民：各类企事业单位的基层市民员工；
（5）北漂：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寻求发展的，有一定技能、知识，但生活境遇不好；
（6）农民工：从国内各地到北京谋生的农民，一般没有知识和技能，生活在最底层。
不管这种分层是否科学，至少它代表了一种民间智慧，是民间对北京社会的整体认识。而民众对现下社会的认识，还远不止于此。
2010年6月，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针对年轻人进行的一次调查中，88.1%的人表示，身边存在“炒钱族”，76.8%的人对“单靠踏实工作难以致富”深表认同。而在此之前，北方论坛上一条题为“工作40年不如炒房3年”的帖子引发热议。发帖人说，当下年轻人通过踏实工作，已很难走上致富道路。“很多长辈辛苦工作一辈子就积攒下几十万元。相反地，很多根本不踏实工作的人，仅仅靠炒房、炒股就成了百万富翁”。
“劳动难以致富”，那么，是谁只能主要靠劳动生活呢？农民、农民工、产业工人、一般手工业者、教师、一般办事人员。对于这些社会中下层人员来说，在现行体制下，辛勤劳动一辈子，最好的结果只是“脱贫”，致富，事实说明，那只是一个传说。用一个通俗的说法来说，劳动不值钱。在劳动力议价能力明显弱势的情况下，一个产业工人想获得更多的报酬，只能超长时间地“被加班”。即便如此，跨越社会阶层的奋斗理想，在社会分层愈加固化的现实下，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便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大学生，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最大的可能也只能做一名城市里整日奔波的“蚁族”。
这是一个让人悲哀的调查结果。
那么，又是谁占尽上风，先富了起来呢？《中国青年报》撰文说道：“商人、老板、大型国企管理者阶层、个别领导干部、一些专家学者。跨越政、商、学三界的先富者阶层，有一条清晰的权力、资本、知识精英相互交织、垄断社会资源、共同分配社会财富的脉络。对于商人和企业主来说，有清晰的产权和资本致富的快速财富积累途径；而一些手握行政权力者，可以凭借灰色收入、完善的社会福利等渠道等完成财富积累；一些专家学者，在知识与资本的联盟中，实现了知识本身的财富收益。这几个阶层的财富积累过程，都不是本次调查中‘踏实劳动’的范畴。”
北京学者王石川指出了另一个事实：“近年来，毕业生找工作越来越难，‘读书无用论’已经在一些地方兴起，比如一项调查显示，2010年大学生求职心态更为现实，本科学历人群中愿意接受零月薪的比例达到20%，与去年的1.2%相比大幅攀升。零月薪现象使得一些网友心生感慨，觉得择业太难。其实，择业难是对贫二代而言，‘他们有的是背景，我们只有背影’，富二代、权二代则没有这方面的担忧。据悉，在北京，一个大学生进入‘国字号’大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中间的‘帮忙费’、‘好处费’已飙至十几万甚至数十万元。如此机会，贫二代只能望洋兴叹。”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从大约50万人的调查样本中得出结论：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尽管这一结论其实是不言而喻的生活经验，并不需要反复证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此项调查丝毫没有意义——它至少提供了基于调查的统计数据，更加直观地呈现了“出身”对一个人教育和就业的影响——结果再次佐证了社会分化的“马太效应”：优势和劣势社会阶层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日益强化。
有学者坦言：“工薪阶层、农民家庭的优秀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鲤鱼跃龙门’、入职高薪管理机构和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不仅削弱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效率，也导致收入阶层的不断分化与强化——富者愈加富有，贫穷家庭延续贫穷。”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指出，综合各项指标并考虑到中国近年经济发展态势等多种因素，中国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左右。这说的虽然是社会结构，但实际上正隐喻着社会阶层的固化。
劳动无用，身份占据主导地位，决定收入，这就是当下的社会现实。正如上一章所述，北京又是一座“圈子意识”浓重的城市，它鲜明的等级观，表现在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日渐板结固化的社会阶层，雪上加霜。
对此，一位“北漂”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如果有一天，我也逃离了北京，不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肮脏和车流拥堵，而是因为北京已不再‘爷们’，缺乏公平的城市，迟早会成为一块是非之地。”
一个开放的社会，应具备强有力的机制去调校由社会竞争带来的社会分化，让“愚智贤不肖”各得其所，处于与自己能力相应的社会地位。这个机制就是建立社会公平，包括教育公平、人才选拔任用的公平和社会分配体制的公平。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还任重道远……
3.蚁族是枚子儿
北京在大踏步朝着“世界城市”迈进的路上，城里的“优胜劣汰”将一天比一天激烈。面对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北京出了一招“弃卒保帅”。而高不成低不就的“蚁族”，就成了这枚被弃的子儿。
尽管北京从不承认这一点，但正如拆除、翻新蚁族们的据点“城中村”，对北京来说，是一项改革，是一种进步，至于对你是否意味着“灭顶之灾”，这座城市无意过多追究，因为北京不需要“弱者”。
弱小的强者
被遗忘在世界角落
不是我的错
虽被埋没绝不蹉跎
住在洞穴的我
每天忙忙碌碌奔波
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蚂蚁虽小但胸怀广阔
坚持做自我
不怕风我不怕风
雨点打湿我的梦
往前冲我往前冲
脚印让我不懵懂
迎着风我迎着风
向前的路虽然沉重
我会用触角撑起
雨后那片天空
——《蚁族之歌》
这首原创歌曲是迅速蹿红的“唐家岭兄弟”——31岁的李立国和22岁的白万龙的“成名作”。但是，令他们走红的，并非音乐本身，而是2010年春天，三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到访。
当时，李立国和白万龙正坐在床上唱着这首《蚁族之歌》，经媒体记者介绍前来调查“蚁族”问题的全国政协委员何永智听着听着就哭了，让唱歌的李立国、白万龙反而觉得不知所措。歌一唱完，两人也跟着哭了。
李立国，这个31岁的汉子一直认为即使外面打仗，也与己无关，他一头扎进自己的音乐梦想，在北京一呆就是十年，而这十年自己奋斗来的就是眼前的所有：不足5平米的租来的没有窗户的房子，一个柜子、一张床是全部家当。几块砖垒成的“桌子”上，三个硬邦邦的馒头胡乱放着，门口地上散落着裹着灰尘的烟盒、食品袋、废纸，整个屋子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吉他。
不是没想过放弃，就跟身边的亲友反复劝说的那样，离开北京，回老家“找份正经工作，好好过日子”。但是，梦想，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却让他们坚持了下来。白万龙还能记起，一次他和李立国在西单的地下通道唱歌时，一个女孩拿出一块钱捐给他们，钱上面写满了字：“我刚刚买了离开北京的火车票，身上只有这一块钱了，你们唱得真好，希望你们能坚持自己的梦想。”
而在唐家岭，这个北京城西北郊的“城中村”里，还有一大批和李立国、白万龙一样的“寻梦者”。这个因北大博士后廉思的一本书而被大众统称为“蚁族”的群体。
《中国人才蓝皮书（2010）》对“蚁族”的定义是“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集群体”。同时指出，“该群体年龄主要集中在22-29岁之间，是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为主的‘80后’高知群体”。这一群体的“月均收入为1956元，既大大低于北京市城市职工月均工资（3726元），也低于全国城镇人均月收入（2435元）”。
正是基于上述低廉的收入水平，“该群体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金377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接合部或城中村，已经形成了一个个聚居区域——‘聚居村’。但‘聚居村’住宿条件简陋，已经形成了自给自足、自我封闭的低层级衍生经济圈。无照经营的小餐馆、小发廊、小作坊、小诊所、小网吧、小成人用品店和低档娱乐场所等各类经营门店大量集中且无序增加，生活状态令人担忧”。
事实上，面对北京城里的高压生活，大多数“蚁族”心中都有回家的想法，只是不愿两手空空地回家，看到家里人失望的眼神。他们具有这样的共同点:农村出身、读的是很一般的学校、缺乏社会关系、家中能给予他们的支持很少，但期望又很高。“蚁族”中多数都是懂事、明事理的年轻人，他们认为家里人砸锅卖铁供自己读书，毕业后就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打拼，养活自己，同时尽可能地回馈因辛勤劳作而未老先衰的父母。于是，他们蜗居在大城市的简易出租房内，朝出暮归地奔波于人才市场或薪酬微薄的单位。
失守唐家岭
唐家岭的这家月租160元的小屋，是李立国和白万龙能在北京找到的最便宜的栖身之所。也正是因为相对中心城区而言非常低廉的租金，而使流动人口聚居，成为唐家岭最明显的外在特征。在唐家岭，外地人的数目大大超过本地人。本地户籍人口不足3000人，外来人口却有5万以上。其中不少居民有过多次辗转的经历，有很多人就是刚从新近拆迁北坞、大望京等村庄搬迁过来的。
“北京市大概900多万的外来人口中，有约100万人住在地下室，200-300万选择群租房，剩下的一大半都住在这样的城中村。”北京市房协住宅学术委员会委员蔡金水说，北京市闲置的住房已达上亿平方米，却有这么多人口居住条件恶劣。
2010年6月1日，唐家岭村的东北角，张贴出了“给客居唐家岭朋友的一封信”，名为《走出唐家岭，天地更广阔》，落款是“西北旺镇唐家岭村村民委员会”。内容如下：
客居唐家岭的朋友：
您好！
唐家岭是北京市50个挂账重点村之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对该地区进行整体改造是市委市政府推进城乡接合部整体改造，加快城市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决策。唐家岭腾退搬迁工作按计划将于6月份正式启动。
也许您在唐家岭租住多年，对唐家岭有着故乡般的感情；也许您来唐家岭居住刚半年或两三个月，但您对唐家岭所做的贡献，村民永远感谢您。作为客居唐家岭的您，面对这样一个即将改造的大环境，请您积极配合腾退改造工作，尽快搬离唐家岭，尽快找到您的新居所，尽快开始您的新生活。走出唐家岭，天地更广阔。
我们坚信，您来京城打拼，就是在脚踏实地积攒能量，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努力，现在的生活只是您人生的一个过程而已。当新唐家岭建成的时候，我们真诚欢迎您重回唐家岭……
唐家岭要拆了，因为这里拥挤的公交、横行的“黑车”、坑坑洼洼的路面、林林总总私自加盖的小房子，与北京这座大都市的形象构成严重落差，而城乡结合部治安混乱、黄赌毒滋生等社会问题，也是“城中村”濒临灭绝的关键原因。有专家甚至将“城中村”定义为“困扰城市化进程的‘痼疾’”。
天津社会科学院教授陈柳钦对“城中村”，这一城市化进程中特殊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现象，做了如下归纳：“在城市化过程中，为了扩大城市规模，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低价征用城郊农村的土地，逐渐将一部分村落包围在建成区内。这些村落起初还在城市郊区，进而位于城乡结合部，随着城市的持续扩张，最终蜕变为‘城中村’……在城区以外的农村看来，它无疑是城市的一部分，就如同是城市中的一个社区；从城市居民看来，它俨然仍是农村，仍是与城市格格不入的特殊的‘乡巴佬’居住点。在‘城中村’有很多既像农村又像城市的现象，诸如：人们生活方式像城市，但人们的思想意识却像农村；追求土地产出更高的经济效率像城市，但无规划的土地管理仍然像农村等。”
对于这样一个“乡巴佬”，拆，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根据《新京报》的报道：“2010年，北京将启动包括海淀区唐家岭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等50个卫生环境脏乱、社会治安秩序较乱的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改造工程，并限期完成整治。目前已经有33个市级重点挂账村的整治改造规划方案通过审查。这33个挂账村包括朝阳区姚家园村、官庄村，大兴区庑殿二村、庑殿三村，海淀区唐家岭村、振兴村、门头村，丰台区夏家胡同村、西局村等。”
2010年6月25日，北京唐家岭，硕大的拆迁机伸着几十米长的钢钳，摧毁着旁边一栋已残破不堪的房屋，旁边几个六七层楼的违章住宅，已经被铲平。整体改造完成后，本地村民在宅基地上私搭乱建的“公寓”楼将被拆除。他们将按宅基地面积置换回迁房，集中上楼。腾挪出来的土地，一部分还耕还绿，一部分留作村集体的产业用地。而为数更多、实质上已成为当地居民主体的“低端人口”，只能收拾起行李，搬向更远的村落。与此同时，北京还表示，将进一步关注新城周边的村落，“防止城乡接合部问题向新城转移”。
就在唐家岭风风火火地被拆除之时，曾名噪一时的位于海淀区六郎庄五间楼47号楼的“胶囊公寓”——蚁族的另一个栖身之所，也因低于国家规定的群租人均使用面积，于6月26日上午，被拆掉了。
3个七八平方米的房间被隔成8个窄高铁盒子，“1.0的普通版每间3个，月租250；2.0升级版每间2个，月租350元”，这就是“胶囊”。胶囊公寓于2010年2月初开工。它的设计者是78岁的老人黄日新，这个搞了一辈子火力发电站的动力装置设计的高级工程师，是2009年在报纸上偶然看到日本的“胶囊旅馆”后，萌发了自己建造“胶囊公寓”的想法。他表示建造这样的公寓不为赚钱，只想找到一种解决刚毕业大学生过渡房问题的办法。
黄老先生的胶囊公寓3月开始对外出租那会儿，北京市统计局称北京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去年上涨12.3％，比2月份提高1.6％。四环内期房均价超过3万元/平米。楼市的热度加速了社会焦虑情绪的发酵，三间“胶囊公寓”立刻挠到了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2010年5月份出台的《北京房屋租赁管理规定修改草案》对群租问题规定：租住成套楼房住宅的，人均建筑面积不得少于10平方米，或者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7.5平方米；租住平房的，人均使用面积不得少于4平方米。但胶囊公寓的人均使用面积只有2.2平方米，没达到群租人均使用面积的要求。
政府似乎把什么问题都想好了，惟独漏了曾将这些地方作为“避风港”的数万“蚁族”大军，在“巢穴”被一锅端之后，下一站该去哪里？
大约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搬”，离开聚居地，再次去寻找物美价廉的聚居地，或是忍受高昂的房租，住进城市公寓。选择前者，只会让“蚁族”越搬越远，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动荡。而后一种选择，也因持续走高的房屋租赁价格而成为泡影（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2010年6月份北京市租赁市场的平均价格为2947元/月，比5月份2885元/月环比上涨2.1%，比去年同期2545元/月上涨15.8%。其中大兴、昌平、顺义的租赁市场价格增长幅度最大，环比平均增幅在10%左右）；另一种是“离”，在现实面前低头，收拾包裹离开这座城市，但这对怀揣梦想的“蚁族”来说，将是多大的打击？
虽然，北京市准备大规模建设公共租赁房，尤其是准备鼓励村集体、企业在非国有建设用地上建设公共租赁房，村民和企业可以入股、投资等方式参与到公租房建设当中。这些“村办公租房”有望对非京籍人群开放。
但是，你仔细看看这些字眼儿：“准备”、“有望”。也就是说，蚁族们美好的窝，仍处于蓝图阶段，而他们被赶出唐家岭等“城中村”之后，明天晚上睡在哪儿？却是个非常现实和迫切的问题。
《检察日报》评论说：“不管是‘搬’还是‘离’，对于‘蚁族’来说都是残酷的。选择蜗居，本已不易，再拆掉‘蚁穴’，就目前来讲，即便出发点再正确，未来再美好，推进城中村整治，对‘蚁族’而言，难说不是一场灾难。”
然而，你怎能期望伟大的北京了解这些鸡毛蒜皮的苦衷。在不远的将来，你有可能以比较合理的价格住上干净的公租房。至于眼下的困难，请自行克服——这就是北京，北京不干涉梦想，但是光有梦想在北京活不下去，你必须学会咬紧牙关，咬紧再咬紧！
谁在沦落底层？
《人民论坛》曾联合腾讯网做过一项网络问卷调查，关于“谁在沦落底层”，有2万多人参与问卷。
其中，在对底层人群的突出特征的认知上，“低收入，居无定所，为温饱和生存发愁”（22.9%）、“缺乏各项社会保障，难以获得各类组织帮助”（18.58%）、“有冤难诉，有事难办，有苦难言”（18.29%），在众多选项中位居前三。另外，“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如蚁族”以26.48%的得票率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成为新底层的人群。92.37%的投票者认为底层公众有扩大的趋势，且63.81%的人认为底层公众向上流动的机会“几乎没有”。
但是，民众对“蚁族”的认知，与专家学者存在巨大分歧。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于2010年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我国中产阶层已达就业人口的23%，北京、上海等大城市40%都是中产，中产阶层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扩大”。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教授、《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一书主编陆学艺更是认为，“蚁族是中产阶层的后备军”。
这一结果自然引发了社会上不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数据和普通人的切身感受不太一致，甚至有网友戏谑自己“被中产”了。
《中国商业评论》资深编辑王孟龙，更是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中产阶层。他的意思是，“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层缺失’的社会，现今亦然，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也是如此，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这个观点得到了署名“一条菜”的网友的认同，他说：“‘中产’在中国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国只有财富的一极和贫困的一极，他们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
说到中产，就不得不提美国，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早在1940年，《财富》杂志就在美国做过一项调查，有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一书作者理查德·隆沃思同时指出：“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
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产阶层”，绝对不是“收入一般的人”，“而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阶层，几乎是“大款”、“富人”的同义词。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曾把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之间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但仍有许多中国人，包括收入在这个标准之内的中国人，并不认同这个标准”。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魏城在《所谓中产》一书中说：“如果85.5%的具有强烈‘中间意识’的中国城市居民，都把‘中产阶级’这个词完全甩给了少数的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吗？”
实际上，广大中间阶层“中产”身份的丢失，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城市生活中“幸福感”的缺失。
中宏保险于2010年3月正式发布了中国首个以中产阶层家庭为研究样本的《中产家庭幸福白皮书》，根据调查结果，江苏、四川、福建、重庆四地幸福指数最高，而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或者称为“伪幸福”。
从一定程度上讲，城市化的进程暗含着“藏富于民”的意味，但是在大城市中，“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阶层”的尴尬困境却愈发明显。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保障的不足，降低了中产阶层的文化消费能力，在这样的保障压力下，幸福自然也就打了折扣。
但是，泛议“幸福指数”，远没有解决生存的实际困难来得更加重要。托尔斯泰早就说过，幸福的家庭大体相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况且，在中国现在的环境下，压力无处不在，谁都无处可逃，只是困难不同、压力有异罢了。如果我们的公权机关，能从上述调查中读懂白领以及蓝领、灰领、金领生存的艰难境遇，采取更具人性化的政策措施，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困难，比如“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上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病不起，药费暴利吓死你……”在这些“x不起”上提供帮助，那才真正体现出“幸福白皮书”的价值所在。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张真理认为，城市人口规模的变迁实际上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一些城市流动人口规模控制目标屡设屡破的事实说明，对流动人口实施“排斥”的政策需要进行调整，一旦流动人口成为了城市边缘人，将导致新的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形成城市化的新矛盾。
让我们再次回到陆学艺的观点，他说：“现在大家经常谈到‘蚁族’。我要说那些人也是中产，肯定会有人骂我，但那些人确实是中产的后备军。他们现在的处境只是临时的。还有很多人觉得自己硕士毕业也买不起房子、车子，就说自己不是中产。其实国外的硕士、博士毕业后，要挣一套房子也得二三十年，哪有毕业后马上买得起房子的？但我带的2004年前毕业的大多数博士生，都已经有房有车了。所以，大学是培养中产阶层的摇篮。大部分本科毕业生后来都做了‘白领’。”
专家让广大“蚁族”要看到希望。但是，一不小心成了北京城里的“蚁族”之后，我们的希望到底在哪里？
蚁族的最大问题就是“蜗居”，眼下公租房是在规划中，在这个户籍制度森严的城市里，“非京籍”人员能否顺利住上还是个大问号，而即便住进去了，租金也一定不可能比“唐家岭”廉价。然而，“蚁族”的生活要求难道只能限于一间遥不可及的“公租房”吗？
根据《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的数据显示：“将‘蚁族’各方面的生活状况，与同龄人进行比较后发现，‘蚁族’中71.29%的人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不如同龄人，84%的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意。‘蚁族’的相对剥夺感较强，存在巨大的心理落差，在强迫、抑郁、敌对、焦虑、偏执等心理特征上，均明显高于常人，心理状况呈现出亚健康水平。”
蚁族中很多人，都常常会发出潘晓式的“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疑问和感叹。而你确定自己可以在北京城里找到解决答案吗？
杨彤楠找到了，不过那是在他离开了北京城之后的事了。他收拾包裹走人那会儿，有关“蚁族”的说法还没有流行；如今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很自觉地给自己贴上了这个标签。2006年大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一家保险公司成了销售员；在离开北京之前，这份工作他干了一年半左右，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快活不下去了”。
有两件事情成了促使他离开北京的直接原因。一是因为房租的问题，他与房东发生了口角，打得不可开交。“就是那段时间，我生平第一次拨打了110，后来又生平第一次进法院打官司”。另外一件事，是公司里两个上级发生矛盾，波及到了下面的员工。“我本来只是想凭本事吃饭，没想到稀里糊涂地卷进了‘办公室战争’”。他到现在都觉得自己很委屈。2008年1月春节前，身心俱疲的他辞去工作，收拾起全部家当回了老家浙江慈溪。
凭借自己名校毕业的资历，杨彤楠很快便当上了大学生村官。和在北京忙碌的日子相比，村里慢节奏的生活让他感觉闲适了许多：“每天工作三四个小时也就够了，住在家里又不用为房租发愁。”村官的工资每月只有2000元钱，“但是小地方消费水平不高，我有一多半的钱都能存下来。”“逃离”北京之后，他的人生发生的最为重大的变化，是自己很快便结婚了。
这是杨彤楠的故事。而你自己的故事要如何继续，请仔细斟酌。
4.楼高有个限儿
北京皇城保护区的楼高被限定在9米以下，但这座城市对房价却没有开辟出相应的“保护区”，反而任其在城内肆无忌惮地疯涨。于是，在北京城里——拆，百姓苦；建，百姓苦。
北京市的“住房痛苦指数”远高于号称“地球上房价最贵的城市”东京。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再次出台政策调控房价。但是，“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才算”。北京的房价进入了一个怪圈。经济学家吴敬琏反复强调要严重注意防止中国走上权贵市场经济，此话的现实意义日益凸显。
连温总理都不得不感慨“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可见这场战役的严峻性。
究竟谁有权住在城里？
去北京旅游，踩着人力车的北京爷们，领着你在大小胡同里转悠时口若悬河，同时会颇有意味地告诉你：北京可真不是一般的地儿，皇城根下有哪栋楼房不长眼敢超过天安门？没有。至少在皇城保护区内是真没有。
人爷们没瞎掰。根据2003年4月7日正式实施的《北京皇城保护规划》的规定：“在皇城内，对现状为1-2层的传统平房四合院建筑，在改造新建时，建筑高度应按照原貌保护的要求进行，禁止超过原有建筑的高度；对现状为3层以上的建筑，在改造新建时，新的建筑高度必须低于9米。”同时规定，“皇城的规划范围为东至东黄（皇）城根，南至东、西长安街，西至西黄（皇）城根、灵境胡同、府右街，北至平安大街。规划占地面积约68平方公里，皇城行政区划分属东城、西城两区。”
实际上，北京市的楼高，因为这座城市特殊的政治和历史文化地位，而整体呈现出有趣的阶梯状。
根据北京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先生的介绍，北京对高大建筑的控制，前后经历过两个阶段：2004年之前，旧城里不限制楼房，但是限制高度；2004年之后，限制现代化的楼房在旧城里再有新的建设；限制楼房高度具体方法是以故宫为核心，故宫四周越往外它的建筑高度可以比较高，离故宫越近限制得越低；就是故宫外面是平房四合院，再往外可以建6米，再往外可以建12米、18米，一直到旧城边上建45米，是采取这样的限高方法。2004年之后，北京旧城里建筑采取了严格限制，是整体保护的措施，旧城的62.5平方公里之内要体现保护，旧城之外1000多平方公里的位置上要体现发展。
其实，早在1999年11月，北京市规划院就在市政府的批准下，做出了“北京市区中心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该详规考虑到北京旧城区平缓开阔的特点，以及古都名城的特色风貌，从城市空间的形态、尺度上规定，整个城市以故宫为中心，建筑高度向外分为7个层次逐步升高，构成一个内低外高，平缓的城市天际线。按照该规定，故宫、后海一带为原貌保护区，长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一带为30米控制区，东二环、西二环一带为45米控制区。由于规划在前，这些年来北京城市建筑的基本形象呈现为，城里的房子略低，城外的房子比较高”。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北京城存在两个相映成趣的“阶梯”，除了上述的楼高阶梯之外，就是人口密度的分布。
2005年6月1日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当时北京将近1500万的常住人口，以每平方公里888人的密度分布，且近一半的常住人口集中在朝阳、海淀、大兴、石景山4个近郊区。近郊区的人口密度已是10个远郊区县的15倍。
据《北京日报》同期的报道：北京市常住人口密度地区分布呈梯度变化，即城区人口密度最高，为23008人/平方公里；近郊区次之，为5669人/平方公里；远郊区县最低，每平方公里只有366人。城区的人口密度是近郊区的4倍，远郊区县的63倍。常住人口地区分布差异大已经成为北京人口发展的新特点，人口密度也呈现鲜明的阶梯性变化。
你可以跳出来，居高临下地想象一下北京城里的人居状况——这座城市，以故宫为中心向外扩散，楼房越盖越高，房子越建越多，但喘气的人却越来越少；正如西川在《想象我居住的城市》一文中所言，北京的“中心地带却是空的。它的核心部分，即紫禁城里那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全然寂寞无声”；而整个中心城区，围绕着这个“核心”，人满为患。
有着千年历史的北京城，在过去50年中，经历过三次重大的改造浪潮。第一次，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危旧房改造”；第三次，是2000年至2003年的大拆改。这些改造带来的结果，是北京旧城历史性建筑损毁过半。
截至2005年，北京城中保留较完整的历史风貌空间已不足15平方公里，在1949年旧城原有的2000万平方米历史建筑（包括1300万平方米平房四合院）中，保留下来的不足四分之一。原来北京的3050条胡同，至2003年，道路宽度在20米以下的胡同（包括街巷）仅有1600条，旧城内被直接称为胡同的，只剩下400多条。
很显然，这剩下的老北京旧城，确实需要得到基本的保存。但是，在保护旧城，清空保护区内的“多余人口”时，北京仍未改变其一贯的“先拆后补、先大后小”的行事原则。
旧城保护为大，个人安居事小。
2005年初春一个普通的日子，71岁的李秀春坐在自家的板凳上发愁。屋外，是已拆毁房屋的残垣碎瓦，屋里，是满地的家当什物。电视机洗衣机，带走；沙发和大衣柜，扔下；旧衣服，挑出不用的捆成捆，卖掉。她已经这样收拾了好几个月。
北京大栅栏甘井胡同29号，这个小小的四合院里大约住了六七户人家。现在它被劈成两半，有三户人家的房子被划入煤市街道路拓宽工程的范围，他们的房子必须要拆掉。自从2004年12月31日煤市街改造工程宣布动工，到2月17日，这三家搬迁户已经走了两家，房子也已变成碎瓦砾，只剩下李秀春家的房子未动。拆迁办和街道的人每天都来询问她什么时候搬家，她不是不想搬，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去。
鼓励旧城人口疏散，逐步减少旧城人口数量，是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1983年版的总体规划中，曾确定了一个将北京185万人口减少到120万的目标。可是到了2003年，北京旧城的实际人口仍有不低于165万人。
人太多，在重点保护的旧城区里，充斥着各式旧楼危房，一大家子人就在里面吃喝拉撒，肯定不利于旧城的维护，所以拆迁是必然，也是北京市政府能想到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2007年公布的《北京市十一五期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提出：“‘十一五’期间，北京将逐步疏解旧城部分职能，降低旧城人口密度。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到2020年北京旧城人口从180万降低到110万，平均每年疏解4万人，以此推算，‘十一五’时期将疏解人口20万左右。”
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所有搬迁的居民户都会得到一笔补偿。这里的标准按北京市的87号文件执行，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以李秀春家为例：李秀春和她的老伴及一个女儿，一共住有一大一小两间平房共28.8平方米，按每方米8020元补偿，再加上其他的补贴，她家一共可以拿到30万元出头。同时，政府提供了供拆迁户们购买的低价房，位置都在北京三环以内，比如，李秀春就可以选择永定门外沙子口的宣祥家园，房价是每平米4000多元。
“但是，李秀春说，宣祥家园的房子一居室有40平米，他们三口人没法住，只能买两居室，要80平米，全算下来要40万元，她差了10万元，买不起。即使是可以搬到那里去，李秀春说，本来她看病只要走上200米就可以，现在要乘车倒车，就成了巨大的难事；原来用煤气罐，一个月花40元，以后烧天然气，一个月至少要花到60元；还有物业费，每月又得100多元。这一笔一笔看来都是小钱，但对李秀春就不小：她和老伴的经济来源只有每月数百元的退休金。”
面对这样的矛盾，北京大栅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大栅栏地区改造规划的主要执行者，其总经理张东承认，他也没办法。“解决不了。这也是困惑我们的问题，而且这还不是少数户。这是个社会问题，不应该说要我改造这个区域，就我来承担呀。”
北京要发展，必然得进行改造，改造往往就意味着推翻和重建。对于“发展”，学者吴祚来有这样的评价：“发展二个字，成为城市的神灵，但有多少人分享了发展带来的福祉与利益？发展是一位财神，只垂爱权贵，而不是太阳神，不能普照所有的人。”
北京利用拆迁的手段，将中心城区的原住民搬走，然后对土地进行重新开发。这些人可以再搬回去，但那块地儿已今非昔比。北京西城区人大代表、城建环保委员会主任关国香2005年的调查报告里，提到这样一个数字：在西城区，回迁房价一般在7000元/平方米左右，买两居室（70平方米）需要人民币50万元左右，而居民拆迁补偿一般在30万元/户左右，所以，多数拆迁户是承担不了的。
不管李秀春们愿不愿迁、能迁到这座城市的哪个位置，他们终究无法抵挡城市滚滚向前的车轮。不过，又有一个问题随之产生：究竟谁有权住在城市里、住在中心城区？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吴唯佳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在一个城市中，有大户、高收入的人群，也应有一部分收入比较低的，如管家、保姆、司机，为高收入者服务。这样的社区才是完整的，可以良性循环的，不可能只住着有钱人。
“京城居，大不易”
事实却并不能如专家所言，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高房价”在北京城早已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打了这么多年，它反而越来越“健壮”。
在王云飞撰写的《同核城市》一书中，让我们羡慕地见识了欧美城市的平行格局：“旧金山本身只有120平方公里，75万人。但是通过轨道交通，只需30分钟即可抵达另外一个大城市奥克兰。同样，也只需10分钟即可到达著名的伯克利大学所在地——伯克利城。这样，在宣传册上所出现的人口660万的大城市旧金山即是由上述旧金山市、奥克兰市、伯克利市等城市组合而成。”
而北京的城市格局却伴随着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由一个中心向四周越摊越大，行政机构、科研机构、教育设施、商业设施，无不集中在中心的四周，而不是分散向其他更远的区域。这使得人们义无反顾地涌向中心。
北京的“首位”效应，也让外来者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依然趋之若鹜。据卫生部一位工作人员透露：“全国共有三级甲等医院594家，在北京有37家，就数量方面来说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北京的医疗水平在全国来说是非常高的。”而北京教育实力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一已是不争的事实。根据教育部提供的信息，列入国家“211”工程计划的学校，包括2005年9月8日起新增的211高校，北京共有23所，数量居全国第一。
正是在这样的“中心”和“首位”效应的诱惑下，28岁的杨刚（化名）和27岁的丁莉（化名）成了传说中的“房奴”。
杨刚是河北邢台人，丁莉则是原汁原味的北京大妞，俩人属于“办公室恋情”。如今，小两口住在海淀区世纪城一套100多平米的公寓内，最好的楼层，最好的朝向，理所当然的最贵的价格。290万总价，首付116万，爹妈抖空家底拿90万、奶奶出20万，姑姑出零头，等待杨刚和丁莉的是30年，每月1万元月供；他俩加一块儿每月13000元的工资，刨去房子的月供1万，仅余3000元生活费。
眼下，小俩口最大的愿望就是攒钱买家具，平时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对着各种家居论坛，畅想着把家填满，然后无比激动地入睡，醒来又是家徒四壁——杨刚说，家徒四壁还是有些夸张，窗帘是有的，厨卫设施是几个死党凑的份子钱，但也只敢买不入流的，电视机是从丁莉闺房搬过来的，咬牙新买的床，规格也从计划中的1.8米缩到了1.2米。杨刚颇为无奈地说：“搬家一年多了，一直没请人到家玩，客人来了连个坐的沙发都没有。”
专家说月供占收入的三分之一是安全的，可现在月供占去大半江山，两人守着3000元战兢兢地过日子：“生活就像走钢丝，不能跟领导发飙、不能辞职、不能生病，过马路要小心不能出意外……一套房子就把我生活轨迹划定了，只能向前、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