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如果你还在被广州与深圳当年层出不穷的“创业神话”、“致富传奇”所蛊惑，那就请重新睁开眼吧。
现在的广州与深圳正在经历广东“腾笼换鸟”的产业转型与升级，这一改变使得两者曾经的“寻租”权利与资源逐渐趋向饱和，同时，就业结构也逐渐发生改变。
低端产业被转移出去，低端人才在城市的生活也举步维艰。高端产业顺势而起，高端人才也相应得到重视。无论是2010年召开亚运会的广州，还是庆祝30岁生日的深圳特区，在对待人才的态度上，其内部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那么，你要如何应对？望天打卦吗？
广东人用“望天打卦”一词来形容下一步没有着落。为事业，为婚姻，为住房，总有人会遇上这样或那样“冇着落”的问题，难免要“望天打卦”。比如某先生的住房问题吧，早两年因为未婚妻读研未毕业，事业落脚点该选广州还是深圳一时半刻定不下来，买房子的事打算放一放再说。殊不料房价近一两年间疯了一样地往上长，放银行的存款眼看连交首期都成问题了！显然，这并非某先生一个人的故事。“打卦”与否，均不好预测未来，不“望天”又能干什么去？不是没有做过努力，无奈人生某一步的阴差阳错，便缠成这解不开的结。
也许，在进入这两个激流勇进的城市前，你应该自问，“这两个城市现在的产业形态是否需要我这样的人才，而我的筹码又有哪些？”
1.广州港驶出一个“李宁”
上个世纪80、90年代，广州身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尽得先机，因此，人们在这里也很容易“揾食”。但是，近年来的广州，光景却不如从前，南下的人们又重新北上寻找广阔的天地。纵观广州的经济、文化历史，广州似乎都只是一个“港口”，是“下海”的人重新起航的“港口”，是小企业为拓展疆土暂时停靠的“港口”，是外国先进思想登陆的“港口”。最终，还是从这个港口出发寻找更广阔的天空去了。“体操王子”李宁就是这些人中的佼佼者。
makethechange，行者有路
李宁在黯然退役后也是从广州重新转型踏上了经商之路，广州接纳了他，却不是成就他的地方。因此，广州更像是一个跳板，而非一个领奖台。
李宁的成名是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全世界的媒体和观众看到了东方‘体操王子’的出世。在全部7个项目的比赛中，他横扫千军，接连将自由体操、鞍马、吊环、跳马、单杠和个人全能6块金牌收入囊中。这一次，李宁果然一举打破了苏联选手连续五届取得世界杯冠军的神话。李宁‘一人独得一次比赛中7个项目的6项冠军，创造了体操历史上空前的奇迹，至今仍无人能够打破这个纪录’。当年的世界体坛轰动了，谁也没有料到东方这块神奇的土地孕育了一个19岁的体操奇才”。那年，他让整个中国都为之沸腾。从此，李宁被人们誉为“体操王子”。世界体坛轰动，各国媒体都开始报道这位“中国王牌”、“体操大王”、“小飞人”。2010年，李宁在接受《经理人》杂志采访时说，“（得奖后）回到广西，那里几乎是倾城出动，我坐在一个敞篷车里，到处都是欢呼的人群。我很享受，觉得人生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了。”
但是，4年之后的汉城奥运会，他却从吊环、鞍马上摔了下来，那“让人有点缓不过来”的一摔与之后无味杂陈的一笑使得他从“英雄”成为了“罪人”。回国后，有人甚至给他邮寄去了“上吊的绳子”和“子弹”。李宁后来说，“我喜欢笑，这是一种性格和态度。”但那个年代的中国刚刚从封闭状态解脱，到处充满了急需扬眉吐气的渴望，“人们需要冠军，不需要体育”。
离开赛场，落寞的李宁坐在奥运村外面的草坪上说：“以后就退役了，我的运动生命就终止了，我就永远无法弥补这个损失了。”那么，未来的路在何方？
一般而言，地方体委都希望本地的著名运动员退役后回家乡担任体委副主任，广西体委已经对李宁发出了担纲副主任的邀请。这是一个稳妥且顺理成章的选择。还有另一条老路就是当教练，也有很多退役的冠军运动员会选择这条道路。国外也希望李宁去担任他们国家队的教练。但是，这两种选择对李宁而言都显得保守了。对于李宁而言，比其他著名运动员退役时多出来的一个选择是，加盟演艺界。他对演出挺有兴趣，也隐隐地希望自己能够往演艺事业上发展。不过，这个选择虽然快乐却缺乏足够的智力挑战，所以最后也未能进入李宁的视野。
他回忆，“当时，我原本最有可能去做总教练或者选择当官，但我一生气，一拍屁股就走了。”李宁最终选择的是经商，引路人正是他的忘年交，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李经纬。1984年，当李宁叱咤体坛风云的时候，也正值李经纬这个酒厂厂长凭着一纸饮料配方，开发出一款橙黄色的饮料——后来响彻中国的健力宝的时候。李经纬建议他：“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想得深一点，跳出运动员退役后不是出国就是当官的模式，重新设计一条道路，并让它也成为一种模式？”
后来，李宁说，“那时候，我特别崇拜他。”而且，在李宁的心里也隐藏一个梦想，那就是：“当运动员时，每次在国外比赛，自己常常因为穿着外国的运动服而被误认为是日本人、韩国人，甚至台湾人、香港人，那时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能穿着中国人自己的运动服出现在国际的赛场上。想法很简单，也不知道最终会如何。”于是，李宁便以此作为自己的梦想与自己的兴趣，通过在李经纬身边去实现“做一个中国自己的品牌”。
当然，李经纬觉得“李宁年轻、聪明、人品好”，他对李宁的态度，就是“把他扔在游泳池里，让他自己去学。我只是在岸上看，做救生员，不行的时候，再伸手拉一把。然后我再放开，再看。几次下来，李宁就会游得比我好，超过我。”
“李宁牌”起航
1989年4月，春意渐浓的广州，在无数镁光灯和快门声中，李宁从李经纬手中接过了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的聘书。初到健力宝的李宁主要分管公关宣传、市场策划等工作。凭着一种天生的直觉，以及多次出国比赛所培养出来的眼界，李宁提议健力宝应该拍一条有冲击力、富于体育动感的广告，并且由他亲自出演。这个建议，连同在当时属于天文数字的60万元广告费，得到了李经纬的全力支持。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掀起了巨大效应。这一年，健力宝的销售额增加了3000万。
后来，李宁便向李经纬提出想办一家体育服装厂，并希望由健力宝投资。但也许当时的李经纬已经隐隐意识到健力宝自身产权不清会留下后遗症（因为体制原因，健力宝虽然由李经纬一手创办，但在资产上依然属于三水市政府的国有企业），便委婉地建议道：“如果能够引入外来资金，就不要全部用健力宝的钱。”随后，他陪着李宁一同寻找投资。1990年，一家新加坡公司同意出资，就这样，由三方共同投入的中新（加坡）合资健力宝运动服装公司挂牌成立，李宁出任总经理。经过紧张的施工，不到八个月，一幢5000平方米的厂房在三水市竣工了。屋顶上，一块由三个字组成的巨大招牌异常醒目：李宁牌。自此，一个有6个英文字母组成的中国商业神话便开始了……
1990年8月，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身穿白色李宁牌运动服的李宁作为运动员代表，庄严地从藏族姑娘达娃央宗手里接过了第11届北京亚运会圣火火种。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北京亚运会是中国第一次承办国际大型综合性比赛赛事，而李宁则是中国第一家赞助国际体育比赛的本土体育品牌。为了拿下亚运会火炬接力传递活动的承办权，李宁拿出250万元，但他获得的回报是，有2亿人直接参与，25亿中外观众从新闻媒体知道了李宁牌。
此后，李宁牌发展得愈加顺利，每年的营业额都以100%的速度增长。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李宁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当中国奥运体育代表团穿着印有鲜明logo的李宁牌运动服出现在开幕式上时，李宁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回忆道：“那一刻，我体会到了此生最大的荣誉，那种成就感超过了我以前所获得的所有奖牌的总和。”
但是，他也清楚地明白：“1990年我抓住了历史的机遇，此后也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的影响力带动了品牌的竞争力。但是那只是一个阶段，毕竟我的影响力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当年的女排精神、我们那一批运动员的拼搏精神确实激励了一代人，但是那些都是超越竞技体育本身的荣耀。面对未来的竞争，我肯定无法再依靠那种影响力去帮助李宁品牌赢得更多。”
1991年到1994年期间，李宁继续走赞助体育活动的路线，并开始了多元化产品尝试，李宁运动服、李宁鞋，甚至李宁皮带、李宁领带等，产品不一而足。虽然李宁公司1993年就有了赢利，年营业额以近100%的速度增长，但是在李宁的心中，有一个永远的结，那就是“孩子的身份”——李宁公司是健力宝的全资子公司，而健力宝的控股股东是广东三水县政府，是国有资产。在李宁心中，他更希望公司朝着现代企业模式发展。这在当时看来并不易，起码有两个核心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另外一个是将李宁商标从健力宝中分离出来。
1994年初，在证券报一个记者的引荐下，李宁同有着“中国股改第一人”之称的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纪鹏见面了。刘纪鹏从1988年开始即进行企业的股份制咨询，从他多年关注企业改制的经验来看，李宁公司的产权不清这对于李宁今后的发展将是致命的，他极力鼓动李宁脱离健力宝。
李宁当然知道这时的健力宝之于李宁(公司)，如同母亲的胎盘之于成熟了的婴儿，价值使命已经完成，但在李宁心中，李经纬对他有再造之恩，如同他的再生父母，他怎么可能去背叛李经纬？对于刘纪鹏的建议，李宁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如果脱离健力宝，别人会不会说我忘恩负义？”
而在刘纪鹏看来，作为国有企业的健力宝并不属于李经纬而属于三水市政府，在日后的产权分割上必然存在无法想象的阻力，作为健力宝的子公司，李宁与其在一条前景不明的大船上航行，不如现在抽身自立门户。于是，刘纪鹏则反复对李宁阐明产权不清的利害关系，劝他说：“你只是脱离健力宝，并不是脱离李经纬，健力宝并不完全等于李经纬。”最后，性情爽直的刘纪鹏甚至拉开椅子站起来，对李宁说：“如果你拉不下面子，我去跟李经纬谈，跟三水县政府谈。”1994年底，李宁和他的服装公司离开健力宝，当初集团投入的1600万元，李宁分三次用现金进行了偿还，李经纬甚至没有提出补偿增值部分的要求。
著名商业作家吴晓波在《大败局》一书中对这次分家写下了这样的评论：“李经纬‘扶上马、送一程’把心爱的后辈朋友带上了一条比他自己要顺畅得多的商业大道。”
8年后刘纪鹏的论断竟然一语成谶，2002年1月15日，与李经纬交恶已久的三水市政府在达成“不能卖给李经纬及其团队”的原则下将健力宝作价3.38亿元卖给了资本炒家张海。当时的李经纬犹如一只被弃的老战驹，默默地坐在签约会场一角，“含泪仰天，不发一语”。9天后，他在家中突发脑溢血，直至今天仍孤单而屈辱地躺在病榻之上。
驶出广州
如果说李宁是由李经纬带进商界，由刘纪鹏帮助整理公司构架，那么，1996年初，李宁将公司总部从广州迁到了北京，并更名为李宁运动服装公司，就是彻底告别健力宝，独立迈向辉煌的一步。李宁自己也曾感慨地说，“李宁公司如果当年不从三水搬到北京，就没有今天。”
1996年，李宁集团的业绩达到了颠峰，实现了历史上最高销售收入6.7亿元。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却席卷而来，制造业极度萎缩，李宁集团身陷囹圄。“通货紧缩”使得老百姓的购买力大受影响。卖不动了怎么办？1997年，李宁公司两次大型市场促销活动——“97暴风雪系列”、“正在机会”，背后的含义都是以超低价位清理库存。此后数年，李宁公司的销售收入始终徘徊在7亿左右。体育用品市场容量已经放大，李宁公司的市场地位却在下降。为此，公司高层不得不开始思考从制造为先向品牌为先的整体布局。在一次会议上，李宁说道：“我们不是一家做鞋做服装的公司，我们要做一家推动运动文化发展的公司，因为没有一个消费者是因为一个品牌而喜欢一项运动的，都是因为喜欢某项运动而喜欢某个品牌的。”
于是，1997年，处于困境的李宁萌发了强烈的上市冲动。这次，李宁是瞄准了香港。为上市绸缪，李宁又把集团总部搬到了上海。这时集团的大股东变成了4个，其中有李宁任总经理的柳州市李宁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800万)，还有李宁体育产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北京广健东贸易有限公司、广东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1998年12月，为了把李宁最好的资产打包上市，上海李宁体育用品控股有限公司在浦东新区注册成立——李宁集团内部亲切地称之为“母体公司”，主要职能是资本运作和资本经营。
2000年初，李宁遇见了王亚非（海问咨询公司副总经理、光华管理学院emba培训班教师），第一次见面，王亚非就对李宁说“你应该上市！”这一下正中了李的下怀。
于是，一场大刀阔斧的调整也展开了。2001年6月，北京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整个李宁集团的经营核心部分，进行了更符合国际潮流的拆分。12家地方分公司、304家专卖店的分销零售部门被切下来，组建了“上海一动体育发展有限公司”，不只代理“li-ning”一家品牌。北京李宁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李宁牌”品牌部分（《环球企业家》）。
2004年6月28日，已经是中国最知名、规模最大的国产体育用品公司的李宁集团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开盘当日，开盘价即上涨了8%，在香港公开发售的认购数量为暂定发售股份总数的132.2倍，国际配售也出现了约11倍的超额认购。李宁家族控制着46%的公司股份，其身价高达16亿元。那天，他面对媒体淡淡地说道：“我不是一个明星偶像，我只是一个拥有十几年企业经营史的企业家，一个商人。”
在通往国际的道路上，李宁又跨出了一大步，上市后，他更加快了步伐。
2004年签约世锦赛冠军西班牙国家篮球队、2005年初签约nba并成为nba官方合作伙伴、2006年初成功签约nba克里弗兰骑士队后卫达蒙·琼斯，随后又与大鲨鱼奥尼尔签约，李宁的品牌logo开始在nba的赛场上频繁亮相。而李宁合作的版图依然在扩张，2007年与阿根廷篮协约定，今后的6年，雅典奥运会冠军阿根廷国家男篮与女篮都将身穿李宁战袍征战国际赛场；2008年，“李宁”又成为瑞典奥委会官方合作伙伴，为其设计、制作该代表团参与北京奥运会的各项装备……
“在国际市场的推广策略上，李宁愈发显的稳健而又成熟。”在《财富》杂志“最具竞争力的中国本土公司”的文章中，商业评论家这样形容。
2008年，当李宁在半空中手举火炬奋力奔跑、点燃奥运主火炬的那一刻，开幕式达到了令人窒息的高潮。3分钟点火后的48个小时，汤姆斯路透数据就显示，李宁所持有的公司账面财富已经增加1.6542万港元（1.44亿人民币）。
尽管曾经李宁对于他个体的身份很强调，从下面的事件可以看出来，但事实上，“李宁”的个体与品牌身份，从一开始已经交织在了一起。
他说，一次，王石在西安旅游，有小贩高叫：“我认识你。”王石很开心。小贩又叫：“你就是王石，那个中国移动的老总。”王石更开心：“我就是喜欢万科离开我而独立存在。”“我呢？我最高兴能有那么一天——很多孩子买了李宁牌，但完全不认识我，这就是我最需要的。”
现在，李宁又在北京近郊建立了一块占地100亩，花费高达1.5亿全新的总部。这座由澳大利亚著名体育建筑设计公司cox设计的办公园区看起来就像一座体育主题公园，4座三层高的办公楼用红色跑道贯穿着；透过一片巨大的玻璃幕墙可以看到碧波荡漾的游泳池；篮球场、羽毛球场、足球场、攀岩墙像景观一样随处可见。正如李宁ceo张志勇所说，“新的李宁总部意味着李宁公司新的起点”。李宁说：“因为我就是一个不喜欢被束缚的人，所以我希望我的员工随时都能处在自由放松的状态中。”因此，这里被一本商业杂志评为“中国本土最国际化的办公区”。在张志勇看来，它担负着“李宁公司作为中国第一运动品牌和未来世界五大品牌的企业形象”。而在我看来，这里将完成李宁公司走向国际的进化，因为在这个新的总部，最大的两个部门是市场和研发。
李宁与“李宁牌”从广州出发，最终在北京开始了它国际化之路，这一过程不由的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广州这块地方能够诞生企业与名人，却留不住它们。就像广州所提倡的“总部经济”，而今，这些巨头的总部也纷纷北上，与首都北京相比，广州总有“起了个早赶了个晚”的遗憾。
最早进入中国全球500强之一宝洁也选择了“离开广州”。作为在中国投资时间最早、投资金额庞大的跨国企业之一，宝洁2010年在北京新成立的研发中心注册资本达7000万美元，总投资额达8000万美元，拥有来自16个国家的500多名员工。“当年进入宝洁的时候，我就是在广州的研发中心工作的。”回顾往事，北京研发中心总裁朱建文说，“其实，研发中心早已在1998年搬到了北京。”（《羊城晚报》）
虽然总部还在广州，但宝洁的核心已经到了北京。“选择北迁，我们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朱建文坦言，“第一，北京是中国文化、教育、技术中心，这里的高校多、科研力量强大，我们可以在这里招到人才以及跨国的合作伙伴；第二，这里是首都，我们可以更快地了解研发创新的法规，也可以和中国政府保持更紧密的关系；第三，从我们的人才考虑，研发中心里有不少来自国外的工作人员，而北京是最多外来人才定居的城市，深厚的文化和历史都吸引着他们留在这里。”
这样的分析无疑表露，北京已经是宝洁的最优选择。
同样，2009年3月，诞生在广州的著名互联网企业网易，也有传言要北迁至北京。北迁计划以网易科技频道为例，就是在广州、上海各驻守一名记者，其他广州总部的编辑全部迁至北京。半年之后，业界再度传闻称网易旗下游戏事业部将搬往浙江杭州，因为负责暴雪旗下魔兽运营的网之易公司是在上海，所以传言并非没有理由。对此，网易ceo丁磊做出澄清，表示游戏部不会搬离广州。但是，丁磊却对外表示，网易2009年给广州交的税比2008年还高。至于究竟交了多少税，不得而知。
2.深圳梦进退维谷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曾说，“‘深圳梦’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集体情结。它不仅是关于一座城市的愿景，更是对中国现代性场景的想象。”这个中国社会变革最轰轰烈烈的现场成了“全民梦工厂”，但是，30年光阴流转，这个梦却开始慢慢“褪色”。
80年代，小人物“闯深圳”
1982年，时任蛇口工业区“掌门人”的袁庚去清华大学招揽人才，那时的他激情澎湃地“描绘理想”，还不忘调侃：“现在来蛇口，正是时候，10年后的蛇口，你们要进来，就像今天户口进北京一样困难。”
那个年代的深圳完完全全的开放，就像一列列免票的列车，只要你愿意随他高速运行，都可以上车。于是，轰轰烈烈的南下大军，怀着英雄主义情结的人们去到那方宣泄血性的角斗场闯荡。就像北大客座研究员、深圳财经作家徐明天所言“南下深圳的人大多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因为，最初到深圳就意味着要割断与过去的所有关系，没了工作、没了户口、没了粮食供应，成为“盲流”，选择到深圳是得有点勇气的。不过这些都不能阻挡新的城市模式和新的价值观带来的吸引力。深圳的“原始梦”是复杂的，但有一个主要价值指向，那就是关于现代性的想象，其中除了对西方时尚元素的期待，更多还是对先锋、叛逆、自由、浪漫和原创性的期待。在某种意义上，“闯深圳”和“告别传统”可以说是同一个意思。要闯深圳，就必须告别传统。甚至，闯深圳，原本就是为了告别传统。
华为掌门人任正非在创业之初对他仅有的8位员工说：“我们这些辞职或停薪留职的科技人员，离开国营单位，自己出来找饭吃，大家都有背水一战的危机，人人奋力拼搏，没有内耗，没有扯皮现象。在一个国营企业里，厂长、经理往往要用60%的时间去处理人际关系，想干成一件事是很难的。”而深圳的诞生则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家长，也没有所谓监视者的政策基础上，这意味着它也没有那么多束缚。深圳就像一个单细胞城市，这里欲望明确、规则明确，达成目标的方法简单，就是要靠“闯”。
相比北京、上海，深圳没有历史，也没有包袱，所以具有对未来开放的无限可能性，北大教授张颐武形容深圳是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城市。深圳以在特殊时期在全国开创先河的市场化模式，重塑了一代人的价值观，提供了新的经验、新的想象力，从无到有地实现从受制于身份到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的现代性转变。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梦，但把梦变成现实，深圳是，至少一度曾是创造了最好条件的地方。
因此，当年的深圳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论成功”。全国各地各种族群都可以到这平等的起跑线上重新开始人生。这些人既有从秘书到深交所创始人的禹国刚，也有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或者因为逃婚到深圳却开创了攸县的士司机的湖南妹谢吴艳。无论是香港富豪、内地打工妹、外国金融家，还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都相信自己能在这个城市找到一席地位，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在这梦想照进现实的年代，一批批神话就此诞生，其中之一就是平安保险，而深圳也成了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的命运中转站。
生于1955年末的马明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摩羯座性格。只有初中原始学历的他首先在广东省湛江市八甲水电厂做工人，然后担任了当时的广东湛江地委工交政治部通讯员。1983年的一次人事调动，马明哲到了深圳市蛇口工业区并被选中担任当时蛇口工业区总经理袁庚的专职司机。
马明哲显然志不在“马车夫”，30岁时的他对袁庚说的一句“100年后我们重操旧业好不好”就是他保险业梦想的萌芽。对于改革者袁庚，这句话也点燃了他的另一个兴奋点，他亲笔写信给中央领导，详述成立平安保险的必要性。198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文批准成立平安保险公司，马明哲任命为总经理。
自此，马明哲带领一个13人的队伍在40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从产险开始起步打造着他的金融航母。22年过去了，平安保险在马明哲的战略中从一家总资产5312万元的小企业，发展成了一家集保险、银行、投资为一体的综合金融集团，并在《财富》杂志2010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再次入选并荣登中国内地非国有企业第一的宝座。马明哲用他的“过桥哲学”与开创精神缔造了一个时代的神话。他说，“中国的保险事业起步较晚，起点较低，也没有多少时间让我们事事都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河上已经有桥，我们就不必去冒险涉水，付一些过桥费就可以过去了。风险小，也赢得了时间。”而圈内人对他的评价是，“我最佩服的人是平安的董事长马明哲，我想的事他肯定想到了前面，我没有想到的事他也想到了。他做事总是具有前瞻性。”
上个世纪80年代深圳与奔赴深圳的创业者都成了特定的历史注解，就像1985年来深圳的诗人王小妮在《一个诗人的深圳史》里写道：“你来深圳想做什么？这是1980年代中后期新移民之间最自然的对话。有人为理想，有人为自由，有人为爱情，有人为逃避。”唯独没有为赚钱。随着1990年的到来，奔赴深圳的梦想也开始了转变。
90年代，年轻人的淘金梦
上世纪80年代，深圳演绎的“解放”、“挣脱束缚”让整个中国都看到了另一种生存方式。随着经济优势在“深圳速度”下的快速显现，随着现代城市管理制度和用工环境的初步建立，随着基建、招商引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上世纪90年代的“淘金热”兴起。
城市工业大发展背景催生了无数用工机会和淘金梦想，也就在这一时期，“淘金地”成为深圳的代名词。“全国人民都知道，深圳有金可淘，高中低端人群来者不拒。”深圳“网络四剑客”之一、《深圳青年》杂志主编陈宏举例，深圳某游艇会老板，便于此时来到鹏城（深圳别名），而他最初不过是在基建工程兵的食堂里帮厨打菜。
让美国《时代周刊》惊呼“有史以来最大人口流动”的百万民工南下潮也发轫于1989年，百万民工南下。数据显示，1992年第一季度，仅从深圳汇往全国各地的汇款单近140万张，共计7.03亿人民币。汇款人群中，最常见的是三五成群的打工仔、打工妹。
这段经历像极了1848年的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兼历史学家布朗兹在《黄金时代：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和新美国梦》中这样记录那段历史：淘金热对于美国历史而言是比南北战争更为关键的时刻，淘金热改变了国家的精神，使美国脱离了富兰克林式的“稳当和勤劳”的清教伦理，转而朝向一个新的美国梦——“迅速致富”。然而，深圳网络小说家慕容雪村也在其热销的作品《深圳向左，天堂向右》也见证了深圳的“淘金梦”：深圳就像一个迅速膨胀的大面包，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公司成立，每天都有数不清的人怀揣梦想、拿着边防证涌进这个南海边的小渔村。一夜暴富的传奇随风飘扬，公车上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对话，一个破衣烂衫的家伙说：“我明天有一船货到蛇口码头，你要多少？”另一个同样破衣烂衫的家伙一脸不屑：“作贸易？那不是糟蹋钱吗，我刚在宝安圈了十几亩地，作房地产才能赚大钱，兄弟！”
那个年代的深圳仿佛“钞票满天飞”，随手抓来都是机会。因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深圳就像一位专家所分析的“当时，国内工业化程度都不高，产品供给程度也不丰富，属于物质稀缺的时代。只有深圳率先启动了加工贸易还是工业化，这就奠定了深圳作为全国产品的供应中心的地位，也就是说任何人来到深圳，都可以借深圳有利的地理位置，成为全国的‘供应商’，其中蕴含的创业机会也是其他城市所不能具备的。”
现任深圳互通科技的总经理霍强回忆那时说，“1992年来深圳，自己都被吓一跳，香皂、电子表都是成堆卖，运回内地，买一堆电子表的钱，卖掉一块表就能挣回来，而且这些都是内地人闻所未闻的新潮货，赚钱太容易了。”
“淘金梦”成了青春飞扬的年轻人奔赴深圳的最鲜明的诉求，深圳网络三剑客之一的老亨认为，90年代，人们投奔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赚更多钱，有更多自由，寻找实现个人梦想的更多机会。而事实也证明，当时的深圳确实能够为这些具备淘金意识、寻求个性发展的人提供极大的想象空间和丰厚的回报。霍强觉得，现在深圳的中产阶级大多也是从90年代开始进行资本积累的，因为单从当时在老赛格市场小柜台采购各种电子零配件卖到全国各地的生意就可管中窥豹。那会，这些小柜台一个月几万元的生意是不在话下的。
虽然淘金还在继续，但是，深圳的转变也开始初露端倪。关内相继停止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并持续出台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政策等，这似乎宣告了“此时深圳已经开始转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纯粹依靠两只手打拼、淘金或者投机的创业模式已开始不能适应城市的发展，随着创业的难度加大，创业也走向了精英化的路线上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入深圳乃至分得一杯羹的80年代开始远去，淘金梦的主体也慢慢地变成了知识分子、技术人才、大学教师等数以万计的南下精英，这些人最终促成了一个以电子信息、互联网为主的创业黄金时代。
“整座城市在向高科技转型的过程中制造了大量的创业机会，太多人在前两个阶段的搏杀中积攒了第一桶金，生发出强烈的转型需求，深圳的优秀企业家大多成长于这个时期。另一方面，深圳的现代化城市特征越来越明显，城市门槛逐步提升，低端机会骤降，蓝领开始泛白，高端白领、海归扎堆。”陈宏把1992年视作城市人口结构的分水岭，1992年之前，大规模城市基建、工业化提供了巨量的低端工作机会，1992年后，深圳开始转向技术密集型，低端工作岗位饱和，农民式、草莽式的创业模式已不适应当时的城市环境，城市淘金价值弱化，阶层分界逐渐清晰。“城市门槛的提高也带来心态失衡和治安恶化，1992年后，有的人成了大企业家，有的人还一无所有，涌入深圳的低端群体找不到合法的生存机会，拍头党、砍腿党也有了，送去樟木头的人越来越多。”
马化腾就是在那个时代技术型创业的典型。1993年，毕业于深圳大学的马化腾进入深圳润迅公司，成为软件工程师，从事寻呼软件的开发工作。1998年11月，马化腾和同学张志东注册了腾讯公司，为深圳电信、深圳联通和一些寻呼台做项目，而qq只是公司一个无暇顾及的副产品。
1999年，qq变得大受欢迎，注册人数疯长，很短时间内就增加到几万人。而此时腾讯却遇到了资金方面难题，在寻找融资无门的情况下，马化腾萌生了把qq卖掉的念头。幸运的是，同年，深圳举行了首届高交会，马化腾在那里获得了第一笔风险投资，qq获得了生存发展下去的基础。此后5年，腾讯成功在香港上市，成为中国最值钱的互联网公司。
00沉没年代，梦归何处
作为试验田的深圳，它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未知。上世纪90年代末的深圳又一次转变，这时的深圳街头有些迷茫。2000年，深圳走到了十字路口。2003年，在深圳生活了6年的资深媒体人金心异已为人父、做了“奶爸”,当他行走在深圳街道上发现有越来越多扭秧歌的老人,越来越多的孕妇和婴儿的手推车,人们走路都慢下来,他写下“一个城市终于从他的发情期和交配期进入了繁殖季节”。
著名的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也成为呙中校当时对深圳形式的反思。全文洋洋洒洒1.8万字的长文，针针见血、毫不客气地指出深圳当时发展所面临的困局。他从深圳的五大企业——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兴通讯、华为科技以及沃尔玛的“迁都”上海传闻说起，进而广泛而深入的人才引进、投资环境、行政效率、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文化氛围等诸多方面去剖析，他认为“深圳过去22年的发展更多是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而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没有确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而是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寻租’社会。特区所特有的权力和资源，为寻租提供了条件；而特区发展中出现的巨大经济利益，则提供了强大的寻租动机，而制度上的缺陷导致寻租成本特别低，结果导致寻租无所不在。——抛弃深圳的不是别人，正是深圳自己！”
这篇网文一石激起千层浪，阐释了深圳跨入“特区后时代”的危机与迷惘。这种城市的改变也使得追梦者发生了改变，张闳说，“深圳梦从一开始就是强者为王，赢者通吃。得以实现梦想者寥寥，但由于它较早开放，多得先机，相对于封闭的内地，其梦想实现的机会还是要多得多。早期深圳是有美国梦相类似的幻象，但这种东西难以为继。一小块样板，不可能真正成为梦想的乐园，单是《边防通行证》，就阻断了大多数内地公民的梦想之路”。
淘金梦远去，城市门槛提升，拒斥低端人群。而到了2002年后，创业梦淡去，这个城市的白领群体也开始躁动起来。机会越来越少，物价、房价却日日攀升。曾经在深圳身后亦步亦趋的内地城市持续发力，政策优势不再“一枝独秀”的先锋地位沦丧，人口结构固化，城市高端群体失去改革精神。深圳似乎变得与一部分发展较快的内地城市并无明显分界，甚至在某些方面还略逊一筹。“这个城市和城市里的人一同陷入迷茫与困顿之中，看不清自己的梦究竟指向何方，看不懂这座城市究竟走向哪里。”陈宏也感觉到，突然之间，“逃离深圳”的冲动气氛在城市里暗潮涌动。这个曾经谱写徐明天所言的“人才引力定律”的城市，渐渐失去了它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前，当一列列从北往南的列车装载着饱满的青春之躯，抵达深圳时，梦想也同时抵达。现在，梦想在何处，已经慢慢模糊。
10年代，沉重的“大城市梦”
同济大学教授、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说“每个城市的居民都有自己的个人梦想，但都比较零碎和单一，不像深圳梦那样影响了整整一代移民，并且有鲜明的自由人本主义特征。深圳梦犹如初生的太阳，照亮了中国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但令人遗憾的是，30年以来，深圳不断背弃着对先锋、叛逆、自由、浪漫和原创性的原始梦想。它的嘴脸，跟中国其他城市越长越像。”
深圳已经不在是当年那个3万人的小渔村，也不是“遍地黄金”的梦工厂，深圳与创业是同义词这个命题也需打问号了，深圳资源似乎基本完成了初始分配，深圳城市的进入门槛也抬高了，总而言之，深圳特区已经不特了，深圳现在与北京、上海、广州一样，都有一个新称谓中国的一线城市或准一线城市。
一位叫“低烧”的网友在纪念深圳三十而立的“深圳万象”系列中，这样表述他对深圳与深圳梦变迁的感想：
“这个城市已不再被梦想所激励,而且这种倦怠已深深地伤害了人们的心。”这个是很难两全的。即所谓城市要发展，又要人人有饭吃。这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它不可能满足所有人，但是却一定会继续满足一个百分比的人数。从来都是如此，没有例外过。照我几十年的深圳经历来看：80、90两个年代所谓的黄金发展期，是因为当时法律制度比现在更不健全，深圳也更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那时的深南大道还是泥土路，只要你肯干，干什么都能发财。
在从无到有的这20多年，不论是循规蹈矩的，还是铤而走险的，都更有机会得到回报。当年在赛格买下铺位的人，恐怕想不到今天能那么值钱。但是今天想再找这样的铺位就很难了。社会在发展，淘金的模式也是在改变。你不改变，则必然被淘汰。而此时的深圳，初具规模，竞争更加激烈，淘金却不那么容易，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记得90年代初期，是所谓的创业高潮。大学毕业生，天之骄子。国营企业都不愿去，要自己创业，学比尔盖茨，考公务员根本不是受欢迎的。而现在，恐怕竞争之激烈超过高考。
每年来到深圳的淘金者与每年去到曼哈顿的淘金者一样。都没有必然成功的道理。社会不欠谁的，它有它发展的轨道，不可能一直出于高峰，却是螺旋式上升。今天的深圳在我看来，远没有那些没有来过的人们脑海中想象的那么美好，也绝不是已经失望的人心里所厌恶的那么差。
深圳依旧在前进着。当初年少无知的我们已经成家立业，安居乐业。在我身边，也从来不缺乏新的少年人来到深圳打拼，他们有的失望而归，但更多的是坚持了下来。不论是在小区里卖早点的乡亲，还是在科技园里设计产品的学生。都有自己的生活。
十几年前，年少的我们工资只有2000多，那时的房价也只有2000多。
十几年后，年少的他们工资还是2000多，但是房价也许要20000多（再降也不会降到2000多了，除非经济崩溃，它总是要慢慢升上去的）。
陈宏认为，深圳经历了两个创业时代，前三十年，创业者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城市更新、政策优势，以及经济高速发展下的商机迸发，“60后”、“70后”创业者凭借诚诚恳恳、吃苦耐劳就可能获得成功。如今，随着国内各地经济增长，深圳已经进入了一个“拼时代”，创业者不仅要考虑资本、行业、技术、产品等问题，还要考虑选择什么样的突破口与整个深圳发展的大势结合。
同样，对于“80后”而言，进入深圳的目的与“60后”、“70后”已经截然不同了，“80后”更加追逐城市化下光鲜亮丽的“大城市生活梦”而不是掘金、创业。雷泓霈在《别让大城市妄想症压垮自己》里说道“我能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渴望挤进大都市的念头和行动，大城市里丰富快速的资讯、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相对充足的就业机会，还有它推动你不得不前进的气场，这些资源是二三线城市无法企及的。但是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大城市无论怎么发展，它都不可能无限制地容纳所有憧憬它的年轻人，它终归是有一个‘饱和度’的。当它处于‘相对饱和’的临界点时，它无疑会有意无意地设置一些有形或者无形的门槛，这些门槛在一定程度上提醒着渴望融入它怀抱的年轻人，挤进大城市是需要高成本的。”
“80后”已经无法像当年到深圳闯荡的人，白天干活，晚上睡在桥墩下，因为这个城市已经过了那段岁月，而“80后”与“60后”、“70后”所面临的社会背景也不一样了。现在，挤进深圳的生活成本已经远远超出上世纪80、90年代。
同时，深圳的产业转型也在持续，对人才的要求与筛选也加剧了人才间的竞争。就像宋丁所说：“深圳要大力扶持三大产业（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要再造一个深圳,人口肯定要收缩。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现在很多蓝领工人在内地就业,这对国家来说也是好事。深圳要不断往高处走,成为一个有活力有创造力的年轻城市,就应该选择那些更加符合时代潮流的强大、蓬勃的年轻产业。目前深圳面临的是人才结构调整所带来的一些变动,我们不能拿90年代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
三代人、三十年的“深圳梦”，有人说“这个梦不是在消退而是在外溢”。现在的深圳已经不在是当年快速成长需要大量补给的深圳了，现在的深圳追求“效益”、“品质”，包括对人才也是一样。比起几十年前，深圳的竞争压力更加大，人才淘汰率更加高，就像一个人说的“选择了深圳就等于选择了压力”。说白了，就是深圳经过历史积累，现在已经很牛了，它有足够的资格挑选他们需要的人，人才要削尖了脑袋挤进来。
3.代工帝国背影
在深圳，有这么两家企业很典型，一家是富士康、一家是华为。内迁之前的富士康在深圳拥有40万员工，85%都是“80后”、“90后”的技工，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与富士康一墙之隔的华为，企业员工几乎都来自中国一流大学，是“后世界工厂时代”的技术密集型企业。这两家企业的员工生存现状几乎可以代表深圳同类型企业里的员工生存现状，从这两家争议性、话题性的企业身上，也折射出深圳企业与劳动者发展的轨迹以及未来深圳的发展方向。
挤上流水线
2010年初至5月份，短短几月间，富士康就发生了“十二连跳”。坊间纷纷议论这个“血汗工厂”对工人的盘剥、压榨，然而，让人奇怪的是，既然这个“魔鬼工厂”如此“恐怖”为什么还有数以万计的人挤破了脑袋要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