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身立命之所
实际上，单位的产生，正是“群体意识”所使然。
什么是群体意识？就是认为人首先是“群体的存在物”。离开一定的群体，人就不能作为人而生存。因此，每个人，就都必须依附挂靠某一群体，以为“安身立命之所”。所谓“安身立命”，也就是生活有所依靠，精神有所依托。无此依靠依托，便如无本之木、无水之鱼，身既悬于空中，心里当然也没有着落。要知道，中国人是不但生前要有依托，就连死后也要有所归宿的。于是，有钱有势如皇帝，便在生前大造其陵墓；无钱无势如平民，则大造其棺材。在旧中国，稍有积蓄者，都要在生前打一副自己喜欢的棺材，堂而皇之地放在家中，既是安慰也是装饰。孝子在父母生前为他们打一副棺材让他们高兴，病人临终前望着棺材而心满意足，似乎一生的劳累就只是为了这一归宿。
怕死、讲吉利的中国人，偏偏对棺材“情有独钟”，表面上看匪夷所思，细细一想却大有道理。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固然怕死，却更怕死无葬身之地，成为孤魂野鬼。所以放一副棺材在家里是极其荣耀的事，也是非常吉利的事。它不叫棺材，而叫寿木，每年都要油漆一次。油漆的次数越多，就越荣耀，越吉利。因为它不但意味着主人的长寿，也意味着他有能力把握生前，安排死后。相反，如果死后连棺材都没有一口，则多半意味着生前也“身无所凭”。总之，无论生前死后，都要有所依靠，有所依托，有所安顿，否则便会导致强烈的失落感，“累累若丧家之狗”。狗尚且不能丧家，而况人乎？
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当每个个体都有着或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时，便是“天下大治”之日。反之，则是“天下大乱”。天下大乱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民众流离失所。“流”是“流失”，即个体脱离群体；“离”是“离散”，即群体趋于解体；“失所”当然就是人们失去安身之所了。大多数人流落他乡，流浪于道路，成为流民乃至流寇，则天下焉能不乱？天下大乱自然人心浮动，或者说正因为人心浮动才天下大乱。浮则动，动则乱。可见乱因浮起，而浮也就是没有着落，也叫“悬”或“悬浮”。所以，“平定天下”，也就是“解民于倒悬”，并“厝天下于衽席之上”，让每个人都有口饭吃，有件衣穿，有个地方安身，各得其“所”。
古之所，即今之“单位”。
所，从户从斤，也就是家。家当然是最可靠的。小孩子受了欺负，多半要回家告状；成年人闯了祸，首先想到的也多半是逃回家去。家不但提供食物和用品，而且提供爱情和庇护。更何况，在小农经济的情况下，家又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这就在经济来源和社会心理两方面，保证了一个人的安身和立命。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一般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才会离家出走而浪迹天涯。这时，他们也往往要寻求一个类似于家的群体以为寄托，如行会、帮会、门派、党派。于是，当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资料的“国有制”取代了“家有制”，大多数城市居民都必须“离家出走”，到外面甚至外地去谋生时，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投靠”的单位看作一个家庭，而“出门靠朋友”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出门靠单位”。
事实上，单位也并不否认自己具有家的性质和功能。许多单位都有诸如“以厂为家”或“以校为家”这样的口号。家里是要有饭吃的，因此单位要管饭；家里是要能睡觉的，因此单位要分房；家里是要有衣服穿的，因此不少单位要发衣服。这些衣服虽然叫作工作服，其实并不一定只准工作的时候穿。当然，家庭也必须温暖温馨，因此单位要组织各种活动，比如春节团拜或假日旅游，这才能使人产生在单位即是在家里的感觉。
看来，单位之所以具有前面所述那些“包揽一切，关怀备至”的职能，与其说是一种管理的需要，毋宁说是一种心理的需要。
恋母情结
这种心理需要无妨称为恋母情结。
中国人不论男女，都一律“恋母”的。因为母亲的怀抱和胎腹是我们最早的“安身立命之所”。前面说过，“身”这个字，无论甲骨、金文、篆文，都是像一个人怀胎之形。它对于母亲来说是“身孕”，对于胎儿来说是“安身”。胎儿出生后，又要在母亲的怀抱里哺育成长。甚至睡觉，也要在母亲的怀里才能安睡。那可真是“俱为一体”又“血肉相连”。
单位也一样。当然，一个人新到一个单位，还不会一下子就有这种念头，这正如一个婴儿的形成，必得十月怀胎一样。但久而久之，只要这个单位确有家庭般的温暖，这种情感便油然而生，甚至调走之后，还会怀念。哪怕是因待遇不公愤而出走，在愤恨之余，也仍会多少有些怀念。这时就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现象，愤而出走的人自己咒骂原单位即可，如果别人也来参加咒骂，则又可能“翻脸”。在这里，不但有面子方面的原因，也未尝没有情感方面的原因。
中国人之所以特别依恋母亲，还因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幼儿的哺育期特别长。现代医学证明，婴儿吸食母乳可获天然的免疫力，但断奶太晚则又会导致缺钙。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恰恰具有这两方面的特色：一方面是极其注意“免疫力”的获得，比如不要读“坏”书，不要唱“坏”歌，不要看“坏”电影，不要沾染坏习惯，不要受精神污染；另方面，却又往往忽视“钙”的补充，比如很少教育子女和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等，更遑论鼓励他们接受一点“离经叛道”的观点，或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这两方面集中到一点，就是“乖”“听话”，或者说，“好”。在家要做“好孩子”，在学校要做“好学生”，到了单位要做“好同志”，其结果是造成一大批精神上心理上永不“断奶”的“好人”。这种人好则好矣，可惜多少都有些“软骨病”，不“靠”上什么，自己就站不起来。我认识一位女研究生，是很典型的乖学生。朋友们热心地帮她介绍了一位很出色的男研究生做对象，得到的回答却是“回去问问导师再说”，弄得大家十分扫兴。
正是这种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永不“断奶”，造成了人们严重的依赖感。比如大学里的新生，往往要由父母送进学校，并代为报到。又比如一个人新到某地，便一定要有亲朋好友或接待单位去接站，安排食宿，代购回程票。亲朋好友或接待单位往往也习惯于这样去做，否则便是不近人情。小事尚且如此，遑论终身大事？于是便有这样的怪事：一个青年在选专业、找单位或搞对象时，竟会把一切事务都交给父母、亲朋或单位上、组织上去操心代劳，自己则无动于衷地袖手旁观。
这样一种总是想“吃奶”又严重“缺钙”的人，当然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可靠”的单位。事实上，单位也往往视事事处处都依靠自己的人为可靠对象。这看起来有些滑稽，却又是事实。一般地说，任何单位对那些“听领导话”的干部职工总是优待有加，而对那些“不太听话”“爱提意见”“爱出头”“闹别扭”的“刺儿头”，则往往要将他们“入另册”。这些人在单位上，也往往占不到什么便宜。我们并不主张大家都应该和领导闹别扭，持不合作态度，更不主张员工应该违纪乱法，胡作非为。但同样地，也不主张以“听话”与否来分别亲疏。遵纪守法和令行禁止是必须的，盲从和依赖则不应提倡。其实，不少人的不太听话，只不过是希望自己独立思考；爱提意见则往往因为有着“事事关心”的爱，否则何苦要来管“闲事”？相反，有些人虽然当面从来不提意见，但背地里也未尝不嘀咕，暗地里“吃”起单位来，也毫不嘴软，而一旦有难，却又因平时早有只知听话不会拿主意的印象，正可以躲到一边去“凉快”，或“脚下擦油，溜之乎也”，这种人，才真正是靠不住。
不但个人有依赖感，而且单位也有依赖感。事实上，国内许多企事业单位，都因有国家和政府的扶持和资助，才“赖”以生存。一旦因改革的需要而宣布“断奶”，便立即失去了生存的能力。甚至各级地方政府，如乡、镇、县、地、市，对上级政府，如省、自治区、中央，也十分依赖，要钱，要物资，要人才，要援助。一到扶贫工作组下来调查，大家便一起争相哭穷，因为大家都深知“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结果是谁叫得最凶，谁占的便宜就越多。扶贫款一到手，立马花掉，然后下次再要。至于怎样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改变贫困落后局面，则较少考虑。反正“母亲”不能看着自己的儿女没饭吃，何妨“今朝有奶今朝吃，明朝无奶再叫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