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旧中国，常有两姓或两村之间的大规模械斗。这械斗的起因，无非或是争面子，或是争资源（如共用一河一渠之水的上下游村落，在大旱之年因争夺水资源而爆发械斗）。械斗一旦发生，则两姓、两村之人，都会全体出动，争相投入，有进无退，奋勇当先。如果是有预谋的械斗，则事先往往还要举行一种极为残忍的仪式。在这种仪式上，要先将生擒的“敌方”人员（最好是青壮年或对方首领）剖腹，取出心肝以祭奠列祖列宗，然后架起大锅，将其煮熟，而本族或本村的全体成员，每个人都要来吃一口肉，喝一口汤。参加“人肉宴”的，有时只限于成年男子，但至少每家每户必须有一人参加吃喝。依照家本位原则，只要有一人参加，也就全家有份。这就等于全族或全村的每一个人，都成了对方的“死敌”。这种仪式的用心是极深的。第一，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一个人，都与对方结下了仇怨，终身无法摆脱，世代无法摆脱，只能横下一条心来，和对方决战到底，不会中途出现“变节分子”。第二，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个人，都有了罪恶和罪恶感。这种罪恶和罪恶感会使每个人都变得疯狂，从而在战场上成为“死士”。第三，它使全族或全村的每个人，都分担了责任，一旦对方报复或官府追究，便必须施加于全体。对方的报复要施加于本族本村之全体，当然没有那么容易（比较容易的办法，是也从这边抓一个人回去吃掉）；官府的追究则因“法不治众”，往往也只好不了了之。可见中国人一旦“抱团儿”，就不大好对付。
既共享资源，又同仇敌忾；既利益均沾，又祸患均摊，这就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中国人交朋友、结圈子、拉帮派的基本原则。它给中国人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一个人一旦有难，便不怕没有救援。读过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江湖上有所谓传“侠义柬”“绿林箭”的规矩，即一方有难，便可向八方求援。同门师弟不必说，便是不同门的朋友，无论亲疏远近，只要接到了“侠义柬”“绿林箭”，全得立即赶到应援，否则便是不义，无法再自立于江湖。非同门的朋友赶到后，如果发现其事于理不合，或双方都与自己有交情，也可以撤身退出或劝双方讲和，或袖手旁观，但同门师弟则一般不问是非地“同仇敌忾”。
其实，这种现象并不止于江湖，在日常生活中也比比皆是。比如，一个人犯了错误，或者触犯了刑律，要受处分了，他那圈子里的人便会络绎不绝地前去说情，四处奔走，设法营救。这种事，可谓古今如一。在政治黑暗，冤狱遍于国中的时代，它确能使部分好人幸免于难；但在建设民主与法制的今天，又可能会使部分坏人漏网。是非功过，实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
代价与是非
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即上述好处是要付出代价的。
代价之一，就是消解了个人。在中国历史上，除极个别的人，如各学派的祖师、各门派的宗师、各团体的领袖，可能会因个人的魅力而成为“核心”，并因此而建立“圈子”外，其余绝大多数人，要想进入某一圈子，或在某一圈子内生存，都必须尽可能地与圈子认同，甚至包括极细小的方面。比如老乡们在一起，就要说家乡话。如果一个人外出多年，依旧乡音未改，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便会对他格外亲热。如果他居然记得只有本乡本土才有的极“土”的“土话”，就更会受人欢迎。相反，如果他回到家乡，竟是一口的“官话”“京片子”，大家就会敬而远之，在内心深处不把他看作自己人。《论语》上说孔夫子他老先生在宗庙里、朝廷上，说话虽谨慎，但也明白流畅，一到自己本乡本土，便“似不能言者”，除了表示对“乡党”的恭谨外，不知有没有语言方面的原因？又比如，圈子里的人要在一起聚一聚，那么，即便你厌食、胃溃疡、酒精过敏，也少不得要“叨陪末座”的。因为“一人向隅，举座不欢”，不能因一人之好恶，扫了大家的兴。这些小事尚且如此讲究，遇到大是大非，当然也就更没有价钱好讲。这样一来，个人就成了圈子，或者说“我”就变成了“我们”。一个人的团体意识越强，自我意识就越弱；越是与圈子认同，就越是消解了个人，最后就变得只会说“我们”，不会说“我”了。中国人写文章，谈到自己的观点时，往往说“我们认为”，而不会说“我认为”，就是这种观点和习惯所使然。
代价之二，则是消解了国家。孙中山先生早就说过：“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如果把类似于家族、宗族的乡里、帮口、师门、同仁等大小圈子都考虑进去，则孙先生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表述：中国人只有“圈子观念”，没有“国家观念”。所以“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极大精神去牺牲的”。当然，这绝不是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为国捐躯者，但如果深入分析一下，则不难发现他们多半是集国难与家难、君仇与父仇于一体的人。前方将士抗敌是因为“守土有则”，边陲士民抗战是为了“保卫桑梓”，岳家军、戚家军作战英勇是因为他们忠于团体。只要“鬼子”不打到自己家门口，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往往是口头上的。故“前方吃紧”，并不妨碍“后方紧吃”，半壁江山沦陷，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依旧歌舞升平。“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以致“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甚至国难当头之日，朝廷里的各个小团体，仍不肯放弃一己之私利，一个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忙于党争，无暇御寇。这可以说是团体（即“小圈子”）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之最典型事例。
在战时是团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在平时则是人情大于王法。这类实例实在太多太多，我们在报纸上、杂志上时有所闻。可以说每办一案，都难免有人来“说情”，或有人会“徇情”。其实，人情岂止大于王法，而且大于真理。一件事，只要一牵涉到自己的圈子，圈内人处理起来，便往往不问是非，只问亲疏。疏则公事公办，亲则大开方便之门。至于公道不公道，姑且放到一边。有人说中国人只讲人情不讲原则，其实并不准确。准确的说法，是“人情即原则”。也就是说，讲人情，不能六亲不认，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这本身就是原则，而且是最重要的原则。为了坚持这一“最高原则”，什么真理，什么公道，什么王法，都可以不顾，都可以不视为原则。
因此，一旦圈子、团体的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被牺牲掉的往往便是后者。因为国家是“公家”，何妨牺牲一点。反正国家的利益大得很，多得很，“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稍稍牺牲一点也无伤大雅。又反正大家都只关心自己的小圈子，只要不伤害“自家”的利益，伤害了“公家”，谁也不会来管“闲事”。圈子和团体就不同了，这是“自家”。自家门前雪，自家不扫谁来扫？伤了自家人，在自家人的面前就会没脸见人，当然只好为了维护“自家”而对不起“公家”了。
没有“国家观念”，也就没有“公民意识”。所以，中国人一旦有困难，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找“国家”，而是去找“自家”。比如，生活发生困难，不会去领社会救济，而是靠亲戚朋友接济。一旦国家救济了（如扶贫），又认为是理所当然，并不把扶贫款用来发展生产，而是迅速吃光花光，再等第二回，丝毫也不考虑自己作为“公民”，对国家还有什么“义务”。又比如，做生意，办企业，也不是向国家借贷，而是靠亲戚朋友集资。即便贷款，也要靠圈子里的朋友帮忙，托人情，走后门，才贷得到。再比如，受人侵害（被打、被强暴等），也首先不是诉诸法律，而是找自家人帮忙，把对方也痛打一顿，或者索赔私了。总之，在中国人心目中，亲戚朋友，圈子团体，要比空洞的、高高在上的、无法直接感知的“国家”更亲切，更靠得住。因此，在检讨自己的社会角色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属于哪个圈子，而非首先想到自己是公民。
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是没有“公民”概念而只有“臣民”“子民”的。臣是对君而言，子是对父而言。“君”住在紫禁城中，九重天外，遥远得很。君所代表的国家，便不能不给人以陌生感。各种“父”——家父、师父、父母官，都是看得见、摸得着、靠得住的人，不能不予以特别的重视。更何况，君王的意旨，国家的政策，政府的法令，也只能通过各个种类的“父”，接力棒似的传达到每个“臣民”或“子民”。这样层层传递下来，不走样、变味，才是怪事。处于最下层的民众们，不对国家感到隔膜，也才是怪事。
因此可以这么说，传统的中国社会，既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又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而只有许许多多的“圈子”（比如行帮和乡社，家族和家庭）。天下大治时，这些圈子以中央政府为中心，耦合成一种同心圆的结构。一旦天下大乱，中央政府失控，那么对不起，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便立即自成体系，或群雄割据，或土崩瓦解，一个个乘机兴风作浪，浑水摸鱼。等到一个或几个枭雄出来收拾残局时，也不能不借助各个圈子的力量，把大家再笼络到一起，重新结构同心圆。所以，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应是“一盘散圈”。大大小小的圈子，星罗棋布地“散”在各处，相互之间靠着血缘和地缘，人情和面子，维持着一种松散的联系。只要这种松散的联系尚能维持，政府也能借助这种联系收税完粮，那就是“天下太平”了。
这就难怪中国人特别看重友谊了。个人太渺小，国家又靠不住，只好广交朋友多结圈子。只不过交异性朋友的时候要注意。红粉知己虽然令人羡慕，却也容易招人物议。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男女有别。若是孤男寡女地弄在一起，就难免会有人要说“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