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当然也是可以谈的，但只能作闲话讲。政治也一样。事实上政治也是酒桌上的一个主要话题，另一个主要话题则是性。也有把政治和性糅在一起讲的。当政治和性被当作闲话，尤其是被糅在一起当作闲话来讲的时候，它也就成了“段子”。
段子的种类很多。从形式上讲，有小故事，也有顺口溜。从内容上讲，则有荤有素有黑有白。荤段子也不一定就粗俗。抗战时，有人撰得一联戏赠新婚夫妇，道是“军进娘子关，英雄胆战；炮打珍珠港，美人心惊”。以“时事”影射“性事”，你不能不叹服“真亏他想得出”！时下流行的一个段子则颇有时代感：“二十岁的男人是‘奔腾’，三十岁的男人是‘日立’，四十岁的男人是‘正大’，五十岁的男人是‘微软’，六十岁的男人是‘松下’，七十岁以上就只好靠‘联想’了。”这也得有些小聪明才编得出。
政治话语当然也能入段。比如麻将这玩意，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学问不少。便有人套用林彪的话说：“打麻将，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打麻将，最容易学，真正打好就不容易了。”（林彪的原话是“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学，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
其实说段子也一样。段子不过是闲话，按理人人会说，但真正说好并不容易。首先得交际广。交际广，听得就多，而且“版本”新。但听得多不一定记得住、说得出，所以还得记性好、口才好。会说段子的人差不多都有相声演员的口才，会设悬念，会抖包袱，甚至会说方言，总之是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嘴皮子特溜，这才能成为“九段高手”。
听段子既然有如听相声，会说段子的人在酒桌上便特受欢迎。现如今，但凡有点规模的公司和有点级别的部门，都会有一个到几个这样的“高手”，以便应付那没完没了的迎来送往，并保证每一个被宴请的客人，都眉开眼笑心情舒畅，对本公司或本单位、本地区留下愉快而深刻的印象。实际上段子在酒席上有着不可小看和不可替代的作用。酒席上只能说闲话是不是？但闲话也不是可以随便说的呢！比如拉家常，就只限于亲朋好友之间。官场上，商界里，双方如果不是关系特“铁”，或知根知底，拉家常弄不好就会有“套取情报”的嫌疑。其他一些闲话没准也会犯了忌讳，只有说段子百无禁忌。段子里面说的事，都属于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的一类，不会招谁惹谁。但又有趣，因此百听不厌。尤其是荤段子，几乎没人不爱听。几个包袱一抖，再矜持的人，也会忍不住笑起来。这时，他就是想端个架子摆个谱，怕也不能。
这就好了。讲段子，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调节气氛，放松身心，解除戒备，拉近距离。你想，当大家都因为一个荤段子而笑成一团时，彼此之间，还有什么隔阂、防范、陌生感呢？自然是打成一片。即便不是哥们姐们，至少也不会再打官腔了。
闲话与中国人
段子是闲话，闲话却不等于段子。
闲话的范围很广，内容很多，而且也没有什么一定之规。事实上，举凡一切与“大事”无关的“小事”，与“公事”无关的“私事”，与“正事”无关的“闲事”，以及一切不愿意、不能够，或者不值得摆在桌面上公然进行的议论和批评，都可以成为闲话，或被视为闲话。
不过，说得多的，还是他人的私事，和对他人的私下批评。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对探索自然兴趣不大，对公益事业也热情不高，唯独对关乎他人私事的闲话，以及各类来路不明的消息传闻，兴趣盎然，乐此不疲。它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街头巷尾的谈资，饭局上的下酒菜，床头上的兴奋剂。对于“闲话爱好者”来说，评张论李，说三道四，大嚼其舌头，比嚼口香糖有味道得多。倘若一天不说闲话，或无闲话可说，则会像发了鸦片烟瘾一样，浑身不自在。
这样一来，中国的成年人，便差不多都和闲话有了瓜葛。不是自己说闲话，便是听别人说闲话；不是说别人的闲话，便是被别人说闲话。被别人说闲话固然是不好的，因为那多少意味着自己有什么“话柄”捏在了别人手里。尽管这话柄也许根本就不成什么“话”，或根本就不在“话”下，但无端地被别人“话”了一下，总归心里腻歪。然而，不被人说闲话，也是不好的，因为那意味着别人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如果放在眼里，时时盯着，怎么会一点闲话也没有？怪事！
同样，爱说闲话，固然是不好的。因为太爱说闲话的人，总会给人以不那么正派或正经的感觉。他怎么那么爱说闲话呢？八成是有毛病。正经事都忙不过来，哪有那么多时间说闲话？自己的事都管不好，怎么那么爱管闲事？然而，完全不说闲话，也是不好的。因为大家都说闲话，你一个人不说，就显得不合群，也给人以有毛病的感觉。所以，除非你自命清高，存心和大家伙儿过不去，便少不得多多少少要说点闲话。
于是，在中国，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闲话。在茶馆、饭店，在车站、码头，在单位的办公室，在各个家庭和宿舍，到处都是闲言碎语，飞短流长，正所谓“春城无处不飞花”。
然而却很少有人能想到这“闲话”竟是可以杀人的。
比如《红楼梦》里的尤二姐，其实便为闲话所杀。王熙凤先是“私下里”（而且是“好心好意”地）把闲话倒给尤二姐听，说是：妹妹的名声很不好听，连老太太、太太们都知道了，说妹妹在家做女孩儿就不干净，又和姐夫来往太密。然后不知使了什么法子，果真传得满世界都知道，“除了平儿，众丫头媳妇无不言三语四，指桑说槐，暗相讥讽”。“弄得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最后只好走上绝路。像这样被闲话杀死的人（尤其是女人），究竟有多少，我们无法统计。但只要多少读过一点中国文学作品的，便知道那一定不是一个小数。“周公恐惧流言日”，连位高权重的周公，尚且害怕流言蜚语，更何况是孤立无援的弱女子？
闲话可以让人丧命，也能让人丢官。比如西汉文帝时的河东太守季布，大约是个好官。文帝听人称其贤，便把他从河东太守的职位上召回来，打算任命为御史大夫。当时御史大夫的职位很高，位列上卿，相当于副首相，于是便有人说“闲话”了。说是季布这人挺勇敢的，力气又大，就是爱喝酒，一喝酒就发酒性，大家都不敢接近他。文帝一听就犯了嘀咕，把季布冷落在宾馆里，一等就是一个月。季布便跑去对汉文帝说，陛下将臣召回，又无所任命，只怕是听到什么闲话了吧？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生恐天下有识之士听说陛下如此地为他人的议论所左右，就能窥测到陛下的深浅了。文帝被说穿心思，暗自惭愧，一声不响，呆了半天，才支吾其词地说，河东比邻京畿，是朕的手足，所以特地召见爱卿。季布这才重回河东去当郡守。如果季布不向文帝把事情说穿，岂不就会因几句“闲话”而成了“待聘干部”，甚至要“下岗”？
当然，闲话之最常规作用，还是让人“丢脸”。别的不说，光是被人说了闲话，便是丢脸。因为别人都没有被说闲话，唯独你被说了，成了“另眼相看”的人，丢脸不丢脸呢？再说，为什么不议论别人，偏偏议论你呢？可见你“有问题”。至于那“问题”是不是问题，则又当别论。但“有问题”即是问题，而一个本来应该没问题的人居然“有问题”，当然也就丢脸。尽管你被平反了，尽管你被证明无罪，也没有问题，但只要闲话不止，就终究是个“问题”，也就别想过安生日子。阮玲玉的自杀，便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