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y老师的qq空间，每天都会转发“不转不是中国人”“作为中国人你必须知道的100件事”。
那时我们有一个工作群，因为tony老师总是无理取闹，上班时间甚至不允许我们上厕所，所有人有次组队给他回复了微笑的表情。从此他明令禁止，不许我们在任何时间在群聊的时候发微笑表情，因为他说他个人非常痛恨微笑表情。于是我们建了一个没有他的群。
调组后的第一个月，我的工资绩效还是由tony老师打分，分值最高是五分，那个月我得了一分，因此我只拿到了八十块的绩效工资。
我发消息问他：“老师，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他回复我：“我觉得你就值这个分数，不服，你就去跟领导告我吧。”
我在心里仔细盘点，确认没做过什么得罪他的事，甚至他在我面前邀了一份完全不属于他的功劳，我也没有当面揭穿他。
因为被他的回复气到，我用邮件给他发了一个长10cm宽10cm的微笑表情。为了不让他回复，最后我把他拉黑了。
关于他说我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况且人微言轻，我也只能选择不去追究。
羊角辫女孩的确是一个怪人，她一个月有二十天都在相亲，每次碰到她，总能听到她和她的闺密大聊自己昨天遇到的相亲对象又如何让她不满意。每次我都得强行抑制住自己想冲上去提醒她的冲动：“挑别人问题的时候先看看自己，你身上那条蕾丝长裙，蕾丝几乎都要掉光了。”
人最可怕的事情，是活在自己制造的假象里，还认真地觉得自己就是这样。
因为鼻毛男每周都夸赞羊角辫女孩工作认真，她开始认真地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劳模，并且逐渐开始公然对我们几个人的工作提出质疑。
有一次她在例会上打断我说话，使用带着口音的英语质问我：“你做了这么久的节目，没有一点自己的矮弟儿（idea）吗？”
看着她在例会上口若悬河，展望着“如果做一个动物版的《非诚勿扰》一定会火遍全国”，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她如果和tony老师牵手成功，才真的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我低下头，试图不去看她张牙舞爪的模样，刚好看到鼻毛男正在用手揉搓自己的脚，袜子被他提到小腿，上面还烂了一个很大的洞。
那一天，我在人生中第一次产生了无处可逃的绝望感。
后来我终于开始独立负责一个节目，主要工作是寻找素材、撰写文案。另一个女孩小张负责剪辑，这个节目片尾的署名大概有两百人，却唯独没有我。
小张的title（头衔）是节目制作，鼻毛男是制片人，就连完全没有参与的羊角辫女孩都挂了导演的名字。我去跟鼻毛男反映，他对我说：“年轻人，不要太在乎这些名义上的东西。”
为了增加点击率，鼻毛男每周派我去做街头采访，采访的问题只攻下三路，比如，我需要在大学校园里抓住过往行人，问他们：“第一次性行为在几岁？”或者是专挑一些情侣，问男生：“我可以亲你女朋友吗？”我旁边的同事负责拿相机记录男方的反应。
我非常担心，这份工作会不会导致我当街被人暴打致死。
那段日子我很讨厌自己，因为我每天计划着辞职，却根本没有辞职的勇气。有一天，我在刷微博，看到了一份工作招聘启事，工作地点在北京。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要离开老家。
我和自己打了一个赌，告诉自己，投一次简历试试吧，如果得到机会，就去；如果没得到，就踏实地接受自己并没有什么不一样，也不许再觉得自己“鹤立鸡群”，说不定，我只是鹤群里的鸡。
投完简历两天后，我真的得到了面试机会。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向鼻毛男请假，一个人踏上了去北京面试的旅途。
和我坐在同一节车厢里的是一家it公司的高管，在路上他问了我去北京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或许你去了以后会发现那里跟你想的完全不同，到时候你就会踏实地回去了。”
被他说中的是，面试完我的确发现，北京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面试官说，放下你从前的工作经验，从实习生做起，实习期三个月，你能接受吗？我嘴上答应，但心里始终犹豫不决。离开北京的那一刻，我大概确定了，这个地方好像不属于我，所以我应该是不会再来了。
回到公司，一切如常。鼻毛男觉得我工作不积极，还专程为我拉了一个节目拉片单。
照理说，tony老师应该已经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可他为了刷存在感，每周都跟自己的组员强调：“你们千万不要学高嘉程，走都走了，还拉黑我，他这个人啊，情商太低了。”
有次他的组员在社交网站上发了一条朋友圈，大概是一段针对tony老师的侮辱性的语句，我没忍住，跟在下面回复了一句：表示认同。
于是，在那个午后，惨白女再次把我带去了小黑屋。
惨白女说，据tony老师反映，他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必须在全公司的领导面前跟他道歉，否则这件事他不会轻易了结。
招聘我进公司面试的hr听说了这件事，把我叫到会议室，问我：“你怎么又不成熟了？”
我理直气壮地回复她：“出来工作，如果不是为了钱，就应该是为了做我喜欢的事，如果这两个都不能满足的话，我凭什么还要忍受这些莫名其妙的人？”
现在的我才深刻意识到，说出这样的话，那时的我本质上和tony老师根本没有什么区别。一个打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幌子在职场中横冲直撞，另一个打着“倚老卖老”的幌子不断进行自我欺骗。
至于“出来工作，如果不是为了钱，就应该是为了做我喜欢的事”这句话，现在看来，为钱，你总得有能够赚钱的价值；为了开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种工作是只为让你开心才存在的。
hr心平气和地跟我解释：“两件事一码归一码，无论如何，骂人这件事一定要道歉。”我不想让她为难，接受了她的意见。
tony老师带着一个长得像泥鳅的男人坐在我对面，全程不肯和我直接对话，他望着hr说：“我觉得我受到了很大的侮辱，我必须听到他对我说：‘老师，对不起，请你原谅我。’”
那一刻我的脑神经又崩断了线，我干脆地学着他的样子，对hr说：“让他做梦吧。”
泥鳅男怒拍桌子，问我：“你这什么态度？”
我笑着说：“他什么态度，我就什么态度。”
tony老师瞬间气得浑身发抖，终于肯和我正面沟通：“你再用这个态度，我就去跟领导讲啦。”
我不急不慢地说：“加油哦。”
十分钟后，鼻毛男带着公司的负责人走进了这间办公室。tony老师没想到，最终的结果是我们被各打五十大板——被命令回去各自写一份检讨书。
从那之后，tony老师再见到我，都假装没有看到身边有人经过，始终把我当作空气。
一个月后，公司领导在工作大群里兴高采烈地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总公司要举办年会，邀请我们一起去北京啦。”
生活就是这样鬼使神差，一个月前我才说服自己放弃北京，而一个月后我又要踏上前往北京的列车。
年会在工体举办，但那是我参加过的最像庙会的一场年会。
压轴的节目，是七个裸着上半身的男子，扮成葫芦娃的造型，当中一个打败了其他六个成为最终赢家。直到节目结束，我们才搞懂这个节目的寓意：其他六个颜色的葫芦娃，分别代表了其他几家竞争对手，而胜利的那个颜色，是代表着我们这家公司的颜色。
我走在北京的街上，突然想问自己一个问题，坚持做一件你觉得不对的事，到底有意义吗？我发现我得不出结论。在离开北京之前，我给北京那家公司负责招聘的同事发了一条短信，说我想清楚了，无论最后是否会留在这里，我都愿意过来试试。她很快回复了我简短的两个字：“好的。”离开北京后，我向鼻毛男提出了辞职，他丝毫没有挽留我的意思，立刻表示同意。惨白女这时却又出现了，质问我：“你现在事业正处于上升期，怎么能轻易辞职呢？你惹了那么大的事，公司都没有劝退你，你自己还要辞职？”
我没向她多做解释，欺骗她家里帮我找了带编制的工作。她听后沉默了一阵，说：“看来你还是要跟大多数人一样啊，那我也恭喜你吧，有个稳定的归宿挺好的。”
我今天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可能从未得知，也从未想过要得知吧。那天的最后，我没跟她多做解释，因为我已经彻底明白了，或许他们永远都不会理解，最好的编制，是你能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