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之本在家”，其实也就是“道德之本在家”。
首先，家庭是伦理道德的培养基地。对于任何民族的个人而言，家庭差不多都是他的第一所学校，母亲差不多都是他的第一位老师。知识教育、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都从这里启蒙。但是，中国人的所谓“家教”，却几乎约定俗成地专指道德教育。比如，当我们指斥某人“没有家教”或“家教不严”时，一定是这人在做人、在讲礼貌懂规矩方面出了问题，而绝不会是因为他没有知识或不会审美。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也确实是把伦理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的。儿童最先学会的词汇是称呼父母，而接受最多的文化指令是“听话”。尊重父母则“孝”，听话则“顺”。孝生敬，顺生服。孝敬顺服，是中国全部传统道德的根基。由“孝于父母”，而“友于兄弟”，而“和于夫妇”，而“忠于君王”，而“尊于师长”，而“信于朋友”，一套伦理道德系统，就这样建立起来。
童年的记忆是根深蒂固的。它可能会变成一种“文化无意识”而积淀到心理深层，成为一个人日常行为的文化指令。比方说，一个从小就“孝悌”的人，在社会上就很可能尊老爱幼；一个从小就“听话”的人，在单位上也很可能遵纪守法。在家为“孝子”，在乡为“顺民”，在国则便必为“忠臣”。道理很简单：如果对事实上的父亲尚且不能尽孝，那又何以让人相信他会对名义和礼仪上的父亲（君王）尽忠呢？这就叫“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因此，正统的君王和朝臣，对于那些不能尽孝道的官吏，是很难给予真正信任的。甚至在制度上，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即一应在位官吏，无论职位高低，如遭父母之丧，必须去官回乡，在家守孝三年，叫作丁忧。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国君才可以令其移孝尽忠，戴孝就职，叫作夺情。
家庭不但是伦理道德的培养基地，也是伦理道德的主要实践场所。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无论外出做官，还是外出做事，机会都不很多。所以他们学习的伦理道德规范，主要地还是用于家庭，正所谓“学之于家，习之于家，得之于家，用之于家”，因此是家伦理。更重要的是，家伦理都往往不是什么大道理、大教条，不是空话和套话，而是实实在在可见可闻可模仿可操作的具体规范。比方说，“出必告，返必面”就是。小孩子出去，一定要告诉父母一声；回来了，也一定要去打个照面。这很现实，很具体，很好学，也很容易做到，但意义并不因此就很小，实际上是在培养一种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的道德精神。因为苟不如此，便会无端地让父母担忧。这种只顾自己的行为，对父母是不孝，对他人就是不仁，因此必须予以纠正。
相反，一个有家教的人，便不会因为这种小小的疏忽而给他人带来不便。他到外面做事，到朝廷做官，也一定会懂得事先请示，事后汇报，事中通气，从而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嘉许。可见此事虽小，作用却大，意义也很深远，所以既是小事，又是大事。说它“大”，是因为善之为善，本无大小。聚沙可以成塔，集腋可以成裘，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故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说它“小”，是指易行而言，不是“挟泰山而越北海”，力不能及。力所能及又意义重大的事，有什么理由不做呢？
由此可见，家庭，实在是实践伦理道德的极佳场所。一个人，如果在自己家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锻炼，那么，无论他到社会上担任什么“角色”，都不会失德或失礼。因为“礼”的仪文虽家国不一，内在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对父母孝顺的，对君王就忠诚；对兄长敬重的，对长官就恭敬；对子弟慈爱的，对下属、民众就仁和。这就叫“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家之重要，实已毋庸置疑。
泛伦理
泛血缘加上家伦理，其结果必然是“泛伦理”。
所谓“泛伦理”，就是把原本并非伦理的关系（比如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和审美关系），也看作伦理关系，或者把政治问题、法律问题、教育问题、科学问题、宗教问题、艺术问题甚至经济问题，都转化为伦理问题，形成一种“伦理中心论”或“泛伦理主义”。
随便举个例。比如“讲卫生”，原本是一个科学问题，因为不讲卫生有害于健康。但在中国，却是一个道德问题，叫“不讲卫生可耻”。其实，只有不讲公共卫生才是可耻的，因为那意味着没有公德心。至于一个人，自己在家里，饭前不洗手，睡前不刷牙，虽然不卫生，却不知“耻”从何来？又比如，大粪是臭的还是香的？依照纯科学的观点，当然是臭的。但依照泛伦理的观点，则如果你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有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便会觉得大粪不臭了。连感觉知觉这种生理心理现象尚且也要伦理化，焉问其他？
伦理如此泛滥，则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总是要把政治斗争说成是道德斗争，把政治问题说成是道德问题。比如，初唐时徐敬业讨伐武则天，明明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但骆宾王为徐敬业起草的《檄文》，罗列出来的武氏罪状，却几乎全是道德问题。作为政敌的武则天，被描绘成一个“头上长疮，脚下流脓”，十恶不赦，里里外外都坏透了的“坏人”。
这种对政敌进行道德谴责和人身攻击的手法，几乎是中国历代政治斗争的通则。这个传统至少在成汤讨伐夏桀、武王讨伐殷纣时就已经形成了，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仍屡试不爽。同理，如果要在政治上肯定和拔高某人，也一定要先把他描绘成高风亮节的道德楷模，甚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凡神圣，而且往往要追溯到童年时期的家教，如孟母择邻之类。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某个人，政治上得势时，公众一直被告知，他是一个廉洁奉公、忧国爱民、虚怀若谷的道德家；一旦倒台，却又忽然间被揭发出“大量”“骇人听闻”的腐化堕落和残害忠良的事实，并由此证明他原不过是伪君子。政治野心家、阴谋家是伪君子，这并不奇怪，但他的道德败坏既然有大量事实为证，却非得在倒台后的一夜之间才被揭露出来，却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因此，我们实应进行三个方面的“正本清源”。第一，应把道德和法区分开来。道德和法有关系，但并不同一。犯法的人，并不一定道德败坏；守法的人，也并不一定道德高尚。以道德代法制，只能弄得道德与法都不健全。第二，应把政治与道德区分开来。政治是一种立场，道德是一种品质。立场表现为态度，品质表现为行为。态度好不等于行为佳，立场对不等于品质优。站在敌对立场上的人，并不都品质恶劣；而同一阵营中人，也可能背后开枪。千万不要以为某某人在政治上拥护你，就一定是“有德君子”，可以放心依靠。第三，应把一般共同道德和特殊职业道德区分开来。有些道德品质，是作为一个“人”所必须具备的；倘无，则“不是人”。有些道德品质，则是一定岗位上的人必须具备的；倘无，则应掉换岗位。比如军人应该勇敢坚毅，懦弱的人就不能当将军；学者应该热爱真理实事求是，见风使舵、卖论求官的人，就应该从学术界开除出去。至于他们生活上是否艰苦朴素，或是否有暧昧的男女关系，其实不应苛求。
对人如此，对政府也如此。一个好的政府，当然应该科学，民主，清廉。但是，三者之间分量却并不应该一样。在我看来，科学应重于民主，而民主又应重于清廉，而且所谓“清廉”，也只能是不贪污，不以权谋私，而不是过苦日子。可惜，中国人普遍的心理，却是更看重清廉。只要“清”，就是好官。至于他的作风是否民主，决策是否科学，则不大注意。其实，“清官”不一定就是“能员”，“有德”不一定就能“治国”。比如南朝梁武帝萧衍，五更即起床办事，手冻得开裂也不停笔，算是“勤劳”；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一天只吃一顿菜羹粗米饭，算是“节俭”；礼贤下士，连对宫内阉宦都礼若贵宾，算是“谦恭”；民众犯了重罪，他涕泣，士族犯了重罪一律赦免，算是“慈爱”。但在他的统治下，国政混乱，民不聊生。他的政治举措，更是荒唐背谬，最后引来“侯景之乱”，自取灭亡。相比较而言，他的吃糙米穿布衣，又算得上什么功德？
伦理道德无疑是重要的，但也不是万能的。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东西，再好的东西也不能泛滥。“泛伦理”的结果是“乱伦”，“唯道德”的结果是“失德”。如果什么都是伦理（泛伦理），就没有伦理了；如果只剩下道德（唯道德），就没有道德了。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