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圣经·马太福音》
●易见他人过，自见则为难。扬恶如扬糠，己过则覆匿，如彼狡博者，隐匿其格利。
——佛陀
嘲笑伪君子真的很好玩。近几年，美国人倒是有不少这类题材可供大家茶余饭后闲聊。
★★★幸福实验：
拉什·林博（rushlimbaugh），这位言论保守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实例。林博有一次在回应黑人毒品犯罪率过高的议题时，夸夸其谈地说道，应该把吸食毒品的白人抓起来，直接送到监狱，结果2003年，在佛罗里达官员发现林博非法购买大量的奥施康定（oxycontin，一种俗称为“土海洛因”的长效止痛药）时，当场让林博灰头土脸。
另一个实例则发生在我的家乡弗吉尼亚州，弗吉尼亚众议院议员埃德·施罗克（edschrock）向来直言反对同性恋、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以及同性恋服役。他曾在谈到跟同性恋共处的恐怖经验时说道：“想想看，他们会跟你一起淋浴，在同一个餐厅一起吃饭。”结果2004年，施罗克在某色情互动电话热线的留言录音带被曝光。在录音带中，施罗克描述自己喜欢哪一种男性躯体，自己做爱时爱做哪些动作等。当然，这位已婚的国会议员也因此名声扫地。
主张高道德标准的人一旦在道德上犯了自己指责的错误，就总会显得格外具有讽刺意味，旁人奚落起来也觉得特别有趣。这就跟一些老笑话一样。有些笑话的效果跟单句笑话一样，但是大部分笑话都是三段式：这类笑话通常是，有三个家伙一个接一个走进一家酒吧，或有一位修士，一位牧师，跟一位犹太教祭司在一个救生艇上。头两个人定下规定，然后第三个人违规。所谓的“虚伪”就是，伪君子说教在先，虚伪的行为则变成笑柄。
我们之所以喜欢把丑闻当娱乐，是因为丑闻会让我们心生轻视别人之感，这种道德情绪也会让我们产生道德优越感。最棒的是，大家可以一起轻视别人。一般人说东道西，最常说的就是谁做了不道德的事，这也是电台谈话类节目最主要的谈话主题，这种闲聊可以让大家一起表态确认彼此的道德立场。如果你告诉友人一个挖苦人的可笑事件，说完后两人都摇头不以为然地嬉笑一番，当下，两人的默契就产生了。
○是什么让我们虚伪○
现在，不要再嬉笑辱骂了。古今中外最具普世真理的箴言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很虚伪，当我们蔑视别人虚伪之时，更显得自己加倍虚伪。社会心理学家已把这种“对自己眼中的梁木视而不见”的心理机制孤立出来进行研究，但研究结果让人不大好受。事实上，它挑战了我们心中对道德最有把握的认知。不过，也让我们得以从极具毁灭性的道德论及分裂人格的“自以为是”中挣脱出来，解放自己。
重视道德表象胜过道德真相
研究人员在研究人类如何进化出利他及合作行为时，会安排好几个人（或是以电脑进行模拟）一起进行游戏。在每一个回合的游戏中，参与游戏者会跟另一位参与游戏者互动，前者可以选择合作策略（把饼做大，彼此共同分享）或贪心策略（为自己拿下最大好处）。几回合下来，研究人员会计算出每位参与游戏者累积的点数，找出从长远看最具效益的策略。
这些游戏基本上是简化版的人生游戏，在所有策略之中，效益最高的就是“以牙还牙”策略。从长期来看，不管在哪种环境下，乐于与人合作但保持警戒不受骗，绝对都是最优策略。不过，这些游戏仍有流于“过度简化”之嫌。每到一个关卡，参与游戏者都有两种选择：是跟对手合作还是背叛对方。每位参与游戏者都会针对对方在上一回合的作为做出反应。
不过，在真实人生中，我们并不是针对别人的行为来做出反应，而是依据自己心中认为的别人的行为来做出反应，而真实行为及个人认知两者间的落差就要靠“印象管理”（impressionmanagement）的技巧来弥平了。如果生命是“你认为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那么何不把时间精力拿来打理自己的外表，让别人相信自己是个有德行又值得信任的对手呢？
权谋大师马基雅维利（nicclomachiavelli）在500年前写道：“大部分人都非常满足于外表建构的假象，乐于把假象当成真实，事物的表象比事物的真相更具影响力。”跟政治一样，物竞天择也是以适者生存的方式运作，许多研究人员都主张，人类经过不断进化，学会以“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手段来玩人生游戏。所谓的“马基雅维利式的以牙还牙策略”就是，不管真相为何，重点就是要竭尽所能，为自己博得可靠又谨慎的名声。
要为自己博得处事公平的好名声，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处世，但在真实的人生及心理学实验中，有时候我们会被迫在表象及真实之间做选择。
★★★幸福实验：
心理学家丹·巴特森（danbatson）巧妙地设计了一项实验来研究人如何选择，其研究结果看起来不大美妙。巴特森先让学生被试认为他是在研究不公平的回馈如何影响团队合作，然后他把被试单独带进自己的实验室，之后他向学生解释实验的流程：两人一组，其中一人如果答对问题，就能得到一张高额奖金的奖券，但另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他还告诉学生，这个实验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研究“控制权”的效应：你可以决定你们两个人谁能得奖券，谁不能得奖券。你那一组的另一位伙伴已经来了，就在另一个房间，不过你们俩不会碰面，你会告诉你的伙伴谁能得奖纯粹靠运气。你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决定谁可以得奖。结果，大部分的被试都认为丢硬币是做出公平决定的好方法。
之后，被试就被单独留下来做决定，大约有一半的被试用到了硬币。巴特森之所以能知道有一半的被试用到了硬币，是因为他事先用塑料袋将这些硬币包了起来，最后发现有一半的塑料袋都被打开了。在没有丢硬币做决定的被试中，有90%的人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决定。在用丢硬币的方法做决定的被试中，还是有90%的人选择对自己有利的决定，也就是说，概率在这里发挥不了作用。
在进行本项实验之前几个星期，巴特森就已针对道德领域的议题给这些被试做过不同的问卷调查（这些被试都是来学心理学的学生），所以他可以对比出学生的道德性格与其实际行为之间的差距。巴特森的研究结果如下：在问卷调查中表示自己很关心别人的权益及社会责任者，确实更可能用丢硬币的方式做决定，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就更会做出对别人有利的决定。也就是说，自认道德感特别强的人确实更可能“做出正确决定”去丢硬币，但是如果丢硬币的结果不如意，他们就会当做没这回事，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定。巴特森把这种重视道德表象胜过道德真相的做法称做“道德虚伪”。
在实验中用丢硬币的方法的被试（在问卷调查中）表示，自己已做出符合道德标准的决定。第一次实验结束后，巴特森认为或许这些被试会故意含糊不清地欺骗自己，故意不先清楚地确定到底是丢出正面还是反面才算对自己有利（正面，嗯，就是我可以拿奖券）。因此，后来巴特森就在硬币的正反两面都做出清楚的标示，但结果还是一样。只有在被试正前面摆一面大镜子，并一再对被试强调公平的重要性后，才会影响到被试的决定。人们只有在被迫思考何谓公平，且发现自己正在作弊的情况下，才会放弃自利的行为。正如耶稣及佛陀在本章一开头所言，当我们向外看时，很容易就能发现骗子，但自我内省时，却很难发现自己欺瞒的行为。
我们看得到别人身上的7个缺点，却看不到自己身上有10个缺点。
（日本俗谚）
公羊不知自己臭。（尼日利亚俗谚）
人性本自私，或只要知道自己不会被发现，人有时候就是会骗人。在所有研究中比较隐蔽的是，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事了，再真实的人生也是如此。不管是在高速公路上超车的飙车族，还是设置集中营来杀人的纳粹，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是好人，且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善良动机。马基雅维利式的“以牙还牙”策略之所以风靡世界，前提在于大家都只重外在、不求真实，例如，明明恶事做尽，却又对外宣称自己做了多少好事。一如罗伯特·赖特（robertwright）在其杰作《道德的动物》（themoralanimal）一书中所言：“人类这种动物一讲到道德就头头是道，但可悲的是人自己总是误用道德，最惨的是，误用道德后还浑然不知。”
如果赖特所言为真——人类对自己的虚伪浑然不知，那么古圣先贤一再告诫我们不要取笑别人的败德行径，不然就跟劝心情沮丧的人不要再坐困愁城一样了，这根本没有意义。单靠意志力，我们根本无法改变内心的“心理过滤器”，我们必须借助冥想或认知疗法重新训练我们心中的大象。心情沮丧的人起码还会承认自己心情沮丧，但要对付人的虚伪可是难上加难，因为我们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在这个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世界里，我们可是全副武装，是随时为维护自己名声而战斗的战士，但我们最重要的武器却是——自认自己并非战士。你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挣脱虚伪的束缚吗？
先做判断，再编造说辞
还记得第1章里的茱莉跟马克这对乱伦兄妹吗？虽然他们的行为并未伤害任何人，但大部分人还是蔑视他们的行为，而且还会编造各种理由，甚至是恶毒的理由来强化自己的立场。在研究道德判断这个议题时，我发现人很会为自己的直接反应找理由：骑象人就像是大家找来帮自己在舆论法庭为自己辩护的律师。
大家之所以会看不起律师，有一个理由就是，律师只为客户的利益辩护，不管事实真相为何。好的律师通常就是高明的骗子。很多律师不会直接说谎，但他们会把不利于客户的事实掩盖起来，巧妙地编出一套可信的说辞来取信法官及陪审团，而这套说辞有时候连律师自己都知道是虚构的。我们自己内心的辩护律师也是如此，不同的是，我们真的相信这套说辞。一定要当场捉个正着，我们才会了解自己内心的辩护律师如何思考运作，而且压力不同，其反应也会有所不同。
我们有时候会问我们的律师某项做法合不合法，我们会这么说：你不要觉得有压力，只要照实告诉我这么做合不合法即可。这时，律师就会查阅相关法律及判例，然后直接回复：可以，有一条法律及判例对此有明确规范。他也可能会说：以律师的身份，我建议你不要这么做。好的律师会周全地考虑所有问题点，仔细推敲所有可能的情况，最后再建议客户采取另一种替代方案，但周详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客户的态度——客户是真的想听取律师的意见，还是他只想知道律师赞不赞成他这么做。
有关人们日常思考推理的研究指出，我们心中的大象并不是好奇的客户。每当人们要思考难题时，比如，你认为政府是否应调升最低工资，人们通常会先做出赞成或反对的决定，然后再来思考可支持自己立场的理由。例如，有人本能地认为政府应该调升最低工资标准，采取这个立场之后，再来找支持自己立论的证据。这时她心里想的是：她的阿姨只拿最低工资，阿姨单靠最低工资没办法支付一家人的开支，所以没错，政府应该调升最低工资标准，就是这样。认知治疗师德亚娜·库恩（deannakuhn）曾深入研究过人们平常是如何思考推理的，发现人们常会拿出“我的阿姨”这种身边实例的“假证据”。大部分人对自己的立场都提不出真实的证据，也不会费力去找不符合自己立场的证据。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帕金斯（davidperkins）曾苦心致力于研究如何改善人们的思考推理，也发现了相同的结果。他指出，一般人都采用“先选定自己的立场，再来找支持自己立场的证据”的思考方式。如此便足以证明自己的立场是“有道理的”，之后所有思考便戛然而止。在压力小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从相反的立场提出不同理由及证据，那么我们还比较愿意改变心意,但是我们不会自发地去做这样的反向思考。
现在，来看看压力大时我们会如何反应。假设有个人被税务单位发现自己报税不实，于是她急忙打电话给她的律师，她不是打电话来忏悔似地问律师说“我这样做可不可以”，而是这么告诉她的律师：“赶快想想办法。”这时律师得快速采取行动，评估各种不利于客户的证据，翻找判例，搜寻法律漏洞，找出一个可以把客户个人开支解释成公司支出的说法。客户已经给这位律师下了军令状：“要不择手段让我全身而退。”
有关“特定动机思考推理”的研究指出，出于特定动机做出结论的人，其思考推理比库恩及帕金斯的研究对象更有偏差，但其内心的思考机制是一样的：一面倒地只想找寻支持自己立场的证据。社会智能测验考不好的人，会想尽各种理由来怀疑该测验的效度；看过不利于自己坏习惯的研究报告者——例如喝咖啡对健康不好，则会非常努力找出这个研究的缺失，而不喝咖啡的人是注意不到这些缺失的。不同的研究一再显示：人会先设定自己的认知，再去寻找支持自己偏好的想法及行为的理由。因为我们这种思考模式常常无往不利，所以我们就会产生自己是一个公正客观的人的假象。我们总是自认为自己的立场理性客观，绝对没问题。
富兰克林就曾识破自己这种自欺的行径。他自认为自己是个素食主义者，但有一回在海上航行时，他看到有人在烤鱼，这时他开始流口水：
我本来陷入天人交战，但在我看到鱼被人开肠剖肚，小鱼被人从大鱼胃里取出来后，我便在个人原则及个人偏好之间找到平衡点，后来我想，如果你吃了一条鱼，那别人有什么理由不吃你。之后，我便不觉得鳕鱼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此后跟别人一起吃饭，我仍以吃素居多。
由此，富兰克林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当个讲理的人其实很容易，不管你想做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帮自己找到或编出一个理由。”
无意识的自我膨胀
我不想把所有过错都怪到律师头上，毕竟，律师（也就是我们心中的骑象人）其实就是我们心中有意识、会思考推理的“自我”，他不过是接收大象（我们心中自动化及无意识的自我）发出的指令。事实上，骑象人及大象两人共谋合作，希望靠马基雅维利式的“以牙还牙”策略，在人生竞赛中打胜仗，只是双方都不承认自己有这样的意图。
要想在人生竞赛中打胜仗，就必须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以昭世人，我们必须表现得很有美德（不管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有美德），而且不管自己有没有资格，都必须得到合作的好处。不过，因为每个人都在玩一样的把戏，所以你也得提防别人——谨防别人的表面功夫。人际往来原本就是大家互比手腕。我们一定得拿自己跟别人比，拿自己的所作所为跟别人的所作所为相比，还得编出对自己有利的说辞。（之所以会出现抑郁，就是因为自己编的这套说辞走了样，变成了贝克的三种错误认知［参见第2章］：我很烂，这个世界很可怕，我的未来一片黑暗。）我们在拿自己跟别人比时，要么就是膨胀自己的价值，要么就是贬低别人的价值。这两种做法大概都会派上用场，不过心理学的研究发现，我们对别人的评估其实相当精确，而自我评价却常常扭曲失真，因为我们往往透过玫瑰色的眼镜在观察自己。
在盖瑞森·凯勒（garrisonkeillor）虚构的草原小镇中，镇上所有女人都很坚强，所有男人都很帅，所有孩子都是中上资质。如果这世上真的有这样的居民，那么他们的胃口绝对不止如此：镇上大部分居民都会认为自己比其他镇民更坚强、更好看、更聪明。如果你要美国人及欧洲人衡量自己的美德、技艺等其他优异特质（如智力、驾驶技术、做爱技巧及伦理道德等），大部分人都会认为自己有高于平均的水平。（在东亚各国这种情况较不明显，在日本则不存在这种现象。）
★★★幸福实验：
尼克·埃普利（nickepley）及大卫·邓宁（daviddunning）曾做过一系列相当出色的实验，来探讨人类如何评估自我。
在第一次实验中，他们询问康奈尔大学的学生，本校即将举行一项慈善活动，请预估自己及其他该校大学生会在该慈善活动中买多少花。接下来，他们观察学生实际的行为，结果发现：学生会过分高估自己的善行，但对别人的行为倒是估算得相当准确。
在第二次实验中，埃普利及邓宁要求学生预估自己在一项金钱游戏中的行为——是采取自私策略，还是合作策略。第二次实验的结果跟第一次实验的结果一样：有84%的学生预测自己会采取合作策略，但却预期（平均）其他人只有64%会采取合作策略。实验进行之后，有61%的学生采取合作策略。
在第三次实验中，埃普利及邓宁付给每位参加实验的学生5美元，然后问他们，如果在这次实验结束后有人要他们为慈善捐款，请预估自己及其他人会捐出多少钱。结果，学生预测（平均）自己会捐2.44美元，但别人只会捐1.83美元。不过，埃普利及邓宁后来真的要求这些被试捐钱时，这些被试平均只捐了1.53美元。
接下来是埃普利及邓宁最精彩的实验，研究人员先跟一组新的被试解说第三次实验的细节，然后再要求这些被试预测，如果“真的”得捐钱，自己会捐多少钱，康奈尔大学的其他学生又会捐多少钱。这一次，被试仍然预测自己会比别人慷慨，但后来研究人员告诉这组新的被试：参加第三次实验的被试实际捐款金额平均只有1.53美元。在得知以上消息之后，研究人员给新的被试一次更正预估金额的机会，他们真的更正自己预估的金额，但他们只是降低了自己对其他人捐款金额的预估数字，却没有改变自己对自己捐款金额的预估数字。换言之，被试会善用基础率信息（baserateinformation）来修正自己对他人的预估，却拒绝将其应用到自我预估上，对自己仍然充满玫瑰色的幻想。
在判断别人时，我们会依据对方的行为来做判断，但是对自己，我们却认为自己“里外如一”，所以我们很容易便可为自己的自私行径找到开脱的理由，然后一味沉溺在“自己高人一等”的幻想中。
模糊不清会助长我们的幻觉。因为很多特质（例如领导能力）有多种不同的定义，所以我们就会随意挑一个最符合自己特质的标准来谄媚自己。如果我是个有自信的人，我就会把领导能力定义为自信心。如果我对人很有一套，我就会把领导能力定义为了解、影响别人的能力。当我们拿自己跟别人相比时，我们的思考过程如下：先把议题定出来（无意识地、自发地），如此我们所认定议题中的特质，就会跟自己自认的优点联结起来，之后我们再来找证明自己拥有该优点的证据。一旦我们找到一项证据，就会觉得“果然如此”，之后一切就戛然而止，这时我们不再思考，开始自我陶醉。
难怪在一项针对100多万名美国高中生的研究中，有7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领导能力超过平均水平，但只有2%的学生认为自己的领导能力低于平均水平。每人都可以找出某项跟领导能力有关的特质，然后再找到某项可证明自己拥有该特质的证据。（就本研究而言，大学教授比高中生更没有自知之明，居然有高达94%的大学教授认为自己的领导能力超过平均水准。）不过，一旦没有模糊的空间——例如，你身高多少，大家的反应马上就变得更贴近实际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