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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进城当“冲头”(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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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头”(congdou)是上海的一句方言。意指“不做思考,行为鲁莽,愣头愣脑的人”。愚弄此类人,谓“斩冲头”。被人愚弄,明白过来时会发出“侬斩我冲头”的疑问”。举个例子:“为了在新认识的女友面前摆阔,到名品店为其狂买名品,三天后女友与他分手了,可怜连小手都没有拉过,这就是标准的冲头。”(《诙词典》)

当然不能说,想要在上海滩大展拳脚的有志青年,都是“冲头”。其实这件事,完全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因为你明明就知道上海的房价已接近“天价”;这座城市的出行成本也领跑全国;没有上海户口或者居住证,连病都不敢生——因为看不起;外来“凤凰男”想要娶上海小姑娘,更是得熬掉几层皮,漂亮女孩和满大街的lv、gucci一样,都不是你付得起的。

1.房价无轻头

连上海市市长韩正都说,“现在上海房价确实是太高了”。2009年上海商品房的平均涨幅超过了40%。2010年中央对房价实施重拳调控以来,上海的房价却仍稳中有升。

据佑威及楼市专评网联合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8月2日至8月8日,这一周内,上海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为23.1万平方米,与前周相比下跌4%,成交均价为19188元/平方米,环比前周上涨4%;全市商品住宅成交均价达到了23242元/平方米,环比前周再度上涨10%,这一均价甚至大大高于楼市新政前的水平。

这就是上海房价的现状,没有最贵,只有更贵。

上海的“朱砂痣”

用“无轻头”来形容楼市,倒也贴切。上海话的“轻头”(qindou),意思就是“轻重、份量”,常与否定词“无”连用。“无轻头”即不知道轻重的意思。如:“伊疯疯癫癫,讲闲话一点都无轻头(他疯疯癫癫,说话一点都不知道轻重)。”(《诙词典》)

上海的房价确实不知轻重,因为它“已经背离了老百姓的收入,已经背离了社会的其他的一些数字增长的比例关系”。韩正认为,价过高、涨幅过快,不利于吸引大学生、研究生等年轻人留下来;不利于普通工薪阶层和困难群众改善居住条件;不利于通过旧区改造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不利于除房地产等以外的其他产业发展;也不利于房地产市场自身持续健康发展。

韩市长是从上海的城市发展角度来看待房价上涨的弊端,但我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想一想,以你现在的收入,要应付每平米2-3万的房价,可以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安居乐业吗?

河南小伙刘军(化名)显然想通了,所以收拾行李登上了k537(上海-洛阳)的列车,回家了。铁轨的另一头等着他的,是提早一个月返乡打点的老婆李梅(化名)。上海,曾经是这对80后小夫妻的“梦想之城”,而大上海的房子,则一直是两人上下求索将近五年却始终不得的那粒“朱砂痣”。

2005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毕业的刘军顺利被上海一家事业单位录用,从事期货交易工作,刚毕业即月薪5000元的收入让他欣喜了一阵子,随即把在广州工作的女朋友李梅接到了身边。

刚大学毕业,买房显然不切实际,租房的成本也不菲。为了节省开销,二人在杨浦区扬州路租了一间“老公房”,四层楼房的顶层阁楼,厨卫是三户人家合用,楼梯是随时“吱吱呀呀”作响的木梯,8平方米的促狭空间,月租金800元。

“女朋友也很体谅,没有抱怨过这么差的住宿环境,我的想法是先苦一段时间,攒钱将来买房子。”刘军是这么规划未来生活的蓝图,先把工作稳定了,逐步升职加薪,然后在上海置房成家。名校金融系出身的他看中的是上海在国内金融领域的翘楚地位。上海获批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后,刘军也希望能够抓住这难得的机遇,成就自己的事业梦想。

“没有房子,是我们一直没有结婚的最重要原因。”谈了7年的恋爱,二人迟迟没有结婚,刘军当初的承诺是“一有房子就结婚”。可是,女友的年纪越来越大,家人催得紧,2010年初两人还是在老家领了结婚证。

虽然老婆还比较善解人意,但是婚后无房的状况还是让小俩口起过不少争执,与人合租的不便更加剧了矛盾爆发的频率。

眼瞅着上海房价噌噌地往上涨,刘军算了算账,按照2万元的均价计算,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要180万元,首付两成的话,月供4000多元。“按照我现在的工资水平,月供也勉强可以承担,但是首付这30多万怎么办?老家的父母指望不上,我的存款又不够。”

“这样总不是办法,结婚后还过这样的日子太受罪了”,刘军决绝地说道,“我们决定回家乡发展。洛阳5000块的房子就非常好了,我这些年攒的钱够付首付,凭借在上海的工作经验也可以在洛阳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

“回去,日子可以过得很滋润。上海,就留给我的儿子来打拼吧。”2010年6月的某天,刘军走了,离开了这座他耗费了五年青春的城市。就在他走后一个多月,上海的房价每平米均价冲破了2万元大关,一路走高。

与国际接轨,与百姓脱轨

也许有人会说,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房价贵一点也很正常。那么,与“国际接轨”的上海房价,果然正常吗?马上就来和纽约、东京比较一下。

《第一财经日报》于2009年底的专题报道认为:“如果仅仅单纯比较房价的绝对值,上海与纽约、东京普通住宅的新房价格差距已经非常微小。但如果将房价与当地收入水平结合起来进行比较,上海的房价收入比已呈现出远高于纽约及东京的态势。”

2009年第三季度,纽约曼哈顿公寓的中数价格为101万美元,平均价格为158万美元,约为1080万元人民币。折算为单价,相当于每平方米8万多元人民币。

根据美国地理数据供应商esri的数据,纽约市2009年的平均家庭收入为近7.5万美元,扣掉1/3的税费后,一年剩下大约5万美元。这样算起来,假设将家庭收入全部用于购房的话,以一户美国家庭每年的收入,大约20年可以在曼哈顿买房。

如果不在曼哈顿买房,可以在布鲁克林、皇后区、布朗士或者斯坦顿岛买房,同样的面积,价格会明显下降约一半以上。而这些区域都有方便的公交车系统和地铁,一般一个小时以内可以到达曼哈顿。纽约—韦恩—白平原大都会地区公寓的房价平均接近30万美元,相当于200多万元人民币。如果家庭收入全部用于购房,当地居民大约只需6年即可买房。

而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统计局数据,2008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39502元。如果以一个家庭两人收入计算,年家庭收入大约将近8万元人民币。那么,如果要在上海市中心区域购买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以市中心均价4万元/平方米计,即使全部家庭收入用于购房,则至少需要50年。

若以上海年平均收入在市中心以外的市区(即所谓的内环与中环之间)购房,以新房价格2万元/平方米、面积100平方米计算,则至少需花费25年。如以外环区域1万元/平方米、100平方米计算,以一户家庭8万元的平均年收入至少也需要12年。

同样是国际大都市,同样是在最贵的市中心买房,纽约人要奋斗20年,而上海人却要奋斗至少50年。难怪有人感叹“劳动致富”的年代已经远去,如果不是落地就含着金钥匙,或者有相当好的运气,想要通过正常的途径、正常的努力,你就要为了上海市中心的一套100平米的房子耗费半个世纪——到那时,房子有了,人却没了。

上海的房价已经高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东京号称是“地球上最贵的城市”,那儿的房价确实贵,但和上海一比较,你就会发现还是东京宜居。

已经在东京打拼了十年的上海人王栋,对两地的房价有最深切的体会。

根据日本生活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东京91.5%的年轻人都是租房结婚。不是他们不愿意买房子,而是凭自己的工资买不起婚房,当然更不愿意当房奴。

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王栋,在目前的公司已经工作6年。工资从最初的20万日元/月(约1.5万元人民币),也已经涨到32万日元/月(约2.3万元人民币)。与在中国的同龄人相比,他已属“高级白领”。但在东京,拿这点钱只够养家糊口,并没有进入“小康”行列。所以,尽管已打拼10年,王栋也只存下400多万日元(约30万元人民币)。

王栋的妻子是他的大学同窗,日本姑娘绫子。王栋感到幸运的是,没有接到如上海丈母娘那样“连房子都没有,凭什么娶我女儿”之类的“结婚条件”。绫子的爸妈说:“好好工作,好好努力,争取在35岁时能够买下自己的房子。”35岁,是日本人第一次买房的平均年龄。

为了俩人的婚事,王栋于2009年3月在东京都江户川区(地理位置相当于上海的闸北区)购置了新房,在一幢单体12层高的公寓楼里的第5层,站在阳台上,可以看到东京迪斯尼乐园每晚燃放的焰火。

这套三室一厅的新居,花了王栋4500万日元(约350万元人民币),根据房产公司的介绍,房屋墙体使用的是一种新型的建材,叫“空气墙”。“空气墙”不仅能够保暖与隔热,而且还具有调节室内湿度的功能。当室内湿度不够标准时,它会把室外湿气吸纳进来,尽量保持一年四季室内的恒湿。

日本卖房都是按照实用面积计算。王栋的房子刚好是100平方米,如果按照中国以建筑面积来计算卖房的话,应该是130平方米。也就是说,每平方米的售价约为35万日元(约2.6万元人民币)。

同时,日本出售的新房都是精装修房,并配置基本的设备,如橱柜、卫浴设备和壁橱,购房者“拎着包就可以入住”。王栋买的那套房子,如果按上海的装修标准计算的话,装修费至少花了30万元人民币(约400万日元)。也就是说,王栋花了4500万日元买下了130平方米的房子,事实上已经省去30万元的装修费,实际的购房款只用了4100万日元(约315万元人民币),每平方米的实际售价只有2.3万元人民币。

此外,日本购房者享受的房屋绝对质量保证期是20年。在20年中,房子出现裂缝、倾斜、渗漏等建筑质量问题,房产开发商必须无偿修理,并作出相应的赔偿。

王栋不久前到上海出差,到闸北区去转了一圈,发现那里130平方米的二手房,总价已经高达400万元人民币,比他东京的新居还要贵。而他半年前在东京买下的新居,估计已经跌到4000万日元。因为日本的二手房相比新房价格都会略低。

目前,王栋已经接受了公司人事部的调派,准备明年带绫子到上海工作。但在多方比较之后,他同时决定,不放弃东京的房子,也不买上海的房子。理由很简单:上海的房价让人看不懂。因为东京的收入比上海平均要高出8倍,即使上海的房价目前与东京一样,但如果结合收入水平,事实上上海的房价已经比东京贵了整整8倍。

经济适用房不“经济”

在上海,越来越司空见惯的高房价,其实正一步步进入一个背离百姓生活的怪圈。而有人被这个怪圈所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009年11月底,上海海事大学贫困女研究生杨元元自杀的消息曾轰动一时。

杨元元是湖北宜昌人,6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当时弟弟尚不满四岁。多年来,母亲一人含辛茹苦将姐弟俩拉扯长大。1998年,杨元元考取武汉大学经济学系,两年后其弟也考取了武汉大学环境科学专业。

在弟弟考上大学后不久,母亲所在的工厂面临搬迁,必须自己出钱在新厂所在地购买房屋。但当时杨元元学费尚未凑够,弟弟也是贷款读书,家里无力购房。失去了住所,母亲只得到武汉大学与杨元元住在一起。武大经管院领导体谅其家庭特殊情况,予以照顾,并让她缓缴学费。在随后的日子里,杨元元通过勤工俭学完成了学业,其弟弟也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读博。

大学毕业后,杨元元在武汉找了几份工作,慢慢还清了债务,并有了一点积蓄,这时,她萌生了继续读书的念头,并考上了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海商法公费研究生。

此时,杨元元的母亲也年近花甲,需要照顾,她再次带着母亲踏上求学之路。海事大学临港校区地处偏僻,租房不易,杨元元也无多余的钱款可供租房,她再次萌生让母亲借宿学校多余宿舍床位的想法。她多次向学校申请,说明情况,请求学校能让母亲暂住,但始终未果。

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杨元元与母亲共同挤在宿舍的小床上。但学校最终没有为其母亲安排住宿,要求她在校外租房,并“禁止其母亲再进宿舍楼”。“找房没有着落,杨元元5天5夜没有合眼,精神彻底崩溃,于是发生了11月26日早上的惨剧。”

杨元元家属表示,他们不会把亲人的死全部归咎于校方,但校方也有责任。他们认为,杨元元自杀首先是自己想不开,但学校宿管人员对杨元元及其母亲的恶劣态度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偌大的上海滩,居然无力在此为劳碌半生的老母亲找到挡风遮雨的栖身之所,这种绝望恐怕就是压垮杨元元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今生命已逝,我们无意再追究谁对谁错。一位网友针对此事件评论说:“如果上海市政府能早日落实保障性住房政策,那么杨元元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果真如此吗?

事实上,被寄予厚望的上海经济适用房,并非高房价的解药,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毒药。

2009年12月11日起,上海市经济适用住房申请试点工作在徐汇、闵行两区正式启动。但上海的经济适用房,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尴尬。

首先,有人质疑经济适用房到底能覆盖多少家庭?根据《上海市经济适用住房管理试行办法》的规定,经济适用房申购家庭需要满足上海户籍5年以上,人均住房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下,家庭人均月可支配收入在2300元以下,人均财产在7万元以下等条件。为了保证申购人经济状况的审核质量,上海还专门成立了居民经济状况核查中心,并将户籍、住房条件核查作为各街道年度重点工作来抓。

几乎苛刻的审核结果出来之后,根据上海市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数据,徐汇、闵行两区符合条件的家庭数为2146户。在市场人士看来,作为上海13个中心城区中人口规模较大的两个区,这个数字无疑有点少。

《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4月的报道指出:这还不是最终结果,随着这两个环节工作的相继结束,仍然有申请家庭将被陆续“筛下”。据悉,未通过户籍年限核查的有13户;未通过住房面积核查的,合计有134户。而下一步,便是进入经济状况核对工作。

“一共上交了近200户人家的资料。不过截至现在,第一批正式通过核查下发的名单只有6户家庭。”徐汇区某一街道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他口中所指的“通过核查”环节,即指由上海市经济状况核对中心进行的经济状况核对工作。“接下来,这6户家庭会由相关部门继续进行复查筛选。”而在供给端,上海此前公布了3年内开工30万套经济适用房的计划。

不过,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认为问题的源头在于,这些被政府认定为经济适用房供应对象的群体,多数没有买房的承受能力。

陈杰认为,根据上海市统计年鉴,全市占比为40%的所谓中低收入家庭,平均年可支配收入也只有5.26万元。按一套经济适用房35万元计算,即使是拥有银行2成首付贷款资质的家庭,房价收入比仍然高达7倍,已经到了最高可承受能力范围。

以闵行区为例,按照定价方案,该区经适房价格将以小区周边普通商品房最近3个月销售价格的平均价为基础,并以6至6.5折的价格出售。目前周边公寓的房价都在1万左右,以一套面积为60平方米左右的经适房为例,如果按照6至6.5折计算的话,那么就是6500元/m2左右,总价40万左右,申购者只需支付10万元左右的首付款即可入住。

虽然10万元的门槛很低,但对于符合申请条件的“月均可支配收入2300元以下”的家庭来说,40万总价仍相当于家庭年收入的15倍左右。这不仅超过了国际上通常的3-6倍的“房价收入比”,也超过了此前重庆提出的“6.5年收入买1套房”的标准的一倍。

所以,目前的经济适用房申请方案无疑陷入“能买的买不起,买得起的不能买”的两难僵局。有银行业者分析说,以总价40万贷款30万计算,即使按照3.88%的最低公积金贷款利率,则每月按揭还款也有1411元,仍然超过了申请人2300元家庭月收入的一半以上,不符合贷款要求。此外,首付10万元也和此前规定的“可支配财产7万元以下”不符。

所以,拿到经济适用房后,老汤的心情很复杂。老汤两口子住在上海徐汇区某街道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经过近一年的审核、摇号,老两口如愿选到新凯家园一套40多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不过,他们随后便为买经济适用房的钱发愁。

老汤家没什么积蓄,街道的工作人员建议老两口把老房子卖掉凑首付,但两人退了休,年纪也大,公积金停了,银行也不肯贷款。怎么筹钱,不仅仅是老汤一个家庭面临的问题。分析人士曾担忧的“有资格的人买不起”正在变成现实。

“保障房首先要从保障最低收入、最困难群体做起,才是公义的、公平的。连最需要帮助的人都还没有帮助好,就夸夸其谈要帮助大多数人,可能么?合理吗?”复旦大学住房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杰认为,上海首先最需要的,是建立起廉租房、公租房、租金补贴的结合机制。

陈杰,在2009年12月17日接受香港电台的连线专访时,则更明确地表示:上海搞经济适用房是开历史倒车。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1.适用房盖的越多,上海房价越高。道理很简单,经济适用房用地挤占了商品住宅房的用地,使后者供应减少。但经济适用房供应的对象“原理上”是跟商品住宅房区别开的,不会减少后者的需求。房价自然上升。即使增加了一些低收入家庭的收益,也是以“夹心层”、中产阶级为之买单为代价,后者代价沉重。

2.适用房的核心是搞价格双轨制,古今中外,价格双轨制有成功的先例吗?经适房价格是周边商品房一半还不到,每平方米差价5000-7000元,每套住房就可套利30-40万,即使是有限产权(个人与政府7:3分享),买者也能套利大部分,这么一个大钱包,谁能拿到谁拿不到,还不是搞管制的人说了算。一边是货币经济,一边是行政管制,权力有价,人为制造“寻租空间”。鉴别和控制成本很大,即使能控制住寻租,每年政府投入鉴别的成本也非常浪费社会资源,政府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而且事实上,当前中国社会,只要有“利差”,得益最多的一定不是普通老百姓,肯定是公务员等体制内人士优先,这些人开低收入证明太容易了,就算假证明被查出来了,能有任何惩罚吗?

3.经济适用房搞价格双轨制的基础是存在一个收入准入线,然后一分为二。这条线非常尴尬,不可能客观、科学,空间太模糊了。定低了,买得起没资格,有资格买不起,经适房销售不出去;定高了,供应不起。上海划线在人均年收入27600元,居然比上海平均收入还高,哪里可能一半的人都可以去住经济适用房。不够分,那就只能摇号,摇号其实是很荒谬的事情。人均年收入27599元的人和收入为0元的人一样的机会,还不荒谬么。任何时候,只要比收入准入线低一元就有机会中大奖,多一元则毫无机会,要去忍受高市场房价。奖懒罚勤。

4.经济适用房与以住房应该“以居住为主”的方针完全背离。如果连保障性住房都要求有产权,都带有投资属性,何以要求商品住房能实现“以居住为主”?最低收入都有权利、有机会拥有自己住房,中间收入、夹心层何以安心租房?

5.经济适用房看似短期解决了一些问题,其实后患无穷,政府将不停盖房子但始终赶不上新增需求。市区土地越来越急缺,盖一片经适房少一片,商品住房价格更高,政府未来保障房源枯竭。土地出让金损失巨大,每年400万平方米经适房,土地出让金损失至少160亿,才不过解决5万户,而且这5万套住房都沉淀下去了,形成不了滚动循环利用。现在是穷人就一辈子都是穷人了吗?

6.适用房不能解决住房保障中最急迫问题。财力分配有限必须有个优先次序,最低收入家庭怎么都买不起,只能用租赁性质的廉租房以及租金补贴来解决,这应该是当前重点。新移民中“夹心层”的住房问题事实上比老上海人中住房困难户更急迫,前者是上海未来发展希望的寄托,后者至少还有通过拆迁进行住房改善等希望。“夹心层”最需要的是周转性、过渡性住房支持,小户型经济适用房不能满足他们未来住房需要。

在经济适用房的此等乱相中,还包括“规划用地被侵占,经适房摇身变成商品房”的丑闻。一位开发商向《中国证券报》的记者透露,“原本是经济适用房用地,只需要补交200-300元/平方米的土地出让金,将划拨用地转变为商品房用地,房屋使用权证就可以由经济适用房变身为拥有完全产权的商品房。”

位于上海闵行区顾戴路的1500亩地块,其中古龙基地600多亩,平吉基地880多亩,原本用于为上海低收入居民建造经济适用房,但最后盖起来的却是高档商品房。这1500亩地块从来就没有公开“招拍挂”出让过。

上海政府还表示,要在中心城区建经济使用房。但被业内人士指为作秀成分过大。

“中心城区普通商品房大约3万元/平方米,即使按周边房价40%为参照,也需要1.2万元/平方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质疑,这还叫经济适用房吗?市区土地早已紧张,不可能大量开建经济适用房。

徐汇区不久前公布的3块经济适用房基地,其中龙华地块接近内环线,靠近轨道交通3号线,堪称黄金地段,周边房价早已突破2万元/平方米。根据拿地成本,龙华地块最低楼板价为9千元/平方米。

“即使按楼板价9千元/平方米销售,也已经超出了经济适用房的范畴。”某地产商说,“这一块经济适用房的项目有可能转化为普通商品房对外销售。”这位地产商表示,不断攀高的地价,将让保障性住房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的挑战。

另外,上海市住房保障与房屋管理局2010年6月对外发布的《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其中关于申请资格中有一条就是“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或持有《上海市居住证》和连续缴纳社会保险金达到规定年限”,意味着公租房打破了户籍限制。这似乎让广大外来青年看到了在大上海立足的一线曙光。

尽管在上海政府看来,此项建设一可以让买房市场推迟购房的意向,二则可以解决一定租房问题。但不少观点并不赞同,中房信分析师薛建雄表示,公租房未必能够有利于改善房租高涨的状况,公租房与工作单位挂钩,解决的是中高端人才的租房问题,但是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和刚进入上海等大城市的农民工都没法享受到,未来走向也难以看清。

只有更贵

既然保障性住房更像是空中楼阁,我们似乎也只能盼着商品房的价格能降一点。房价下跌,这在上海可能吗?答案其实很简单,只要有人买,房子就不愁卖,价格就不会跌下去。

国家统计局2010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6月末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商品房待售面积为1918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4%。据此,有房地产市场专家认为,这一库存量比2009年末的19947万平方米库存略有下降,属正常水平。但因受新一轮调控政策影响,部分城市商品房成交量已经大幅下滑,随着下半年供应量进一步增加,预计到年末开发商将面临较大库存压力,或将主动降价消化库存。

对于这位专家的预测,《世界财经报道》评论说:“比起目前活跃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大嘴’动辄宣布房价将下降一半之类的宏论来,这位专家的观点无疑留下了充分的转圜空间。未来房价下降只是建立在‘或’的基础上,这个带有文言色彩的词,翻译成现代人听得懂的话语就是‘可能’。这是一种永远不会错的预言,但是它对正在持币等待购房的民众来说,却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

同时分析说,“目前商品房销售量的下降,更多的是持币待购者对房价下降产生了热烈的期待,但是,这种期待有多少现实基础,却是不能抱以太乐观的态度的。须知市场有一个简单的道理,虽然消费者总是期望买到价格更低的商品,但是他们并非是铁板一块,只要房价下降到了各自的心理价位,就会有抄底者入市,很快就能把价格再次托上去”。

这些抄底者中,不仅有准备购买居住型住房的消费者,更有大量炒房的投资者,或者说投机者。事实上,即使这帮人按兵不动,上海的豪宅还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虽然上海近期开盘的项目全线打折促销手段翻新,送车、送面积,上周(2010年8月2日-8月8日)四个豪宅项目的大幅成交,拉高上海上周新房成交均价,甚至高于新政前的水平,创下3个月以来新高,达到23242元/平方米”(《中国证券报》)。

从2007年至今,90平方米以下的商品公寓涨幅为81%,而90平方米以上商品公寓涨幅却达到105%,这也是为什么开发商更乐意建造大户型的原因——有钱人喜欢买大房子。也是他们让上海的房价持续坚挺。

上海信义房屋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1月30日,上海全年共成交总价在1000万元以上的二手顶级豪宅770套,成交面积达242278.3平方米,成交总金额118.81亿元,平均成交价4.9万元/平方米,创历史最高峰。

在上述购买千万豪宅的购房者中,拥有上海户籍的仅占10%。在外省市购房者中,72%是36~55岁的企业家,另有27%的购房者是30岁以下。非上海户籍的内地购房人群数量,达到318人,占39%,港澳台购房者占16%,另外的23%购房者是外籍人士,另有10%具体来源不详。

尽管蝉联“作家首富”的郭敬明否认自己曝光的豪宅是均价每平米11万元的汤臣一品,但他同时承认,自己在上海确有房产,而且不止一套。在上海购置豪宅的名人,自然也不止他一个。

据网友爆料,梁朝伟夫妇在上海拥有三处房产:2006年以近300万元购入位于上海镇宁路的“东方剑桥”单位,2007年以500-1000万元购入丹枫苑复式,2007年以5000万元购入的上海超级豪宅“华府天地”;任贤齐以每平米11000多元人民币的价格,买下了位于上海静安的“东方剑桥”的一处豪宅,总值近2000万;林忆莲在浦东张江汤臣豪园置下产业,一幢七层楼的房型,她买下三到七楼的三个单元;五、六年前任达华就在上海购置了一栋四层别墅,花了100多万元;陈晓东也秘密在上海置业,以500万港元在上海世茂滨江花园购买了豪宅,他选择的是四房三厅的大户型,大厅为180度弧形落地大玻璃,面对黄浦江的优美景色;而李冰冰则于2010年初抛售了一套位于浦东陆家嘴的豪宅,售价1400多万元……

略有一些市场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供求关系决定价格。所以,面对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上海豪宅”需求,再强硬的调控手段,恐怕也难以使上海滩的房价轻易降下来。正如湖北省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叶学平说,调控还远没有达到政策目标。对于近期央行关于下半年货币政策的表态,上海重新放松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叶学平表示,“感觉效果没达到,政策又有所松动了”。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分析,不同城市甚至不同楼盘在调控中的表现千差万别,有的可能跌20%,有的可能维持不动。很难说某个地方房价具体下跌多大幅度。下半年房地产市场的变动价格,长期房价降价因素很少,虽然有专家认为价格已经有些离谱了,不过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依靠以前所累积的资金和获取的利润,并不会真正感觉到房价的压力,而只是从投资环境来判断整体楼市。“也就是说,房价的高低与否在掌握房价涨跌的关键人(投资者)来看,他们只关心形势,并不那么在意价格。”

“现在很多开发商开始惜售,大家手头上的现金流并不成问题,所以你能看到的只是打折、促销,房价长期是不会下跌的。因为这一因素的存在,长期楼市依然看好。”

如果哪天上海的房子只有消费属性,也就是纯粹的居住功能,而无投资属性,那么,房价下跌或许还有一丝希望。但是这个假设,你也知道很虚无。所以,让房价涨去吧,我不住了还不行吗?

2.交通掼派头

2010年7月,“上海公交票价将全面进入3元时代”的帖子在开心网、宽带山等各大网络论坛被转载。帖子称:“在上海出租车起步价涨到12元,汽油即将涨到6.5元/升后,公交也将不甘落后地蠢蠢欲动起来,全面进入3元时代。”一时间,“上海公交又涨价”的传言被炒得沸沸扬扬。

市交通港口局相关人士立即否认,“这种说法纯属子虚乌有”。《东方早报》记者发现,“相似的传言一年前曾疯狂流传过一阵子,这次属于长期偃旗息鼓后重新‘归来’”。

那么,上海公交何以又“被涨价”呢?涨价谣言蔓延之迅速,实在是上海市民有苦要诉、有气要出——上海的公共交通出行消费领跑全国,上海市民每月公交支出为175元,占平均工资的7%(《文汇报》),专家称出行成本占收入的5%以上就属不正常了;cpi指数居高不下,吃的、用的价钱样样翻倍,连生姜大蒜都能卖出肉价,中石油中石化还在天天喊穷,沪宁高铁票价却硬是涨了50%;上海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生活却让市民提心吊胆,施工的土方车、水泥搅拌车三天两头轧死人,俨然成了“马路杀手”,事态严重到不得不迫使市六大部门领导集合开会商量对策……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是这“美好的生活”一出门,就被轧碎了。

磁悬浮,昂贵的玩具

上海话的“派头”(padou),意思是“气派,架势”。是上海人做事特别讲究和必须考虑到的一个方面。“派头”既有由内及外、内外交融之意,类似于气质,如:“一看就晓得伊是老板,派头摆煞勒嗨(一看就知道他是老板,气质摆在那儿)。”也有注重外在表现、略微浮夸和虚荣之意,类似于显摆,如“伊虽然穷,但欢喜掼派头(他虽然穷,但仍然喜欢显摆)。”(《诙词典》)

说上海交通“掼派头”、爱显摆,自然得从最“高级”的磁悬浮列车聊起。这条投资120亿元、30公里长的上海磁悬浮示范线,被日本jr东海公司社长山田佳臣嘲讽为“玩具”,他说:“如果把那比作小学生玩具的话,我们的磁悬浮就相当于ipad。”这番讲话的背景是2010年中日高铁公司竞项争夺美国高铁项目招标。

撇开民族情绪不谈,看看上海磁悬浮的现状:

上海磁悬浮于2002年底开通,连接浦东国际机场与上海市区,全程约3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430公里。上海磁悬浮列车由德国制造,带车头的车厢长27.196米,宽3.7米;中间的车厢长24.768米,14分钟内能在上海市区和浦东机场之间打个来回。但是,这条曾是上海市民引以为荣的全世界第一条投入商业营运的磁悬浮铁路,前景堪忧。

每天的客流量不到5000人,节假日也只能勉强达到8000-10000人次。“运营没多久,就换了一次线圈,要9000万欧元,因为老化严重。另外接头也坏了,换接头也用了3000万港元。”中国科学院院士、磁悬浮专家王梦恕抱怨说,据他掌握的资料,投资120亿元建设的这30公里磁悬浮示范线,到现在光换设备就花了将近10亿元。巨额的运营成本、不到两成的客流,让上海磁悬浮交通公司每年都在以5亿至7亿元的数额亏本,目前资产负70多亿元(《时代周报》)。韩寒甚至戏称这个项目“500年才能收回成本”。

没人坐,这是关键。ft中文网《上海磁悬浮为何少人坐?》一文总结的原因是:“由于上海整个轨道交通体系中‘人性化’设施还不够,所以磁悬浮似乎更像是一个被割裂开的‘观光项目’,它的实用性还远远没有被挖掘出来。”缺少人性化的设施,也就意味着在建设过程中,鲜少考虑乘客的感受。那么,上海磁悬浮只能沦为一项砸了巨资的“面子工程”。

不管山田佳臣是否存有恶意,他认为上海的磁悬浮不过是一件“玩具”,其实就这个交通工具的利用率而言,也颇有道理。这么不实用,不是大上海用以显摆的玩具,难道还是普通市民出行的必备工具不成?

《中国青年报》对上海磁悬浮的尴尬处境评论说:“任何投资项目都不能仅凭一腔热情,更不能为了出政绩而盲目上马。当年建设这条磁悬浮铁路,是为了旅游观光还是为了改善城市交通,或为了城市形象,现在不得而知。但按最近披露的营运状况,不知当初建设时所承诺的利益如何向投资者兑现。而目前的亏损也并未给某些人带来反思,他们把亏损归因于‘市场太小’,正在考虑改建磁悬浮铁路或延伸线路,甚至考虑直通到浙江,似乎把项目做大才是真正出路。这种决策不能不令人担忧。”

主流媒体即使批评人,措辞也很含蓄。朝野之外的韩寒却更尖锐,他说:“中国的很多官员其实是很土的,他们觉得自己的办公楼晚上用灯打着,造得跟罗马似的很新潮。同样,磁悬浮不用轮子,看着很牛。就和他们自己年年会被评选到的一样,两字,先进。还有一个巨大原因是别的国家没有磁悬浮,欧洲唯一一条短途路线运营了11年也终于停了。这下好,只有中国的火车是在天上飞的,说出去多神气。你欧洲日本的虽然有比磁悬浮更快更方便的高铁网络,那你们那个也便宜,不气派,归根到底还是铁路,而我们这个,虽然不是自己发明,人家德国人拿了重金死活还不肯出让技术,但我们这是悬浮,是幽浮,是ufo,不一样的。”

尽管学者、媒体和市民都对上海磁悬浮的扩建延伸线路提出种种质疑,但2009年1月29日,中德双方还是签署了“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向中方转让部分磁悬浮列车技术”的合作协议。2009年2月7日早晨7点,上海闵行区梅陇西路罗阳路口靠淀浦河边上,中铁道第四勘察设计院打下了一杆钻头,周围居民敏感地注意到,钻探节点为“磁悬浮联络线右线里程、桩号为右ck17+774”。

新华社北京2010年3月13日电:铁道部总规划师郑健说,上海至杭州磁悬浮项目立项已获批复,目前正在做深化研究。

重启的磁悬浮方案在原有方案基础上作了一些变更,最大变化是磁悬浮一部分轨道将由地上转入地下,以避开稠密的居民区。但是,付出的代价就是每公里的磁悬浮造价更昂贵。

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工程师、长定子线圈负责人克里斯汀·罗辛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磁悬浮项目一公里的造价约为6000万欧元,折算成人民币是6-7亿。此前磁悬浮浦东示范线的造价也证实了这一点。磁悬浮浦东示范线自浦东机场始,至龙阳路地铁站终,全长31公里,造价为238亿元,每公里造价为7亿多元。“这只是磁悬浮地上段的工程造价。”上海科学院磁技术首席科学家魏乐汉说:“如果磁悬浮走地下,具体要多少钱不敢说,肯定是贵了不少。而且地下段的工程难度也比较大,磁悬浮列车车身远比地铁高,有3-4米,土方量也相当大。”

据2007年12月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网站上公示,沪杭磁悬浮上海机场联络线规划线路总长达31.8公里。也就是说,即便不考虑地下段增加的成本与地上线的动迁成本,磁悬浮延长线的造价至少也要与磁悬浮浦东示范线持平,达200多亿元。这使得原先预估投入的60亿元显得“杯水车薪”。

“今年人代会,我会第一个带头上书继续反对这个项目。”王梦恕说,延长线需要200亿元,而且绝对属于性价比差、不实用的项目,虽然有些人称,这是为了国家战略储备作贡献,但“国家不能为了某些科技目的,乱花老百姓的钱”。

此外,沪杭高铁将于2010年10月1日正式通车。根据规划,沪杭高铁北起上海,经嘉兴至杭州东站,全长近159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魏乐汉分析:“从上海到杭州,乘磁悬浮列车25分钟到,票价预计在150元,乘高铁会多花10分钟,但票价只要50元。性价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这就等于判了磁悬浮列车的‘死刑’了,有多少人会愿意为节省10分钟而多花100元呢?”

用更大的投资,来挽救之前一笔亏损的大投资,这就是上海的逻辑。但这个钱花得值吗?

“磁悬浮技术在我们国度已经处于被抛弃状态。”2009年2月中旬,德国《明镜周刊》刊文评论道,由于需要投入巨资导致成本过高和牵涉到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从1994年就开始酝酿的磁悬浮轨道修建,随着慕尼黑磁悬浮项目被政府宣布下马,而宣告终结。

德国《世界报》也刊文说,尽管不打算投资磁悬浮项目,但德国政府并不愿意将自己研究了几十年的核心技术转让给中国——对方是用来进行“科技战略储备”,但拥有此项技术的德国工业巨子蒂森克虏伯公司向政府施加了压力,因为他们认为,在经济危机的窘境下,中国是他们继续深化实验的唯一机会。

这种时候,也只有中国,只有中国的上海,会花一大笔钱,买一部分被其他人“抛弃”的技术,只因为“这是悬浮,是幽浮,是ufo,不一样的”(韩寒语)。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只买贵的,不买对的”炫富法则?

有点事就涨价

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用钱解决。磁悬浮是这样,与上海市民出行密切相关的城市公共交通也是这样。那边,拼命花钱造一些老百姓都用不上的昂贵“玩具”,这边老百姓每天出行必备的公交、地铁、出租等等,却连连涨价。

从2005年9月15日开始,上海轨道交通客运票价整体上涨:基准票价起价由2元调整为3元,起乘里程6公里,之后按10公里进级,每段进级1元。2010年3月随着轨交11号线安亭支线开通运营,上海的地铁最高票价更是突破了10元。

对此,上海市民满腹委屈,尤其是和“2元满城跑”的北京地铁一比较,更是心酸。2005年上海提高票价,给出的理由是“为了解决地铁拥堵,消除安全隐患”,于是有了这套提价方案。地铁调价的申请人、上海申通集团公司提出,完善票价机制,运用价格杠杆调节优化客流分布,合理引导出行选择,减轻运营压力,保障轨道交通的安全运行。

据说,乘6公里以内的短途客流占全天客流量的38%,乘16公里以上的客流占11%。在高峰时段有一部分并非必须高峰时段出行的乘客,也选择高峰时段出行,并且在工作日高峰时段出行人群中有30%左右为短途客流。

理由听起来似乎很充分,然而还是招来一片民怨。

有人质疑:票价上涨就能降低地铁高峰客流?“我们并不是因为地铁便宜而乘地铁的。现在没有一条公交车的时速可与地铁相比,因此上下班时只能乘地铁。”

还有人认为“用涨价的手段分流是不公平的”。公共交通有其公益性,不能有钱的人可以乘,钱少的人就被挡在门外。将人从地铁里赶出来,地面公交就能解决这部分人上下班高峰时的出行吗?

地铁涨价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其实,城市公交(城市公共交通设施)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与城市的空间规划、产业规划都有很大关系。

就拿房地产规划来说,一位研究房地产的博士介绍说,西方国家住在城市中心的都是“穷人”,富人都住环境相对较好的郊区了,而上海恰恰相反。由于拆迁或者卖房,大多上海原住市民被“赶到”内环线以外,上班、上学、就医、购物还得往市区跑,包括地铁在内的城市公交压力因此剧增。

对于那些单位与家分别在城市两端的白领而言,不得不每天两次横穿上海,承受上下班花费4小时的煎熬。有白领将自己每天的上班出行时间和成本晒到网上,立即引来热议。不少人表示,今后选择公司时都会考虑上班交通成本因素,即使薪酬相差20%也在所不惜。这些发帖和跟帖大叹苦经的白领,大多居住在闵行莘庄、颛桥、松江九亭、浦东金桥、川沙、宝山共康、罗店等外环线附近新建的住宅小区,而上班一般在市中心或者浦东等区域。

“每天都要花那么多时间赶路,‘享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到公司后人就像要虚脱了一样。”一名外地来沪的白领自嘲说。一旦为了追求高收入,跳槽到离家比较远的地方上班,直接后果就是只能每天披星戴月地上下班。可这样一来,算上打车等计划外支出,收入实际增长几乎看不到。

两年前在闵行区颛桥贷款买了房子的董先生,是一名在浦东张江上班的it人士,所在公司是全球知名的500强企业,这也是当初吸引他跳槽的主要原因。但他很快发现,为此每天在闵行和浦东之间来回奔波,路上要花近5个小时,不亚于一次短途旅行。

“公交车挤,轨交5号线也挤,1号线更挤,2号线人民广场站超级挤,通常都要挤两三趟车才能上车。”董先生抱怨说,公司9点上班,而他6点就要起床,才有可能赶上公司8点40分的班车,否则就得打车到公司。回家的路途同样辛苦。常常加班使得董先生经常错过轨交5号线的末班车,只能打车回家。这样一来,仅半个月的交通费就超过300元了。

“我每天都睡不醒,早上睡眼朦胧就要起床上班,感觉好累好累,真是感觉快坚持不下去了……”面对休息时间的难以保证和交通成本的居高不下,董先生苦不堪言。

2009年10月16日《新闻晨报》报道,“上海地铁初步拟定票价调整方案,降低长距离乘客费用。今天下午,轨交运营管理方再次申明,上海地铁票价不变。记者从上海地铁官网及上海轨道交通俱乐部等网络论坛了解到,‘希望起步价降至2元’的呼声仍然不绝于耳。”

在上海地铁官网“交流平台”,一位网友发布了题为“强烈建议地铁降价!!”的帖子。这位网友表示:“我是一名地铁族,在市中心每天朝九晚五的工作,家住在郊区,每天地铁费就要12元,出行成本实在太高!为什么北京地铁(2元)可以满城跑!为什么上海地铁目前最高票价就要7元!都是特大型城市,为什么不能一样惠及于民?”

在上海一门户网站推出的“百姓议案”栏目中,一位网友留言:“以我家三人每月22天乘地铁公交为例,共花去660元,占我家每月总收入的12.46%。”这样的必要支出对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而言并不那么轻松。

政协委员蔡金萍在2010年1月29日接受专访时表示,她今年的提案关注出行问题,望公交车票价降至1元,地铁票价降至2元,降低出行成本。蔡金萍以北京奥运为例,认为只要政府加大投入,民众的出行成本才将得以降低。但她同时透露,也有委员对其看法表不赞同,观点出现交锋。

地铁票价降不下去是正常的,如果你知道上海的地铁造价是每公里8亿元,就不会再对降价存过多幻想了。同样是属于7亿元/公里的高造价的广州地铁,也是只涨不跌,更于2010年7月底在原有的计价标准上制定新规,规定“至机场则加收5元,市民乘坐地铁到机场最高票价19元”。所以,上海对外宣布“近期轨交运营票价维持不变”,市民似乎应该阿弥陀佛才对。

另外,你也可以从2010年4月24日开始推行的“一日票”窥出,上海地铁对于“予民实惠”这件事上的态度了。

“一日票”属于新票种,每张18元,可在24小时内任意次数乘坐轨道交通。

在此前召开的世博交通保障专项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透露,“一日票”自推出以来,每日平均销售超过2000张。乍看“日销2000张”这个成绩,颇令人振奋。但是,将之放在上海日均500多万的客流背景下,这个数字却显得太不起眼。滞销的最主要原因还是“一日票”无法真正让乘客感受乘车优惠的吸引力。

新民网推出相关民调显示:76%的网友都认为“太贵了,普通人根本用不了”,认为“合算”的占5%,表示“想值回票价,必须‘暴走’上海”的为14%,另有5%的网友表示“省的不是钱,而是购票时间”。

其实,世界上很多拥有地铁的城市都发售“一日票”,主要服务对象是在短期内需多次乘坐地铁的游客。芝加哥当地地铁的“一日票”,每张5.75美元,而其单程票票价为2.25美元,游客只要在一天内乘坐3次地铁,就已经省下了1美元。

反观上海的“一日票”,定价为何是18元?地铁方面曾经做过解释,按照他们的测算,外地游客到上海坐地铁,大概一天坐4次,平均每次的票价在4元左右,这样算下来,一共是16元钱,另外再加2元的车票工本费。也就是说,照此计算,游客买“一日票”非但没有得到优惠,反而多花了2元钱。这一票价的制定中,地铁公司显然过多考虑自身的利益了。

一方面,大把的钱花出去“挣面子”;另一方面,对全市的出行相关消费,全方位提价,从老百姓腰包里掏钱,以便继续建设更大的“面子工程”。

所以,地铁票价降不下来,其他出行工具和与交通相关的消费,却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1.出租车涨了

2009年10月11日起,上海出租车运价开始上调,市区小型客车起租费(即“起步价”)由11元调整为12元,超起租里程单价由每公里2.10元调整为2.40元。也就是说,此次调价后乘客需要平均多支出10%左右的费用。

除了市区小型客车以外,上海各类型出租车都开始调价。其中市区中型客车起租费由16元调整为17元,超起租里程单价由每公里2.10元调整为2.40元;郊区区域性出租汽车起租费由9元调整为10元,超起租里程单价由每公里2.10元调整为2.40元。

此次提价,对于长距离乘客来说,涨价的幅度更为明显。原本20公里里程的车费在57元左右,而涨价后,上涨了将近10元。对于很多乘坐出租车上下班的白领来说,每天的成本上涨都在30-40元,而夜间11点以后打车的成本则提高得更多。据估算,夜间市区小型出租车的运价将上浮30%,超10公里运价上浮50%,这意味着夜间在起步里程中的费用将达16元。

2.停车费全球第38位

高力国际调查了全球147个中央商业区的停车收费,并发布《2010年全球泊车收费调查》报告。上海首次跻身全球最贵停车费前50名排行榜,位列第38位,每月停车费平均为278.73美元(约人民币1900元)。

在这份报告中,北京中央商务区的平均停车费仅每月966.67元人民币,上海几乎是北京的两倍之多。两座城市的房价差距都没这么夸张。

事实上,就在这份调查报告公布前不久,上海外滩半岛酒店地下车库“停车一小时收费80元”的规定被曝光,在市民中引起极大反响,“这也太离谱了吧,简直不可思议”。

目前,上海仍然按照2005年3月1日批准实施生效的《上海试点区域道路停车场和路外公共停车场(库)收费标准和计算办法》,对经营公共停车场(库)实行收费标准的限价,最高收费不得超过每小时10元,以后以半小时计费;而路面停车场,第一个小时为15元,以后每半小时为10元。

“在市中心顶级地段上班,停车费真的吃不消。”这一全国最高的停车收费标准让上海的白领们感到无奈。普通办公楼停车费用都采取固定包月办法,但也有部分办公楼不接受月租停车,无论以何种方式计费,多数顶级地段写字楼的停车费都让白领们难以承受。

同时,上海市工商联停车行业协会200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上海停车收费标准“虚高”,已成为内环线内1600家经营性停车场的顽症。在内环线停车场中,由内资经营的、价格高于收费标准的停车场达30%;外资经营的停车场,违规比例则高达72%。

而停车费居高不下的原因,又和供需关系紧张密切相关。据统计,截至2010年8月,上海设有公共停车场约1800个,共有停车位24万个,然而全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250万辆。按照国际标准,市内未来的停车位缺口将高达67万个。

高力国际方面表示,停车费的上涨和城市发展、房价上涨以及经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以上海为例,这里的停车费比全球大部分其他城市(有较高的人均gdp)要高出许多。“其实,以购买力等值基础来看,目前上海的停车费已经非常高了。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我们认为这个趋势还将延续,因为上海的城市发展速度非常快,购车族也越来越多,而市中心商务区楼宇或者建筑的新供应却是相当有限,致使停车位越来越紧。”

3.上海车牌猛于虎

购车族越来越多,也引起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上海车牌越来越贵。2010年5月22日平均42262元的上海私车额度拍卖的价格,创下了29个月来的新高。业内人士表示,短期内沪牌价格仍将在高位小幅震荡。

不过,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其实每座大城市的车都供求紧张,但没有一个像沪牌那么贵。例如:北京的车牌只需要100元不到的牌照工本费即可,日本每个车牌价格则大约在300-400元人民币。

上海车牌从2000年的1000多元劲升至如今的45000元,在这流畅的上涨曲线后面是否真的全是市场的力量呢?中国汽车网评论《最贵铁皮:论上海车牌价格为何那么高呢》称“涨价还有些隐性力量,那就是各部门的暗箱操作”。

上海是全国唯一实行私人轿车牌照拍卖方式来控制交通流量的城市。从1994年开始,上海市为控制新增机动车总量、缓解交通拥堵,开始对私车牌照进行市场化配置。据上海相关政策,车牌拍卖有三种方式:现场拍卖、电话拍卖、网上拍卖。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方便竞拍,但问题也就接踵而来。上海某大型销售集团负责集团车牌拍卖的一负责人说,“只要是政策,就有漏洞,有漏洞就有钱赚。”为谋取暴利,人为抬高和炒作沪牌,已经了然。上海车牌猛于虎,就成了一个铁定的事实。

要钱不要命

之所以说上海的交通特别昂贵,不仅是因为出门要钱,要很多钱,还在于偶尔可能要命。倒不是指其他城市没有交通事故,而是上海的交通事故特别多,尤其是“马路杀手”土方车们,往往一天之内连夺数命。

世博会筹备期间,园区建设和基础设施改造,使大量土方车、水泥搅拌车等大型工程车辆在路上“大行其道”。

2009年12月9日,上海市政府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会议,指出“截至2009年11月30日,本市发生一次死亡3-9人的较大事故已达13起。与此同时,由工程车辆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明显抬头,今年土方车、搅拌车事故已达30起,死亡人数达22人,这就意味着平均每月就有2人死于这些大车之下”。

《东方早报》将2009年12月4日的报道称,土方车、搅拌车“12天连夺12条人命”,并将事故罗列如下:

●12月1日下午5时左右,浦锦路近芦恒路,土方车撞人,造成一名骑自行车的女子当场死亡。

●11月30日下午3时40分,浦东秀浦路周园路口,一辆水泥搅拌车和一辆“万通”出租车相撞,出租车内包括司机和两名乘客在内3人当场被压死。

●11月26日清晨7时45分,龙华路龙华西路路口,一辆水泥搅拌车将同向行驶的摩托车带倒,一名40岁左右的男性骑车者被卷入车下拖行10余米,当场死亡。

●11月25日上午10时30分,吴中路金汇路口,一辆水泥搅拌车与一辆同向行驶的电瓶车发生碰撞,电瓶车上一名男子被撞倒后卷入车底身体遭碾压不幸身亡。

●11月25日晚8时左右,丰庄路曹安路,一辆大型土方车沿丰庄路行驶至路口时,车速过快,与一辆摩托车相撞,摩托车司机遭重创身亡。

●11月24日清晨7时左右,吴中东路古宜路路口,一辆大型车辆在撞上一辆正在倒车的厢式货车,刮倒路旁交通信号灯柱,导致一名过路人头部被砸,当场身亡。

●11月23日10时30分左右,华江路北翟路路口,一名骑摩托车的40多岁男子被大型土方车撞倒后卷入车底,男子当场被碾压致死。

●11月22日下午3时许,罗山路华夏东路口,一辆土方车因车速过快,将一辆电瓶车撞翻,40多岁的骑车男子被碾压当场身亡。

●11月21日下午3时许,天山路平塘路口,一辆土方车将正在过马路的阿婆刮倒在地,肇事司机居然自行开车逃跑。

●11月20日下午4时左右,龙华西路龙华路口,一辆疾驶的土方车与一辆助动车相撞,一名骑车男子头部遭碾压后不幸身亡。

●11月19日9时30分许,曹杨路枫桥路口,一名年逾80岁的老太被一辆土方车撞倒后卷入车底,当场死亡。

就在这篇报道出来20多天后,2009年12月25日到26日,两天之内上海各个区县又发生了4起大型车事故,造成3死1伤。2010年元旦之后,此类工程车碾压人的事故依旧频发,令申城人心惶惶,路人见到工程车都怕。

上海市政府网站资料显示,2009年上海建筑渣土每月产生量达293万吨,相当于每天有6500多辆次15吨的渣土车在外作业,这还不包括约1000辆未登记的“黑车”。接近1万个“马路杀手”在你每天必经的路上横冲直撞,怎能不让人揪心。随时赔付的生命成本又何止“昂贵”两字了得。

媒体和专家探讨事故背后原因后认为,极少数是因为受害者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大部分则是由于肇事的渣土(废土)运送车、水泥搅拌车等大型工程车辆超载、超速或司机操作失误所造成。

据上海市政府网站一篇“两会”报道称,有政协委员统计,见诸报端的土方车事故80%以上是由超载车引起。而土方车之所以屡出事故,驾驶员薪资待遇偏低以及运输费结算方式的不合理是一个重要原因。

《解放日报》发表评论称:“分析土方车超载、超速、闯红灯,还有过期破车上路,这些无不与一个‘钱’字紧密相连。司机‘多拉快跑’可以多挣钱;施工单位违规在一辆车上超载装货可以节省运输费,工地承包人可以多拿钱;车辆该修的不修,该报废的继续营运,可以少支出降低成本,有关人员也可以多分些钱。正是在这种对‘钱’拼命追求的欲望驱使下,土方车怎会不肇事?”

更是有土方车司机周师傅“受不了良心的谴责”,而向《新民晚报》爆料,道出了土方车“要钱不要命”的黑幕:

“我的土方车载重12吨,至少要装到25吨。一般都这样干,土方车超载1倍以上很平常。”周师傅说,老板运渣土是承包的,为赚取最大利润,便竭力唆使驾驶员超载。超载会使土方车要紧关头“刹不住车”。比如正常载重时,只要一米便能把车刹住,超载的话就可能需要两米。

土方车一般按车数结算,一趟车20元到30元;也有以公里数或装载数结算。比如周师傅“拉一车土赚一车钱,10公里以下一车15元,10公里至20公里一车20元,20公里以上一车30元。要多赚钱,就得‘多拉快跑’”。归根结底,多跑一车、多装一吨就多赚钱。在这种纯运输量计价计酬的经济压力下,循规蹈矩的驾驶员“活不下去”。

别人一天能拉七八车,你只能拉三四车,不开除你开除谁?周师傅最多一天工作近20个小时,早上6时出门,中午吃饭1小时再干到晚上7时回来吃饭,8时又开始跑,忙到第二天凌晨才歇。疲劳驾驶,很容易引发事故。

如果真的撞死、撞伤人怎么办?周师傅说,老板早就想到了,每辆土方车都上了1万多元的保险,保额高达100万元。撞死人,只要赔偿不超过100万元,老板自己不用掏钱,全由保险公司“埋单”。“在上海撞死一个人,很难达到100万元赔偿,所以老板‘高枕无忧’”。

归根结底,果然还是钱在作祟。在一座利欲熏心的城市,人命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这当然很可怕。尽管市政府下令严肃查办“马路杀手”问题,但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在“多头”管理造成的困局,而是这座城市“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来上海就是要挣钱,没钱在这座城市待不下去。

3.无病额角头

在上海,当然不可能人人都凭200元投入擒获2.59亿彩票巨奖。但是,若身在上海的你无病无痛,其实也是个十足的幸运儿。用上海话说,就是你“额角头高”。

额角头(egodou),原指“额头、脑门,人头部最突出的部分”。往往与“碰”连用,表示碰运气。额角头高,表示运气特别好的意思。(《诙词典》)

无病无灾对任何人而言,自然都是好事。但一旦染病需要治疗,就绝对是坏事,尤其是在上海这么贵的城市——治个小感冒,一不留神都会花掉上百元的城市。

医生是商人

陈晓兰,上海一家医院的普通医生,因为10年不懈地与医疗腐败现象顽强斗争,而成为“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1997年,在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地段医院理疗科工作的医师陈晓兰,开始举报假冒伪劣产品——光量子氧透射液体治疗仪和配套的石英玻璃输液器。至今,被她揭露的各种医疗器械达20多种,其中9种假劣医疗器械被查处。2007年,她举报黑心医院上海协和医院,最终该医院被查封。

2006年,她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出示了一张医药费用清单,这是一个临终病人住院3天产生的费用。死者张印月,2005年底因“感染性”休克被送到上海某三级甲等医院抢救,不到3天(总共64个小时)死亡,费用总计:8645.62元。其中医护人员专业技能收费(诊疗费及护理费)58元,包括医生诊疗费34元,护理人员护理费24元;医械收费2827.16元;药品收费5591.46元;其他费用169元。

陈晓兰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对这份清单进行了剖析,以此揭示上海“看病贵”、“普通人看不起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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