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是很喜欢朱天文所说的“正确位置”，就像我一直认为中国古来对于太平盛世最好的描述，正是素朴如几何学、毫无行为规范意图的星辰日月的位置都对，风霜雨雪来的时间和分量都对，万事万物以及人都各得其所。几乎是权利的，而不是义务的；是知觉乃至于认识的，而不是制约的。这是颗粒的、微尘的偌大空间感，如卡尔维诺所惊叹的，星球竟可以因为引力平衡而飘浮空中（“‘空’与实体一样具体。卢克莱修关注的焦点，就是要避免事物的沉重把人压垮。甚至在判定主宰一切事件的严厉机械法则，他也觉得必须让原子出乎意料地偏离直线进行，方可确保原子与人类的自由。”）。
“那时，台风把树兰整个吹到对邻始终密闭的廊窗外，二楼我窗前遂空掉一大块好像亚马逊雨林又消失了一块。而雨林里每死去一名巫师，就像又烧掉了一部文库。”——这是小说末尾《巫界（2）》的开头。《巫界（2）》，依我个人看，是相应于书写老爹之死《巫途（2）》的另一处“重”章节，藏放在朱天文总是显得太平等、呈平行并列的诸章节中。此刻巫界其实就是朱天文写小说的书桌，几年前《印刻文学生活志》创刊时侯孝贤来拍摄过成为一支没几个人看到过的传说中广告影片，而此刻的小说画面则是桌前窗台上的所谓“绝世宝物们”，其实我们凡俗之眼仔细看都只是朱天文善于收藏的寻常不甚值钱小物件，如一方柏林围墙石（六马克），如购自京都嵯峨野诗人芭蕉旧居落柿舍的几百日元小泥柿云云，但每一物朱天文都识得它的来历和每分细微长相，都留着自身的记忆和知识纵深，遂也都物神也似的有其泼散附着的神性，在大神不来或不复存在的日子。“诸般一切物，就是这个时候，幢幢影影交错在黑夜窗亮中仿佛无数计之异时空看哪，给做成了标本钉在镜框里。凝固的时间波褶，那是长达二十亿年地质史的大峡谷。从最底部寒武纪岩层至最高处二叠纪岩缘，二十亿年（那是时间吗？）以现在同时并存于此的大峡谷景观，震慑着观看它的人。”——再说一次，这怎么不是卡尔维诺呢？怎么不就是他观看玻璃箱笼蜥蜴时1·2·3·想的呢？
新到的宝物是才收割寄来的“一束金黄稻穗”，是教书七年得一年假的同业畏友（黄锦树吧）自耕的成果如古时的蒸尝之礼。黄锦树是当前认真批判（有别于八卦批判）胡兰成老师最烈的人，但善于听人言并吸纳之的朱天文却在他《论中体》称康有为和章太炎晚清民国两大神人两大巫的论述中，不言而喻地为胡兰成老师找回一处超越成败是非、可等待的历史起码安居之地。朱天文的悲喜总是谦抑的低温的，她重抄了张恨水记述落霞踪印着秋鹜的一段文字：“落霞大清早买菜在胡同又遇江秋鹜，秋鹜走远了，落霞追上来，见那皮鞋脚印深深印在雪里，便试将自己的脚，补着那脚印，一个一个踏着，不知不觉，一步一个脚印踏了去。”
秋水长天一色的辽远静止视野，恢复成一前一后的无望跟随，而且降落到下雪天的卖菜巷弄里来。
正确的位置可以是很容易的，像纳瓦霍神话创造第五个世界（亦即我们眼下这个世界）第一个男人（也是第一个巫者）用大小云母碎片装饰天空，原子的微尘则成为“亿万个灵魂所走过的光亮脚印”的银河（他们也看出来乳状的银河其实是细碎缝隙的小星）；像《圣经·创世记》有神的日子，有单一确定秩序蓝图的日子把这个放这里把那个放那里、把光和暗分开就成那样。正确的位置也可以是困难的无解的，相对的版本则是中国古时南方雨林巫者（就说屈原吧）的《天问》，一切都动起来都任意而行，人得重新追究每一事每一物。有人试着为《天问》这古老的巫言标上现代的标点符号，算出来共有一百七十二个疑问，平均每八个字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可能不止如此，而是大问题套着、叠着、映照着、诱生着小问题，如博尔赫斯的镜子般繁衍至无尽。它从“天地之初，谁传道之？”的神之前（未有？未出生？未被创造？）问起，如博尔赫斯诗里所问上帝站在人背后如棋士操控着棋子，而站上帝背后的又是谁？有科学的问题也有神话的问题，有深沉的问题也有天真的问题，有本质的问题也有语言的问题，有硬邦邦建国治世的问题，也有渗透性情爱纠葛家庭恩怨的问题，有迫切不能等的问题，也有永恒的无解的但仍须一问再问的问题，没有边界，未成分类条理，甚至连线头都不知从何抓起，迂回，反复，参差，重启，由此构成人孑然一身、孤立无援的“存在”总体疑问，举头向天。
附带说一下下。《天问》这样的诗后来消失于儒家文人的除魅世界中，日后中国的文人诗不再用于知识，不再用于发现和追问，不仅仅只是没有叙事诗的问题而已。
如此，小说之巫，“巫”的意义，对昔日宛如神姬、如今天我们在日本神宫举目可见那种素净安定绝美神女的朱天文，便被推回到最原初、创世记秩序之前，那种列维－斯特劳斯所说和科学同源且平行、一样用以认识世界认识周遭万事万物一切现象和人自身处境、知识本质的巫术。卡尔维诺的说法是：“我习惯将文学视为知识的探求。为了进入存在的层面，我必须将文学的思考扩展到人类学、种族学、神话学。巫师在面对部落生活中的危殆处境时（如干旱、疾病、厄运），其应对之道是抛去他的肉体重量，飞向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感受层面，去寻找力量改变现实的面貌。在距今并不远的年代文明中，在妇女肩负大部分生活重担的村庄里，女巫骑着扫帚或更轻的东西，诸如麦穗、草秆等，飞翔夜空。这些景观在宗教裁判所列为禁规以前，是民间想象的一部分，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实际生活经验的一部分。我发现，这种人所渴望的超脱与实际忍受的匮乏之间的联结关系，正是人类学中持续出现的特征。文学长久保存的正是这个人类学的设计。”
这里，最迫切也最关键的东西是知识，人肉眼所及看不到或不敷足够的知识，以此得到、掌握某种足以改变现实苦厄面貌的神奇力量，如《楚辞》里上天入地去找去问、不惜一身残破的屈原所行的那样，这才是卡尔维诺所谓“抛去肉体的重量，飞向另一个世界”的基本意思。没有知识的飞翔，很容易成为“躲入梦境，或是逃进非理性之中”，切断掉巨大苦厄世界和自身的联结关系，舒适地回归一己的身体和灵魂，甚至生物性本能性的器官和腺体，只喃喃与之对话。卡尔维诺便曾婉言指责过海明威（其实适用于一排人），说他“走向了原始与野蛮，通向了d.h.劳伦斯和某种民族学”。
较之从前，我们若眯眼稍稍滤开朱天文依然华丽耀眼的文字光芒，会看到更多扫帚、麦穗、草秆之类的东西，或者更正确地说，这些扫帚麦穗草秆一样焕发昔日鲜花药草的香气和光华，并多了琳琅物件成品其背后人的活动（偏向于某种专业工匠技艺的方式而非素朴的左派实践论方式），拉出了垂直性的纵深，收纳也要求更多的知识。《巫言》的视角和书写位置下降了，更贴近着人的生命现场，也因此，过往“另一组”的朱天文小说，亦即朱天文因为编剧工作半作为侯孝贤电影背景和补充、半废物利用再生所写成的那批小说及其世界，一直到《巫言》此时此刻才逐渐有机地和朱天文自己的世界汇流为一，而且愈随着《巫言》书写的进行愈融入（附带的，我一定得提一下，作为一个长期看运动节目的人，我实在非常非常惊讶朱天文哪里来的对f1赛车知识和专业术语的熟极如流，我知道这不可能从杂志或网络资料要用才直接抄过来，你非得与之建立起某种真实的联系不可）——作为一个如此专注认真的小说书写者同时，朱天文过大的目标和太厉害的书写技艺，使她对文学也一直有一种自我贬抑的轻蔑，如同可以拿自己的小说集子来垫倾斜的桌脚或糊破掉的窗户，由此构成她一个意外且吊诡的书写危机。
然而，以巫为名，并以此言志，说明了这部小说不可能是单纯的写实小说，也不会甘心于就是回归当下现实的写实小说——《巫言》中，朱天文有感于小说同业川端康成的哀伤话语但不以此为足：“战败后的我，回到了日本自古以来的悲伤中，我不相信战后的世界和风俗，不相信现实的东西。”小说家可以弃绝这一轮人生，这一层颓败的现实，这一眼望去糟糕的人糟糕的一切，但一个巫师不如此，他们会如卡尔维诺所说有“另一个感受层面”，并由此寻找改变现实面貌的力量。这是纳瓦霍的老巫师说的一段话：“他们教导我们，一切事物都有两种形式，葛兰兹市附近有一座山，白人叫它泰勒山，那是外在形式。他们说还有内在形式，就是在最早的第一个世界，又称黑暗世界的时候神族所居住的神圣松绿石山。第一个男人把它从第三个世界带出来，在他的魔袍上建造它，并且用松绿石装饰它。接着王兰出现了，我们周遭所看到的王兰是它的外在形式，但是当我们挖掘王兰的根来制造肥皂洗净身体的时候，就是以它的内在形式献给祈祷羽饰。蓝知更鸟有两种形式。所有的生物都一样，你也一样，我也是。两种形式……人类在某个时期是有两颗心的，他们能够在两种形式之间穿梭变化，从自然转变为超自然。”
所以，既是朱天文的书桌，也是巫界。
我们说，小说家重新叙述你我每天生活在其中也多少看在眼里、已无法怀抱希望、“充其量不过是避免更坏事情发生”的现实世界是什么意思？除了像本雅明所说更大的孤独、更多的沮丧和更深刻的意志消沉而外？单纯的写实的确是让人不耐的，无法帮我们从“每当人性看来注定要沦于沉重”的线性现实时间，从一步一步走向理性铁笼的森严逻辑挣脱出来，事实上写实不仅不是打断它阻止它，而是催促它并提前实现它。我们的确需要有些神奇的事发生，有些会闪闪发亮的东西，一点点魔法，一点点巫术，让现实改道而行，或至少相信仍有如此可能，不只是我们一般人这么想，就连马克斯·韦伯都这么想——没有神迹，我们能仰靠谁？
卡尔维诺为我们揭示并细心说明这个，但他太理性太线条干净通透了，他对巫术的明亮解释也不免拆开了它，他的小说毋宁更像一次次的严谨科学实验而不是巫师作法祈灵。这上头，朱天文其实是有机会越过他的。真正的小说伟大巫师是加西亚·马尔克斯。
有趣的另一件事是，作为一个如此顽强不屈服的小说巫者，我们所看到朱天文和她电影“老板”侯孝贤合作的这一路以来影片成果，却是如此朴素的、收敛的写实调子，除了说电影终究是导演的这句我们已经知道的话之外，如今的朱天文还会多怎么想呢？
光亮而且快速的文字
巫言，巫的文字语言，巫师这门行当最重要的工具或说技艺，唤醒万事万物的灵魂，改变现实的面貌。
这里，我们先来看巴赫金的说法，让卡尔维诺如白骑士休息了。有关诗的语言和小说的语言：“诗人即使讲起他人的东西，也是使用自己的语言。展示他人的世界，他从不利用更符合这个世界的他人语言。说到小说家，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就是说自己的东西，他也总想使用他人的语言（例如运用讲述人不标准的语言、特定社会思想集团的代表使用语言），时常用他人语言的规矩来规范自己的世界。”以及：“社会上的不同语言当是客体的、典型化的语言，只用于社会的某一局部，有局限性。而人为创作的诗歌语言，则是直接表达意向的、无可争议的、统一而又唯一的语言。”
还有，巴赫金指出来：“所以在诗歌的土壤上才可能出现这类念头：应该有一个专门的‘诗语’、‘神圣的语言’、‘诗神的语言’等等。”
我曾拿这段话给朱天文和朱天心两人看，带着某种莞尔之心——的确有如此相当清晰的倾向，朱天文即使说的是他者比方说东区夜店嗑药狂舞的小鬼或只身一人黏在热带雨林田野调查的世界级人类学者，她用的，或者说她总有办法把他们所说所想的话语巧妙地转为朱天文自己的、统一的语言，如同他们俱面向同一个命运；相对的，朱天心说更多私密的、精细的心事，但她总试着躲入某个他者角色之中，即使因此得迂回寻路，甚至有所限制而难以淋漓尽意，甚至变易岔开迷途，甚至造成误解，得耐心地一次一次、海潮般重来，每一回都只能说一部分话，语言有着“边墙”不那么容易跨过，世界呈现着拆解而且冲突的基本模样。
也不少人发现，真实年纪大两岁的朱天文，她的小说反而显得年轻，不是很久很久以前（如《乔太守新记》或《淡江记》）那种当时年少春衫薄，而是某种豁脱于时间的不折损不反应，小说家阿城讲的“不接受社会的暗示”；朱天心的小说则永远有一枚滴答作响的现实时钟催赶，她少了点朱天文“告子先我不动心”的胸中定见，多了不少敏感，遂让自己卷入于、泅溺于险恶的真实时间航道之中，声音相对的苍老挣扎，布满了德·昆西所说的各处棱角和裂纹——这个小说年龄的逆向歧异，其实也和两人书写语言的不同有关，是其源由，也是其必然而然的效果呈现。
如果我们借朱天心再往下追究一点，朱天心小说的苍老声音中其实不难听出来一直有一个极不协调的“童音”存在，并不化合，而是一根钢弦般（有人比较慷慨，称之为黄金之弦）孤独的存在，平常在她化身入他者角色、熟练地使用他者语言、不得不置身于巴赫金所说语言的“最稠密地带”讨价还价同时如不说出、不轻易示人、不参与辩论因此也就可以不妥协不变形的最后心事（在现实逻辑中，有些东西如匹夫怀璧总是危险的）。但偶尔它也会穿透而出，带着某种不顾一切乃至于绝望之感大声地、直言地说出来，尤其当各种交锋的社会杂语已陷入某种停滞的、无从清理起的语言泥淖时，当她意识到自己已牢牢被现实的因果之网给捆住，不由自主被推动向前，久假不归地快变成另一个或另一种人时。就像年轻的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市集（意即大家已完成一种相安无事的、识时务的现实秩序）砸摊子时宣称我是带刀兵来的，这于是成为一个质疑的，乃至于破坏性的声音，以天真对抗老于世故，以记忆对抗安全的有利的遗忘，以我相信对抗遍在的怀疑、虚无还有靠着怀疑虚无取得的舒适——朱天心借由回忆的形式，把时间推回到某个天空比较蓝、汗水比较干爽、人窥见过天光一角如《圣经》所说进得了天堂的时日，一并洗涤干净已歧意、已苍老、已充满怀疑的语言本身，让它能够说出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简单且巨大的东西”。
身处于共产主义已成为某种信仰、并遭流放的巴赫金，他深入小说的杂语本质，除了志业本身的理由而外，也不无当下的现实感怀，文学语言得重新进入人的生活现场，恢复其社会内容，尤其是他所指出殊少被开发被理解又被以“人民”一词取消掉的活生生民间第二世界；但我们这个时代有另一端的匮乏和遗忘，“我们竟至于忘记了，生活的一个大而重要的部分，在于我们对于玫瑰和夜莺、黎明、日落、生命、死亡、命运这样的事情所怀有的情感……我们渴望获得某种更为非个人的关系。我们渴望获得思想，获得梦想，获得想象，获得诗的意境。”
看朱天文和朱天心这样两个如此层级的小说书写者数十年如一日地挤在同一间坪数不大的屋子里，其实其景观是很奇特的，仔细想起来也不免提心吊胆，好像谁在进行一个异想的、鲁莽的、不知目的为何的书写实验一般。依我个人所知，她们自从结束了小学暑假苗栗外公家假期之后（去的通常是朱天心一个），便从未彼此分开超过一个月以上时间，一起生活，一起养猫救猫结扎猫，接触大致相同的寥寥可数友人，读一样的报，交换传递彼此看完的书云云，重叠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却得各自回头写各自百分之百不同的小说（理论上，但也相当程度是事实），这如何可能？偏偏她们又都真诚地相信，对方的小说写得比自己的要好，这种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心思，也必定让某些有感的、原本有发展的书写材料戛然而止；也就是说，这样的善念无疑更挤压着彼此本来就不大、就没关紧门的“自己的房间”不是吗？
朱天文诗的文字语言，朱天文总有办法用自己的话语讲他人的东西，用自己的话语来展示一个一个他者的世界，原本彼此隔离而且总会彼此排斥、歪斜乃至于没关系的这一切，很简单就统一起来了，不太需要去想结构、组织云云的繁重问题，也不太需要考虑异质之物接榫、嵌合的琐碎问题。是的，我们并没看错，我们这些只读不写也不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单纯读者，理论上习惯上既没能耐也不必太关心专业性的书写技艺之事，但我们很自然察觉出朱天文写起来有某种奇妙的自由，近乎从心所欲，写小说一事在她手上显得这么容易，有种流水之感，仿佛流到哪里是哪里，或者更正确地说，她要它流到哪里就无磨擦无阻拦地流到哪里。尽管我们另一方面也还记得，比方说《巫言》此书直接耗用于书写的时间长达七年（至于那种唯心的所谓兴起、酝酿、聚形、熟成的更漫长时光因为无从计算任由人说，我们就不论了），二十万字换算成每日的工作成果才得寥寥八十字（七十八点七七字，七年中有两次二二九，朱天文说的多出来赎罪日）。但就是不像，埋首如遭诅咒的流汗工作和飞翔姿态的轻盈成果恰成对比，并成为隐喻。
但我个人不以为朱天文躲开或无能于小说的结构问题，她同时是个电影编剧，电影剧本的思索和书写于此有更清楚的要求；我以为朱天文的如此语言文字，和她文明论的、过大的小说目标是一致的，或许还是必要。他者的、杂语的文字语言如巴赫金所说是局限性的，容易黏着于当时当地，而当前的世界人工建物已太多太坚实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栉比鳞次地遮挡住天空，她得夷平这些。我相信朱天文会非常非常有感觉尼古拉·列斯克夫的这段话：“一个远古的时代，那时地心中的矿石和天空中的星尘，仍在照料人的命运，而不是有如今天，苍天不语，大地无言，完全不管人的死活。人再也听不到那和他说话的声音，更别提那些会听他命令行事的声音。新发现的行星在星象盘上并不扮演任何角色，也有一大群新矿石为人发现，受人测量、检重和检验，以确定它们各自特定的重量和密度，但它们对我们来说，并不带来任何讯息和用途。它们和人说话的时代，早已一逝不返。”
也就是说，巴赫金多少暗含贬义的诗语，在朱天文手上多了个深向的转折，也多了某种恢宏，它并不只简单走向唯我，要说这个作为统一场的自我，也不等于那自大自恋、归结为生物性存有的窄迫自我，事实上恰好相反，它奋力地乃至于过于快速地、不顾一切地开放向或说想象一个去除藩篱的巨大世界，借由语言的一统，把异质的、各自有边界、有特殊意义指向和用途的万事万物以及人的工作成果收纳进来，把学科林立无法汇流的知识成果收纳进来，这样的自我，抱歉卡尔维诺又回来了，毋宁更接近这样的面貌：“但我会这么回答：我们是谁？我们每一个人，岂不都是由经验、资讯、我们读过的书籍、想象出来的事物组合而成的吗？否则又是什么呢？每个生命都是一部百科全书、一座图书馆、一张物品清单、一系列的文体，每件事皆可不断更替交换，并依照各种想象得到的方式加以重组。”
但还没完，紧接着卡尔维诺又多说了一段话，仿佛由天上又降回人间，由璀璨变得柔和，由快速变得缓缓而来，也让他回转小说家的模样：“然而，也许我心深处另有其他：设想我们从‘自我’之外构思一部作品，这样的作品会让我们逃脱个体自我的有限视野，使我们不仅能进入那些我们相似的自我，还可将语言赋予那些不会说话的事物：那栖息在阴沟边缘的鸟儿，以及春天的树、秋天的树、石头、水泥、塑胶……”
其实最棘手最两难最不易找到平衡的部分大概正是在这里，隐藏在卡尔维诺作为结语看似连续的、一语跨过的隙缝之中，也因此我们这里才刻意地又把它打断开来，恢复其本来的鸿沟样子。以巫言为名，除了持续召唤万事万物之灵，带着某种意志地不放弃神奇的可能而外，我不相信这不包含着某种抉择的成分，乃至于自嘲的成分。朱天文不可能不知道，比方说在人类真实的历史上，巫术是如何失败消亡的，所谓每件事皆可不断交换更替并依照各种想象得到的方式加以重组，所谓把一部百科全书和一枚镜子置放一起的诗，把它往更急躁、更极致处推去，便成为典型的巫术了。它借助着我们除魅完成已然失去或并没完全失去只不再信任的种种精致感官，从颜色、形状、声音、气味乃至于更细微的一种质感（比方生的或熟的、比方纳瓦霍人分男性的雨和女性的雨）、一处裂纹、一个斑点去跨越物之边界，但最终陷入了某种唯名论的谬误或说迷宫之中，反而让它脱离了生命现场，也一并失去了各种精致感官和万事万物持续绵密相处所磨擦出来的神奇火花，失去了认识、发现和想象云云。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重新揭示巫术并为它辩护，要洗刷掉的正是后面这半截及其带来的污名，恢复其干净的上观日月星辰下察大地山川旁及鸟兽虫鱼和木石花草的认识世界本来形貌；卡尔维诺重新谈论巫术，也包含着对这些已钝化感官和想象的复原，以对抗他所说石化的、失去实相的世界。
这里，我们来看诗的另一个特质——如果我们用人的年纪，用人的个体生命经历，人的情感、思维微妙变化的身体刻痕为丈量之尺来说，诗，基本上系处于人纺锤形生命的两端，它要不就是年轻的，要不就是苍老的，绝少真正进入到中年这个最膨大、最忙碌不堪也最拥塞挤满了他者的生命阶段场域之中。而中年，并不仅仅只是人生命的一个时间连续阶段而已，就生命演化来看，人的中年其实正是一切生命的基本形态。人太长的童年和青春期，人的幼态持续，生物学者告诉我们，其实是独特的，是生命演化史上的一桩“意外”（好吧，美丽的意外）；而生物基本上是没有老年的，人非常非常漫长时间里也没有老年，只有生存传种云云生命责任已了的死亡，老年是极纯粹的人类文明产物，最多多不过四五千年时间，像在古代中国，大致便要到周代老年人才取得较明确的存在正当性，不论是通过道德系统建构的辩护，或者通过文明功能意义（其经验、其记忆的价值云云）的强调等等。诗的避开中年，所以说便不是诗人忙于“生活”无暇写诗的问题（中年的诗人写的仍是青春与苍老，或年轻的诗人改行成为中年的小说家），而是难以进入这个沉重、无趣、琐碎的生存现场本身，尤其是它总是垂直性、层级性组织起来的社会秩序，世界被持续地拆解分割并彼此隔绝，人一进入很容易身陷其中，像卡夫卡的土地测量员k被紧紧缠住。
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我以为再没什么比这样的分工层级秩序更声名狼藉的了，尤其对思维者、对创造性工作的人而言，但真正的麻烦是它并非单纯的只是人的错误和愚行而已，正因为这样才使得困境如此巨大真实而且无可躲闪，也使得人诸多聪敏精巧的诡计最终总是失效（比方说宗教）。我们不无可议地这么说，它某种部分是不得不尔的，比方说你要超越偌大一个地球的自然负载量养活几十亿人口，人类世界便得有效地分工组织起来；它还是自然的，我想这部分对反抗它的思维者创作者打击最重，因为如此的层级秩序同时是我们认识、发现工作所穿透的结果及其纵深显示——由此来说，小说书写的垂直性结构本身，便也不是单纯的某种容易替换或丢弃的框架东西而已，它在被因袭、硬化成不假思索的某种规范什么的之前，原是小说书写者持续往事物深奥处探入的一趟趟独特旅程。
重回巫术，这里便多了几千几万年人类沉沉历史时间经历的计较，卡尔维诺如此，我们看到朱天文也逐步如此——“这样的作品会让我们逃脱个体自我的有限视野，使我们不仅能进入那些我们相似的自我，还可将语言赋予那些不会说话的事物——”让我们再仔细读一次这段话，注意其中“逃脱”和“进入”的复杂难以言喻关系，一如我们在《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这本慷慨的书读到这话前，我们已充分看到卡尔维诺是如何反复奔跑于轻与重、快与慢、显与微、精准与朦胧、极大无外与极小无内，以及最美丽的例子，他自己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忽必烈汗的征服虚无和马可波罗的木头棋盘凝视之间。卡尔维诺还说出了他少年时代至此垂暮之年无改的古拉丁文座右铭，festinalente，慢慢的赶快，陌上花开君可缓缓归矣。
一种不只是快速的巫术，一种慢慢的赶快的巫术。
整本《巫言》，系由这个问题开讲的：“你知道菩萨为什么低眉？”——怕与众生目光对上，怕杀人的强烈光芒，怕放电勾引人魅惑人，怕“原来仪式行之有年，为的是大家生态平衡。一旦撩开，双方跌跤。重新支起的和谐关系里，施与受，施的一方前社长变得很低很低，兼之受者跛脚，施者也许又更低了一些。施比受有罪，他得弯腰更多，低眉垂目。／收废纸的跛汉呢，他得站稳另一个支点。惊惧于平衡状态之脆弱易毁，低眉垂目，唯恐一抬眼世界就崩裂了”。
我一位勤读小说的朋友闻此感慨系之地说：“真是个了不起的小说家。”——了不起指的是，我们大家记忆犹新，朱天文的文字之美，一路到《荒人手记》上已达引发惊惧的高峰，尤其几位高傲根本不理这类事的同业如郭筝、如张大春还特别为文赞叹，但朱天文没停下来享受荣光，她严苛地寸心自知并丢开它们继续前行。
的确，朱天文诗倾向的语言文字，朱天文的女巫咒语，在《荒人手记》时已撑开到了某种极限，不像在书写，而是作法了，几乎已到达了巴赫金所说“神圣语言”的地步，进入了某种迷醉状态、某种幻境。
什么幻境呢？远一些我们会想到《九歌》，降灵的场面以及那一个万物俱灵的世界；近些点的呢？波德莱尔曾努力地想描绘出来，在他《印度大麻之歌》里，其中最不可思议也最根本的变化之一，便是万事万物边界的夷平、万事万物的混同为一——幻境开始的时刻，所有不会动的都动起来了，没有声音的发出乐音，没有色彩的璀璨光华，没有生命的活了过来，“全部存在物都以至此未被怀疑的新的荣光站立在你的面前”，即使你眼前只是一本摊开的文字之书，枯燥乏味的语法也变成某种类似招魂术的东西，“词语皆披戴着血肉之躯复活过来，名词有了威严的物质实体，形容词成了遮饰名词和赋予名词以色彩的透明外衣、而动词则是动作的天使，是它在推动着句子”。边界消失了，包括你自己，“你甚至与外部存在物混成一体，你成了在风中吼叫和大自然叙述植物旋律的树。现在，你在无限广阔的蓝色天空中翱翔。没有了任何痛苦。你也不再挣扎，你听凭被卷走，你已不再是你自己的主人，你也不再感到悲伤，不一会儿，时间观念便完全消失”。
在幻境中，不同人们一样“看到”的是，万事万物皆发出极强烈的光华，以及一种可怕之美的流动之水，这也恰恰是我们在《荒人手记》书中所看到的。但波德莱尔告诉我们，这样的光芒，以及无限膨胀下去延伸下去的宏伟风景，我们人的眼睛承受不了，会压垮我们，最终会转成一种浓烈的忧虑，会有窒息缺氧之感，我们会疲惫不堪，累到连“切断一支羽毛笔或一支铅笔”的力气都没有。
朱天文想必也发现了，乘在她如此恣意发光而且如此高速运行的文字翅膀之上，我们其实是很难看清楚任何东西的，世界一略而过只能是印象，以至于她想伸手指出的我们来不及，她苦苦思索要我们一起认真想的，我们只能欣赏它织锦般的表象之美，她搜集的知识睿智之言，我们只能当它是象征、是文字美学的一部分。
最后，能把人从神圣幻境叫回来的，能存留住人切身情感的，总是坦言的、直言的白话。语言文字的放缓脚步、语言文字的徘徊不去意味着说者的不舍，他还不想结束，还想再看清楚，这与其说存在于话语本身，毋宁说是存在于话语的停滞、话语的呼吸、话语左顾右盼所争取到的有限时间空间里。于是，在箭矢射去般的远方和此时此地的人自身之间，在巨大的事物和人最精致的感官之间便有着反反复复的快慢疾徐，便不断交换着记忆和遗忘，这个节奏的层次奥秘，既是书写的技艺，也可以只靠着书写者的专注直接抓取。这是博尔赫斯很喜欢的一段话，他是这么引述的：“……他正在跟那些慰藉他孤独的可爱之梦告别。他自然会回想起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在他与自己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阿隆索·吉哈诺永别时的伤感之情：‘此人就这样在身边亲友的哀伤与泪水中灵魂飞升了，我是说，他死了。’”
所以菩萨为什么低眉？因为要让世界的光度黯一些，可以有阴影、有层次、有纵深，而且让人像马修·斯卡德办案那样下来用走的，人不仅要看，还要停下来凝视，必要时还要钻进去寻找，去敲一户户人家紧闭的门，去找黯夜里并不存在的一只黑猫。
结尾
最后，我们来关心朱天文这回是怎么结束小说的或说怎么停笔的——朱天文要打破线性进行的时间，但我们还是隐约看出了一道若断若续的巡礼之旅，观看，思索，因事起念，动身上路，止于某个高原也似的平坦之地回望。最后这个驻足的《巫界》，朱天文系词似的以“二二九”这个在历法诡谲边界、现实里多饶出来如彗星有独特轨迹的具体一天给系住，这里，我们得学卡尔维诺那样，不快速地、急躁地去解释它，“我忍不住要把这个神话视为一个寓言，它喻示诗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一个写作时可以遵循的方法上的启示。然而，我也知道，任何诠释都会削弱、扼杀神话。阅读神话可不能急率，最好让神话沉入记忆之中，慢慢玩味各个细节，反复思索，而不错失描述神话的意象语言。神话的启示，并不在于外加的诠释，而存在于文字叙述之中。”
而我们也看到了，朱天文这本书用句号作结，是真的句号，这回真的是完成了。
我们稍前说过朱天文有一种极特别的书写危机，那就是她过大的目标和她太从心所欲的书写（文字）技艺，这里还得再加上对小说前人成果的熟稔和敬重，以及对自己文学声名的一贯淡漠，使她对自己小说有种轻视之心，随时可喊停就这样一生搁笔不写了。
《巫言》作为她连续三次长篇书写叩关（包括不成降为短篇的《日神的后裔》）的终底于成，于是有着多一点点的不祥——想想这的确是够长的一趟路，一个目标，三鼓不衰，消耗的已不只是心力了，也包括体力。
对朱天文这样快步走在我们抬眼小说之路前端的人，有些话其实是多说了，构不成建言，至多只是某种好奇或请求。我想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往事，在问到怎么回看他自己最早的长篇《枯枝败叶》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说，那个年轻的书写者，好像以为自己一生只会写这本书似的，要把他所想的、所看的、所知道的一切全部装进去，一次全讲完。
因此，还有一种“慢慢的赶快”的书写方式，那就是把一个整体、一个目标的世界再复原回来，不是笛卡儿那样的概念分割小块，而是卡尔维诺所说“文学长久保存的正是这个人类学的设计”的田野工作。一直以来，我们感觉朱天文其实并未将她巫者般、世人已普遍钝化失落的精致感官力量用到自己的极限，她都一一碰触到了，却总是不足惜地扔下来快快飞走，形成某种高贵光朗的浪费。
朱天文也必然知道本雅明的这句话：“每一个句子都像重新起头，开启另一篇新文章。”线性的打断也可以极致到如此不是吗？
写《亿万又亿万》的卡尔·萨根（carlsagan）说过一个和他这个书名有关的真实故事，在他一场讨论宇宙终将熄灭沉睡的演讲结束后，一名听者急急举手问他：“你说的末日是million还是billion？”听到萨根回答他是billion时，此人松了一口气坐了下来说，“哦，那还好。”
我一直认为死亡在文学思维里有着无与伦比的位置，是某种内核，又像是不易的背景，我们意识到这个终点，生命才有了界线，从混沌之中浮现出来，成为一个对象；或者说不只是文学而已，还是整个人类文明成立的内核，文明的前提和永恒的背景。文明的如此代价，可能让我们失去了某部分bornfree的本能性自由，我们无法再像一头狮子般漫游在平坦、无限大的土地上，我们也无法再像d.h.劳伦斯欣羡带嘲讽地说生物不悲悯自己和他者的就只是死去。我们知道了这个生命之墙，再想尽办法用尽诡计地打破它、飞越它、绕开它，生命的内容由此才开始，时间之流也由此才开始。
《巫言》的最后一个画面，引用的是塞拉耶佛那一场图书馆烧毁的火光四射描述，连文字语言都会灰飞烟灭：“纸片燃烧，灰黑而脆弱的余灰布满整个城市好像天降黑雪，伸手抓住一张页片你还能感觉到它的热，还能从它奇异灰黑反白中读到字的碎片，当热度消散，字片也在你手中变成灰烬。”
而我想到的仍是白骑士卡尔维诺，由他开始，也由他目送我们离开。故事中那枚戒指，正像巫者穿越边界之物，神奇但具体——
我要从一则古老的传说说起。
查理曼大帝晚年爱上一名日耳曼姑娘。朝廷大臣眼看国王耽溺于情欲，不顾君主尊严，荒废国政，都极为极为担心。后来那位女子溘然逝去，朝臣们如释重负，然而为时不久，因为查理曼大帝的爱并没有随着那姑娘的死亡而消逝。国王命人将她那敷过香料的遗体搬入寝宫，寸步不离。杜宾主教对这骇人听闻的情欲，感到惊惶不已，他怀疑有魔法在作祟，坚持检验尸体。他在这女子僵硬的舌头底下，发现了一枚镶宝石的戒指。戒指一落入杜宾主教手中，查理曼就疯狂地爱上了大主教，并仓促命人埋葬那位姑娘。杜宾为了避免困窘难堪，将那枚戒指扔进康士坦丁湖，查理曼便爱上了这个湖泊，在湖边徘徊，不忍离去。
让我来试着解释为什么这样的故事如此引人入胜。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系列不寻常事件的串连：一老年人对一少女的痴恋、恋尸狂及同性恋情结，最后，当垂暮之年的国王欣喜若狂地凝视着湖面，一切都消褪，化作忧郁的冥思。
指阿根廷作家奥尔兰多·巴罗内（orlandobarone），《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diálogosdeborgesysábato）一书的整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