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替罪羊》（leboucemissaire），我想，我们可以用很困难、很繁琐的方式读它，也可以用很简单、很感同身受的方式读它，随每个人不同的关注焦点和思维乐趣而定，但“替罪羊”这个基本概念却值得我们牢记并警戒在心，攸关我们自身的反省，还攸关我们自身以及他者的幸福甚或就是生死。
一如“替罪羊”这个并不难懂的翻译书名，其实就是我们烂熟老成语“代罪羔羊”的意思，这个源于宗教祭祀的名词及其概念内容，你可以想到《新约》中以羔羊自况、为洗涤世人之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可以更往前想到无聊的耶和华在《旧约》中考验亚伯拉罕信仰纯度、要老头子献祭自己唯一亲生儿子以撒那一段，最终真被燔烧于柴堆上的仍是一只倒霉的羊；还有，你也可以想到《论语》中孔子对子贡讲的“尔爱其羊，吾爱其礼”话中那只让子贡怜悯或可惜（依他的商人思考模式）但孔子以为还是得杀的羊；当然，悲愤一点你想到的可能就不只是真的羊，而是人了，像二次大战期间被纳粹集体送进毒气室的犹太人，像如今每隔几天你就会听一次的喊话，“都是因为有人不爱台湾”，包括某个法案没通过时、社会失业率升高时、股票被套牢时、天不下雨水库见底时、还有被传染普通感冒时云云。
这些可能的念头都是今天台湾一般常识中第一感马上会想到的，所以正正好说明了“替罪羊”此一概念的普遍性和现实性，包括空间的和时间的，也就是说，把无辜的人当羊来杀来烧来祭，绝对不限于哪一个遥远未开化的国度，也不是只发生在某一个幽黯的历史角落里，更不是纯思维世界里一个凭空发明出来的工具性概念而已，它源于基本人性，因此不仅过去一再发生而且现在仍不断发生，将来一样还会层出不穷发生，除非我们睿智地做对很多事，但可能也只是减少它的次数和残暴程度而已。
作者勒内·吉拉尔（renegirard）没从我们最攸关生死的当下现实入手，他把眼光拉回历史的不起眼一角，选择的是十四世纪中叶法国诗人马修（guillaumedemachaut）的一首艳情诗，想法非常有趣，这损失了语言的热度，却换取到思维的纵深，相当划算。
这首名为《纳瓦尔国王的审判》的情诗，颇戏剧性地由一场活灵活现的大灾难写起，和诗的真正题旨并不是太相干，却被吉拉尔敏锐地紧紧抓住，把它置放回十四世纪法国北部的真实瘟疫历史之中，也置放回屠杀犹太人的真实迫害历史之中，由此展开他贯穿人类历史的替罪羊大论述。
替罪羊是一种社会集体性的暴力迫害行为，既为社会的大型灾难所召唤出来，亦因着消除危机的迫切需求而取得其“正当性”和行动能量。于此，吉拉尔清楚地提出四个范式：“一、暴力是真实的；二、危机是真实的；三、挑选牺牲品不是根据人们给他们的罪名，而是根据他们具有的受害者标记，根据所有可使人联想到他们和危机有罪恶联系的标记；四、整个运作的方向是将危机的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并通过消灭他们，或至少把他们驱逐出受‘污染’的团体来改变危机。”
然后，吉拉尔便拿着这四个范式，跳过历史，直接探入神话世界之中，告诉我们，所有的神话其实都是迫害文本，记录着源远流长的集体性迫害记忆，不管它在流传中已然部分变形，抑或神话的记叙者自觉性地有所掩饰。
神圣与暴力
替罪羊是不是所有神话的原始核心如吉拉尔断言的那样呢？这牵涉到神话学的专业思辨，有不同的焦点，不同的讨论规则得服膺，也有诸多不同的琐碎细节考究，为此，吉拉尔不得不多花很多心思和口舌在神话学的专业争辩上，这使得《替罪羊》这部书变得比较难读，也使得这本书摇摇晃晃，更让我们读书的人不得不跟着陷入某些带着意气的言辞之中——然而，我个人想指出的是，即使我们的乐趣并不在于神话学根源问题的深究，我们比较关心人生现实明白而立即的危险，吉拉尔这趟英勇但令人不免疲惫的神话探究之旅仍不是徒劳可忽视的，值得我们跟他走一次，只因为困难会拉高我们的思维规格，也拉大我们的视野，在更困难的路上，通常也会有更多的启示发生。
或者我们这么来想好了——为什么要用“替罪羊”？为什么不直接说集体性暴力迫害？这里除了修辞学意义之外有何好处？替罪羊这个带着文学神话隐喻光晕而显得闪烁不稳定的用词，比明确的集体性暴力迫害多了什么？多出来这些是好是坏？
这里，我们会发现语言会创造出自身的对话，并参与思考——“集体性暴力迫害”这个用词只描述了一个屡见不鲜的历史事实，一个不包含时间厚度的客观现象；但“替罪羊”不同，这个用词在揭示现象的同时，也赋予了思考线索，既伸向久远的时间，亦向内指向人心的复杂且幽黯深处，它不只看到，也同时在想事情，它一方面揭示，也同时试图解释甚至解答。
首先，“替罪羊”一词把集体性暴力迫害和宗教祭祀牢牢联系起来，揭露了如此形式暴力背后不可或缺的“神圣性”。拥有这个神圣性幻觉，使得暴力加害者不再是凶手、恶徒、刽子手这些少数的丧心病狂之人，而是让他们摇身成为祭司、英雄、解救者；更可怕的是，迫害者就是一般的正常人，既消除罪恶感，又一举解决了迫害者供应数量的问题。人命，以及环绕人命的所有权利、意义、价值和最基本的公平正义问题，都在单一性的强烈不可逼视神圣光芒之下黯然失色，如同正午太阳光照时分当然不见满天繁星一般——当人命不再是人命，只是羔羊，只是单纯的祭品，要持刀相向就变得容易了。包括我善良信神、除了打牌与人无争的八十几岁老祖母，我还没见过她几十年来杀鸡宰鸭准备三牲四果拜神时，曾经手软过犹豫过片刻，更遑论心存悲悯两眼垂泪，事实上，她每月初一十五还是吃素的。
矛盾，是复杂事物交叠栉立形成的阴影，神圣无所不在，强光底下是没阴影的。这是一种没任何层次、任何景深的全然曝白，人单纯的理直气壮。
在《旧约·约伯记》中，上帝耶和华曾大言只有祂能令太阳停止运行甚至倒退，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宇宙间所有的规则律法皆由我而订，也只有我超越了所有的律法规则不受其约束，可冻结它取消它甚至改变它。我们晓得，在正常时候，人既受外在道德律法的约束，也自觉不自觉得时时听见自己内心的良知声音，集体性的暴力迫害一天不解决这个，便一天烙印着罪恶的印记，只能偶然地、处心积虑地肆虐于某些特殊性的封闭性世界之中，召集有限明知自己“犯罪”还肯遂行迫害的人，便只有神圣性加盟并附体那一刻，人成了超越这一切全然自由的上帝，或至少相信自己站在上帝前面有祂撑腰有祂背书。这里，我们清楚看到替罪羊比寻常的集体性暴力迫害多出来的神圣性，让它根本性地解决行动上的道德障碍，让迫害者的阵容大举扩张到连我八十几岁老祖母这样的人都可能加入跟着扔石头，窄小的犯罪集团于是摇身变为如《圣经》里讲的耶和华大军，它可以烧杀奸淫如当年东征的十字军而且居然还是正义且受福佑的，它也可以如小说家冯内古特所说投弹杀人但同时皆是正直善良的公民云云。
也就是说，单纯的集体性暴力迫害只是流氓团体，龟缩在社会某个阴暗角落里如日本东京的歌舞伎町或美国纽约哈林区里，即便我们根除不了它，也不难防堵它避开它；但神圣性的集体性暴力迫害却伺伏在我们正常人世界之中，迫害者可以就是你的邻居你的朋友或竟然就是你的家人。今天台湾的“爱台湾”不也时时让我们闻嗅到如此又神圣又暴力的诡异杂陈味道吗？
秩序与混乱
替罪羊比集体性暴力迫害多出来的另一样东西，写在吉拉尔所指出的第四范式里头。它不是单纯的罪行，而是要解除社会的猛爆性危机和混乱，迫害和驱逐（比方说“中国猪滚回去”）具有清楚的功能意义，也就是说，暴力拥有了另一个正当性，而且还是一种极其迫切的正当性。
有关替罪羊的危机和通过集体性暴力迫害的危机解除，吉拉尔的论述集中于书中第二章“迫害的诸类范式”之中，着墨不算多，但又不乏极其精准的见解，我个人以为，这是整本书最值得我们仔细阅读的地方。
首先吉拉尔指出，召唤暴力迫害的危机，通常是某种猛烈袭来的、普遍的、社会本身暂时无力收拾，甚至还无法辨识的大型危机。“最强烈的印象总是感受到社会本身的彻底溃败，用于确定‘区分’文化秩序的法律完全失效。”也就是说，这个危机既直接攻击每一个个人，同时还攻击整个社会的有效运作机制及其秩序。于此，吉拉尔引述了一六九七年葡萄牙僧侣弗柯·德·圣马利亚的一段描述：
一旦熊熊烈火在一个王国或一个共和国里燃烧，司法官员呆若木鸡，百姓惊慌失色，政府机构解体，法律不再执行，百业荒废，家庭离散，街市萧条，一切都陷入极端的混乱，一切都溃败瘫痪。因为一切都遭受了一场可怕灾难的重击和颠覆。平民百姓——不分地位或贫富——都沉浸在极度的痛苦里……昨日刚刚掩埋别人的尸体，今天就被其他人埋葬了……人们拒绝对朋友的一切怜悯，既然一切怜悯都是危险的……
由于爱情和自然的所有规律都在一片大混乱的情况中埋没或被遗忘，孩子突然离开父母，妻子离开丈夫，兄弟、朋友各自分离……人失去本能的勇气，再也不知道听从何种劝告，像绝望的盲者一样在畏惧和矛盾的道路上跌跌跄跄地走着。
虽然我们从历史经验知道，足以引发集体性暴力迫害的社会危机其实用不着彻底到如此地步，也用不着具体到如此地步，但这段三百年前的现象描述仍是极生动且敏锐的，尤其是社会等级秩序瓦解、人复杂身份及其独特性、差异性的消失，从而所有必须细致分辨的价值信念亦完全“埋没或被遗忘”；正确来说，社会本身已等于不存在，剩下的只是“人群”，“像绝望的盲者一样在畏惧和矛盾的道路上跌跌跄跄地走着”的人群。
在今天社会学中已有充分的讨论甚至于相当程度的结论。人群，或称之为群众，由原子化的个人毫无化学作用聚集而成，基本上不存在思考的可能，它所能寻求的只是行动，不仅是如吉拉尔所说通过相互模仿呈现的趋同性、均一性行动而已，往往愈是暴烈、愈是激情的行动愈容易被模仿而成为盲目人群的领路者。有关这个不祥的集体行为现象，了不起的动物学者劳伦兹（konradlorenz）有极精彩的实验成果及其引喻，他以均一行动的鱼群为实验对象，把鱼群中某一条鱼取出割去脑前叶再置放回去，这条已经是疯子的鱼会暴烈地自行乱窜乱游，鱼群因此陷入暂时的混乱，但很快的，它们会开始跟随这条疯子鱼身后行动，整个鱼群又恢复均一性的行动；唯一不同的是，鱼群领袖换成了那条只剩自我意志的疯子鱼。
劳伦兹举此实例时，脑中浮现的八成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图像；但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可能是那些每两句话就向台下大喊“好呒好”（“好不好”）的疯子候选人等，正常时候，台下那跟着他乱游乱窜的人群，必然不乏比他理智、聪明、有教养有知识的人，但这些都是会在人群形成时消灭的东西。
吉拉尔是没像劳伦兹申论得如此尖利，但其实差不多意思的话他也讲出来了：“人群寻找的是行动，但他们对自发原因不会产生影响，因此，他们寻找易接近的、能满足他们暴力欲望的原因。人群的成员总是潜在的迫害者，因为他们梦想在群体里净化腐蚀群体的不纯分子，净化破坏群体的变节分子。一个暗中的口号就使人群集合、发动起来；换句话说，口号动员人群，因此，民众的形成与口号成为一体。其实，此词与‘运动的’相近……它也含有军事上或拥护者的‘总动员’的意思；换句话说，动员起来反对一个已确指的敌人，或反对一个因流动性人群尚未确指、不久即将成为的敌人。”
需要详尽细节、话说从头实例的人，可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部头小说《群魔》，这部小说直接取材于真人实事，其书名典故以及小说扉页的引文，正是《新约·福音书》中耶稣在格拉森一地驱除自称为“群”的污鬼（“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的一段记叙，也正是吉拉尔这本书第十三章“格拉森魔鬼”的论述依据；不想读厚书的人也可以打开电视看台湾二〇〇四年世纪“总统大选”，来不及看亦无妨，年底还有一场“立委选举”，差不多的戏码仍会再演一次。
由此，我们又清晰看到，替罪羊借喻了“宰杀／净化”的宗教祭祀根本意义，掘开了集体性暴力迫害的现象表层，揭示了其间的丰硕心理线索，并为集体性暴力迫害的“升高混乱／寻求秩序”“灾异原因不明／罪证确凿无误”的奇怪二元背反表象找出联系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