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房子，吃饭也是个大问题。
上海浦东大道与福山路的交叉路口上，一对从安徽来的农民工夫妇趁着夜色推出了卖小吃的摊位。他们没有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但是仍然生意兴隆，因为价格低廉。来此吃饭的，除了一些与摊主同是外来打工的人之外，也不乏那些从附近高档写字楼走出来的看起来衣着光鲜的人。
这就是上海白领的“伙食生活”，这种生活让他们在美味营养与便宜快捷之间，迅速地选择了后者。
2009年9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通过对上海主要商圈cbd（淮海路、徐家汇、虹桥、南京西路、人民广场、中山公园、陆家嘴、火车站、八佰伴、五角场、虹口、金桥/外高桥等）近3万白领的生活形态进行连续性跟踪调查，发布了《华东区白领生活形态调查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上海白领平均午餐花费18.92元；虹桥白领午餐花费最高，人均26.8元；陆家嘴白领可用餐时间最短，人均28分钟。
问起对午餐状况的看法时，任职荷兰国际集团的蒋小姐开玩笑地表示，除了“狼吞虎咽”他们别无选择。
金融危机对以金融为主的陆家嘴白领影响颇深，高薪的客户经理不但收入严重下跌，并且时刻面临裁员危机。原先悠闲的一至一个半小时外出就餐时间，也被自觉自愿地缩减至半小时以内，调查显示陆家嘴白领午餐时间人均小于28分钟。
根据调研数据显示，西式快餐由于方便快捷即食，成为了陆家嘴白领的首选（33.8%），外出就餐人数由原先的23.5%下滑至16.1%，甚至有部分员工一周有3-4次在会议中忽略午餐，直接以饼干、面包等零食“果腹”。
而对于在淮海路上班的白领来说，在外面吃饭真的很浪费，一个最简单的盒饭都要16元、18元，有的甚至20元、25元。尽管如此，超过半数（57.7%）的淮海路白领仍不得不选择外出就餐。究其原因，是由于老外老板觉得饭菜味容易跑得满办公室都是，明令禁止员工带饭或叫外卖，大家被逼“集体走餐”。
在淮海路香港广场某外资单位工作的李小姐郁闷的是公司地处繁华地段，吃饭免不了等电梯、排队，往往一等就超过半小时，于是水果、零食充饥成了无奈之选。
任职智利驻外商务处的包小姐在外国人聚集的虹桥一带写字楼里上班，虽然月入7000元有余，但是仍坚持自带“隔夜饭”。因为以虹桥地段最多见的日韩系餐厅为例，午餐一顿最便宜的人均也要上百元。还有很多台式、港式的餐厅，一道“蜜汁叉烧饭”或者“蜜汁鸡腿饭”平均20-30元。虽然公司有饭贴，但是远不够外出aa餐。
包小姐说，一般公司都配有茶水间，身边的同事大多自带饭盒，需要时只要把便当放在微波炉里转一圈，或者索性绕道东华大学，每天在高校食堂“蹭饭”。相对价格昂贵的快餐，自家盒饭和高校食堂饭菜更经济实惠。
在上海，白领开销还有一块叫做社交成本，这基本上占到他们月收入的25%-30%。聚会等方面的支出尤其令刚入圈的青年白领大感“身不由己”。
王晓亮（化名）一年多前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他的那个大学生同学群体中，不少人每个月的社交费用已接近工资收入的40%。其中，仅聚餐费就在千元左右。小亮现在世界500强的一外资通信公司工作。
“虽然找到一份不错的外企工作，但我总觉得钱不够花。”原来，他除了基本吃、住、行，社交费用常常使他入不敷出。“我一个月也就和朋友出去吃几次饭，跟同事出去泡泡吧、唱唱歌，但林林总总加起来，也要在1200元-1500元，总要超过预算。”
据了解，不少新白领十分习惯过去大学校园中的低物价消费，突然出现的属于白领特有的高消费让他们措手不及。“我刚进公司，资历比较低，同事提议晚上去酒吧喝酒，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了，总不可能一个人开溜吧？”王晓亮有些无奈，去普通酒吧人均也就100元出头，但是碰到自己做东“开酒”，一瓶就是1000元，加上其他小食、拼盘，最厉害的一次花掉他1600元。
生活，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生活，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其实也是白领们疯狂工作的根本原因所在。
有位网友这样形容大上海的“白领”——“干得比驴都累，吃得比猪都差，起得比鸡都早，下班比小姐都晚，装得比孙子都好，挣得比民工都少，看着比谁都好，其实勉强解决温饱”。
生育槛
即便衣食住行的问题都解决了，对于上海的女白领们来说，却还要面对另一个棘手的问题：生育。
《新闻晨报》2009年3月报道了上海东北片某知名高校的三年级女研究生王萧云（化名）艰难的求职经历。
王萧云简历中的社会实践一栏满满当当，各种证书十分齐全，沟通能力也很不错，在一般人看来，她找工作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可是，王萧云至今仍然没有找到“东家”。“有时候在招聘会上和用人单位面对面，明明看我的简历挺满意，可最后还是没有下文。”
有一次王萧云参加了一场综合招聘会，用人单位看了她的学历后，直接把简历退给了她，于是她当面要讨个“说法”，“企业招聘的人回答很直接，如果我是男生就肯定要，本科生也可以考虑，但女研究生年龄到了，进了单位不久就会生孩子，单位还得找人顶替，到时候我复职了还要考虑多出来那个人的安排，觉得很麻烦。”尽管王萧云再三表示自己近两年并没有要孩子的打算，但对方最终还是没有给她面试的机会。
在此后的求职过程中，王萧云经常会暗示招聘者，自己还没有结婚的打算，“但没什么用，招聘者看到女研究生，就自然而然地和生孩子挂钩了，后来遇到有的企业说他们工作劳动强度大，经常要加班，所以想找男性员工，但我听得出来，还是觉得我今年26岁了，面临结婚生子，承担不了很重要的工作。”为此，王萧云很是苦恼，她甚至准备如果单位接受，她可以写一张“三年内不生孩子”的保证书。
王萧云的烦恼也是目前求职中的女硕士研究生、女博士研究生普遍面临的问题。复旦某文科专业女研究生小沈告诉记者，自己也发了上百份简历，只收到寥寥几个回复，而且至今仍未定下来，“我觉得女研究生求职有很多不利因素，很大一个是生育问题，我们专业的所有女生几乎都遇到这个问题。有人甚至提出，干脆毕业了先结婚生孩子，等这些事情解决后再出来找工作”。
而一些用人单位的招聘者也表示，企业招人肯定要从多方面考虑，不仅是员工当前的能力和状态，还有入职后的可持久性。“毕竟新员工前三年正是勤勤恳恳干活的时候，大四女生年龄尚轻，入职后可以全心工作几年，但女研究生毕业时已二十六七岁了，正是生育的高峰年龄，到时又不能限制人家，还要找人来顶替，而且复职后的几年内又要被养儿育女的事所分心，工作的专注性会大打折扣。”一家中小型通信企业的负责人坦言，招收正处于生育年龄的女员工，单位会更慎重考虑。
华东师大就业咨询中心副主任沈维宇表示，女研究生在就业上遭遇“生育”槛确实比较普遍，“很多单位不会明说，但在录用时却无形地提高其他的门槛”。
为此，一位女大学生在一家公司针对每位应聘者必须填写的调查表中，这样回答问题之一：“谈恋爱了吗？”
她说：“我的eq很低，对男孩子没感觉。所以，五年内保证不恋爱；五年后万一不慎恋爱了，保证五年内不结婚；五年后万一不得不结婚了，保证五年内不生孩子；五年后万一不小心必须生孩子了……那应该是四十五岁以后的事了吧，你们可以考虑辞退我了。”
为了工作，为了在上海生存，女白领们纷纷表示“三年内不生孩子”，或者“五年内不谈恋爱”，其实都是一种无奈，并非心甘情愿。
根据上海人民政府官网2008年公布的《在沪白领生育意愿专项调查》结果显示，沪上白领生育愿望强烈，平均生育意愿为1.7个。这一结果，无疑颠覆了人们的习惯思维。所谓“丁克”，实际并非是沪上白领们的自愿选择。
30岁的张小姐在沪上一家外企工作，三年前与同为外企员工的裘先生结婚。婚后，双方家长都期盼着能早一天抱上小宝宝，可左等右盼了好几年，却迟迟不见动静。
小夫妻俩直截了当地告诉家人：三年之内暂无计划。追问其原因，得到的答复是“现在生孩子对双方的事业发展不利”：有了孩子之后，受家庭拖累，从事销售的裘先生不可能再经常出差，这些年好不容易积累下来的客户，就有可能被别人夺走。况且，房贷要还、生孩子后开销增加，势必会影响生活质量；而张小姐眼看再过几年就可以熬到行政主管的位置，这个时候生孩子，不仅影响经济收入，而且以后的职场前途也将面临重新定位。
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抚养费用和就业压力，生儿育女已不再是沪上白领家庭的天然选择。亲爱的，我们生个孩子吧？哦，这可不是你我就能决定的事情，需要先核算一下成本，看上海这座城市是否允许我们这样挣得不多的人享受生育的权利。
3.金融才俊的“高税”梦魇
上海到2020年，也就是10年之后，计划要变成与纽约齐名的国际金融中心。
这个目标，自然要靠人、靠人才去完成。相比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纽约有77万金融从业人员，其中华尔街就有40万人，而伦敦仅金融城内的金融从业人员就有30万。但是，上海全市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只有区区20万，金融人才缺口巨大。
如何尽快填上这个大窟窿？上海最快想到的方法，就是设立金融人才奖，给金融高管们塞钱。但这个钱一开始就是用税收的形式，从金融人才们的口袋里堂而皇之地掏出来的，如今却要以奖励的名义塞回去一些，并希望人才们因为上海的“借花献佛”而深受感动，以致心甘情愿地跑来给你卖命。这就是上海揣着2020年的小九九，打着的如意小算盘。
减税，加人
“和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相比，上海最大的差距可能就在于税收偏高。”在被问及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短板”时，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李晶不假思索地回答。
按中国现行税制，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2000元，分为九级，最低一级税率5%，每级递增5%，最高一级为45%。收入动辄百万的金融高管，几乎都适用于最高一级税率标准。
“按照现在的税法，我们高管收入中的40％都要掏出去缴税。”注册在上海的一家银行高管说。
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之一的任仕达，于2010年4月8日发布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才吸引力指数”尖锐地指出，虽然政府在政策上支持国际金融人才来华工作，但上海在税收、福利、生活、医疗、教育等软环境上可能落后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
根据任仕达国际金融中心税收环境指数显示，香港位于第一，纽约其次，上海位居第三，伦敦排后。
根据其调查，起征点和税率结构对于中高收入者的影响最大。香港税率有4级，最高一级17％，中高收入者的平均税负仅为15％；美国税率有5级，最高一级为35％，对于中高收入人群，其平均税负小于30％；中国内地有9级，最高一级45％，对于年薪过百万的人而言，其平均税负约40％。
据kcs凯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业务发展主管张宝玲介绍，即便是外籍人士，只要在中国工作超过183天，就得按照中国的标准缴税。“虽然目前内地为外籍人士提供住房、教育等五个方面的税收抵扣优惠，但如果和香港等城市相比，内地税负确实要重很多。”张宝玲说。
凤凰卫视曾在2009年8月4日播出《解码陈文茜》栏目中，以“双城争艳，金融海啸后上海香港竞争金融中心”为题，讨论上海和香港两座城市各自未来十年的战略发展格局，并认为“上海的重新定位，某个程度威胁最大、竞争最大的就是香港”。
“香港最大的优势是法治，人才，金融监理为亚洲翘楚，还有货币自由兑换，这些上海短期内都追不上。”
汇丰（hsbc）、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bankofscotland）和汤森路透（thomsonreuters）的高管已经迁至香港，而摩根大通（jpmorgan）也于2010年3月宣布该公司从纽约派遣了其高层私人银行家，以利用亚洲的发展机遇。
他们表示，与其他西方地区相比，香港的财富不断增加、居民的投资倾向更强，并且能够从全球经济低迷中快速反弹。但是，在所有这些正儿八经的理由后面，还发生着另一件诱人的事：据管理咨询企业hay（合益）集团称，香港也是亚洲劳动者实得薪水最高的地区。
没错，收入！同样是快速发展中的金融中心，既然付出的劳动相等，得到的回报，在香港比在上海多得多，那有何理由选择可爱的东方之珠？
hay（合益）集团完成了对管理人员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国家的年度排名，它综合了工资、住房补贴和保险等其他形式的薪酬，以及当地生活成本和税负（甚至包括额外福利指标，如员工获得的汽车类型和品牌）。hay（合益）集团的paynet分析师利用标准方法衡量56个国家的工作范围、薪酬和福利，进而收集资料。
hay（合益）集团最新的“全球高层薪水报告”（globalmanagementpayreport）显示，就员工购买力最高的亚洲地区而言，紧随香港之后的是泰国、新加坡、韩国和澳大利亚。中国内地位居第八。
在亚洲，香港名列榜首。尽管这座被誉为“东方之珠”的城市因高房价而保守争议，但住房通常也包括在薪酬福利里面，因此香港管理人员的消费能力通常比美国管理者高出40%。
hay（合益）集团香港办事处主管williamlo表示：“香港是金融中心，必须吸引大量的人才，因此工资相当高。由于税收也低，因此消费能力较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西方国家落后于香港的原因。税收无疑是香港和其他地区名列前茅的首要原因。”
在“人才战”依旧激烈的中国和东南亚等地，比较薪酬选择非常重要。“这些地方的发展趋势是第三世界的新兴市场，这里高级管理人才紧缺，必须透过高薪来吸引人才，”hay（合益）集团薪酬资讯服务总经理nidthiachelvam说。
显然，税收仍是吸引人才流动的重要砝码。因此，为了跻身国际金融中心之列，上海市政府于2009年出台了《上海市集聚金融资源，加强金融服务，促进金融业发展的若干规定》。其中提到，按照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金融人才队伍的要求，对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做出显著贡献的金融人才，市政府给予金融人才奖励。
上海市金融办一位官员说，目前香港个人所得税15％，上海最高一级达到了45％，因此上海希望降低个人所得税25％左右。不过由于地方政府难以改变税收政策，因此，他们通过设立金融人才奖的方式予以返回。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方星海坦言：“对内地的金融行业而言，我们觉得这些金融人才的税负可能有些过重，所以说，上海会在未来进一步降低这方面的税负。我们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来上海工作。”
愿望是好的，方向也是对的。只不过要真正落实，想要在金融税收方面有大动作，除体制因素外，还面临不少细节上的难题。“如果最终方案是：上海决定对这些金融高管超出国际水平的税收部分进行财政补贴；那么针对补贴的部分，国家税务总局会不会再次征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说。
过去上海一些区级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对个别金融企业实施了财政奖励，以弥补高税收的影响。
任仕达市场总监朱宁透露，一家国有金融企业曾经向政府申请，将部分个人所得税以财政奖励的方式返回给高管，这种优惠的有效期为两年。“但实际上，申请优惠大部分是招商引资的土政策，大部分是一事一议，政策不透明也不公开。”朱宁表示。
将区级政府的“土”政策上升为金融中心的全面政策，仍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虽然金融人才奖提出已久，但金融人才奖针对哪些机构、哪些级别的高管，目前仍没有对外公布具体实施细则。
“我们还没有收到类似信息，也不知道是否对我们上海本地金融机构实施。”一家上海银行高管表示，预计该政策实施仍有一定的难度。
显然，能否真正将已经进驻或打算为上海效劳的金融才俊们的“高税”梦魇击退，吸引更多人才入沪，是上海打造国际金融之都的关键任务，但也任重道远，至少目前“减负”也只停留在嘴皮子上。
小白领的大烦恼
高税收对金融高管们的影响最大，也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但在全上海的20万金融人才中，小白领才是主力军。他们和这座城市之间的“鸡毛蒜皮”，同样关系到上海伟大的2020年目标的实现，难道不是吗？除了高税负之外，这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实际上对他们的影响更大。
2010年二季度，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人均gdp却只有日本人均gdp的1/10，只有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第105位左右。而按照中国人收入1300元的贫困标准线，全国还有4000多万人没有脱贫。
上海的“金融城”，小陆家嘴地区，集聚着逾500家金融机构，10万多金融从业者。在这座“金融城”里生活的金融人，同样面临着巨大的“贫富差距”。
2009年《解放日报》曾对金融城内的150位从业人员进行调查问卷。结果发现，陆家嘴金融从业人员的月收入水平从3000元以下到5万元以上不等，上限与下限相差很大，收入水平集中在1至3万元之间，占比约为41.2%。按照《2009上海统计年鉴》，2008年上海职工平均月工资为3292元，第三产业职工平均月工资3849元。有超过70%的金融从业者，收入水平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不过，薪酬虽高，金融行业人员的流动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被访者中，有68.2%的人工龄超过5年，而在金融相关行业工作超过5年的人数，刚刚达到50%。这也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从业者“转行”自其他行业，也从侧面说明了金融行业准入起点相对较高，需要有相当的工作经历。
调查中，70年以后出生的人占到95.9%，70后、80后几乎各占半壁江山，80后一代在金融行业已经成为中流砥柱。在目前从事金融行业的人员中，学历水平大多集中在本科和硕士水平，分别占到54.3%和39.2%，博士这一学历层次在金融业所占比例并不高，仅0.7%。从分析来看，大多数金融从业者的学历越高，所处的职位也就越高。硕士在中层领导岗位上占比较高，70后则是目前银行中层岗位的主力军。
陆家嘴金融城聚集了上海最多的金融白领，他们大多供职于名气响当当的金融大企业，身穿面料挺括、做工考究的衣裳穿梭于这座城市最集中的高楼之间，是大多数人眼中令人羡慕的一群。但对于他们而言，上海的“昂贵”依然是个问题。
的确，在《解放日报》的调查中，仅有6.8%的受访者对陆家嘴的满意度投了赞成票。而更多人认为有缺憾，需要改变。金融白领们最不满意什么？首选答案是交通出行，有56.1%的人将不满意的目光投向了陆家嘴的交通问题。
每天，陆家嘴金融城都早早“醒”来。
清晨7时多，居住在城市四面八方的金融白领，开始向这里汇聚，开始了一天的陆家嘴生活。金融城的第一法则就是准时准点。于是，金融白领的每一个工作日，都得“赶早”。
供职于陆家嘴某基金公司的张兴华，有两点“与众不同”。一来坚持在家吃早饭，而且“自给自足”，为了赶在8时30分前到达办公室，家住浦西的他往往需要更早起来；二来选择以“公交+摆渡”方式出行，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不确定的拥堵，保证“准时准点”。上述，也是为了更省钱。
陆家嘴“金融城”的生活，难逃压力的困扰。在《解放日报》调查统计的8项产生压力的因素中，上下班费时费力这个因素被选了82次，在所有出现的因素中占22.2%，有56.6%的在陆家嘴从事金融工作的员工由于这个因素而感到有压力；生活成本高被选择了81次，在所有出现的因素中占21.9%的比例，有55.9%的在陆家嘴从事金融工作的员工考虑了这个因素。
在众多压力和烦恼的来源中，住房的压力不容忽视。
调查发现，住房开支在收入中所占比重较高，给大部分陆家嘴金融白领带来压力。在被调查者中，有35%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比重低于10%；35.8%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比例在10%-30%之间，23.6%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比重在30%-50%之间，有5.4%的人住房开支占收入的50%以上。
伴随着收入的提高，金融业从业人员对住房质量的要求也相应提高，因此尽管陆家嘴地区的收入水平总体不低，但上海高昂的房价，让他们同样感受到住房带来的压力。
4.冒险家的乐园？
三十年间，上海为什么没有出——哪怕一名全国闻名的企业家？这是一个很让上海人尴尬的话题。中央政治局常委、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也曾感叹上海为什么没有马云，“过去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现在深圳是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应该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但是，上海没有。
“上海的城市精神是朝两个方向展开的，一个是王安忆小说中的市民文化，管好自己，没有做大事的冲动；另一个是冒险家的乐园，这在许文强时代有，在浦东大开发时代有，后来就泯灭了，上海要成功转型，还是需要冒险家精神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秘书长屠启宇分析说。
“上海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屠启宇举例说，李显龙就任新加坡总理之后，提出新加坡不仅要整洁、美丽，还要加上x元素，就是人们到了那里之后就会莫名兴奋，有干事的冲动，“这种感觉在海南有，甚至在广西北海也有，今天却在上海荡然无存。”
上海为什么出不了荣宗敬或马云这样的企业家？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给出的答案是：“沉默”的原因与地缘经济有关。
其一，作为国营企业——特别是轻纺和轻工产业的重镇，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上海一直被计划体制压得喘不过气来，人才、技术和市场被周边数以十万计的江浙小企业分割蚕食。自上海证券交易所恢复及浦东开发以来，上海迅速复兴，不过，它的特征却是政府强力主导，民营企业家仍然无大作为。
其二，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成为航运、金融和制造业的中心，由于体量惊人，因而形成了以我为中心的“坐商模式”，百商汇流，坐地兴市，成为一种惯性思维。所以，上海企业家吸力足够，呼力不足，很少看到他们满头大汗地跑到穷乡僻壤去打市场的。在消费品领域，上海产品只能够在一级市场昙花一现，缺乏渗透力和亲和力，这些是上海企业的通病。
其三，以上海的区位优势，百年以来，最容易做大做强的产业分别是航运码头、金融、地产、文化和重化工业，而上述产业绝大多数仍是国有资本密集之地，所以，上海容易出大企业，却出不了大企业家。
其中，第一和第三点都属于历史客观原因。而第二点提到的“坐商”模式，则反映出上海自身的问题。如果将上海看作一个商人，那么这个人习惯于坐在自家舒适的铺子里，等着顾客上门，却不会想到可能有客人觉得店子太远不方便而不光顾，更不会花钱去离顾客住家近些的地方开个分店。需要他首先花钱，然后才可能得到回报的事情，上海这个商人是不肯干的。俨然一副守财奴的模样，把手里的钱看得太重。
2002年，时任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张亚培试图回答这个疑问。他总结了四条原因：一是缺乏企业家成长的文化传统，二是缺乏善待企业家的社会环境，三是尚未形成有利于著名企业家成长的制度，四是上海企业家自身缺乏成为领军人物的意识和素质。看上去，这是四条十分严厉的结论。
香港大学商学院副教授许德音的意见稍有不同，他认为“上海曾经是一个马云迭出的地方”。上世纪30年代，上海“五方杂处、华洋共居”，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一大批国际冒险家在上海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比如1937年，美国记者兼成功商人卡尔·克劳（carlcrow）出版了著名的《4亿消费者》一书，记述了他在上海开办广告公司25年间种种的轶闻趣事、奇思妙想，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中国观。
许德音教授说：“最近十几年上海在物质上的繁荣，反而让我们更加忘记了这段历史。多少上海人在津津乐道这些表面的成就，却不知道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丢失了这座城市最宝贵的精神遗产。因为这些成就太过依赖外来的资金和技术：已经功成名就的大公司——其中有些正是从上海走向世界的——在这里建立了地区总部。”
“这些早已经官僚主义化的大企业让我们上海文化中的一些被过分渲染的方面——职员文化、敬业主义，重新有了用武之地。但是它们未能带来过去曾经带来过，而且被老上海人视为英雄楷模的冒险家，以及他们的创业精神——不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了冒险家，而是因为几十年的历史断层局限了我们的眼界，让我们忘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以至于今天的上海被讥为缺乏冒险精神的城市。”
上海市政协常委郑韶对这个问题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上海人有其人文‘基因’上‘奉令惟谨’、不愿冒险的历史弱项。在上海成为计划经济尤其是工商业重镇的年代，这种不善开拓而长于奉命管理的文化有了充分发挥的新空间，这种消极状态的正面效应是为上海育成了中国一流的近代化管理人才和管理文化，代价是窒息了以破旧立新、敢为人先、冒险开拓、拼搏进取为要求的创新文化。”
无论是“职员文化”，还是“奉令惟谨”，说的都是一件事：上海务实。不会为了看不见的未来，放弃摸得着的现在。
其实，说好听点，是务实，难听点儿的话，就是见利忘义，这个“义”就是精神，冒险精神。既然外来资本和大企业已经把我喂得饱饱的，我又干嘛傻乎乎地不去关照这些送上门的大资本，而分心关注一个瘦巴巴的穷小子呢？你说你来创业，你说你有本事。但是，现在呢？现在你有钱吗？现在你有钱大把大把地缴税去填上海的大胃口吗？
结语
如果把上海和涌入这座城市的外来者之间，看作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那么，上海就是一个十足的守财奴的苛刻房东，恨不能天天涨租金不算，还老是怀疑住进来的房客觊觎他的财产。有房客打算免费帮忙粉刷房子，这位房东就会脸色苍白，连连摇头，认为这会吓跑他的其余住客，甚至可能导致他破产。天晓得！他否决的原因仅仅是看不到这么做的经济利益，如果今天刷一下房子，明天住客就挤破头要进来，纵容他把房租一涨再涨，或者粉刷用的是“金子做的漆”，那么他肯定举双手赞成。
这就是上海。当你踏进这座城市，身边来来往往的都是上海人的时候，这种“守财奴”和“势利房东”的城市形象，就会更具体、更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