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公”
个人向单位伸手，地方向中央哭穷，之所以那么理直气壮，毫无愧疚不安之感，就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孩子向妈要奶吃，是天经地义的事。“党是我的妈，厂是我的家，没有钱用向‘妈’要，没有东西到‘家’里拿（国有企业的许多资产就这样流失）”，有什么不对？岂但“并无不对”，而且“合情合理”。这“情”，就是前述“恋母情结”；这“理”，则是所谓“公平合理”。公平合理当然没什么错，问题在于什么是“公”，什么是“平”，要合的又是什么“理”。
先说“公”。
“公”有两义，一是“公有”，二是“公平”。什么是“公有”？在中国人看来，所谓“公有”，也就是大家共有。比如家有，就是家人共有。国有，则是国人共有。如果是几个人合伙、入股、集资、凑份子，则归这几个人共有，也是“公”。反正，只要不是“私”（个人所有），就是“公”，叫“背私为公”。
公有既为“大家共有”，自然“人人有份”。而且，越是“公”（即共有者越多），就越是“人人有份”。所以公路人人可走，公车人人能坐，公园人人该游，公费人人得花，公费吃喝当然人人该来。如果别人有份而自己没有，便要大叫“不公”，可见“公”就是“人人有份”。至于建设公共设施，维护公共秩序，爱护公共卫生，保卫公共财产等，则又当别论。因为这不叫“人人有份”，而叫“人人有责”。“人人有份”是“公”字题中应有之义，无须启发，人人皆知；“人人有责”则似乎大家都不知道，必须诉诸教育，时时提醒。所以街头巷尾的标语，只会写“爱护公物，人人有责”，绝不会写“公费吃喝，人人有份”，然而号召力却正相反。
既然“公”就是“人人有份”，那又何必区分公私？更无妨“化公为私”。比如用公家的车接送自己的亲朋，用公家的电话谈私事，用公家的稿纸写私人信件，用公家的电脑玩电子游戏等等，更遑论以权谋私或多吃多占了。问题不在于这些具体行为，而在于其“理论根据”：“咱们连人都是公家的，拿点东西算什么？”也就是说：“我是公家的，公家的当然也就是我的。”这不是“公私不分”的必然逻辑么？我就曾亲见一个逃票的乘客在车上理直气壮地和乘务员大吵：“公共汽车么，要什么票！”很显然，在一些人看来，所谓“公共”的，就是“人人有份”的。人人有份，也就人人都可以去“吃”一口。唯其如此，阿q才胆敢公然去摸小尼姑，而且摸得理直气壮。因为在阿q及其同志看来，僧尼既已“出家”，当然“无私”。无私即公，即共有，即人人有份。那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甚至就连国家政权也是“人人有份”的。当年，刘邦因蒯通劝说韩信谋反，要把蒯通下油锅，蒯通便同样理直气壮地说，秦王朝既然丢了自己的“鹿儿”（政权），普天下的人都争着去抢它，当然是谁的个子高腿子长跑得快，谁就得到它哪！也就是说，帝位这只“鹿儿”，原本人人有份，那么你刘邦“摸”得，难道韩信就“摸”不得？可见“人人有份”的思想，也是由来有自。“天下为公”么！只是到了后来，“天下为家”了，一般人不敢再有非分之想，“人人有份”才变成了“人人有责”。
然而所谓“人人有责”其实往往是扯淡。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靠不住。你想，天下兴亡那么大个事，匹夫匹妇们如何负得了责？也不过是为某些人的假公济私、盘剥百姓提供一个借口罢了。比如借口“国难当头”而多征税款，或者借口“建设乡梓”而大刮地皮。事实上，历史上的贪官污吏在中饱私囊的时候，野心家、阴谋家在篡国夺权的时候，都无不打着“为公”“为国”“为天下”“为人民”的旗号。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遮人耳目，另方面却也未尝没有使自己更加理直气壮的心理因素在内。似乎只要这样一来，他们无论如何谋私，便都师出有名了。在这方面，林彪、江青一伙干得要算最为“出色”。他们干脆发动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斗私批修”运动，在最大限度地剥夺每个公民的财产权、思想权、隐私权等一切权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欲和权欲。比如康生，就曾经趁“文革”中“破四旧”之机，搜刮了一大批国宝级的文物；现如今的那些巨贪国蠹，则不知侵吞了多少国有资产和民脂民膏。这些事情，难道咱老百姓也有责？这些东西，难道咱老百姓也有份？
所以，谁要以为天下为公，他便当真事事都有份，那他就是犯傻。
所谓“平”
人人有份就是公，大家一样则是平。
什么是“平”？平就是均等、齐一，如“平起平坐”是地位相等，“平分秋色”是各得一半。一个群体，一个单位，怎样才算齐一均等？当然是吃喝拉撒大家都一样。
正如“人人有份”是“公”字的题中应有之义，“大家一样”也是“平”字的天经地义之理。平，既表示状态，如平静、平安、平坦，也表示动作，如平定、平息、平抑。那么，为什么要用各种动作去“平”？还不是因为有的高，有的低，有的多，有的少——“不平”。这就要“铲平”。一旦铲而平之，张三不多拿，李四不多得，王五赵六也一样，也就大家心理平衡，人人心中平静，从此天下太平。
公则平。公，就是承认人人有份。既然人人有份，何来多少不一？更不用说有的有，有的没有了。观念和道理是要落在实处的。这个“实处”，就是分配，就是种种实惠。如果嘴巴上说人人有份，具体到分配时，又大家不一样，谁相信你那个“公”字？可见，公（人人有份），是“平”的前提；平（大家一样），则是“公”的体现。公不公（有没有份），就看平不平（一样不一样）。
相反，不公则不平。因为“公”既然就是人人都可“吃”，那么，如果别人“吃”了自己没“吃”，也就等于吃亏。所以，一旦待遇不相等，分配不相同，就会“不平”。不但当事人要“鸣不平”，旁观者也要“抱不平”。道理也很简单：既然是公有，是人人有份的，凭什么你有我没有，或者你有他没有？既然大家都该有，为什么有的少有的多？这就“不公”。可见，公，就是“公有”加“公平”，就是“人人有份，大家一样”，就是“你有我有全都有”，而且所有的人都一样多。这就是“理”，就是理所当然，天地良心。
当然，“平”也不仅指待遇和分配，还指贡献和付出，比如“打平伙”，就是大家出钱出力一样多。如果有人出钱出力时“偷奸耍滑”比大家少，分配享用时却又要“平起平坐”和大家一样多，同样也会有人“愤愤不平”。最好是大家贡献一样多，分配也一样多，既无分你我，亦无分公私，人人都有份，大家都一样，才是天下大同的“太平盛世”。
单位便正是“太平梦”的现实化。
单位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大，是相对小而言的。什么小？个人小。什么大？集体大。在中国，个人是渺小的、微不足道和不成气候的，群体则是伟大的、举足轻重和战无不胜的。想想看吧！人生，如千古之一瞬，怎么长久得了？个人，如沧海之一粟，又如何大得起来？当然只有集合起来才能大。海之所以大，是因为它容纳百川；河之所以大，是因为它不拒细流；国之所以大，则因为它统摄万民。所以只有群体才是大，叫一大群；个体则是小，叫一小撮。当然，群体也有大有小。大可以大到全中国，小可小到本单位，但单位再小，也是“群”，因此“大”。
个人是“小”也是“私”，集体是“大”也是“公”。可见大就是公，公就是大，大公则无私。何况通常所谓“单位”，基本上都是属于国家的（私营企业则往往不好意思叫单位），比如国家政府机关或国家事业单位，那就更是“一大二公”了。
这就非想方设法做到“人人有份，大家一样”不可。比方说，不断扩大单位编制，把本来可以一个人承担的工作分给几个人做，也包括让在岗职工提前退休，由其子女顶替；尽可能地缩小分配之间的差距，在取消供给制实行工资制而不得不定出工资级别的情况下，一方面尽量缩小级差，另方面则规定各类补贴和福利待遇相同或相近；在厘定级差时，尽量主要依据社会上约定俗成、心理上可以接受的标准，如年功和资历，即工龄长、资格老的多拿一点，反之则少拿一点，而把能力、才干、贡献等“说不清”的所谓“软指标”放在一边，并尽量做到“公正”而不“偏私”。尤其是那些事关日常生活的福利待遇，不可以给谁不给谁，差别也不可以太大。事实上，即便等级分明的那些单位，也会有搞平均主义的时候，比如舞票、戏票、电影票每人一张，过年过节时每人都分一斤苹果两斤梨等等，和水泊梁山上“一样的出力杀敌，一样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差不多。
但水泊梁山的“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是以不断地打家劫舍为资源的。咱们既然不能到外国去“打家劫舍”，那么，在机会不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又该如之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