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爱说女人的闲话，女人则很少说男人的闲话。即便说，也不能那么放肆，或不能把男人当作男人来议论。再说，在传统社会，一个女人所能接触到的男人，除了自己的父亲、兄弟，便是自己的丈夫、儿子，又有什么好议论的？顶多也就是“诉说”而已（比如诉说丈夫的不忠或儿子的不孝）。即便这类话题，说的机会也不会太多。至于家庭以外的男人，则绝对说不得。一说，就会引起一系列问题。总之，男人谈论女人，固然会有“流氓”嫌疑；女人谈论男人，则可能被目为“娼妇”。相比较而言，后者显然更可怕。
如此看来，男人似乎与闲话较少瓜葛，其实不然。在中国，男人往往是和女人一样爱说闲话的（否则中国的闲话爱好者就不会那么多），而且说起来可能比女人还厉害。前面说到在汉文帝面前说季布闲话的，便是男人（这种事女人可插不上嘴）。可见，男人不说则已，一说，就会说出事来。
这就至少证明了三点：第一，男人也倒闲话，而且也不见得少说；第二，男人的倒闲话，多半有目的，甚至是用于搞阴谋；第三，男人的倒闲话，和女人一样，也是着眼于他人的隐私和私生活。这就比女人更可怕，也更下作。因为女人的倒闲话，多半没有什么直接的功利目的，只不过爱说而已，顶多借此表明自己的清白，或泄泄私愤。男人是不爱说闲话的。不爱说而说，就多半“别有用心”。朝廷里，单位上，用闲话来损人、整人、害人，置人于死地的，也多半是男人。何况，女人倒闲话，范围往往不大，所说也不过鸡毛蒜皮，故危害也有限。男人倒起闲话来，那就没谱了，弄不好就整得别人丢官送命，家破人亡，岂不可怕？而堂堂男子汉大丈夫，不干正事倒闲话，岂不下作？
其实，即便女人用闲话做斗争武器，也比男人值得同情。女人一无权，二无势，三无力气，当然只好背地里嘀咕。男人就不同了。男人完全可以布堂堂之阵，展正正之旗，当面挑战，公开过招，干吗用这下三烂的手段？
也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给逼出来的。谁逼他们来着？专制主义和专制制度。专制就不民主，不民主就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舆论监督。大家有话不能公开讲，就只好私下讲；不能当面讲，就只好背地讲。私下也好，背地也好，都是“阴”。阴也者，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之谓也。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事情做多了，自然心理也会变得阴暗起来。而心理阴暗的人，又怎么可能正大光明？
闲话阴谋家
中国有阴暗心理的“闲话阴谋家”，差不多都会或都爱做以下几件事情：
一是“争宠”。这类人物，自己是没有什么独立人格的，也没有什么自由意志。他们总是要依附于某个团体，或某个人，攀龙附凤，以为进身之阶。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得宠”，而且必须“争宠”。因为得宠是相对的。别人得宠，就意味着自己不得宠。即便已然得宠，也还有更多更高级的宠要得，这就非争不可。但是，恩宠这玩意，又不是自己想争就能争来的，得由上面给。这就要投其所好，阿谀奉承，见风使舵，甚至出卖灵魂。所以这类人，大多有“两件珍宝”，曰“好马快刀”。马是什么马？吹牛拍马。刀是什么刀？两面三刀。吹牛拍马就说假话，两面三刀就倒闲话。
二是“告密”。告密是争宠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一个人是否得宠，要看他表现好不好，而表现的好坏，又是相对的。别人表现好，就意味着自己表现不好。或者反过来说更确切：只有别人表现不好，才能显得自己表现好。所以，要争宠，就得让上面认为别人不好。这就要告密了。那么，为什么不能公开指责别人表现不好呢？因为公开指责要有证据，也得大家承认。这并不容易。公认表现不好的，往往不是对手；是对手的，又往往抓不住把柄。于是只好告密了。告密，并不仅仅只是“密告”（偷偷报告），更是“告密”（报告隐秘）。既然是告密，就能引起注意，惊动圣听；既然是密告，就神不知鬼不觉，对方既无还手机会和辩解机会，自己也可以捕风捉影，无事生非，造谣编谎，至少也能添油加醋。当然，同时也还能显得自己忠心耿耿，铁杆保皇，也就能争得更多的恩宠。因此，此类小人，几乎没有不告密的。
三是“找事”。告密是争宠的配套工程，找事则是告密的前期工作。告密虽然可以诬告，但总以有据为宜，哪怕捕风捉影，蛛丝马迹。这就要没事找事。所以此类小人，几乎无一不会鸡蛋里面挑骨头。不过找来找去，也无非两类。一是政治问题，二是生活问题（又叫作风问题）。前者多半着眼于言论，比如犯上、大不敬、诽谤君父，或者反动言论、自由化言论等。哪怕只是发发牢骚，或者对领导不满，有意见，也行（而且更管用）。后者则多半着眼于行为，如乱搞男女关系。用政治问题整人则“狠”，用作风问题整人则“毒”。前者能把人“打倒”，后者能把人“搞臭”。如果得而兼，则最能大快此类小人的私心。
再就是“造谣”了。因为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找到毛病抓住把柄。特别廉正和特别世故的人就不好对付。前者一身正气，没有辫子可抓；后者谨言慎行，想抓也抓不住。但不抓，又不甘心，便只好造谣。造谣也容易。因为只要是人，就总会有所动作，有所表现。如果附会演绎，指鹿为马，无限上纲，便不难课以大罪名，制造新新闻。比如某同志外出调研，便可以说成是去会情妇；某先生房间里曾有年轻女子出入，自然是叫了小姐。那么，请问有证据吗？嘻嘻！这你就傻逼了。这种事情，哪有留下证据的？信不信随你好了！
其实，这些家伙又何尝一定要你信？只要有人听就行了。而且，他们越是表示不在乎你信不信，就越是有人信。结果，被诬陷的人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何况也不一定要造谣，还可以对已然存在的事实另做解释。这就更便当。只要存心找茬，随便什么都可以往坏里说，而且种类还挺多。笑，可以解释为“幸灾乐祸”，也可以解释为“笑里藏刀”，还可以解释为“皮笑肉不笑”。哭，可以解释为“兔死狐悲”，也可以解释为“猫哭耗子”，还可以解释为“刘备哭荆州”。不哭不笑也有话说。不是“冷酷无情”，便是“心怀鬼胎”，要不然就是“故作镇静”。你说不是这么回事？那么请问你哭了没有？笑了没有？不是么！
这实在是防不胜防。
在上述魍魉行径中，闲话都充当了重要角色。罪名既多从闲话中收集，告密亦不妨采用闲话方式。用倒闲话的办法来告密，万一查无实据，也不会构成诬告，因为那原本不过是闲话。闲话都是些道听途说，也就是别人说的，自己不必负责。再说，这个人的闲话这么多，至少也能证明他口碑不好。就算这些闲话都是谣言，怎么别人没有？
当然，一旦阴谋得逞，成了气候，那就不再是倒闲话，就要大做文章，甚至大开杀戒了。历史上那些奸臣们是这样做的，“文革”中康生之流是这样做的，现在某些成天拿着放大镜在别人的著作文章里找问题挑毛病，随时准备打棍子扣帽子的人，也想这样做。
这类小人，人数不一定很多，危害却不小。我们还真不可“小看”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