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正确·只是更正确而已
更重要的，正确和自由彻彻底底是不相容的。哪里有唯一正确的答案，哪里就完全没自由的栖身之所，就像你问光速每秒行进的距离或一加一等于多少并没有自由主张的余地一般——也因此，科学的进展，尤其是急躁的科学主义，认为万事万物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科学方法取得坚实可验证的唯一正确解答，便构成了近代自由的新困境。这当然和民主制度不相干，但却经常成为民主时代掌权者抗拒自由的好用利器，轻者用专业性把某个领域封闭起来，让自由不得其门而入；重者则是英籍学者鲍曼所说的近代“园艺国家”的概念，统治者把自己摇身变为园丁般的技术性管理人物，“正确”地判断哪些杂草应该去除，哪些有益的植物花卉该得到浇水施肥细心照料，希特勒式的法西斯政权玩的就是这个，这当然是近代历史最极致最怵目的实例，但我们得说，比较不显眼不刺激但极可能影响更深远的，是像近一二十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老牌民主国家的急速保守主义倾斜现象，从里根到小布什、从撒切尔到布莱尔云云。
也正是因为这个不相容，让自由主义者经常陷入另一端的大麻烦，并饱受科学和道德的双重夹击，那就是相对主义的泥淖，而相对主义的末端，则只剩虚无——无答案、无判准、无意义，只有历史的无尽偶然和人毫无依据的任意选择，这的确是荒芜到令人望而生畏的一幅世界图像。
但小密尔，一如我们在他书里看到的，完完全全不是个相对主义者，更永不虚无。事实上，他在捍卫自由的同时，也同等认真地在寻求社会往上升级的积极可能，他的自由主义论述，有个广义的现实功利面向（当然不同于他的师长边沁和他的父亲老密尔的功利主义），那就是唯有自由，才能不浪费地、真正地把人类的全部潜力竭尽可能叫出来，长期来看，这是唯一能让人类社会更进步、更文明也“更正确”的道路——后来的以赛亚·柏林放弃了这部分自由主义论述的支撑，与其说是对小密尔自由功利性能耐的否定，不如说不愿节外生枝，柏林倾向于把自由周遭蔓生缠绕的枝枝叶叶给修得更干净，怕的是自由遭冒名为恶的老式戏码一再反复上演，小密尔没亲眼见到法西斯，柏林有，他的忧虑是更现实的。
小密尔是有坚强价值信念的人，某种普遍意义下理性、进步、自由的价值信念，但他又是个极诚实、务实而且敏锐的人，逼使他不得不成为个怀疑者——小密尔不怀疑这些价值信念本身，他的怀疑集中在这些价值信念在人类现实社会普遍获取并且实践的可能，也就是说，困难是因为他所珍视的这些价值信念得建立在一个松垮垮的真实社会之上。他对人性的基本认知非常幽微而且低调，但并不阴暗，他以为社会的文明进步仍是可能的，而且有除此而外别无可能的味道，因此绝望不起，只是它必定是漫长的、艰苦的、迂回的。
对小密尔而言，更正确是可能的，但除了某一小部分物理学、数学可料理的问题而外，正确并非以某种唯一的、排他的答案形式出现，毋宁更接近一个从蒙昧到文明的缓缓启蒙过程，是我们往往用日出来譬喻它那样光度渗透地、持续地明亮起来的过程。于此，小密尔引证历历，人类社会是极可能集体犯错的，一如一个孤独的个人可能犯错一般，一千个人和一个人意见不同，并无法据此判定谁是谁非谁善谁恶，事实上真要追究的话，历史的证据还一再告诉我们，人类思维的突破、观念的创新及进展，总是从少数人甚至是单一一个独特的心灵开始并启动的，光是为着这个、为着不窒息人类社会进步的可能，我们就得保持耐心和柔软度，为所有的可能性留点余地不是吗？
是非善恶不易在第一时间急躁地定谳，需要的不是静态的时间，而是某种公开的主张、谈论甚至是语言交锋辩论的过程，是社会思索和吸收学习的过程。小密尔是最要求社会谈论必要的人，在他另一部经典名著《代议制政府》书中，他以为公民权利表达和护卫最重要的武器就是公开谈论，并以此为民意代表的唯一职责。然而，同样会被以赛亚·柏林笑称为矛盾的是，小密尔仍对公开谈论争辩的限度有着种种的不放心和不放过，他没敢像弥尔顿般豪气干云地宣称：“把所有学说都释放出来吧……在自由公开的遭遇中，谁说真理会敌不过邪恶？”更不敢断言真理会战胜迫害，小密尔深知，这是现实之事，浪漫不起，即使是公开的论辩，判准仍得取决于社会当下的知识准备和道德准备，一千个人的集体偏见是比一个人的偏见透明稳定，也少一些明白而立即的惩罚风险没错，但相对也更不可能高明而且有所谓慧眼独具的可能，毕竟个人的偏见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坏，但集体的偏见却只能是当下知识和道德的最大公约数，是统计学钟形曲线的中心那一点。在民主制的时代，这集体性的偏见还得加上去等级化的平均主义要求，也就是小密尔所称“一致性”的要求，因此，它总是平庸的、淡漠的，或直接说是沉睡的，小密尔所言“既定意见的沉睡”。
总此，小密尔告诉了我们一段我以为极精彩的话，小心翼翼但坚强，其实值得我们牢记起来：“但是这一真理终将战胜迫害的格言，却是人们津津乐道，直等它变为老生常谈的美丽谎言之一，然而已为一切经验所推翻。历史上充满了真理为迫害镇压的事例，如果不是永远被压制，就可能被退后若干世纪……迫害通常总是成功的，除非异教徒结成一个坚强的党，不能有效施以迫害相加。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怀疑基督教曾可能为罗马帝国所消灭……真理在这方面所占的真正便宜是：如果一种言论是真实的，尽管它会一次、两次或很多次被消减，在若干时代过程中仍会被人再发现，一直等到它的再现落在一个具有有利环境的时期，使它能够逃避迫害，逐渐占有优势，力能抵挡其后一切压制它的企图。”
说得真是好，不是吗？尤其是后半截。
也因此，在非要在当下论辩出是非善恶、又对当下社会判决极度怀疑的两难情况底下，小密尔的最重要自由主张便被逼出来了——划一道最后底线，保证这些异端意见的存留，不容任何善意也好恶意也好的侵入。小密尔当然知道，这些异端意见可能沙中存金地更正确，也可能比多数想法错得更离谱，但社会非得保护它们不可，“除非这样，真理是没有机会的”。
在我个人有限的知识中，可能想到人类社会中对公开论辩失败却予以最完整保留并揭示的实例，最漂亮的莫过于美国大法官制度完成判决后的所谓“异议意见”——讨论表决获胜的多数方大法官推派一人写判决文，失利但觉得有话要说的少数大法官则有权书写他的异议看法，两文并陈。大法官的历史证明，主判决文通常平静庄重，倒是异议意见经常有最精彩锐利的洞见，且往往就是未来司法重要新见解的先驱。
对异议者意见的保护，除了具体法令，一般我们还得加上所谓“宽容”的道德呼吁，这恰恰说明了威胁不只政治，还来自社会。但怀疑审慎的小密尔不以为诉诸道德劝诱是足够的，他从不相信人性有够大的宽容空间，包括历史上一个个以道德为名的宗教智者。小密尔尤其注意到，人愈是聚成多数形成群体、宽容的额度也相对地愈缩减，比方说习俗便是具体而生动的如此呈现。这个黏着于人性、不随民主制而松弛、反倒因民主制得到更大音量的东西，总是扮演着异议者、异质声音和事物最敏感、最巨细靡遗的监视者以及惩罚者（“习惯的专制，到处都是人类进步的永久障碍，因为它不断反对那种随着情形不同，有时称为自由精神，有时称为改进精神，希望某些比习见更好的事物的倾向”），在这里，道德的意义很难是温暖的宽容，反倒是用以惩罚的严厉武器。
因此，对小密尔而言，这最终自由底线的划定和再再确认，不是请求，而是得以命令式的语句大声讲出来，它不是“应该”，而是“必须”——不只是法律保护的必须，更是道德维护的必须，唯有如此，自由才差堪有机会抵御住它的两个最巨大敌人，带着狞猛国家暴力而来的当权者侵害，以及悲悯道德善意而来的更无所不至社会性侵害。
坚毅辛苦的自由之路
这就是小密尔再不肯退让半步的人的最后一块自由之地，君王贵族政体也好，民主政体也好，他日人类又搞出什么奇奇怪怪的政体都好，人都得拥有一个自己存在、选择、决定的最后小小空间，不侵犯别人，亦不被别人侵犯。在此界线之外，他的自由可商量可妥协、可因当下现实更迫切的价值或利益选择而减损或暂时冻结；而在此界线之内，他却是百分之百的自由，当然，也得百分之百自己承受自由的一切结果。
日后的柏林继续在这块最后的自由之地展开他更专注、更深入的论述，称此为“消极自由”——“消极”此一字眼选择带来某些不舒适的语言联想，但我想，柏林一来要凸显它的防御性本质，再者，通过这个卑微的命名，柏林正是想借此抵抗一切奉伟大为名的诱惑（这种骗局在二十世纪发生太多次了），向我们揭示，自由有一个最后的核心，它不可以是筹码，不可以是祭品，什么样的神来要都不可以交出给祂。
小密尔这么缜密的人，当然不会不知道所谓“不侵犯”，在社会交错纵横的关系中有多难准确划定出来，尤其在今天人们聚集得愈发稠密、也对彼此交互影响有愈神经质的警觉和愈精密的检测技术和仪器时。你在自己最后的自由空间点支烟镇定心神并摧残自己肺叶，某一小部分的尼古丁和烟焦油仍化作空气中的微小分子逸出去；你在自己最后的自由空间忘情地听瓦格纳的《诸神的黄昏》，也难保音波不传送到邻居的犹太人家，让他悲愤忆起六百万族人无言死去的奥斯维辛不堪回首悲剧云云。事实上，小密尔就连毋需物理性中介传递的更幽微影响都想到了也予以讨论了，他指的是所谓的“榜样”，一种更渗透、更拦它不住但充满着道德指控可能的影响。
是的，影响总是有的，影响要扩大解释为侵犯也并非什么难事，但自由终究不是如此轻佻的语言边际之事，也不该受困于这样狡狯的语言伎俩骚扰和挑衅。一如美国霍姆斯大法官对言论自由所庄重提出“明白而立即危险”的基本判定原则，一个以自由大事耿耿为念的人，也当再再打心底确认这道界线的坚实存在，因此，小密尔堂堂皇皇地说：“一个人可因处世态度或个人尊严方面的缺点，失去别人的尊重，也可能因为侵犯别人的权利而受谴责，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并不单是表面上的差别。”“如一个人的行为既未违反任何对大众的特定义务，除自己外又未对任何人有显著的伤害，却对社会发生偶然的或可称为推断的损害时，社会为了人类自由的更大利益，也尽可忍受这种不便。”
由此，当我们把对自由的视野拉大到整体社会乃至于历史时，小密尔告诉我们：“单是拒绝向习惯屈膝，它本身就是一种贡献。正因为言论的专制已使怪异成为一种谴责的口实，为要突破这种专制，也更需要人们有怪异的主张。凡在性格力量充沛的时候和地方，怪异的行为和主张也充沛；而社会上怪异行为和主张的多寡，也和它所包含的天才、智力和精神勇气的多寡成正比。现在极少人敢有怪异的行为和主张，正是标明这个时代的主要危机。”
最后那两句话尤其是对民主制趋于平凡且一致的社会讲的——所以说事情不会完的，自由的困境和威胁也还在，总的计算我们可以讲有所进展，但对漫长历史自由之路而言，如小密尔的用语，这只是人对自身自由“长期请柬”的一个阶段成果而已，该做的事、要打起精神抵抗的东西仍很多。
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长期请柬”的说法，它让我们不惑于当下现实的某些幻象，尤其是某种程度成功制成的幻象，保持住一己的目光明亮，找出并持续盯住那个善于腾挪转移、精于伪装欺人的权力怪物；更重要的，它帮我们去除过多过大的ego，不寻求快速的正确和完成，尤其不急于在自己有生之年就想得到正确和完成，这个并非不正常的心理，最容易把自由的人引诱到它的反侧位置。
然而，从一般人性的角度来说，这恰恰也是自由最深的危机——的确，做个自由的人，是太辛苦了些，即便你只自我实践并不像小密尔般同时扮演自由的论述者保护者，你仍有不结束的抵御工作得做，仍得终其一生悬浮在不确定和不完成之中，仍得自己做成决定，并承受所有的结果及其道德责任云云。这样的真相，才在人类历史上自由初步获胜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黎明时刻便告暴露无遗，人们在乍乍得到第一份自由，便急着甩开它逃离它，这样的证据和论述反省日后多矣，我们这里只举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书中著名的大宗教审判官寓言为例——上帝赐给人自由，但人们要的却是信仰、神迹和面包。
今天，台湾的民主成果不也这样子吗？
坚毅无比的小密尔会怎么说呢？我猜，他会讲正正因为这样，才更该给予人们最后底线的那个自由空间，让一般人不受侵害，更让少数的、异议的、不怕辛苦的个人有机会存活并说服社会，他一定相信，这样的人不至于从人类的历史绝迹，一如他说真理的唯一优势在于它总是会潮水般重来一般。
以赛亚·柏林说小密尔是个对人性极度悲观的人，有趣的是，在这最森严的关键之处，他终究是比柏林、比起今天我们对人性更赋予希望的人——在此自由茫茫依然的历史时刻，我们衷心希望这个自由而坚毅的人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