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武器
如此看来，闲话其实“不闲”。唯其“不闲”，所以历史上和现实中，就有人用了它，来做斗争的武器。
这似乎匪夷所思，然而却是事实，且有道理。
首先我们得弄清楚，中国历史上的斗争，基本上是窝里斗。既云“窝里斗”，当然也就是朝廷内、家族内、圈子内，自家人斗自家人的内部斗争。这就不能“公开化”。一旦公开化，不但会家丑外扬，让外人看了笑话，钻了空子，而且自己脸上也不好看。再说，自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总不能公开翻脸吧？见了面，总得“皮笑肉不笑”吧？有什么看法、意见，总不能“当面锣对面鼓”地直说吧？所以，无论心里面如何地咬牙切齿，暗地里如何地弄拳踢脚，表面上的安定团结还得维持，故而不能公开“鼓噪”，只能背后“嘀咕”，则“舆论”也就变成了“闲话”。
其次，这种斗争，不但不能“公开化”，而且也不能“激烈化”。不到万不得已，一般不能大打出手，刀兵相见。闲话这玩意，又闲又不闲，“提起来千斤，放下去四两”，用来做武器，最为合适。再说，既然是“内部斗争”，则其胜败的最终裁决者，也在内部。倘若采取其他手段，可能会引起“自家人”的反感，先不先就脱离了群众。闲话却是人人爱说，个个爱听的。运用“闲话”做武器，就容易被大家所接受，所容许，也就能够保证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即便露了马脚，被人发现了，也不要紧。不就是说闲话吗？难道你没说过？自然说过的。那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你能说闲话，我不能说？何况，我说了你，你也说了我，两下里也就扯平，你还闹什么闹？
最后，中国历来缺少民主程序和舆论监督，什么事都是“头家”说了算。在国内是皇帝说了算，在家内是父亲说了算，在家族、行帮、门派内部是族长、帮主、师父们说了算。制度既为“一言堂”，则这些“君父”们要体察“下情”，就只好去听闲话。因为暗中的举报有告密的嫌疑，公开的批评又好像是在向“君父”们的权威挑战，只有不动声色地倒些“闲话”，把足以置人于死地的舆论“闲闲”地娓娓道来，才既能“惊动圣听”，又确保自身无虞，真正收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效果。
何况“君父”们也是人，也爱听闲话。对于他们来说，听闲话的好处甚多。“言者无心，闻者有意”，没准能从闲言碎语中听出点什么名堂来。听出来以后，想当真，可以追究，因为“无风不起浪”。不想当真，也无妨一笑了之，因为原本不过街谈巷议。同样，对那些倒闲话的人，想整治查办，可以说他“别有用心”；想包庇纵容，也可以说他“有口无心”。反正是不是闲话，是故意诽谤还是随便乱说，从来就没有一个客观科学的标准，全凭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者一句话。
这就灵活、便当。所以，历代王朝，都有指派诗官特为采风（搜集民歌民谣），指派稗官收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事，或规定言官（监察部门的官吏）可以“闻风奏事”。民歌民谣也好，道听途说也好，都是平民百姓“背着”皇上说的闲话，比如汉时的“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之类。有的还直接骂到皇帝头上。比如明朝嘉靖爱抄家，民谣就说“嘉靖嘉靖，家家干净”。这类闲话，历朝历代都有，时下也很不少。除前面提到的“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十亿人民九亿搓，还有一亿在琢磨”外，还有“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开张”，“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思考”，“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这些民谣都反映了社情民意，有的还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如从“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就是。故“王者”认为可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当然要派人去收集整理。
不过“闻风奏事”这规矩，就不大好讲。所谓“闻风奏事”，即无论听到什么闲言碎语，哪怕只是捕风捉影，均可直接报告皇帝，而不必核实，也不受“反坐”的处分。说句不好听的话，这就简直是在公开鼓励“倒闲话”了。
妙处多多
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倒闲话”既为至尊天子所认可，并公然使之制度化、合法化，则普天之下的“闲话爱好者”，其欣然雀跃为何如？更何况，闲话这种武器，具体地使用起来，又确有许多妙不可言的好处。
第一是“合理合法”。在说话这个问题上，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观点是不大一样的。西方人主张言论自由，认为说话是一个人的天赋人权，谁也不能限制和干涉。故西哲有云，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你发表这个意见的权利。所以西方人说话比较随便，国是可以议论，总统可以批评，上帝是否存在也可以怀疑（当然要在中世纪以后）。即便说错了，也只能说你说得不对，不能说你“不该说”。
中国人就没有那么随便了，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说话，也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比如“阶级敌人”“专政对象”，就不能允许他们“乱说乱动”。又比如，犯上作乱、造反谋逆的“反话”，不但不能说，连在心里想一想都是杀头的罪，其罪名就叫“腹诽”，也就是在肚子里诽谤“君父”，同属“大不敬”。其实，岂止是诽谤批评不得，就连他们的名字也不能说。比如五代时有个叫冯道的，当官前曾当过先生。有一天教学生读《老子》，一开头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学生为避先生之讳故，不敢说“道”字，只好大声念道：“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的确，中国人的许多话，确实是“非常不敢说”的。
不但“反话”不能说，“正话”也不能随便说。说的时候，要看场合，要看对象，要看自己的身份（有无资格说这些话），还要注意态度、语气、方式、分寸。倘若犯规，君父、长官、老爷大人们便会一声断喝：“这里岂有你说话的地方？叉出去！”或令“掌嘴”。所以懂规矩的中国人，一般都不会乱讲。不分场合不看对象不注意态度语气地信口开河，至少也会被目为不懂规矩、没教养。
“正话”不能乱讲，“反话”更说不得，这样算下来，大约只有“闲话”，可以随便说，或说得比较随便。所谓闲话，也就是非正式的话。前面已多次说过，中国人说话办事，极其讲究规格、格式。这些规格、格式无非官民之别，朝野之别，内外之别等等，总之是“正式”与“非正式”之别。正式的话是“官话”，非正式的话是“闲话”。民可以讲“官话”（如宣读官方文件，传达官方意图，在官方组织的会议上发言等），官也可以讲“闲话”（在非正式场合上的非正式发言都是）。故“闲”与“不闲”，全在于是否“正式”。但凡“非正式”者，都可以谓之曰“闲”，而无论其主体是否当“官”。这就官民皆便。
何况只要是人，就要说话。正话反话都不能说，或不能随便说，如果连闲话也禁，岂不把人憋死？所以历朝历代，都没有禁闲话的“法”，也没有禁闲话的“理”。茶馆里张贴的告示，也只会说“莫谈国事”，断不会说“禁止闲话”的。其实，“莫谈国事”也就等于多说闲话。因此，在中国，“国事”往往也会变成闲话，比如变成小道消息和政治民谣，也没有听说过会遭禁的。因为所谓闲话，也就是“随便说说”的意思，当然说得再随便，也“合法”。
至于“合理”，则本之于“群体意识”。依照群体意识的逻辑，每个个人都是群体的。群体的也就是大家的，既无分公私，亦无分你我，每个人的私事、家事、闲事，也就是大家的事，大家也都有权来关心，来过问，来议论，来品头论足，说三道四。所以，中国人历来不承认个人有什么“隐私权”，也不会懂得要去尊重别人的隐私权。要求享有和尊重隐私权，是近几年才有的事。在先前，一个人如果要求隐私权，不但得不到尊重，反倒会被视为咄咄怪事：“怎么，他难道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在不少中国人看来，“不可告人”的，也一定或多半是“不正当”的，否则为什么不能告诉大家？这就只能进一步引来闲话。
总之，我是群体之一员，你也是群体之一员。我可以议论你，你也可以议论我，正所谓“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背后不说人”。反正“大家一样，人人有份”，这就“公平”，也就“合理”。
坏事传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