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相”是上海话里的常用词，据说其原来叫“薄相”，是苏州人指小孩玩耍、游戏等。因为讹写，变成了“白相”。如今的“白相”已经有了些变化，不再仅仅是小孩的事，连大人也有份。大致可以将其理解成“玩”、“混”。愚弄人或被人愚弄，也可称作“白相”。
上海就是一座曾被人“白相”，但也善于“白相”别人的城市。
虽然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上海的态度和政策貌似比北京宽容很多，但在允许外来人员缴纳城保等问题上，“只进不出”的政策，已经表明了其利用外来人口填补自身巨大的“社保窟窿”的叵测用心；外表光鲜的都市白领，也因上海的昂贵而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连实现2020年“国际金融中心”目标所急需的金融人才，也逃不脱上海戴在他们身上的“高税负”的紧箍咒……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字：钱。
1.榨取外来者
虽然许多媒体把上海这次户籍改革的动向评价为“打破了中国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坚冰”，但事实上上海市政府于2009年2月23日公布实施的“户籍新政”（试行三年），并非免费午餐。
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说，上海的这种做法与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逻辑是相悖的。它看学历、讲贡献，把上海户口当成了一种有偿奖励，最终也不过是为了满足其自身利益的权宜之计。
七年之“养”
2009年2月23日，上海市政府发布《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的通知，符合条件的来沪创业、就业人员均可通过申请以获得上海户籍。按照规定，符合以下条件者可以申办本市常住户口：
（1）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七年；（2）持证期间按规定参加本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3）持证期间依法在本市缴纳所得税；（4）在本市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国家二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及工种对应；（5）无违反国家及本市计划生育政策规定行为、治安管理处罚以上违法犯罪记录及其他方面的不良行为记录。
注意，以上条件必须同时满足，而非“任选其一”。条件之苛刻，一看便知。
北京大学教授王锡锌于新政颁布第二天在央视的《新闻1+1》中表示：上海的一些做法尽管是立足于当前的一些形势和具体问题的需要而做的尝试，可以理解，但是它和我们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的逻辑是相悖的。
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解决城乡二元分割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城乡的户口一体化和统一化，而上海的这项新政，主要仍然是一个户口管理，更具体的说是关于户口准入管理的一些改革。
上海户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因为背后有医疗、福利、教育、就业机会、养老保险、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等这样一些福利。户籍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淡化户口的含金量，而上海市的这次户籍改革非但没有降低含金量，反而将使得居住证的份量变得更加沉重。
起初，一听说持满《上海居住证》七年就能“转正”，让上海600多万外来人口中持有居住证的450多万人，欢呼雀跃。满怀憧憬地期待细则的进一步公示。然而，真到了“东风吹梦到沪上”之时，包袱抖开，见到的却是一道令人沮丧的“脑筋急转弯”。
原来传说中的“七年为期”是有附加条件的：其一是持证期间按规定参加上海市城镇社会保险满7年，持证期间依法在上海缴纳所得税，这是经济条件；其二是在上海被聘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具有技师（国家二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以上职业资格，且专业及工种对应，这是身份条件。
在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看来，上海现在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高端人才竞争，而现在户籍问题实际上成为人才引进的一个瓶颈。户籍改革符合城市发展的利益，另一方面，能够完全符合标准的人才非常有限。丁金宏坦言，作为政府的一种工具，本次户籍改革必定是要为上海市自身利益服务的。
丁金宏说：“首先政府做了一件他应该做的事情，兑现了一个承诺。我觉得上海出台人才居住证，是一种人才优先或者是发展优先的战略思路，也就是上海要建立四个中心。特别是经济金融中心，那么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是必要的前提。”
不过，丁金宏同时指出：“从某种程度上，上海的户籍新政仍然是一种嫌贫爱富的选择，这样一种改革某种意义上还在利用户口的含金量，就因为它有含金量，所以政府要拿它作为引进人才的工具。”他说，“也就是城市的价值观至上，这不是一种非常高尚的价值观，城市利益要得到充分保障，城市的价值要得到优先体现，当然城市当中人的话语权也最强势，所以这些也都决定了城市自身的利益会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考虑。”
户籍准入门槛的调整就上海的目的来讲，是为了吸引人才。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先后在1994年、2002年、2004年三次调整户口迁移政策，这次“居住证转户籍”改革被称为上海第四次户籍制度改革。
“盼了好多年盼来新政策，没料到与期待差这么多。”田晓清今年34岁，已经在上海打拼10年，说起户籍新政，他有些失望。
田晓清2004年底申请获得了上海市居住证，被卡在了7年这个门槛上。“现在看来，条件虽然诱人，但是真正能够拿到户口的人，恐怕只是少数。”居住证持有要满7年，这一条件几乎难住他们公司的所有“沪漂”一族。上海自2002年开始实行居住证制度，在他们这家外资公司，同事获得居住证多在2004年到2005年。
不过，对更多的外地人看来，他们面对的不止时间这一道门槛。
陈崇彬、赵雪林夫妇来自福建，2008年刚刚拿到了人才居住证，多年来一直在上海从事钢材生意。陈崇彬说：“我们从1994年7月1号到上海，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我们也期盼成为一个新的上海人，但是我们出来早，文化学习这块比较薄弱，肯定也没有这个中级或者高级职称，这点就达不到。”
妻子赵雪林说：“外地人来上海也做出了不少贡献，按道理说，我们要比一般的中级职称的人，对这座城市的贡献更大，因为我们也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包括税收等等方面。”
为此，他们拨打了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咨询电话。但是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中级职称不能办理户口，而且三年后的政策还会变化”。这样的答案，让夫妻俩很失望。
事实上，首批符合“累计7年”条件的人只有3000名，同时符合其他条件人数将会更少。而如今，上海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有600多万人，办理居住证的是450多万人，在这之中拥有上海市人才居住证的，有机会获得上海市户口的人数，不过30多万人，比例不到十分之一，事实上这次户籍改革与其他的420万人无关。
有人以所谓国际经验来解释上海的“转证”条件，但立刻在网络上遭到一片声讨，有网友指出：“这些经验都是国与国之间处理国际移民问题的，拿来对付国内的流动人口或‘非户籍人口’，这合适吗？”
“退一万步说，即使这些国际经验可用，上海的规定也更为苛刻。譬如，瑞典规定，在瑞典居住6年就可以入籍。我知道一个个案，移民到瑞典后，一直处于失业状态，但满了6年，照样可以入籍。在国际惯例中，除了‘坐移民监’，还有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但那都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只要符合条件，立即就办手续。而现在的‘新政’是必须同时符合所有的条件才行，这比国际移民还要严格得多。”
按照上海市的相关规定，像陈崇彬夫妇这样没有高学历的人，就连拿到一张人才引进居住证都难度不小，更何况是上海的本地户口。而在上海数百万外来人口中，真正能满足五项条件的实属凤毛麟角。最终，被寄予厚望的上海户改新政给人感觉是雷声大雨点小。
有人说：“从短期看受益的是这次拿到上海市户籍的人，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受益的是整个上海的经济发展。”
对于这一观点，王锡锌教授表示：“有条件的同意，因为从短期来看，我想这个短期还需要加上一个长期条件，就是户口背后的一些特殊福利必须要维持。维持了，我拿到户口才有用。如果我拿到一个户口仅仅是为上海人这样一个符号，而后面这样一些特别的福利没有了，那短期内可能我们也不一定得到，所以你必须要承认这些福利要保证。从长期来看，是否对上海的经济是一个推动，当然我们现在还很难预测。但是我可以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需要考虑国家关于户籍制度改革一个总体的战略，比如说2020年左右，学者估计，那时候我们要启动实质性的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城乡一体化，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恐怕是要破除的，而现在这样一个改革可能与那个目标是有距离的。”
言下之意，一旦全国正式启动户籍制度改革，也是大势所趋，那么，任劳任怨在上海熬了七年，为了职称，为了保住工作按时缴纳各种税收，勤勤恳恳的外来者将上海居住证变成上海户口之后，得到的只是一个上海人的符号，户口本背后附带的珍贵的各项福利，将因为户籍制度的全面改革而被打破——你有的，乡下老家的人也有了。专家预测，这种情况或许就会发生在未来十年间。那么，当初在大都市的隐忍和坚持，又是为了什么？可能很多人都将“亦喜亦忧”吧。
丁金宏也认为，因为不符合户籍改革的根本目的，所以上海的这次“户籍新政”注定也会像上海市前三次改革一样成为权宜之策。
政策随时会变，而你为了上海耗费的七年青春，永远一去不返。如果你只是为了一张上海户口，而忍气吞声地留在这座城市里，那么你就该再次认真掂量，这样的交换到底值不值？
为“上海人”买单
事实上，除了吸引人才来沪工作，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这座城市添砖加瓦之外，从外来者身上获取经济利益，直接榨钱，也是上海在对待外来人口的态度上更“开明”的原因——“社保（全称社会保险，对居民而言，社保即通常说的“五险一金”，“五险”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一金’即是住房公积金）基金严重穿底，仅2008年上海市级财政收入为上海社保基金托底170-180亿元，占到了市级财政收入的17-18%左右，而预计今年还需要增加60-70亿才能把社保基金的窟窿补上。”2009年1月6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与市政协委员座谈时称。
2008年，上海市地方财政收入2382.3亿元，同比增长13.3%。与之相对的是，上海市2008年地方财政支出2617.7亿元，比2007年增长18.9%。在外界看来，地方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的背后，折射出上海正面临财政收支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
显然，上海市政府在资金调度上已“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人说为什么上海不像北京一样把公交包下来，上海没条件。北京不贴社保养老金，所以每年贴100多亿给公交，而上海每年财政要贴160亿给养老保险。”上海市市长韩正在2009年会见政协委员的时候表示。
韩正说：“目前上海已运营的轨道交通线路230多公里，每天客流300多万，2008年收入35个亿，但是仅需要返还的利息就高达28亿，收入仅够支付利息，银行贷款的本金如何归还，还是个未知数。”
韩正还特意再次给政协委员算了两笔帐。韩正说：“按照规划，上海的轨道交通1-13号线，总里程350公里，预计总投资2380亿，政府至少要拿出35%近833亿的资本金。在已经将1、2号线的回收资金平铺用于新开工的线路项目资本金的情况下，现在只到位近700亿元，还有200亿元，我也不知道哪里来。”
根据上海市财政局在上海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上海市200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09年预算草案的报告》，2009年市级财政安排对社会保险基金等补贴121.4亿元。随着上海老龄化程度加深，及社保体系“隔代支付”的特点，上海未来社保的支付压力会越来越大。
俞正声说：“我来上海之前，曾向中央领导包括曾经在上海工作的老领导请教，上海发展中应该注意什么。有些同志和我讲，上海现在的钱多得用不完，我来上海之后感觉钱是很多，但我随后发现上海财政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没有我当初想的那么好，上海各类财政支出的压力很大。”
在一系列财政问题中，最让人苦恼的是上海社保基金的“入不敷出”：“这一情况已经到了出现严重穿底的境地，而未来二十年这一用财政收入填补社保基金窟窿的局面会越来越严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称。
就在上海市地方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社保基金的窟窿越来越大，连俞正声都不得不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上海做了什么？让外来人口一起参与进来，与上海市户籍人口一起缴纳基本养老保险。但是，只有入口，没有出口。
2009年7月1日起，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俗称“城保”）对非上海户籍的外来人员打开一扇门——允许非上海户籍的外来从业人员在上海缴纳城保。
根据上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最新规定，从2009年7月1日起，外省市城镇户籍的从业人员，与属于参加上海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范围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且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应当参加本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外省市非城镇户籍的从业人员，与属于参加本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范围的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且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并具有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技师、高级技师证书，或者为单位需要的其他专门技术人员等，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也可以参加本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
2009年2月公布的户籍新政，也意在吸引符合条件者申办上海市居住证，这样的人群，在上海市有近200万，而7月份改革之后，上海纳入城保范围的是几乎所有外省市户籍在上海就业人员，数据显示，这一人群的数量达到600万之巨。
以一个持居住证者月平均工资5000元计，其企业缴纳的“三金”额一个月即达到1080元，全年即12960元，目前上海市持居住证人口约21万，仅此一项，社保基金每年增加收入约2.7亿（社保资金中企业缴纳部分进入统筹账户的比例分医保和社保，略有区别，难以精细计算，但企业缴纳的绝大部分都是进入统筹账户的）。
而从远期来看，上海有约200万外来人口都是办理人才类居住证的，如果这200万人全部办理居住证，那社保统筹账户每年可增收27亿，可以相当程度上缓解社保“穿底”的压力。
但是，上海在对外来人口打开这扇进门的同时，另一扇出口的门却还紧紧地关着——没有上海户籍的外来从业人员，即使在上海缴纳了城保，也无法在上海领取养老金。
“这是一条只看得见进口，看不见出口的路。”在上海市某台资企业工作的王蕾说。在上海，和王蕾处于一样状况的人有近600万。眼下的问题是，只能缴费却无法领取保险金严重影响了这600万人的缴费热情。
“按照目前的政策，参加‘城保’之后，拿到的钱可能更少。”这是王蕾研究完新政之后的结论。
根据新政，没有上海本市户籍的人员，即使在上海缴纳“城保”，在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之后，也无法在上海领取养老保险金。“按照现行的政策，缴费人可以自己去户籍所在地的社保机构申请，将已经缴纳的养老保险缴费金额和年限转过去，但是，能转移走的只是个人账户部分，进入统筹账户的不能转。”社保局的相关人士表示。
这就意味着，在上海工作的外省市户籍人员，离开上海时只能提取个人缴纳的8%部分，企业缴纳的22%部分进入统筹账户，不能提取转至外地。医保账户的情况也和此类似，离开上海时只能转移走个人缴纳的2%，企业缴纳的12%则不能提取。
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劳动社会保障局提供的信息，参加综合保险的外来人员，每缴满12个月，可获得一张老年补贴凭证，在男性年满60，女性年满50周岁之后，可一次性拿到一笔养老金，目前大约是1000多元。
“我算了一下，基本上等于几十年后拿回本金，但好歹还能拿到单位为个人缴纳的部分，而一旦参加缴纳‘城保’，将来转回原籍，等于单位缴纳的部分一分钱都拿不到。”王蕾说。
尽管拥有居住证的公民一样可以在上海享受子女就学、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各项社保政策，但是细究起来，其待遇却大不相同。
首先，拥有上海市户籍者，必须参加上海市城镇保险，企业必须为劳动者缴纳四金，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而办理居住证的劳动者只强制缴纳“三金”，企业无须为劳动者缴纳住房公积金。
其次，居住证和户口最大的区别在于：持居住证者尽管在上海缴纳养老保险，但并不纳入上海的养老体系，不能在上海支取养老金。换句话说：企业为持有居住证的劳动者缴纳的养老金，劳动者离开上海时只能提取个人缴纳的8%部分，企业缴纳的22%部分进入统筹账户，不能提取转至外地。
医疗保险的情况也是一样，持有居住证者，退休前可在上海享受上海本地医疗保险。而退休后上海不承担居住证的医疗保险，退休后需要转回原籍，只能转个人缴纳的2%，企业缴纳的12%不能提取。
正是这些支取条件的限制，加上从2002年至2009年1月，居住证转户籍的大门一直紧闭，使得上海市居住证的办理比例一直不够理想。
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底上海市外来人口近600万，办理居住证的外来人员超过433万人，但这其中占多数的是临时居住证，达到392万人，临时居住证的办理者多数办理的是外来人员综合保险而非城镇保险，而可以办理城保的人才类居住证的不过20万人。
上海600万外来人口中，有200万属于吸引办理人才类居住证的对象，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表示，但这部分人群中，办理居住证的比例并不高。
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公共行政研究室提供的一组数据更能反映问题：2002年推出居住证制度的当年，上海办理人才类居住证7500人，当年户籍引进4.67万；2005年，办理居住证人数才首次超越办理户籍人数，至2007年，上海办理居住证5.43万人，当年办理户籍2.42万人。而这背后的背景是：从2004年起，上海大幅度提高了进户籍的门槛，60%以上的本科生申请不到户口，只能申请居住证。
在这种情况下，为居住证转户籍撕开一道口子，好让更多外来人才积极主动申请上海市居住证，以便增加缴费人员的数量，成为上海最现实的选择。《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的具体条文中，也鼓励参保人多缴社保。在第六条（激励条件）中提出：最近连续3年在本市缴纳城镇社会保险基数高于本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2倍以上的，技术管理和关键岗位人员可不受第五条第（四）项规定的专业技术职务或职业资格等级的限制，可以优先申办本市常住户口。
仔细一瞧，上海市实施的一系列对于外来人口、人才引进、户籍改革的措施，全都可以落实到一个字：钱。而上海的所有改革能否成功，在这座城市看来，就是你愿不愿意为了她的魅力掏钱，关键就在于你是否愿意为了“成为上海人”买单。
2.白领被“白领”
究竟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白领”？按美国的标准，白领是指年薪在8万美元、从事纯粹脑力劳动的人。
但在高速发展的中国，这个词又变了味儿。所谓“白领”，就是今天发了薪水，交了房租、水电、煤气费，买了油、米、方便面，摸摸口袋剩下的钱，感叹一声：唉！这月薪水又白领了！——有位网友这样解释自己的白领身份。事实如此，近些年，白领们头顶的光环已渐渐退去。
尤其是在昂贵的上海。对“白领”们来说，上海就像吸血鬼，将他们的人生瓶盖打开之后，插根吸管，把瓶子里的“青春、热情和希望”一饮而尽——三分之一拿来养活现在的自己、三分之一存起来养活未来的自己，另外三分之一拿去养活“别人”，所谓“别人”包括餐厅老板、ktv业者、服饰店小姐，还有航空公司和旅行社……
幸福感最低
上海最早的一批office先生和小姐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
1984年8月，上海市对外服务公司成立，它是当时惟一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向外商驻沪机构派员的市属国有企业。从此，外企在上海的派驻机构雇用本地员工有了通畅的正式渠道。
1985年5月，上海第一幢涉外高级写字楼联谊大厦开盘。这幢上海第一幢全玻璃幕墙建筑，让当时还没见过多少世面的上海人“弹眼落睛”（上海方言，泛指好看，也有眼前一亮的意思）。进出男女个个西装革履、体面至极，以致一些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如今还在说：“当时我的理想就是能在联谊大厦上班。”
然而，根据可锐职业顾问事业集团于2005年对京、沪、穗、深四地平均月收入在1.5万至2万元、年龄在23岁至38岁、所属不同行业的白领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上海的高档写字楼里当白领，物质满足度相对其他城市可能较高，但幸福感最低。
53%的上海白领购买过奢侈品，以23-30岁这一年龄段为主；而北京的比例为45%，以28-35岁白领为主；广州为37%，以25-32岁年龄段为主；深圳为28%，年龄段以27-35岁为主。
上海白领奢侈品消费主要集中在购买高档服饰、家具用品以及古董收藏等方面。可锐首席职业顾问卞秉彬分析说，23-30岁的年龄段是四地中最低的，说明上海成熟白领对奢侈品消费渐趋于理智，但年轻的高收入白领们却大多抱着盲从的心态在消费奢侈品。
为什么上海的年轻白领会出现这种心态，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对高档消费品的购买行为又逐渐减少呢？可锐同期对京、沪、穗三地跳槽白领生存状态的调查，可以给出答案。
该项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工作现状，78%的上海白领表示压力较大，北京为53%，广州为47%。
分析认为：上海是精英云集的“高压所”，强大的经济实力、丰富的信息资源，以及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使身处其中的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压力；其次，上海是一个工商社会，其一大特征就是分工明确，讲究细节的完美，在这种环境下生存需要很大的抗压能力；再次，虽然上海拥有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市场，但上海人的排外意识比较强，爱比较、看品牌，只要你行事言谈做派稍不注意，就可能引起周围人的异样目光，生存压力可见一斑。另外，上海的消费、就业环境等带给人们的物质压力更是明显。
虽然收入和对奢侈品的消费都遥遥领先，但在四地白领幸福度的比较中，上海白领所感受到的幸福度却是最低的。可锐职业顾问通过幸福指数的比较，比如友谊、健康、金钱、事业、时间等为重点进行综合调查，上海白领的幸福度最低，北京白领的幸福度最高，随后是广州、深圳。
说白了，上海白领的压力来自于对物质的追求，这种追求，有时主动，但绝大多数都是被动的——在上海生活的成本太昂贵，而置身于这个繁华大都市，贫富差距格外鲜明且刺眼，别人有的，为什么我不能有？
不如蜗牛
《解放日报》曾于2009年刊登了一篇对该市白领生活状况调查的文章。该文透露，上海白领生活中的住房开支在其总收入中的比重较高，给大部分白领带来压力。
在被调查者里，每个月挣3000元以下的员工中，住房开支几乎全部在10%以下，这些人都是有住处的上海本地人，因为如果需要支付租房或还房贷的费用，3000元以下的收入无法维持生活所需。而平均月收入在3000－5000元、5000－10000元，以及10000－30000元这三档收入水平的员工中，住房开支占收入的比重分别在10%、10%-30%、30%-50%这三个档次。
“在上海，买不起房，工作压力又大，生活成本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如归去！”这是白领小于在离开上海前发的最后一个帖子。小于从上海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一家日资企业工作，和丈夫两人的月收入税后都有7000多元。然而，这样一对业绩可观的白领最近却考虑“出海”——“跟着老公回重庆”。小于说，她和丈夫的工作都不错，不仅待遇优厚，公司还经常会有去日本培训的计划。“如果我们有套房子的话，在上海的日子其实是很滋润的。”
然而，今年已经年过30的小于怀孕了，这让她和丈夫必须要考虑房子的问题：“我们两个的存款过日子绰绰有余，但是要买房却是望尘莫及。”小于说，自己和丈夫几年前就考虑过要买房，但是当时的房价已经很高了，无奈之下，丈夫在老家重庆的解放碑附近买了一个10平米不到的小商铺。
“当时我们想先投资买个商铺，租金可以存起来在上海买套房。”不过，几年下来，小于靠着重庆商铺出租赚来的租金远远抵不上上海楼市涨价的脚步。即将到来的小宝宝又需要住房，于是，小于和丈夫就考虑着要回老家了。
由于在上海有金融工作背景，小于的老公在重庆得到了一份外资公司客户经理的职务，月薪9000元。小于说，来到重庆，“钱赚得不比上海少，而生活质量却明显提高，我们现在的房子位于重庆的市中心。考虑到小宝宝马上要出世，我们刚买了一辆车，日子过得非常舒适。”
2010年，上海的房租在楼市的频频跳价中，不断攀升。年轻白领想要在上海落脚的梦想在高昂的房租面前日渐脆弱，房租所带来的生存压力让不少白领望楼兴叹。“我希望能够在上海拥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不需要面朝大海，只要能放下我安居的梦即可！”27岁的童睿（化名）感叹说。
童睿说，虽然自己是外地人，但是凭借刻苦和努力，毕业时他以一人独得6个offer的成绩“笑傲”全班，在众多企业抛来的橄榄枝中，广告专业的童睿最终把一家大型公关公司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当时这家公司给出的月薪是5000元。
“5000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要知道，当时我们班不少同学都为找不到工作烦恼，而大部分同学得到的工资都在3000元至4000元左右，像我这样拿到5000元工资的毕业生真的可以算是佼佼者了。”
带着即将踏入社会的喜悦以及得到较高月薪的骄傲，童睿在自己公司所在的南京西路附近找到了一处一室一厅的房子租住。“当时的房租是1500元，我觉得相对于我5000元的工资来说绝对可以承受得起。”
可是，童睿的美梦并没有持续多久。正式工作后，他才发现，5000元的工资扣除税、养老金、公积金等费用后，真正拿到手的钱是3700元左右。“我一个月的房租是1500元，而水电煤等费用加在一起也要200元至300元左右，这样算下来，我可支配的金额只剩下2000元不到了。”
童睿说，由于自己一个人在上海生活，一日三餐即便都吃盒饭，一天至少也要花费30元，一个月的饮食成本少说就得900元。“再加上我的交通费、手机费，以及为了上班穿正装而必须花费的置装费用，我每个月还没有到月底就只能依靠信用卡透支过日子了。”
上海市政协十一届四十四次主席会议，曾公布一份关于上海市民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市民的总体幸福指数为69.16，指数整体水平为中等偏上；其中，近五成受访者感到幸福，感觉到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不太幸福和很不幸福的上海市民分别为6.7%、41.7%、43.2%、6.8%和1.6%。
张玲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调查结果，原因只有两个：一是造假，二是结果属实，但被调查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上海本地居民，有房有户籍。
“要是让我选，我肯定选‘不太幸福’那项的。干了四年多了，连个自己的窝还没有，天天在外面啃盒饭，我能幸福吗？”张玲是上海张江地区某台资企业的高级主管，福建人，大学毕业后留沪，目前住在单位给他们那些管理人员集中租借的白领公寓里。
张玲觉得，上海滩最火的周立波说对了一个事实：人不能和蜗牛比。蜗牛生来就背着父母给的房子了。而在上海，像张玲这样的“无房”白领，始终找不到归属感，“不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只是一个过客。”
挣扎在温饱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