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资本总是流向成本低而利润高的地方。申城昂贵的商务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终于让联合利华和3m等外资“逃离”上海。但上海考虑的并不是如何降低成本，而是提高效益，高昂的成本反而会成为她需要的“门槛”。
与此同时，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区域联动日益密切，甚至被认定为未来的世界第六大城市群，而富饶的长三角也确实具备这样的实力和潜力。国务院于2010年5月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也明确了长三角作为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定位。
长三角是平的。而且，还将越来越平坦，城与城之间的互动将越来越顺畅。如今，天时地利俱备。一马平川，任尔奔驰。
1.联合利华和3m的出走
上海市外经贸委发布的《2006上海外商投资环境白皮书》显示，2005年上海甲级办公楼平均租金为每平方米每天0.84美元，其中浦东小陆家嘴地区价格已经超过每平方米每天1美元，而浦西南京西路平均租金更达每平方米每天1.04美元。上海商务成本过高已经成为外资企业和政府部门共同关注的焦点。
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资本总是流向成本低而利润高的地方。人又何尝不是呢？
制造业的尴尬
2004年8月3日，3m公司把它在中国的第五家工厂开到了苏州。这是一家全球五百强企业，同时也是除开发区和经济特区内企业以外，中国大陆最早的外商独资公司。从1984年以来，上海一直是该公司在中国内地的营运中心和制造中心，之前在中国总投资超过3亿美元，它的四座工厂就位于上海的漕河泾新兴开发区、松江新桥工业区以及浦东和外高桥。
但是，3m开始挪窝了，或者说，由于涉及上海和苏州两地之间的敏感关系，3m公司小心翼翼将自己的行为称作“走出上海进入苏州”。
苏州市委副书记王金平亲自前往苏州工业园区迎接3m的到来。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争夺战中，苏州已经从上海的后花园角色中走向直接对垒的前台。这不是苏州最辉煌的胜利，2003年苏州工业园区曾经一举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夺下半导体公司英飞凌，其第一期以10亿美元加盟园区。
无独有偶，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方面也表示，公司家庭及个人护理用品生产基地将于2004年底全部由上海等地搬入联合利华合肥工业园。联合利华对外关系董事曾锡文宣称，搬迁会给公司节省48%的生产成本。
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上海高企的商务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已经让外资望而却步。
对于上海来说，3m和联合利华出走背后更让人担心的是：2004年上半年，上海吸引外资的合同金额为61.49亿美元，只比去年同期增长1.26%，增幅比去年同期水平有明显下降，与长三角城市两位数的增幅更是相去甚远。同年，上海市统计局总经济师蔡旭初坦承，上海在吸引外资方面“可以说是处于一个低谷”。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认为，上海的劳动力成本高于长三角的其他地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这种前提下，上海如果继续发展和投资于可在长三角其他地区加工制造的行业，就意味着在事实上压制和放慢了上海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速度，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保持制造业有一定的赢利增长，但这也同时意味着放慢了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准的提高速度，因为这样做等于丧失了可以投资于回报率更高的其他领域的机会。
这里存在一个矛盾：降低或压制劳动力成本，保持上海制造业在长三角地区的优势地位，吸引外资进入，就意味着降低上海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准，因为物价、地价、房价一直在疯涨，工资却不涨？这个后果谁都可以预见，要牛干活，又不给牛吃草，再温顺的牛也是会发脾气的。
所以，张军说：“上海经济正处于一个尴尬的阶段。”2004年，张军接受访问时表示，上海实施的是通过架桥、修路、盖房子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起吊机经济”和“脚手架经济”。“起吊机经济”，是说上海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外在投资拉动的，而不是像浙江、江苏那样内部生成的经济力量。“脚手架经济”，是说上海的经济增长主要通过修桥修路盖房子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最显著的例子是上海为世博会投入2000多亿资金用于展会场馆以及交通建设。
张军对上海强势政府主导下的“起吊机经济”表示担忧，并提出质疑：“土地批租加上中心城市外移、世博效应等，再增长十年、二十年没有问题。问题是十年、二十年后怎么办？”
3m公司和联合利华的出走，已经充分说明了制造业在上海的定位面临尴尬地位。
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对上海两个中心政策的《关于率先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意见》中，唯一提及制造业的部分是：“发挥先进制造业优势，为服务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以服务业发展带动先进制造业的更大发展。”
“有同志说，上海现在只搞服务业不搞制造业，肯定要完蛋。这话对。”2009年5月11日下午，在上海市委、市政府举行的推进“两个中心”工作会议上，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说，制造业是上海不可缺的一部分，上海并非不搞制造业，制造业的发展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只是“（国务院）单独就制造业对一个地区下一个文件，可能性不大。更多的需要我们操作”。
上海市“操作”的结果是，确立高科技产业作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核心。
2009年5月30日，上海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施意见》，明确发展以新能源、民航制造、先进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九大高科技产业的制造业战略，取代2005年确立的汽车、钢铁、石化等六大支柱产业定位。
制造业的升级，相对的，也意味着人才的升级。《上海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上海市中长期人才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培养和集聚一批世界一流人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在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把上海建设成为集聚能力强、辐射领域广的国际人才高地，建设成为世界创新创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为落实人才强国战略发挥先导作用。
纲要提出了上海提升人才国际竞争力的主要任务。包括：建立浦东国际人才创新试验区；进一步完善永久居留制度，积极引进金融、航运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等高层次人才。建设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大力集聚海外高层次人才。重点引进2000名能够促进本市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发展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提高本土人才国际化程度。
“上海的外来人口素质普遍比北京高”的事实，曾让首都非常羡慕。但上海显然不再满足于现有的外来人才，而冲着更高端的海外和科技创新类人才伸出橄榄枝。
如果将这种变化集中于某个人，不妨举例说明，假设你现在是沪上某家500强的职员，大学本科，在这家公司也干了四五年，眼瞅着顶头上司离职走人，以为自己是最热门的候补人选，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总部高薪聘请了一位海归，填补了你觊觎的那个位置。情况基本如此。
上海愿意为这类高端人才“买单”，提供高薪和各项福利政策，但此消彼长，如果你不属于这类被照顾的对象，势必意味着在上海的处境将越来越艰难。
金融之都的艰难转型
对你来说，煮熟的鸭子飞了，到嘴的肥肉被人抢了。怎么办？除了怨自己时运不济之外，你还可以做两件事弥补损失：一、充电，将自己的业务水准提升到超过那位“空降”海归，不过，先不说这个结果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和努力，假设你果真实现了，你的本事如今完全可以让你赚到2万月薪，又何苦眷恋那个被人抢走的1万月薪的位子呢？二、离职，转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如果你还想继续留在上海，那可以去干什么呢？自然是去最有发展潜力和前景的行业。
中国国家经济交流中心的常务理事、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张祥，在2010年8月cciee举行的第14期经济每月谈上表示，世界经济的结构是向服务型转变，是从纽约看到美国，从美国看到全球，整个的发展表明一个进展的过程。
制造业虽然仍被认为是上海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柱。但与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最大的差距就是，上海的城市功能仍以制造业为主，而伦敦、巴黎、纽约早已不以制造业为主了。
张祥说，美国是典型的服务经济，纽约是一个服务业的海洋，纽约是不以产品为服务对象的地方，是完全一个服务业。可以从就业结构来看纽约的经济结构，纽约第三产业是93.4%，再看看北京和上海，北京是首都，第三产业已经占到75.8%，上海则只有59.4%。
传统的服务业，包括住宿、商品零售、文化旅游等等。但今天的服务业有很多定语，像医疗保险、通信服务、金融服务、医疗保健、专业秘书、会展业务，这些都是服务业。
经济学里面数字是很重要的，数字往往是枯燥乏味的，但是数字可以确切有力的论证很多东西。20世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什么呢？也是一个数字，1952年美国白领的人数占就业总数的50%，换句话说，首次超过蓝领。这相当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服务业就业的比重也是上升的，就业增长很快，表示就业比重演变的过程和产值演变的过程是一致的。说明大部分的社会发展近几年已经到服务经济社会，已经不再是工业社会。下面可以看一下高收入国家，第三产业占72%，中等收入国家是55%，低收入国家是51%，世界平均是69%。而中国的gdp中第三产业占的份额只有40%。
上海要成为纽约、伦敦那样的国际金融之都，就必须向这两座城市看齐。
为助力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个中心建设，政府于2009年发布了《2009-2012年上海服务业发展规划》，明确了上海发展服务业的14个重点领域及五大重点区域，同时计划到2012年，推动上海形成国际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的主要集聚地，上海服务业增加值超过1万亿元，上海服务贸易占全国比重则从2008年的18.6%达到25%。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市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肖林表示，上海的战略定位就是建设“四个中心”，这个定位要求上海的结构调整方向是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发展金融、航运、信息、创意、文化、旅游等服务业。
今天，即使上海经济的快速增长难以撼动，但张军仍对上海未来感到担忧。他说：“尽管上海经济发展这么好，但上海的未来，坦率讲，并不清楚。”张军难以判断上海的未来，原因并非个别领导人的因素，而在于上海这样的城市，它在中国未来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并不明确。虽然上海在不同阶段提出四个中心、四个率先，但总体上，张军觉得上海经济在定位上仍需要寻找，并大胆提出，中国需要更多的香港，上海可以作为选择之一，让上海借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模式，走在前面将是明智的选择。
张军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需要经过工业化的阶段，需要靠投资推动，靠工业化来拉动经济的成长，在现有的发展体系中，上海不可能离开这样的发展模式而走得太远。以这个思路，上海不可能成为第二个香港，从经济上完全脱离，再回过来提供服务。所以，在二十年时间，尤其是浦东开放开发以后，经济增长非常好，和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步子是一齐繁荣、一齐增长，只是增长集中在上海的这个地方，变得更为有效应，但在增长模式上，没有摆脱整个中国经济增长依赖工业化的阶段。”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上海可以成为像香港和新加坡那样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影响力，成为贸易、航运、信息等中心，对中国有更好的服务和辐射功能。但我们要思考的是，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上海究竟能走多远？”
作为行政特区，香港在向国际金融之都迈进的路上，自有他的优势。正如香港特首曾荫权所说：“我们相信，如果是任何企业，包括hsbc，其他企业，他们需要的是人民币做生意的，他一定跑去上海上市。但如果他们需要外资的话，不论是hsbc，还有内地的企业，都跑什么地方去呢？选择一定去香港。”
香港最大的优势是法治，人才，金融监理为亚洲翘楚，还有货币自由兑换，这些上海短期内都追不上。
上海要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并成为国际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的主要集聚地。这一过程中，面临一个巨大挑战——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局限性。这也暴露了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仅凭一己之力难以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问题又回到了一直以来对“上海模式”的利弊之争。
所谓“上海模式”，是指政府作为发展的主体，对城市的各种资源进行尽可能的有效配置，推动上海的经济发展。这种模式最为典型的特征，是以政府性公司的形式来承担政府经济发展主体的功能。
张军关于上海效仿香港成为“特别行政区”的大胆建议，言下之意也是在说上海要尽快摆脱“上海模式”。否则，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之都的道路将十分坎坷。
政府主导经济、投资驱动的模式，其优点显而易见。政府利用信用，聚合大量的资本，强势发展某一产业，效果当然立竿见影；但由政府主导之下的经济，其主体往往以国有企业为多，手段以行政性或半行政性为主，效率不高，道德风险也较大。更重要的一点，是上海一旦以国有资本和行政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力量往往受到抑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上海离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还很大：“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的确立，政府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从现代市场演进与发展的情况来看，任何市场的建立都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如果一个市场的形成更多是政府为主导，是人为因素，特别是政府因素所促成，那么这个市场要得到健康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来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更希望体现国家干预、政府主导的新模式，如中央大力支持上海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甚至于要进一步把政府主导作用和干预效果的重点，放在国家层面的组织保障、中央政府的立法支持和政策倾斜上。”
如果上海继续维持“上海模式”，能否在2020年顺利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与纽约、伦敦并驾齐驱？这个结果，谁都不敢预测，就像谁都不会当着新生儿父母的面，说这个孩子将来可能成为废物一样，大家都习惯说吉利话，说我们要有信心。即便有人敏锐地看到孩子的缺陷，也不会直接说这孩子没有希望。
同样的，当你被上海的豪言壮志感染，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她向金融中心转型的建设大潮中，结果却因为种种限制和“不公平”而导致事业受阻，前途未卜。这时候，你该怎么办？或许，上海直到2020年才会承认强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确实过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更自由的市场经济。当然，这只是或许。而且，诸如“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这样的重大局限，也不是上海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问题。
一座城市，可以更换不同的领导班子或者战略政策；上海，可以犹豫，可以犯错，因为她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就是中央——1991年的春天，邓小平视察上海，就给上海定出了金融中心的发展目标。邓小平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化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他还说，“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上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么重要的棋子，中央自然不会轻易松手，让别人攥在手里。这样当然有利有弊。只是，不得不提醒你，上海可以犯错，但你不能。如果你想顺应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大潮，在这座城市里搏击一番，就必须认识到中途可能遇到的变数，以及你会为此付出的代价——远的不说了，在这座城市里，你最可能遭遇的“牺牲”，就是拼命赚钱，到头来却都给了房产商。
都给了房地产
张军将上海近些年来经济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的主要原因归于外资和房地产业的贡献，这一看法虽被上海市一些官员视为“偏激”，但是从2000年开始，上海市政府已将房地产作为上海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根据《经济观察报》的相关报道：“房地产业对于上海经济的重要贡献始自1990年代。统计数据表明，在90年代中期，外资在房地产领域的投入曾一度占去上海全年引资比例的四成以上。这一轮的投资过热，导致上海房地产业全面步入1996到1998年的衰退期，市场上的大量空置商品房难以消化。此后，从1999年开始，上海房地产业迎来恢复性增长，并于2000年被纳入上海‘十五’规划中的六大支柱产业之一。自此，房地产业对上海gdp的贡献逐年提高，已从1995年的3.71%猛增到2003年末的7.4%。”
在上海市政府原定的“十五”计划中，预计到2005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对gdp的贡献将达到7%以上，但房价的飞速上涨，已经让这个产业提前两年超额完成了“十五”计划中定下的目标。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杨建文于2004年表示，当前上海经济的支撑点主要有两块：汽车和房地产，但这两个产业都已进入了风险期。
人们对于上海房地产业的质疑从未停止。从2003年1月开始，上海房地产价格开始疯狂上涨，年涨幅超过20%。而在此前的三年，房价年上涨率分别为3%、8%和13%。“如果房价高到任何人都无法接盘；空置房的供给达到最大，根本无法消化；人们对房产的投入也达到最高，无法继续投入，到了如此‘三高’境地，就是房地产业崩溃的时候了。”上海社科院房地产业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张泓铭教授“预测”了这样一天，这一天会到来吗？
上海市政府确实没有坐视现状的发展。
2004年4月，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局长蔡育天宣布，房地局等相关部门将出台三项政策平抑上海房价，其中包括降低商品房预售标准。5月份，房地局副局长庞元表示，降低普通商品房预售标准政策的相关调查摸底已完成，如果政策出台，这部分提前上市的普通住宅商品房供应量将达到500万平方米，加上今年竣工供应的300万平方米配套商品房，市场将大大放量。
但是随后的一些迹象表明，上海市政府部门对于调控房地产市场颇费踌躇。庞元在《今年上半年上海房地产市场形势分析报告》中表示，“由于上半年上海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措施的效应正在逐步显现过程之中，再加上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尤其是信贷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程度还需后评估，希望信贷调控政策平稳落地，实现软着陆……下半年，上海将以深化、细化、完善已出台的各项政策为主，保持产业政策的稳定性。”
业内人士认为，这样的表态表明，在前期调控政策产生效果并对人们的心理预期产生影响之后，上海市政府部门将会“低调、慎重”地处理将对房价产生影响的调控政策。
2010年4月17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指出，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状况，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
通知要求，严格限制各种名目的炒房和投机性购房。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限定购房套数。
新政发布近一个月后，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实施细则已经亮相，但市场一直在等待上海细则的“靴子”落地。虽然上海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于2010年5月13日向新华社记者表示，上海将坚决落实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一系列措施，在调控中“从严掌握”。
但这“从严掌握”的结果，就是国务院的“新政”出台百日后，上海商品住宅成交均价达到了23242元/平方米，环比前周再度上涨10%，这一均价甚至大大高于房产新政前的水平（佑威及楼市专评网联合提供的数据）。
中国新闻网于2010年8月30日转载《上海青年报》的报道：“最近一段时间，摇号、排队、扎堆，这些久违的现象在上海楼市再次出现。在前期调控新政陆续出台后，楼市成交量一度陷于低迷。但还没等房价出现明显回调，近期部分楼盘再度出现热销。”
开发商一定乐坏了，在中央的连环重拳下，上海房价不跌，购买热情不减。不管是刚性需求也好，投资客重新活跃也罢，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光明前景，让有钱没钱的都乐意为这块风水宝地挥洒金钱和热血。
早在2003年底，上海市房地局官员就表示，上海投资型购房逼近20%国际警戒线。“投机使得房产市场看似很活跃，需求很强烈，但投机者手中的房子并不代表需求，而仍然是供给。”复旦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伟说，“和其他资源不同，土地不具有持续生产性，一栋房子的价格不论被炒到多高，它本身的价值并没有提升。”
一些研究表明，上海市居民的消费能力已经因为繁荣的楼市而捉襟见肘。面对畸高的房价，很多高科技人才望“房”兴叹，有的跳槽离开，有的无奈挥别上海。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朱志远在2010年3月接受采访时透露，因为住房压力，这两年至少“吓”跑了30%的青年科研精英。
“现在，三四十岁已成为科研的中坚力量。如果按照现在的房价作为参照系，几乎都属于贫困人口，没有人买得起商品房。”朱志远代表叹息道，哪怕从海外引进的“百人计划”人才，单位能给予的补贴仅30万，“这拿到市场上，根本是不够的。”
2.流动，让生活更美好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路易斯于1954年建立了发展经济学的一种经济模型，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以古代村落为载体的农业部门和以城市为载体的现代工业部门并存。它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是可能和必须的，是这种经济结构发展的关键之一。
“中国前30年的发展却似乎不足以印证这一理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不仅未能向工业部门转移，而且通过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婚姻制度等等，强化了这种二元结构特征。中国社会被分割为泾渭分明、难以流动的两大板块——城市和农村。城市人的后代天然享有城里人的各种待遇，而农民及其后代则被固定在土地上和村落中。其显见的效用是将农村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强制留在农村，从而避免了他们转换为城市中公开的失业人群所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这一政策的负面效应影响极为深远。”（《城市季风》）
其实，这个道理很浅显：一潭死水和一渠活水，你说哪个好？而在上海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的重压之下，“逃离”无疑是勇敢且明智的选择。
《新民晚报》曾与新民网合作，于2010年3月推出一项民调：申城房价和其他生活费用居高不下，新上海人能否承受？当生活和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的幸福感有没有降低？留，还是不留，这是一个问题。共有2481人次网友参与这项调查。
“有没有在未来1-3年内，放弃上海去其他城市或回家乡发展的打算？”414人次新上海人参与调查，其中316人次承认，曾经动过离开上海的念头，占总人数的76.3%。这意味着，每4个受访者中，就有3个人考虑过离开上海。
参与调查的新上海人当中，不乏白领、金领。406人次网友透露了自己的文化程度，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的，有304人次，高达74.9%。关于“月收入”的问题，688人次网友作答，371人次选择最高档“8000元以上”，超过了总人数的一半。由此可见，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在吸引全球精英纷至沓来的同时，也面临着人才流失的危机。
人才流失，原因多样。调查中给出了4个主因：“买不起房或在上海做房奴太累”“生活成本高、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自己的发展空间有限”“独在异乡，照顾不到家人”。
结果，499人次网友参与调查，224票投给了“买不起房，不愿做房奴”，占总投票数的44.9%。
湖南小伙洪宇的经历，是这224票的一个缩影。名牌大学一毕业就到上海的他，从找工作到找女朋友，还算顺风顺水，只是在谈婚论嫁的节骨眼上，被上海的房价卡死了。
“在上海工作，每月收入稳定，徘徊在四五千元；房价却总是那么不稳定——节节攀升，越拉越高。”洪宇感慨道，“上海房子太贵了，我家的条件在老家还算不错，也实在买不起。如果回去发展，今年就能买房。”
洪宇回忆说，2003年刚来上海时，像浦东金桥一带的房子，一平方米不过3000元，现在已经2万多元。2007年洪宇开始看房准备结婚，看的都是浦东的二手房。他印象最深就是2007年4月之后，上海楼市一路高歌猛进。“当时股市太好了，房子狂涨。房龄近十年的房子，2008年年中时分的单价是1.5万多元，现在涨到2.4万元。现在上海传统9个区市中心的新楼盘，内环中环的一手楼开价都是每平方米三四万元。”
洪宇坦言，自己在上一轮股市利好，是赚到了钱，但还是买不起。“存款是逐渐增长，相比于涨得更为迅速的房价，我存的钱似乎永远不够那笔首付。”没有房子，洪宇与女友的婚事就被耽搁了下来。僵持之下，两人终于在2009年秋正式分手。过年回老家郴州，洪宇铁了心只买下单程票。
2010年春节刚过，他就在当地的卷烟厂顺利再就业，薪资和福利待遇不比上海的时候差。紧接着洪宇就开始找房源。“郴州市重点发展的区域，每平方米房价约5000元。即使最好的地段，每平方米在8000—9000元。父母帮忙解决首付，50万元的新房，能承受。”
洪宇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老家的亲友一大堆，都帮忙给他介绍女朋友。对于洪宇来说，家乡安定的生活比重压之下让人喘不过气的上海更有幸福感。
上海的昂贵，对个人而言，是高昂的生活成本；而对上海自身来说，就是巨大的“社保窟窿”、需要投入大量财力的交通等城市建设，以及收支严重不平衡的财政情况。所以，上海急需有钱人，和能够迅速为这座城市创造财富的企业。
所以，马云离开了上海。
在2008年1月27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要求反思“上海为何留不住马云”，并表示“为上海失去这样一个由小企业发展而成的巨型企业感到相当遗憾”。
其实，早在2006年8月18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2006上海论坛”上，受邀参加的马云就已经回答了这个疑问：上海为什么留不住马云？
马云说：“我是杭州人，杭州人跟上海人永远是对在一起的，在上海人眼里我们都是乡下人。五六年以前我先把总部放在上海，当时在淮海路租了一个很大的办公室，装扮得漂漂亮亮的，结果一年以内特别累心，招人招不到。他们说阿里巴巴是哪儿的公司，几乎没有人理我们。”当初，“我们决定从北京撤到上海，先选定北京，最后觉得还是回杭州去。当时我自己安慰了一下，我说在北京和上海我们是500个孩子中的一个，在杭州我们是杭州的唯一的孩子，所以至少我们在杭州能够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因为那时候还小。”
也可能由于公司小的缘故，马云说，感觉当时上海“怕我们这样的创新公司”，“因为上海比较喜欢跨国公司，上海喜欢世界500强，只要是世界500强就有发展，但是如果是民营企业刚刚开始创业，最好别来上海”。
让马云感受比较深刻的是，在上海人看来“我们都是乡下人”。“作为一个大都市，不应该比哪里的楼高、哪里的路宽，而应该看一个城市的胸怀有多大，应该考虑怎么包容外地人来创业。”
1999年，离开上海之后，马云和另外17人的团队在杭州创办了阿里巴巴网站，为小型制造商提供了一个销售产品的贸易平台。其后，阿里巴巴茁壮成长，成为了主要的网上交易市场，让全球的小企业透过互联网寻求潜在贸易伙伴，并且彼此沟通和达成交易。阿里巴巴于2007年11月6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集资额达17亿美元，在当时仅次于2004年在美国纳斯特克上市的互联网股份谷歌所创下的首次公开发售纪录。
所以，马云总结经验，说：“创办一个企业，搞出一个企业，在全国各地，只要有商机，只要有人，只要有资源都能做出来，但是做大做好一定需要一个规范的城市，一定需要一个各种各样资源、环境都配置的非常好的城市，上海是可以把你搞大，其它地方是可以把你搞出来。”
言下之意，上海更愿意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根据一份调查显示，曾经被很多民营企业看好的上海，商业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截至2007年6月，有7000多家的浙江民营企业撤离上海，而把总部或重要部门迁往杭州、宁波和香港等地。
流动，说的就是人在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农村与农村之间的自由流动，不限地域地流动。这种流动将让你脚下的土地和周围的钢筋水泥真正活起来。解放初期，上海资本家携带资金和技术逃难到香港，但是香港并没有因此而空前发展，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大量移民涌入，才带动了香港轻工业的发展，才使得香港经济开始起飞。也就是说，一座城市光有资本无法兴盛，真正让城市生机盎然的是人，永远都是自由穿梭、来来往往的人。
从20世纪末开始，美国的外来移民人数逐年攀升，2005年已经达到352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2.1%。这些移民主要定居在大城市，他们对美国的城市人口、劳动力市场和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大量劳动力的进入，补充了劳动力的短缺，繁荣了城市的经济。
“1994年，美国本土出生者的年龄中位数是32岁，2004年是35岁，人口老龄化的结果是造成将来劳动力不足，尤其是有体力要求的行业更是形势严峻。人口老化的同时，美国本土人的生育率走低，现在每个妇女平均生育2.0-2.1个孩子，据预计，在2015-2020年，将下降为1.9个。因此，靠人口的自然增长很难填补劳动力的不足。在这个背景下，移民的到来就补充了这个不足。目前，美国的外来劳动力约有2100万人，占全部劳动力的14.5%，而且这些人中有一半是1990年以后入境的。1994-2004年，美国的外来劳动力增加了66%，而本土的劳动力只增加了7%”（《美国当代移民潮对城市的影响》）。
由于外来人口比本土人更喜欢选择在大都市生活，43%的外来劳动力集中在城市，而本土劳动力只有25%，因此，外来人口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大。目前，迈阿密60%的劳动力是外来人口，而洛杉矶的外来劳动力有320万人，占了全国外来劳动力总数的约16%。移民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承担了本土人不愿承担的工作。
移民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城市化上，英国的曼彻斯特，从工业革命开始，大批劳动者从农村走进城市，才造就了曼彻斯特这个纺织城。美国的底特律，也是因为城市化，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前往，成为汽车城。
一个国家的户籍制度不应该是以一个城市、某个区域为单位，即便象美国这样各州享有充分自治的国家，各种法律各异甚至互相抵触，但全国的户籍制度也是基本统一的，因为户籍制度牵扯到宪法赋予民众的最基本的自由权。中国的《宪法》也有这个规定。
所以，我们说户籍改革，改的就是这个。根据国外特别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先进国家的经验，户籍改革就是要消除这种户籍特权，消除户籍制度造成的不自由，就是要把户籍制度改革得更加适应市场经济，让户籍制度的运作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让《宪法》里规定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不被户籍制度弄得形同虚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如是表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这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启动。
不管遭遇多大阻碍，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始终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在这一大趋势下，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个高处，当然不是像上海这样生活成本高昂的地方，而是利润高、幸福感强的所在。如果你不能得到正确的回报，为何还要强留下来继续被盘剥？
3.长三角的机遇
2010年5月2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将长三角地区定位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说，长三角规划落地，意味着中国经济的1/5终于定位了。“而且，这还不是单单数量上的意义，是国家总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终于迈出去了”。
显然，长三角的时代已经到来。而且未来长三角城市格局的变化，不再仅仅意味着大城市的发展，同时也是一批很有特色的中小城市的崛起。走出上海这片滩涂，富饶的长三角地区有众多的二三线城市，等着你“回心转意”、安居乐业。
最强的“金三角”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望海潮》
北宋词人柳永年少时，从家乡福建崇安到开封应试。在杭州勾留些许时日，曾挥笔写下这阙《望海潮》。宋代文人罗大经在《鹤林玉露》里说，因为柳永在词里描写了富裕繁华的江南，而引起金主完颜亮对宋朝的觊觎。“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罗大经此说，尚难有史实佐证，只可聊备一说。但江南之繁华和肥沃，由此可见一斑。
从战国时期起算，此后大约经过1000年，到公元400年宁波筑城，加上之前的苏州、扬州、越城（南京），长三角城市群的最初格局大体形成。
一些专家认为，长三角从一个纯地域概念跃升为区域经济体，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2年12月2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上海经济区和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的通知》，决定由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等10个城市组成上海经济区，以上海为中心，地域范围为长江三角洲，成为以地理空间为特征的长三角经济区概念的最早雏形。
2010年5月24日，国家发改委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下称区域规划）已由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这是我国首个跨省级行政区的区域发展规划，也是继《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后，国务院批准实施的第二份事关长三角发展蓝图的里程碑式文件。
长江三角洲地区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区域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区域规划明确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即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到2015年，长三角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力争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上海社科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说，长三角的经济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占到20%左右，是国内其他任何区域都无法比拟的。长三角规划落地，意味着中国经济的1/5终于定位了。“而且，这还不是单单数量上的意义，是国家总体战略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步骤终于迈出去了。”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50%时，就会进入城市群为主导的发展阶段。2000年，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到50%，世界经济发展已跨过这个“转折点”，城市群在全世界兴起。
随着高速公路和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一些相邻的城市群形成了更加紧密的经济、技术和文化联系，产业分工合作逐步密切，城市之间形成“同城化”、一体化的发展格局，城市群的界限很难分清，逐步形成了由若干个城市群组成的大型或巨型城市群，其经济发展已超过了国界，对世界经济发展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大型或巨型城市群，被称之为世界级城市群。
目前，被全世界公认的世界城市群有5个：一是美国波士华城市群，以纽约为核心，北至波士顿，南至华盛顿，分布于美国大西洋沿岸平原；二是北美五大湖城市群，跨美国与加拿大，以芝加哥、多伦多为核心，分布于北美五大湖沿岸；三是日本东海道城市群，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核心，横贯日本最大的本州岛；四是英国中南部城市群，以伦敦为核心，覆盖南大不列颠岛；五是欧洲西北部城市群，横跨西北欧大陆。
自2000年以来，许多人认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应该在中国，而且就是长三角城市群。
长三角城市群，位于中国沿江沿海“t”字带，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它由沿江城市带和杭州湾城市群构成，以上海市为中心，包含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等六个城市，江苏的南京、扬州、常州、泰州、镇江、无锡、南通、苏州等八个城市。其辐射区涵盖了浙江金华和衢州两市。
长三角仍不失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金三角”。江苏省城市发展研究院的报告显示，2009年长三角25个城市实现gdp达到71794.1亿元，占全国gdp的比重为21.4%。上海市gdp比上年增长8.2%。江苏13市中，增速最快的宿迁市增长14.2%，最慢的南京、苏州两市，均增长11.5%。
整个长三角，有6个城市财政收入超过300亿元。2009年财政收入前五位城市分别是：上海（2540.3亿元）、苏州（745.18亿元）、杭州（520.79亿元）、南京（434.51亿元）、宁波（432.77亿元）。
2008年全国城市化率为45.68%，已逼近50%的“转折点”，而早在2000年，沿海局部地区的城市化率已超过50%。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全国已形成10多个地区性的城市群。可以说，中国是全球城市群发展最快的国家。
而自1997年以来，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的政府就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自觉地推动城市群的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国土面积只占全国的1%，人口只占全国的11%，但却创造出占全国21%的经济总量、25%的地方财政收入、24%的技术市场成交额和30%以上的进出口总额，是全国经济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地区，具有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条件和可能。
同城化时代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鲜明地提出，由于时空距离的缩短，长三角城市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同城化时代。从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看，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即凸显“城市区域”这一概念。同城化效应放大，势必会对长三角这么一个密集的城市群内部的联系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各个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会更加紧密。
上海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干春晖借用《世界是平的》书名来描述同城化：“长三角更平”。由高铁、动车、高速铁路网，以及虹桥交通枢纽这些基础设施为代表的一些交通设施的改善，使长三角变得更加平了，它给长三角的城市带来了一种新的时空观，同城化的时代，我们开始考虑可以在不同城市间生活、学习。同城化给长三角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