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与无罪
然后，便是替罪羊这个概念所预约的神话回溯之旅开始了，这是全书最困难的部分，也是吉拉尔真正搏命演出的部分，从第三章开始，直冲第十五章全书结束为止。
这里，我们特别要讲的是《圣经·福音书》这部分，在吉拉尔的神话讨论中，基督教记叙耶稣生平行仪和受难的这四部《福音书》是替罪羊神话的历史性大转折的关键一点，也是它除魅和倒塌的开始——扼要来说，吉拉尔以为，四福音书之前，神话作为人类历史的迫害文本，皆是从迫害者的角度书写的，被迫害者理所当然是有罪的，四福音书则是从被迫害者角度书写的全新神话版本，它宣称人子是无罪代人受过被钉上十字架的，真正犯罪的人是迫害者。如耶稣被判罪时说的“他们无故恨我”（《约翰福音》）；或如耶稣稍前的自我预言“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路加福音》）。
而最意味深长的，兼含着对迫害者的犯罪认定和对其罪行的宽容和悲悯，则是耶稣的临终话语：“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迫害者肯定是有罪的，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犯罪，他们只是盲从的，甚至自以为自己在惩罚罪犯、洁净社会的人群。
也就是说，吉拉尔把耶稣受难的涤罪救赎意义，极具体地置放到替罪羊神话的历史大河之中，少了“神爱世人”式的普遍性道德意涵，多了历史实质正义的申辩；而所涤清的“罪”，也不再是至大无外的空泛亚当原罪，而是特定的、集体性暴力迫害的实实在在罪行。
但人类历史的除魅从没一次完成这等好事，四福音书亦然。
显见的历史事实是，日后基督教掌握了欧陆乃至于大半个地球的世俗统治权力，它反过头来成为最强大的迫害者，四处寻找无罪的羔羊献祭，像烧杀巫婆便是风行达数百年不息的替罪羊游戏；而在四福音书中被正式定罪的昔日迫害者犹太人，从此就像被烙上罪人印记的万用替罪羊，法国人要驱除鼠疫黑死病，找他们没错；希特勒要净化德国，也找他们下手；英国人追索不到开膛手杰克案的真凶，率先被怀疑作案的也还是犹太人；还有卖国的间谍案德雷福斯事件，被用来燔祭解除丑闻危机的德雷福斯上尉追本溯源也是当年钉死弥赛亚的可恶犹太人。
这样尽管是可想而知的历史真实进展，还是让吉拉尔不免叹息，也让我们读书的人黯然。吉拉尔鼓勇做出解释并进一步申辩，好寻求希望，如果我没太误解他意思的话，吉拉尔以为，耶稣受难救赎意义的解释权，很快落入了基督教的另一个宗教性、神圣性窠臼之中，真正替罪羊的翻转性意义反而隐而不彰。也就是说，它被特殊化了，甚至唯一化了，人子不是你我这些普遍性的、听说皆由上帝所创造的人，而是上帝只此一个、一胎化的独生儿子，因此，他的经历不可以等同于我们寻常人等的庸俗经历，他的受难也从我们寻常的被迫害经验单独拔除出去，飞回到天父身旁他该回去的地方。他是普天之下独一无二的全新品种全新基因而且还长了翅膀的不死羔羊，他的受迫害自有我们无可比拟甚至永远不会真正了解的意思，那是上帝的意旨和计划，我们膜拜祷告即可。
果真如此，那犹太人有什么好恨的呢？就算他们不是辅佐玉成此事的英雄，至少也该是按剧本扮演反派角色非常逼真非常称职的演员；如此，就算他们不该被尊崇感激，至少也该给付他们一笔演员费顺便要个签名不是吗？
正确来说，四福音书这个被迫害者角度书写神话文本的出现，不终结替罪羊的机制，但进展重大，吉拉尔以为，至此，迫害者不能再是替天行道者了，无罪而且还是英雄，集体性暴力迫害是罪行了，你得开始掩饰它了。也就是说，新的神话得有不同的书写方式，旧的神话，可能的话，也得做点修改调整。
拆穿与利用
我个人以为，真正的问题是神圣性并不等同于成形的宗教，神圣性所涵盖或该说渗透的范畴远远大于宗教的可能范畴，不仅在空间上如此，在时间上亦然，宗教的形式可能式微甚至消亡，但神圣性可以病毒般换另一个当下更健康更强大的宿主继续存活，它喜欢寄宿宗教之中，但也适应于一切正面价值的事物之中，包括理性和科学（因此它极难驳斥，遑论消灭），这可以解释，即便今天基督教乃至于其他宗教没像它们鼎盛时日那样统治着世界，替罪羊的集体性暴力迫害仍毫无困难找得到它赖以存活的神圣性幻觉，小布什的侵略伊拉克，乃至于我们台湾二〇〇四年的奇怪大选，不都是这样子吗？——追根究柢说，替罪羊真正需要的不是宗教，而是神圣性幻觉，必要的话，神圣性无所不在而且取用不竭还不难制造。
博尔赫斯讲，时间一久，所有的诡计都会被揭穿，这是真的，但我们不能不留意这个拆穿过程之中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
拆穿和利用可以是一体两面的事，如同生物演化史上草食动物逃跑能耐和肉食动物掠食技艺的阶梯式相互竞争一般——诡计的揭穿如日头，它照好人也照歹人。
也因此，吉拉尔这部《替罪羊》，既可能是除魅之书，也就可能是教战手册——我们绝无误解吉拉尔的意思，也百分之百肯定后者不是他的原意，我们只是像吉拉尔一样，丝毫不敢心存侥幸罢了。
像吉拉尔所揭示的替罪羊四个范式：“危机”“暴力”“方便的受迫害者”和“驱逐／净化”，如果说迫害不是既有危机的产物，而是某个处心积虑迫害者的意志和计划，为的是比方说铲除某一些人以攫取政治或经济利益，他大可把吉拉尔的四大范式当一纸清单逐项检查：没危机吗？危机的制造再容易不过了，或者是当下的，也可以只是预期的，或者是实质的，也可以是纯属幻觉的；暴力也是不难叫出来的，只要危机有了，人群集结出现了，只要不特别加以抑制，暴力几乎是可预约的；至于你如何把要铲除驱逐的人塞进受迫害者的位置，这上头的操作可能得精致一些，随当下的社会实况有所不同，比方说原本就存在民族或族群差异的社会是最简单的，即便既有矛盾和缝隙不明显，事情也没想象的困难，像美国才没太久的满街抓共产党人的麦卡锡恐怖时期就是典型的操作实例，我们今天的“爱台湾”狂乱热潮也是如此，正因为是“非实质”地认定，所以更加灵巧好用，每一个结过婚甚至只要谈过恋爱的人都了解这种百口莫辩的痛苦：你要如何证明你爱？除了一死明志？
这上头，我想吉拉尔也是了然于胸的，他老实告诉我们：“几乎没有一个社会不歧视——如果谈小迫害的话——少数民族和所有不合群、独特的小团体。”有这个背景存在，替罪羊的集体性暴力迫害便永远不乏火种；而吉拉尔在分析四福音书时也注意到了，“如果有人认为这个人群只由下层阶级的代表组成，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它不仅仅代表着‘人民大众’，一些精英也参与其中。”这仿佛也预告了我们，当替罪羊的迫害机制逐渐被察觉，原先自发性的盲目迫害便跟着逐步转变为密谋性、计划性的迫害了，这时，权势者统治者也不再是心惊胆跳的替罪羊候选人了，而是隐身在此机制背后的操控者藏镜人，毕竟，危机的制造、人群的召唤、罪名的设定、黏贴和掩饰都愈来愈需要更多资源和工具，已经不是一般“人民大众”玩得动的游戏了，这也是吉拉尔所说，“而现代迫害者却完全不同，他们太狡猾，不给人留下任何用以指控他们的把柄。”
用我们现实的日常用语来说是，革命（人民对统治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镇压（统治者对人民）和彼此夺权（权势者对权势者）。
我们可以做的事
问题不在于诡计最终会不会被揭穿，会的，这个希望不至于落空；问题只在于究竟到何年何月诡计才会完全被揭穿——这是马克斯·韦伯引用过的一段《圣经》经文：“黑暗已经过去了，黎明却还没来，你们想多知道什么，回头再说吧。”
或者，我们用吉拉尔自己较胸怀希望的话来说是：“纵观西方历史的全过程，迫害表征在减弱，最后崩溃。这并不意味着暴力在数量和强度上的减少，而是意味着迫害者不能持久地以他们的看法强加于周围的人。需要几个世纪，才能揭示出中世纪迫害的真相，需要数年时间，才能使当代迫害者名誉扫地。”
于此，我们该开心，还是黯然？
我想，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除魅的不均匀，不可能均匀。只有少数人察知，它便成为利用的工具；当所有人全知道，那才是此一迫害机制报废之时。
然而，知识之扩展，由奥秘转为常识，这永远是迢迢长路一条。此一现象半点不特殊，相当程度来说，这就是我们人类世界的真实景况，卡尔·萨根的名著《魔鬼出没的世界》（thedemon-hauntedworld）说的便是这件事。书里他一样一样告诉我们，多少人类数千年数百年前已完全知道、甚至反复经过科学证明的确凿如铁事实，直到今天人们仍普遍无知普遍不信，古老蒙昧的魔鬼依然占据着我们广大的世界。
我不愿讲些拉拉队式的无谓鼓勇话语，但了解这点，在悲伤之余，我们似乎也就找到了我们可以做而且应该做的事——我们可以加速这个常识打造过程，这是可能的，让最终的彻底揭穿早一天早一月早一年到来，我们省下的可不只是时间而已，我们省下的还有灾难和人命。靠说明和说服的人愈多，得因灾难加身才觉醒的人也就会愈少——这一场替罪羊战争，赢是一定赢的，计较的只是赢的代价多惨烈而已。
用吉拉尔自己的话结尾，他说的比较有感情：“我们互相宽宥的时候已经来临，如果我们还在等待，我们就不再有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