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社会进程，广州与深圳成为最早、最大量接纳内地“移民”的城市。“异乡人”在拥挤的城市空间里谋求生存并融入城市社会，就面临着权力与力量的争夺，竞争由此而生。
这里风云变幻，对于“都市新移民”而言，就要看你有没有实力、有没有眼力、有没有财力、有没有权力，因为，城市本身无情，若你稍不留神，就会被快速变化的局势淘汰出局。
对于生存、生活，广东人有个形象的说法，叫“搵食”。读稳（wan2，阴上声）蚀（sik6，阳入声），本义为找吃的，引申义为工作、谋生活。广东人“揾食”常挂于齿，实则是点破了工作的主观动机，普通话中的“工作”则表明了“揾食”的客观过程，实属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
而到处可见的激烈竞争，则让在广州与深圳“搵食”的外来者，衣食住行处处堪忧。
1.房价“吹涨”
吹涨，读炊（ceu，阴去声）账（zeng，阴去声）。意为真是气死人。例：“食碗面反碗底，问你吹涨未？”（忘恩负义小人一个，请问你是否被气死？）人总是会生气，外省人一张口就是“气死”了，而广东人的“吹涨”好过“气死”，但“吹涨”本身也非常不过瘾。例如，房价上涨的速度也和广东造楼的速度比拼，房价涨得离谱，人也就被“吹涨”了，但又无处发泄——买不起，连租都成了问题。
2006年，一深圳网民根据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改编的这首《房价之歌》，入木三分地唱出了无数深圳买房者的心声：
我在遥望，大盘之上，有多少房价在自由地上涨。
昨天已忘，风干了好房，我要和你重逢在没房的路上。
房价已被牵引，质落价涨，有房的日子，远在天堂。呕也，呕也，呕也。
谁在呼唤，行情多长，挣钱的渴望像白云在飘荡。
东边割肉，西边喂狼，一摞摞的钞票，就送到了银行。
在房价沧桑中，房子在何方？
跟政府商量：让房价降降。
众所周知，深圳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30年前，深圳的原住民只有一些农民，但是，截至2010年5月，深圳总人口已经达到1450万，其中，户籍人口246万。同时，美国《福布斯》杂志也公布了全球人口密度最稠密城市排行榜，深圳以17150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位列全球第五，并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最拥挤”城市。比起上海的13400人/每平方公里及北京的11500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都要高出一大截。
就在这个由移民创造的城市中，“居者有其屋”对外来人口都是一种无法企及的奢望，除了需要面对房价火箭式的增长速度、搜房网统计出的新房均价深圳no.1，还有深圳原住民坐享cbd“豪宅”、香港人投资深圳房产、海归享受政府住房优待等一系列住房隐性竞争。
同样，广州打工者的住房境遇也十分堪忧，北京有唐家岭蚁族，广州也有石碑村职场新鲜人。这些在深广的打工者就像美国新闻人李普曼曾描述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工业世界中的移民，没有什么权威可以依赖。我们是背井离乡之人，刚刚到此不久，就成了暴发户。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身上带着所有粗俗不堪的特征，精神上支离破碎。现代人在他的世界中立足未稳。这个世界很大……我们像风中的垃圾一般随风飘舞。”
围田造房
2010年7月，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副主任、知名房产学者王锋的一份报告让人不禁为之一怔，报告中指出：目前占深圳常住人口26%的户籍人口住房条件很好，原住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388平方米、住房自有率高达99%；但是，占全市常住人口74%的非户籍常住人口及未纳入统计的近400万非户籍流动人口居住水平却极差，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仅为10平方米和6平方米。这与原住居民相比，分别相差了将近40倍和60倍！目前，深圳共有住房4.04亿平方米，仅城中村私房就占到了总量的42%左右，达1.7亿平方米。
这些拿着城市居民身份证的“都市农民”，随着上个世纪90年代内地淘金者的蜂拥而至，纷纷“围田造房”。从此，一本万利。
位于深圳核心cbd的岗厦村片区约有15万平方米，其中409户人家就建了580栋楼房，几乎全部用来收租。当时，一位化名文福贵的农民随着潮流在自家三间瓦屋上加建起了二层小楼，二楼3个房间就专门用来出租。后来，村里的房子越盖越高，文福贵原来的二层小楼，又变成了7层楼房。这幢楼四周方正，就像一座碉堡。除了一条楼梯，所有空间都被分割成了一个个房间。整栋楼共有45个房间，每间每月租金在800到1200元不等，文福贵每月就坐地收租约5万元。
2008年，深圳福田区政府开始对岗厦村实行拆迁，这些曾经的“包租公”、“包租婆”此时又有了新的身份——亿万富翁。按照政府给予的拆迁补偿标准——住宅公寓每平方米补偿1.28万元，商业物业每平方米补偿2.38万元，文福贵家的7层楼房，每层200平方米共计1400平方米，补偿金额已近2000万。实际上，这笔补偿金额在岗厦400多户原住民中只能位列中游。对于村内的“名门望族”，补偿甚至接近亿元。一片旧楼倒下去，一批富豪站起来了。
“非深圳户常住者与深圳原住居民人均住房面积相差近40倍，这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种现象折射出住宅制度存在缺少公平和财富分配不平均及住房分配上的不公平性，暴露出中国户籍制度的弊端和地方保护主义。可想而知，在制度或规则不公平情况下，非户籍人口的住房条件很难得到改善。”著名房地产营销策划专家谢逸枫对此现象如是解读。
港人投资热
得益于“近水楼台”以及未来深港同城的发展路径，港人一直偏爱在深圳置业。据置业国际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1-5月份，港人在深圳购置物业约达5000套。
以港人的收入水平，在深圳购置物业并非难事。他们在深圳的置业目的无外乎：投资、出租、备用。据香港中通社2010年1月21日报道，“香港最新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港人于去年购买深圳物业作出租投资之用的比率达30%，创下历史新高”。在三十年前，香港人被深圳商人称为“水鱼”（别名甲鱼、王八），看到香港人就好像看到了钱。而现在，一切都反过来了，现在是香港人看到深圳人就像看到了“水鱼”，看到了钱。所以，香港人在深圳投资买房的热情逐年高涨，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副会长李小平说：“从2000年以来，香港人每年都会10%以上的增加比例，到深圳来置业，现在已经占到深圳商品房供应比例的15%-20%，而且购房逐渐从低端走向高端。”
就像从事外贸行业的香港商人骆先生，他在深圳福田某小区一次性就购买了十余套小型公寓。他说，“一套40平方米的单身公寓，我买的时候每套总价不到40万元，就算十套400万，价格也只够在香港港岛买一套房子的钱。”现在，这些单身公寓每个月都在给他带来数万元的租金收益，“如果出售的话，价格几乎全部翻倍了。”
除了深圳原住民与港人在深圳房产市场的先天优势，对于意在提高深圳竞争力的政府来说，他们也更乐于在住房上照顾海归人才。
海归优先住“豪宅”
就像《天下无贼》里黎叔的一席话：“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但是，“过去人才孔雀东南飞的局面已发生变化，面对内地城市的竞争，深圳对人才的吸引力已相对弱化。”其中，由于高房价等问题带来生活成本剧增成为深圳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
曾在美国生活将近10年的曾凡(化名)博士2008年选择回国发展，凭着在美国的积蓄，2009年9月，她在深圳买了一套自己并不满意的商品房，售价16500元/平方米，还不带小区。曾凡说，这是她在美国没有想到的情况，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带游泳池、花园的小洋楼房价在三十万美元左右。然而在深圳200万元，只能买到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而相对于国内的收入而言，月供负担很沉重。
为了消除像曾凡这样高级海归的担忧，深圳政府从均价超过3万元／平方米的“首地容御”豪宅区购置一批“保障房”，并将其中的348套房提供给“海归”高级人才。
显然，这隐含了一个大前提：“海龟”比“土鳖”更优秀。这种做法，相当于用政府有形之手，降低了“海归”的竞争成本，使得本土人才在还没有开始竞争时，就已经处于劣势，这相当于对他们的排斥。
白领叹：买不起，租太贵
如果你既不是原住民也不是港人和海归，那么，即便你勉强称得上“白领”或“中产阶级”，在深圳和广州买房、租房都是生活中的“一座大山”。
2007年时，在深圳一家报社工作的吴芳准备和男友结婚。当时，他们四处看房，希望在结婚前把这个重大问题给解决了。刚好那会儿深圳有房交会，他们便兴冲冲地跑去了。在房交会拿到展会的地图，粗粗浏览一遍，吴芳发现：参展的楼盘，只有一个位于深圳的二线关内。其他的要么是在关外的，比如龙岗、布吉，要么就是在房产商宣传的“一小时生活圈”里，比如在东莞、惠州、珠海、中山，等等。
这些房子确实比深圳的便宜不少，比如惠州的一个大型楼盘，有山有水，据说开盘价仅6000元一平米。“在深圳1万多买公寓，还不如在惠州买套别墅！”吴芳的男友说。“好呀，周六跑过去，打扫卫生，然后周日回来！”吴芳反唇相讥。嘴上这么说，吴芳也在想：“我们真的会住到惠州去吗？”每天在路上颠簸一个多小时，往返就是3个小时，回到家已经天黑，什么山山水水都看不到，万一再遇到堵车……吴芳想想都觉得头大。
在深圳租房住已经快6年的吴芳，一直把居住地到工作单位的车程控制在30分钟以内。她算了这样一笔账：住到惠州去，每天在路上多花2.5小时，按一个月20个工作日算，一个月多50小时，一年多600小时，相当于25天。也就是说，差不多每年少了一个月，12年就整整少了一年！
还是立足深圳吧！吴芳和男友直接冲向他们之前就商量好的片区，发现房价又涨了！科技园南区，1.6万-1.8万；就连离市中心比较远的西丽片区，一个不知名开发商的小楼盘，没有任何环境优势、区位优势，开盘价据说也将在1万以上。
再去关外看看，宝安中心区一个楼盘的二期正在发售。宽阔漂亮的小区花园，法式装修的样板房，每套房里赠送的十几平方的入户花园……处处都在“挑逗”着吴芳。
看完后，吴芳亦喜亦忧。喜的是，吴芳的男友2005年买的同一楼盘的一期，当时单价是7000元，现在中介的挂牌价已经是1.2万元。新发售的二期，单价最低的1.3万，最高的达到2万。二期开盘的当日，已经卖出了80％。忧的是，宝安尚且涨成这样，关内的楼还不知道会怎样？
万科“第五园”的三期前些天开盘，吴芳他们也去看了一下，现场人潮如织。在小区门口吴芳遇见了以前的同事，他买的一期，那时候是1.3万，而一年之后的三期，开盘2.6万，单套总价最低500多万的“庭院别墅”听说已经卖出了70％。吴芳和男友感慨：“深圳的有钱人真多啊！”
但是，吴芳他们的收入也不低啊！吴芳年薪将近10万，是个白领，她那做贸易的男友也已经有了上百万的积蓄。对他们来说，买房尚且是件困难的事，那些工薪阶层的夫妻，面对现在深圳动辄上百万的房子，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自己的安居梦呢？
对于买房，吴芳的朋友意见不一：
有的人说，现在股市好，人家都在把房子抵押贷款来炒股呢，买什么房子呀，先租吧!
有的人说，现在不买，等下去，还会涨！
有的人说，现在房价的租售比（每月租金与房价之比）已经高达350甚至400，远远高于国际上200的平均水平，说明房价已经远远脱离了实际的住房需求，还是租房合算。
有的人说，2008年奥运会开完，房价肯定跌，等那时候再买吧！
吴芳和男友非常困惑。一个地产中介对他们说：“中国的房价以后究竟怎么走，连经济学家都说不清楚。”后来吴芳在网上说，“我经常想，我只是想买套房子，和亲爱的人一起，就一直住着，简简单单生活，也不管房价是涨还是跌。可这样的要求怎么也这么难以达到呢？”
买？还是不买？在2007年的5月，对许多像吴芳一样憧憬着未来生活的人来说，这是个问题。
现在已经是2010年了，这3年来“安居乐业”的人又有了什么新故事呢？
小姚和老公是“博士+硕士”的家庭组合，年薪合计20万。两人结婚3年，工作也只有3年，存款不多就打算买个两房：70万元总价，月供3000元左右。
“我基本上是怀着憧憬看房，揣着失落回家。如果说4月份的房价还不算过分，那么现在的房价简直就是离谱。我们打算要小孩了，百分百的刚性需求，但现在我坚决不买房。”小姚说，用六个字形容看房全过程——惊喜直降失落。
小姚和老公工作地点在深圳的两头，一个龙岗，一个宝安。就买房地点两人就讨论了无数次，最终决定还是在宝安中心区买。“因为是过渡房，想着要换，宝安中心区升值空间要大一些。当时也觉得龙岗太破，没多大潜力，但现在也就能买得起龙岗的房了”小姚说。
确定买房区域后，两人开始零星看房“当时二手房成交不景气，但价格也不便宜，我们顶多算是凑个热闹。一套两房当时要80万左右，感觉还是贵了点，中介挺热情，三天两头打电话来。”小姚说。
在小姚印象中，中介推荐的房子一套比一套便宜，是2008年6月份开始的事情。她关注的富通好旺角两房，在8月份时有一套放盘价才7800元/平方米。“当时我被憾到了，这样算的话，我买一套90平方米的小三房也就70万左右。但身边所有朋友都劝我不要买，那时候房价一个劲地跌，身边没一个人出手买房，尽管房价其实已到预期。”小姚说。那套房一周内就卖掉了。但后来中介也不断推荐一些价格还不错的房子，基本都在8000元/平方米左右。“房价在那个时候最心动，中介、业主的态度都好得不得了，可惜我们错过了。”小姚说。
春节回老家之后，两边的长辈都开始念叨买房的事情，两人也计划今年要小孩，不得不再回头看房。但此时的楼市今非昔比。“春节后我们租的房子要出售，72平方米挂牌71万，后来有买家出到70万，业主没卖。一周后业主挂牌78万，再过一周挂牌80万。看得我们心惊肉跳，这市场到底怎么了？”小姚说。随后她亲自看房也验证了这一点，2008年8000元/平方米的两房一年里噌噌地涨到11000元/平方米，当初的预算已完全不够用。“我们只好被迫往西乡方向转移，甚至重新考虑已被排除的龙岗区。”小姚显得很无奈。
这不仅仅是吴芳和小淘的经历，对于多数的深广白领而言，他们都普遍感觉到“收入不见涨、房价不见跌、租金却暴增”。
2010年，转眼房贷新政已经出台两个多月了，人们期待中的房价下跌迟迟没有到来，反而近期租赁市场暗流汹涌，房租急速上涨。
住在岗厦的女白领小赛就遭遇一波涨租冲击。
某天，她收到老公的短信，说“房东今天来电话了，要涨房租，从2500涨到2800。”
看到短信后，小赛心里一沉。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的她，和老公、自己的父母住在岗厦福华新村的一套小两房里，已经有一年半了。
虽然房子在一楼有些潮湿，客厅里的地板年久失修，斑驳的痕迹看上去比房子本身还显老，洗衣机总是半夜发出巨大的轰鸣……但小赛还是习惯了岗厦附近的配套。出行不必说，地铁就在家门口。除此之外，对于小赛这个贪吃佬说，周围的美食之地也不少，没事去附近的四川豆花吃个川菜，或者是去东北虎来盘酱排骨，都可以让她把工作中的不愉快抛到九霄云外。
考虑到现在住所的诸多方便，即便要涨300块钱，小赛还是决定在买房之前先住岗厦了。
小赛被涨的房租还算靠谱，更有甚者，一日之内，涨了600元。海王地产海文分部的高级经理尹延庆就举了他经手的一个例子：“在深圳大学周边某个小区有一套58平米的房子，房东委托给他们代理出租时最初的开价是2600元/月，当天便有租客看中该房并交了订金，谁知房东在了解近期租赁市场概况后，马上把价格提高到2800元，后来又再次临时变卦，涨至3200元。这套房子虽然一天内涨了600元，但最后还是成交了，那名租客由于之前的房子到期，不得已搬到宾馆住，现在遇到这套合适的房子，也只能接受3200元这样的价位。”
对于这些勉强承受上涨房价的人来说还能“死守”阵地，但是一大批孤军作战的白领已经开始被迫转移——从商业住宅小区到城中村。
沙头出租屋综管所所长陈定强告诉《深圳晚报》的记者，“上沙里面住的不全是一般的打工仔，一些白领也选择把住处搬到这里。粗略统计，整个上沙居住的白领有30%以上。”他说，“对工资收入在五六千元的白领来说，租商品房动辄两三千元，同样大小的房子，在上沙只需1500元左右，他们何乐而不为？”福田保税区和天安数码城内的不少白领都愿意到上沙租房。
但是，现在连上沙村这样的农民房也开始跟风涨租，迫使居住在该区域的一些白领也萌生去意。刘小姐便是其中一位。刘小姐在天安数码城内一家手机集成公司任部门经理，2008年时在上沙租了一套月租为700多元的房子，2009年底房价已经上涨到了900元左右。如今4月和6月房租又分别被涨了100元和50元。她说，自己已经委托朋友到龙华去租房，“听说那边单房也就500多元，已经有不少同事在龙华那里租了房。”
再见，石牌村
在深圳，白领被房价、房租“驱赶”，飘摇无着、居无定所；在广州，原来为年轻人提供梦想栖息地的138个城中村同样也开始被拆除。“那里的空气永远混杂着潮湿的气息和人体的味道，夜里会有妖艳的女子出没，人们操持各种方言，每一扇窗户下，都有一个年轻而不羁的灵魂。梦想在这里孕育滋长，也在这里破灭沉沦，搬走的人再也不想回来，青春的印记却已经烙在心头；这里不是假象，却一样有深深的乡愁。”一个曾在杨箕村住了5年的外来者，在得知杨箕村即将被拆后，写下如此伤感的文字。
同样，刚把家安置于五羊新城的谢小姐在杨箕村被拆搬家后也一直不停地向朋友抱怨：“一个单间要1200元/月，而一房一厅更是要1600元/月。你说，我的租房成本提高了一倍，这怎么活啊？”
谢小姐2006年时毕业于汕头一所大学，毕业后的她进了天河的一家软件公司做文员，刚开始时谢小姐每月只拿到1000多元的底薪，天河那些高楼大厦动辄两千元以上的房租对她来说无异于“天价”。在师姐的介绍下，谢小姐与师姐的同事在离天河只有咫尺距离的杨箕村合租了一个单间，当时租金只要500元，分摊下来每人只要250元，加上水电费差不多300元左右。“当时真想不到能在离天河北这么近的地方租到这么便宜的房子，每天只搭一程车上班。”谢小姐强调：“不用倒车，这样交通费也就省了一笔。”哪知，才安稳了不到四年，杨箕村的拆迁导致了谢小姐的租房成本直线上升。
谢小姐坦言，与普通商品住宅小区相比，杨箕村的居住环境显然不能说好，对女孩子来说还有治安的担忧；但其最大的好处则是租金低廉，对刚来广州的外地人而言，却也是一个极好的栖身居所。而且其好处是外来的年轻人可以聚集在一起，成为互相帮忙的伴。自己现在跳槽到另一家公司，且拿到4000多元的月工资，但是，住房成本也随之上涨，抵消了加薪部分。
目前，随着城中村改造的步伐不断推进，以往以租价低廉的城中村房子为依存的外来打工族确实面临严峻的考验，尽管目前尚没有具体的数据可以显示有多少外来打工族或者是大学生在城中村居住。但有一个可参考的数据是：按照越秀区房管局拆迁前的相关数据显示，杨箕村里蜗居着至少4万外来人口，即使是以三口之家为单位，那也有1.3万多户人是租房子的。那么，再加上以往已经拆迁的猎德村、林和村，以及同样步入了拆迁改造步伐的冼村等等，市民对低廉房屋的租赁需求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那些刚步入社会、没多少积蓄的年轻小白领到底该在哪里寻得一个栖身之地呢？
也难怪，从城中村的老房子里传出孙燕姿的这首《完美的一天》，会让人更加动容：
我要一所大房子
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阳光洒在地板上
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我要一所大房子
有很多很多的房间
一个房间有最快的网路
一个房间有很多的吉他
一个房间有我漂亮的衣服
一个房间住著朋友和他的爱人
一个房间一个房间
我也不知道该放些什么
我们晚上不睡觉
白天在床上思考
小狗在屋里奔跑
度过完美的一天
2.出门“爆棚”
有人说，作为一座新兴城市，深圳交通却“未老先衰”，经常拥挤到瘫痪。广东人用“爆棚”一词来形容人太多。
一位西方学者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笼子里养了几对老鼠，起初，它们和睦相处，生儿育女，一只只很健壮。笼子里的老鼠越来越多了，便开始互相撕咬，争夺空间。终于有一天，鼠辈们在拥挤不堪的笼子里全都死去——这就是“爆棚”。
满城尽是机动车
2010年4月16日一条标题赫然出现在《晶报》上：深圳汽车赢来“150万辆时代”。这个消息为深圳之最又添加了一笔，那就是“汽车密度全国之最”。
从土地面积来看，中国四个一线城市中，北京为16410平方公里，上海为6340.5平方公里，广州为7434.4平方公里，而深圳却只有1952平方公里。深圳的土地总面积，远远比不上其他三个一线城市：不到上海的32%，只有广州的27%，北京的12.3%。但是，北京截至2009年年底机动车辆只有400万辆，车辆密度为244辆/平方公里，而深圳的车辆密度却高达753辆/平方公里。也就是说，深圳的车辆密度3倍于北京。
有人以很形象的比喻算出目前深圳本地150万辆汽车加20万外地牌照车共170万辆车的概念：按照平均每辆车4米算，170万辆车排成一行则是6800公里，这一数字已经远远超过了深圳市的道路总长5250公里。难怪，深圳还有一绰号“车轮上的城市”。
车辆的持续增加直接造成塞车现象的严重，不管深圳还是广州在这方面都表现得十分明显。
疯狂的塞车
还记得电影《天下无双》里有一段很有意思，当时小霸王与无双公主掉进陷阱，苦等人来救，终于一位老太路过并且愿意找人帮忙，可是，她用了几个时辰却只挪了半步。当然，这只是喜剧片里的搞笑桥段，如果现实生活中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不急死人才怪！
但偏偏，这样戏剧性的事情几乎成了深圳与广州道路的家常便饭。《深圳晚报》曾报道过梅林关口的“黑色”星期一。
早晨8时，从梅龙路向梅林关口行驶的路上，车辆挤的水泄不通，排队车辆中几乎有一半是公交车。滚滚的车龙，像蜗牛般缓慢的往前爬，车速甚至不超过5公里/小时。习以为常的的士司机从副驾驶位上拿起一本书开始阅读起来，一位私家车里的小姐还化起了妆，先擦点胭脂、再涂个唇膏……这时，交通电台路况播报说，前方立交桥下发生一起擦碰事故，造成梅林进关全线拥堵。继续乾坤大挪移，好不容易过了事故点，车行速度也见增长，但没出几百米，到了皇岗路和彩田路分流路段，车速又慢了下来。见缝插针，选择一条车速相对较快的路走吧，没行多远，又是一个拥堵点。继续往前，终于看到了进关后的第一个红绿灯，短短6.2公里的行程，手表上的指针已是8时34分。
这是深圳的塞车“日记”，与深圳相比，广州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广州，很多人从小就听着这样一句话长大，那就是“不塞车，非广州”，随着广州城建的扩张，城市交通更是每日都在堵塞大战。2008年时，《新快报》公布了一份“广州道路交通状况公众评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市民对广州道路状况的满意度仅有18.2%，不满意度达35.9%，市民认为道路状况的最大问题就是塞车问题。对于广州交通，市民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在这道路网中，有7条线路又是著名的“死亡公路”。（《大洋网》）
天河北路：从时代广场到天河北路尾进五山那段，每50米一个红灯，每个大概停40秒，十字路口则要160秒，如果你的车不靠近十字路口，恭喜你，请再等160秒。每次经过这个路段，我都想跳车，基本将我毕生会的粗口都奉献给了这条路。
广州大道南—广州大桥一段：从中山一立交转到广州大道南，想跳车的感觉又出现了。一落桥，又要恭喜你了，虽然这里就两三个站，但分分钟你要预半个小时才过得了。真係“顶瘾”
公园前—中山八路：这段路虽不长，但起码有50个红绿灯！每隔50米一个！有人说他5点半上车，8点半才下车！
天河立交、区庄立交、环市路—环市东：两个立交虽然没有上述三个要命的公路那么“顶瘾”，但是也不差。它们都位于广州另一个cbd，鬼佬多，酒吧多，大使馆多。路比天河北窄，有那么多要命的红绿灯，塞车经常有。
三元里出解放北一段，途经大北立交：我小时候以为，全广州市最塞车就是这里了。因为次次去文化公园，公交车基本是蚂蚁爬行。现在这里修了天桥，结果差不多。公交车在广园路上机场立交出解放北，肯定没法下桥，因为堵死了。等死你不偿命，急死你就算了。
黄埔大道：由黄埔大道进去科韵路还是比较畅通的，假如你想从黄埔大道去东风路，或者中山一路，就能塞到你跳车+粗口。十字路口多，红绿灯多，经常瘫痪。特别是下午3点到7点，你可以在车上睡一会儿，等你醒来，恭喜你，还未上中山一立交。
人民桥：这个桥是连接西关到河南的要道，在这里塞半个钟要偷笑，塞1个钟不算命衰。
对于一个城市“过客”，一位网友在西祠胡同上也发表了他在广州的塞车感受。
最让我不可忍受的，就是交通。广州的交通，只需要一个字来形容——塞。白天塞，晚上塞，凌晨还有可能塞。塞车的时间用来睡个觉绝对没问题，谈个恋爱离个婚也行。以中山大道为例，自环市西路至天河黄村，基本上两百米一个红绿灯或十字路口，道路狭窄，体形庞大的公车又多，行人也不少，走走停停，换档都能烦死。看着无数的摩托车像蝗虫一样的飞驰而过，那个痛苦——恨不得用老牛来拉车。东风西至黄埔大道也好不到哪里去，见着缝你就得钻，一不留神后面就是一大排。广园号称快速路，也就那个鸟样，白天速度还上不了70码。还三天两头的出车祸，一天一堵，一堵一天。广州横贯东西的动脉也就这三条，条条不通罗马。当然，更不用提增槎路这种王牌堵车路段了，我路过几次它就堵几次，好端端的车都得弄阳萎了。想起死回生，就只有北二环和机场高速了。你要是坐公车上班，那就听天由命了。20公里以内，一个钟头有保障。超过了，那就悬了。要是还要路过东圃、岗顶、天河北之类的地方，等着堵吧。某个站没有堵上20分钟，那就是好命了。
如果把城市比作人的肌体，那么，交通就是血管，血管经常性的不通淤塞，就会导致中风！现在，广州的交通就已经超国际警戒线了。
2010年3月，美国、英国、中国香港以及内地的11位专家共同“问诊”广州式拥堵。
自2009年起，广州道路交通拥堵迅速扩散开来，主要道路的车速普降30%左右，拥堵高峰时段跨越2-3小时。高峰期主城区干道平均车速为18.7公里/小时，低于国际公认大城市交通拥堵警戒线20公里/小时，拥堵路段总长较上年增加14.3%。“高峰期的车速和自行车相当，这已经到了市民无法忍受的地步。”华南理工大学交通学院副院长徐建闽认为。（《新快报》）
再加上亚运会施工，广州交通更是受到不少的影响。深受道路拥挤之苦的广州人，也作曲一首《广州，欢迎你》以消遣那被堵的时光。
我家路面常打开乐不乐意随你
一到下雨深不见底你会爱上这里
不管新旧随便挖开请不用客气
东西南北都是工地我们欢迎你
我们养着规划局书写每段“传奇”
中山立交变成骂名他们不会在意
东西南北同时开工请不要拘礼
施工快慢都没关系反正按工期
广州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流动中的空气充满着尘泥
广州欢迎你在天河路上屏住呼吸
在岗顶十字路上堵死你
我家的车很难开一小时一公里
到了上下班的时候更是恐怖时期
天大地大都是红灯五十米就停
内环路和brt只为堵死你
广州欢迎你像音乐感动你
让我们有时间去听听调频
广州欢迎你有道德谁都看不起
有勇气你就插队去
广州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
空气中充满着尘泥
既然，拥堵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广州和广州人民的大问题，那么，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它呢？
“11人专家团”带来了国外的治堵经验——征收“交通拥挤费”。美国能源部阿岗国家实验室的资深科学家王全录认为，解决交通拥堵，已不光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按用水量分段收水价、错开用电高峰计电价，都是非常有效的方法。设立交通拥堵收费，是一种解决交通拥堵的经济手段。如果堵车情况因此改善，乘坐公共交通的市民都将受益。”
但是，这项“让开车的留下买路钱”的提议似乎并不得民心，而且还备受争议。就像有人所说：“买车政府既然收了税，就要保证道路的畅通，不能结合于消费者身上，政府怎么不控制买汽车呢？买一辆汽车是交完了税的，就应该享受行驶的权利。中途再设收费项目，那是不合理的。买车的时候，怎么不说要收这个费用呢，如果说有这个规定，那就不买车了。买车也是促进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再这样搞一下，买车的人不是又增加一门支出吗？”
即使这项提议通过了，也有细节有待商量，就类似于广州一名政协委员韩志鹏的“有差别收费”，他认为，“开奔驰、宝马的总不能和开夏利、qq的缴纳一个标准的交通拥挤费吧！”但不论是哪种车型的私家车，只要进入收费区域，每天的交通拥堵费“最低消费也应该收25元！”而奔驰宝马一类的高档车车主，“一天交100元也不过分！”
亚运会施工还在继续、每天车辆还在持续增多、“交通拥挤费”可不可行也是个问题，看来一时半会儿，广州的交通还是继续“梗塞”。
没有最挤，只有更挤
2010年初，英国咨询公司雷格斯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上班族每天在上班路上(从家到单位单程)花费的时间领先全球。紧随这份报告，《2010年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也公布了中国50大城市上班耗时，其中，北京市上班平均花费的时间最长，为52分钟，其次为广州48分钟、上海47分钟、深圳46分钟。
不过，这个数据似乎有些保守，在广东论坛上，许多人纷纷表示，自己的上班时间在1个半小时以上。
这个上班时间不仅得是正常车速行驶时间还得加上路上堵的时间和等车的时间。而在深圳和广州，等车时的“十八般武艺”也够人瞠目结舌的。
在深圳，336路是出了名的公交擂台。往往车一到站，乘客就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上车，几十个人足以把车的前后门堵得严严实实。不消一会儿，车子里就已经挤满了人，还有没能挤上去的乘客在车门前做“瘦身”运动，试图把自己缩进那满满当当的空间。
2010年8月3日，《深圳特区报》报道了人大代表去关口视察公交出行，许多乘客现身说法。他们说，每天在上班路上花1到2个小时太正常，遇到堵车花3个小时也不稀奇。其中，一位姓魏的先生说：“我在站台上已经等了40分钟，还没坐上336路公交车”，说这话时，他已被强烈的阳光照得满头是汗。
在深圳，经常看到严重超载的公交车，像胃胀气一样，咕咚咕咚地往前挪着。
当然，广州的情况更严重。在广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句话就是用来形容无车族所经历的挤公交专项运动。《南方都市报》生动描绘这个场面：远远看到公车的那一刻，人群就跟着公车一阵小跑。前门欲开未开之时，大家开始往前挤，占据有利位置。门一打开，乘客抢闸而出，把准备就绪的羊城通一刷，零钱一投，同时眼睛一扫，瞄准想要的位子狂奔过去坐下，这时才稍稍舒了口气。
每日挤公交当然也挤出了乘客的苦水，一位叫做“宠爱得意的笑”的网友就戏谑：住在棠下，每天挤240和515到体育东上班。发现挤车还是真的要靠身体，凭经验以车门为圆心，以0.5米为半径画半圆，我肯定在这个半圆里面；一位名为“xht_tototo”的人也说：每天坐283，令我有一种灵魂出窍、被制成罐头的感觉；还有一位叫“飞”的乘客举了一老外的例子：一辆车进站，一直等车的老外都着急了！两手抓住车门，司机老大也急了，他冲着老外一边摆手一边说着标准的英语“no!no!no!”
这挤公交百态让人无奈，轻则像一位吴先生所坦言：“每天上下班的挤公交使人身心疲惫，慢慢的，我开始讨厌坐公交车，任何时间都是。周末的休息时间，我会选择呆在家里面，讨厌去任何地方，因为我呆在家，终于就有一天可以不坐公交车了。”重则甚至会因此离开这座除了又堵又挤的城市，潘茱（化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逃离广州的白领。
潘茱住在岑村，在执信路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实现自己的律师梦想一直是她大学四年的志向。但是，在广州工作两年，每日挤车上班让她很难适应。这次她递上辞呈实在是像她所说：“我实在是再也受不了了，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每天早上六点五十分点起床，七点三十分等车，坐b10，八个站，塞一下车，又一次的迟到。”她认为，“我不是对现实投降，是对这个城市的交通投降。”
潘茱举了一个例子，她早上七点二十分开始等车，等了十五分钟，期间来了三辆车，人满为患，她都没有挤上去，第四辆来的时候已经是七点四十分了，但是相对不太挤的车让她还是有一点小希望，八点半应该可以赶到。可是在体育中心站突然涌上一群人，潘茱被挤到公车一角紧紧抱着扶杆，一男子从后也伸手扶着扶杆，身体近得像在后熊抱着她，她一点都动不了，想稍微转身都不可以。忍受了很久终于等到锦城花园，不少乘客下车，潘茱想借此机会移动位置，摆脱后面男子的挤压，但下车的乘客挤得太厉害，好几个人的手提包划过她的脚，她还是动不了。忍到执信路下车，用她的话来说是，“那不叫下车，叫被推下车，更悲剧地发现丝袜已经被划破了两个口，看看手机，显示时间为八点三十四分。上到公司已经迟到，刚好上头心情不好，抓到我就骂。心情不好，我的情绪也爆发了，就递了辞呈。”
这样因为交通迟到被骂的情况对潘茱而言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好几次还打的士上班，还是塞车迟到。本来就只有三千多的工资扣去迟到一次二十元，她已经不能再忍受因为交通造成的经济损失，最重要是心情也被搞坏。潘茱说，她已经很久没有过好心情了，在这样拥挤的城市里生活她开始笑不起来。于是，她接受了亲戚之前介绍的在佛山的律师助理工作，她说，“再这样下去我会疯的，每天上下班已经累得不行了，还要挤得不像人样，自己的心理都有点变态了。我的离开，是在挽救自己。”
有人也为在深圳和广州生活的人的算了一笔时间成本：如果按3小时的路程算，那么一天的1/8时间就花费在了路上，一年也就是比每天1小时上下班的人少了一个月的自由时间。并且这一个月还是在与陌生人你推我挤，你拽我拉的“贴身”接触中度过……
因为交通拥堵、车厢拥挤，许多人不得不在人行道上追回失去的时间，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人行道之怒”。这个词源于英国，说的是走在接踵摩肩的大街上，不少人都曾因为前方的行人动作慢吞吞而怒火中烧，有人甚至因此发生冲突。就像伦敦的商业黄金地段——牛津街，大约有6万人在这一带工作。一项调查表明，在牛津街区域56%的人都会遭受不同程度的“人行道之怒”。为此牛津街一些商家于2000年12月4日发起“人行道之怒觉醒周”活动，向市议会送呈提案，希望政府把街道两旁的人行道分为两条——“观光人行道”和“快速人行道”，并增派巡警，安装步行速度监测摄像机，规定在“快速步行道”上的步行速度不得低于3英里/小时，对步行速度低于3英里/小时的行人处以10英镑罚款。
同样在深圳，你也会发现人们走路的速度总是比其他城市快半拍。扶手电梯上也几乎看不见站立不动的人，都是借力爬电梯的。这样快进的人生与巴西停滞的时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像诗人迈克尔·富兰克斯在《沉睡的吉普赛人》里的描述：“在巴西的深处一天才行进一公里，时间也停止了步伐。”
3.户籍“埋堆”
如果说每日挤公交还是看得见的“折磨”，那么，暂住证就像一个梦魇如影随形，尽管，它现在有个新名字叫居住证。从暂住证到居住证的日子，外来人口在广深的权益和待遇是不是又有了提高呢？不能忘记的是那拿着“暂住证”如二等公民般的日子，而如今，广东3000万流动人口依旧奔波在争取居住证的途中。
因为只有从户籍上得到认同，你才算进入某个圈子，才能融入某一堆人。这就是广东人所谓的“埋堆”。“埋”，现代汉语的引申义是隐藏。不显山不露水地，让自我融入了某一堆人，或曰进入了某一圈子——“埋堆”说白了就那么一回事。而如果你不小心孤零零地暴露在外，那在广东，是十分危险的事。
暂住证之殇
2010年之前，大多数在广州漂泊的外来者，一提到暂住证，难免心有余悸。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也已成为“暂住证年代”不能忘却的黑暗一笔。
那时，《南方都市报》报道了“一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也就是孙志刚事件。
27岁的孙志刚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在应聘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后，就落地广州了。2003年3月17日晚10点，孙志刚一如往常出门去上网，由于刚到广州20天，还没办理暂住证，碰巧那天出门也未带身份证。事情就演变成了他在《城市收容“三无”人员询问登记表》中所填写的：“我在东圃黄村街上逛街，被治安人员盘问后发现没有办理暂住证，后被带到黄村街派出所。”
那晚，他打电话给自己的室友成先生（化名），让他带着身份证和钱去保释他。但是，当成先生去了派出所，却被警方告知“孙志刚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成先生亲眼看到许多人被陆续保了出来，但他先后找了两名警察希望保人，但那两名警察在看到正在被讯问的孙志刚后，都说“这个人不行”，但并没解释原因。他很纳闷，于是打电话给广州本地的朋友，他的朋友告之，之所以警方不愿保释，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孙志刚“犯了事”，二是“顶了嘴”。后来，成先生回忆说，之后他在派出所的一个办公窗口看到了孙志刚，于是偷偷跟过去问他“怎么被抓的，有没有不合作”，孙回答说“没干什么，才出来就被抓了”。而在跟孙志刚的对话中，他承认跟警察顶过嘴，但他认为自己说的话不是很严重。
第二天，孙的另一个朋友接到孙从收容站里打出的电话，据他回忆，孙在电话中“有些结巴，说话速度很快，感觉他非常恐惧”。于是，他通知孙志刚所在公司的老板去收容站保人。之后，孙的一个同事去了一次，但被告知保人手续不全，在开好各种证明以后，公司老板亲自赶到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但收容站那时要下班了，要保人得等到第二天。
3月19日，孙志刚的朋友打电话询问收容站，这才知道孙志刚已经被送到医院(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去了。在护理记录上，医院接收的时间是18日晚11点30分。成先生说，当时他们想去医院见孙志刚，又被医生告知不能见，而且必须是孙志刚亲属才能前来保人。20日中午，当孙的朋友再次打电话询问时，得到的回答让他们至今难以相信：孙志刚死了，死因是心脏病。护理记录表明，入院时，孙志刚“失眠、心慌、尿频、恶心呕吐，意识清醒，表现安静”，之后住院的时间，孙志刚几乎一直“睡眠”：直到3月20日早上10点，护士查房时发现孙志刚“病情迅速变化，面色苍白、不语不动，呼吸微弱，血压已经测不到”。医生在10点15分采取注射肾上腺素等治疗手段，10分钟后，宣布停止一切治疗。孙志刚走完了他27年的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