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格雷厄姆·格林两部以非洲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其一。《问题的核心》发生于塞拉利昂（一九四八），这回则是直抵这个黑色大陆中心的比属刚果（一九六一），不仅空间距离更远更进去，时间亦足足相隔了十三年之久，但这两部各自独立、完整的小说仍有某种特殊的、声气相闻的联系，仿佛共有着某种难以言喻的“非洲的味道”（当然，小说中柯林医生所说的非洲味道指的只是麻风病人皮肤的坏疽性香味），让人忍不住想视之为同一趟隐而不宣生命旅程、同一个格林私密探索浮现出来的两个遥遥相望的点——小说中，欧洲大建筑师奎里能走多远是多远地一迳朝非洲深处而去，最后在卢克一地（虚拟的地名）的麻风病院区上岸并落脚，这不见得是他要的终点，而是，依奎里自己跟柯林医生讲的，因为“船只走到这里”。
事实上，更年轻时，年轻到还不算正式写小说时，格林生命中首次重大旅行便是非洲，他也因此写了一部游记，名之为《没有地图的旅行》（journeywithoutmaps）。
格林让奎里就此埋骨在麻风病人区的没十字架坟地里，而格林自己则完成这部小说后又活了整整三十年，也依然一路书写不辍；他八十六岁才死，算是个很长寿的作家，我们看他的小说，看他的生平尤其是他几乎哪里都去的行踪，格林的如此长寿不死也许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包括他自己。这么讲，是因为他生命中始终存在着过多的、一般人不会有甚至难以想象的致命凶险，这些凶险有内有外，包括他自己宛如人体自焚的、对人生命本身无止无休且近乎容不得一粒沙子的质疑逼问；也包括他“就让它发生吧”也似的恣意飘荡在地球上每一个战争、饥荒、瘟疫和死亡骑士马蹄得得的陌生国度。格林年纪很轻时尝试自杀过，而他天主教的残余想法多少拉扯着他（《问题的核心》便处理了自杀是不赦重罪的天主教主张），假手他人的自杀应该法律漏洞般能躲过万能天主的判决吧。
格林曾试着把自己小说分成娱乐用和非娱乐用两组，但此一毋宁“想太多了”的自嘲也自卫诡计并没能说服什么读他小说的人，后来也无趣的算了。一般而言，人们倒是真把格林的小说用另一种方式分成两组，其一，像《文静的美国人》写越南（好莱坞很糟糕地把它拍成了“肥胖的美国人”），《哈瓦那特派员》写古巴，《喜剧演员》写海地，或甚至《权力与荣耀》写墨西哥云云，这批格林出走老欧洲家乡、到一个一个仍有大事发生的异国所写成的小说，有较清晰的昔日大叙事小说风貌，把在地人迫切的、具体的苦厄和不公不义摆在自己从欧洲携来精致的、形上层次的烦恼之前，义愤之中，也许带了点自惭，却也还掺杂着一些有事可做的遗忘和自由，就像小说中那些暂时不用管一个针尖上究竟可站几个天使的神父，他们关心发电厂的问题或砖的品质问题甚于关心灵魂的问题，“灵魂的问题不必急，灵魂是永恒的”；我们读小说的人也不难发现，这样子写小说时的格林似乎反而比较快乐些，就如同这组小说中的主人翁，不管是《喜剧演员》中的布朗或《文静的美国人》中的老记者福勒，他们坐而言之外还能起而行，在更愤怒、更控诉、更嘲讽也更时时死亡临身的同时，总异样地有一种沉着的愉悦之感，一种久违了的轻松之感，在其上构成了当下的无惧。这部小说中的奎里其实也如此，当他像个泥水匠而不是建筑大师替麻风病区盖新医院时，他出乎自己意料地快乐起来，事实上，在这之前他已经感觉出这样，而且极其准确地自己找到一个譬喻，镇静剂——就在他只身进入森林，救了摔断手的麻风病人迪欧·格拉蒂亚斯，并以自己身体覆盖他守护到天亮，事后，听他讲这个感觉的仍是柯林医生：“对我来说很奇怪，我一生时常需要别人，你可以骂我利用别人时比爱别人时多，但被需要却是一种不同的感觉，像镇静剂，而不是兴奋剂。”
镇静剂，而不是兴奋剂——当前资本主义的自利心神化社会中，我个人衷心期盼更多人知道这个精彩的譬喻，并记得这个譬喻。
另一，便是所谓灵魂追寻问题的小说了（姑且称之），当格林停留在不会再有什么样了不起大事发生的平坦欧洲时。像《布赖顿棒糖》处理如人心之中永冻层不化之冰、基督教谴责它却说不清它究竟是何物以及从何而来、那个纯粹的具体的彻底的毫无弹性的恶（把它全归成一个撒旦基本上便毫无诚意要分解它辨别它就事论事理解它，只是想放逐它）；或像《恋情的终结》，人被迫（但被谁所迫的呢？）非站到神的对立面不可，我们较之浮士德和魔鬼那场人单纯欲望和理想的愿者上钩交易，格林的这个故事里，人和上帝的交易显然更非出于自愿也更不公平，除非背叛受惩，毫无自由意志可言。用《圣经》中耶稣亲口所用的著名比喻来说，浮士德的交易里，魔鬼取走的只是聚敛财主的钱，而且还是因为财主不知餍足地想赚更多，就算有诡计也仍是商场上大家愿赌服输那一套；而《恋情的终结》的这个交易，上帝却连寡妇的最后两枚小钱也不放过。谁更狠呢？我们连这样的财政部长和这样的赋税制度都绝不允许，何况这样的上帝——当然，你可以为耶稣辩护这不过是个夸大的比喻而已，但这仍是个品味极糟、很残忍而且人一旦听信了它会非常危险的坏比喻不是吗？
很有趣的是，格林这两部非洲小说，基本上都被归入到这组灵魂追寻的小说，而且公认是这组小说中走得最深最远的代表作，这是为什么呢？时空差距最遥远的非洲为什么在小说书写中反而离欧洲最近呢？是哪种时空折叠的所谓虫洞联系着它们这两端？
这一切也许纯属偶然，也可能是格林所到的非洲国家或地区彼时的政经情势方兴未艾，仍是欧洲人殖民的老框架，不像两头的埃及和南非云云。但我们也知道太多的作家曾如此白纸黑字写过以及亲口讲过（包括曾被联合国派遣到非洲的旅美作家张北海和刘大任，我是亲耳听他们说的），你踩上非洲的土地，很奇妙的，不会感觉自己到了海角地极不能再远的异乡，相反的，你反而有一种终于回家了的感觉，回到了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这个生命的源起土壤和大地，而且据说如是心思并不是概念的、譬喻的，而是非常感官非常直接的。大概正因为这样，在那部一堆不朽小说虚拟人物（吸血鬼、隐形人、不死人、化身博士、尼摩船长甚至长大后的美国顽童汤姆·索亚等）联手演出的构想极有趣但成果极糟糕的电影里，说非洲大地拒绝让年迈的所罗门王寻宝英雄郭德曼在这里死去，即便你把他埋了，这方有着神秘生命力量的土地仍震动如鼓声如心跳地要他重生——这部电影最有趣的是，意图毁灭世界的是小说人物（伊恩·弗莱明的m等），出手拯救世界的也是小说人物；而且似乎是后来的小说人物邪恶、想毁灭世界，早期的小说人物正派、负责拯救世界。不知道伊恩·弗莱明以降的通俗小说家对此历史评价作何感想？
这样关于非洲大地的美丽说法神奇了些，我们很难说它究竟是文明的还是自然的，或更明确地说，究竟它仍是知识唤起的，还是真的是某种生命深处里的、生物基因里的遗传命令——我指的是，今天我们大体上都先知道了，人类的确是从东非那里开始，基因的回溯之路引领我们找到的夏娃的确是个小个头的东非人。那些回家了的抵达非洲大作家，并非白纸一张、回转不知世事小儿样貌地到了非洲。
我自己喜欢的是这部小说中格林确确实实的说法。奎里要找失踪的迪欧·格拉蒂亚斯时，他发现当地人们也不敢进入夜里的森林，他只能一个人拿着手电筒进去：“他无法怪这些人害怕，假如人要不怕夜里到丛林里去，他必须什么都不信。丛林里毫无任何吸引浪漫之人的地方，它完全是空的，它也不像欧洲的森林里有人住过，有巫婆或烧木炭的人，或者杏仁饼做成的屋子。从来没有人在这些树下走着，哀悼失去的爱，也没有人像个湖畔诗人一样在此倾听宁静，与内心密谈，因为这里根本没有宁静。假如有人夜里在此想让人听到他的话，就必须提高声音来对抗那个无休止的虫鸣，那声音就像在一个工厂里，大群贫穷女工同时拼命操作几千架缝纫机一般。只有在正午炙热的一两个小时中，虫子午睡了，才有宁静。／但是，假如有人像这些人一样相信某些神灵的存在的话，那么就像人们相信神住在天空中一样，是不是也同样有可能有神住在这个空虚的地区里呢？这些丛林看来会比星球更晚受到开发，因为目前人们对月球火山口的了解已经超过了眼前这片一脚可以踏入的丛林。沼泽和腐烂植物的叶绿素臭酸味像牙医的面罩般笼罩着奎里的脸。”
不是因为非洲有什么多了什么，而是因为“它完全是空的”，没有人住过、没有爱、没有所谓的宁静，甚至没有神，也就是说没有文明，以及文明所代表的分别、选择和一道一道人的途径，是纯然的原始。我想，如此空无一物到连符号、象征、想象都尚未开始，生命剥落到最初的原形，除了“生命”本身，人当下还有什么问题可想呢？至少需要相当相当一段时间，我们那些国族的、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文明东西才可能一样一样缓缓回到我们脑中，就好像重新走完一次生命演化到现代的几百万年迢迢长路一般。
如此，格林说过这个我们每个人从小看地图也都发现过的事——整个非洲的形状就像一颗人的心；而在这部小说的前言谢辞中，他进一步告诉我们，“书中的刚果只是人心中的一个领域”，这和他书写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强调真实甚至写实并不同，“我要高呼：‘这是仔仔细细、正正确确描绘出来的中南半岛、墨西哥和塞拉利昂，我不但是小说家，还当过报社特派员。我向你保证，躺在沟渠里的死去小孩就是这副模样，尸体把运河的水都堵住了……’”
被诅咒的病
书名aburnt-outcase，是个专业的医学用语，而且据格林自己说还只是比利时一地的医生这么说，因此，过去这部小说的中文译名，通常大而化之地译为《麻风病人》，也有人干脆直取其喻意但不免有口出恶言之感地称之为《废人》。此书名颇难两全。
burnt-out，烧毁，其实是麻风病的一种病例或说阶段。到这个阶段，一方面，疾病本身已发散完成了，对内不再作祟，对外也不再传染，于己于人皆毫无危险可言；但另一方面，病患的手指、脚趾、耳朵、鼻子等所谓的身体末端部分也遭疾病“烧毁”，丧失知觉，并变形残废——一般我们对麻风病人的大惊小怪认知印象及成见，通常便来自这样已烧毁的病人模样，我们，基于一种极富隐喻性的无知，害怕这样受苦但对我们毫无危险的不幸之人。
这样算不算痊愈了呢？纯粹就麻风病本身的生理方面而言是痊愈了，但正如柯林医生所做所想的，“他的手指在染病的表皮上抚摸着，几乎机械式地做着记录。这些记录没什么价值，但他知道他的手指头可以使病人好过些，至少能让他们了解自己并不是摸不得的，现在虽然这种生理病已有药方可治，他却必须永远记住：麻风仍然是种心理病。”
这样的心理问题一样来自病患和外头社会这两端，并相互渗透相互强化而无谓地让问题更加严重。就病患侧而言，这不难理解，烧毁留下了的不仅是个残废的身躯，而且还是个变形、见不得人、让人畏怯躲避的残废模样。格林在书前扉页引用了r.v.瓦德卡尔的一段话：“在正常的范围内，每个人都爱自己，但先天或后天残废、畸形的人，美感终会使他逐渐厌恶自己。也许时日一久，终可安于自己的残障，但这只能在意识水平上做到；潜意识中心里一直带着这种残障的标记，终会为他整个人格带来若干改变，使他怀疑社会。”相较起来，真正严重的部分来自并未遭受麻风杆菌侵袭、所谓“健康人”的社会本身，这是麻风病作为一种心理病最不健康也最难矫正的部分，是一长段几千上万年的残酷历史，一言难尽。
就今天的台湾社会面而言，感谢台北县乐生疗养院的抗争，让我们不少人（显然还不够多）学习很多。包括我们知道了，麻风病其实是传染力极弱的一种疾病，它只在病患高烧症状那短短几天发生，同时还得被感染者本身正好处于虚弱、防疫力不足的状态，所以书中柯林医生说“根本不必为了想好好服务他们而使自己也染上病的，只需一些基本的预防”；包括，我们今天该科学地正名为“汉生病”（hansen'sdisease，抱歉这里因讨论需要仍使用麻风一名，下不为例），借用挪威医生汉生干净、像消毒过的名字，希冀能洗清社会代代传递下来，已被种种无知、成见和胡思乱想云云造成的文字语言重度污染。
麻风不是危险的病，只是不幸的病。其不幸，追根究底地说，系来自其外表形貌和内在实际病情的完全不相衬，相信天地之间所有东西都是睿智全能上帝所造的人该怎么跟我们解释这样恶意而且半点不好笑的玩笑呢？还是归咎给不思不想的病菌好些不是吗？其实，我们把原来的“痲疯”改为“麻风”，严格来说已看得出自省和努力了，我们的东邻日本以前则称之为“癞病”，痲疯也好，癞也好，都不难照眼看出人们对其外貌避之唯恐不及的畏惧和嫌恶，以及对此骇人形貌底下人心乃至于灵魂的黯黑猜测，诚于中，形乎外，基于这样联想的、巫术也似的简易感官逻辑，扭曲的躯壳底下，不该合理地就装着个恶魔状的灵魂吗？
可见的历史记载中，中国最早如柯林医生般伸手触碰麻风病患的是孔子，染此恶疾（据考证，其实是据猜测，就是麻风）的是他的好学生冉耕。孔子从窗户伸手进去，是太过悲恸从而不顾自己安危还是睿智地不以为会遭感染呢？日后老先生果然好端端活到年迈听说麒麟被猎杀为止。这里，我们真正看到的是病患遭到隔离，谁都不敢靠近，让他自生自灭。
这大致上便是麻风病人命运的普遍历史真相，他不像疟疾、伤寒的染病者有痊愈、不说谁也不知道、回归正常社会的一天，可也不像比方说截肢或小儿麻痹云云的社会可接受、可大方同情、该妥善照顾他的一般残障者。“他们身上就带着麻风的标记，人们一般的看法是：一日麻风，终身麻风。”你知道乐生疗养院的汉生病患已被隔离于世多少年了且至今依然吗？冷血杀人者、法律定谳终身监禁者都还有假释的一天，而这个什么坏事也没做的不幸疾病却是不赦的罪，是个终身的诅咒，像《圣经》该隐额头上的印记一般。基督教世界里，《新约·福音书》记载耶稣曾大无畏行神迹医治麻风病人的行为，几百上千年来并没被欧洲自知自己不是神的宗教虔信者仿效。事实上，更糟糕的是，耶稣的道成肉身，意思是神跑进到凡人肉体里面来这件事，使得基督教认为人的身体其实也是神的神圣殿堂（福克纳的一部长篇小说便以此命名并以此隐喻），要洁净要不被毁坏；在此同时也是同一逻辑，神会进来，魔鬼也会进来，极善和极恶这两大宇宙强权于是把人的小小身体当成无休止无和平协定可能的战场，当魔鬼“暂时”得胜，我们总会在此附魔的人身找到某些丑怪的、扭曲的变化，就像《圣经·启示录》所说猥亵的符号和气味。当这一大堆神经质的、自身附魔般的宗教虔信者几百年不懈追猎魔鬼的脚迹时，这些已烧毁、于人于己都无害、只是变得不好看的麻风病人便成为最容易得到战果的替罪羊。
日后，当人们在麻风病里面始终找不出魔鬼，倒是发现了唯物的细菌之后，就像我们在格林这部小说看到的，基督教，尤其是旧教的神父和修女，的确领头在世人所遗弃所放逐的麻风病人村救治服务，尖酸点说，这像是补偿和赎罪吧。
aburnt-outcase，一个已烧毁的病例，格林取用的便是疾病已发散完成、于世人无害、唯如但丁所言“吾未死，但生命已一无所存”（iononmori',enonrimasivivo）的此一阶段意思。小说中，最直接的烧毁病例是那位失去了手指和脚趾、被柯林医生收容下来帮忙扫地铺床的迪欧·格拉蒂亚斯；但格林也摆明了就说，真正的烧毁病例其实是从未感染麻风的大建筑师奎里。所谓隐喻，格林从来就用得大大方方的，不扭捏作态地献宝，不欲张弥盖。他不像一般平庸的书写者把这当玄虚诱人、魔术师变出兔子似的戏剧性答案，而只是你需要的、打开视野让意义丰硕、以便好好讨论下去的前提；不是结果，而是这才开始。
格林还在小说中告诉我们，麻风病人并不必然走到烧毁这一阶段：“奎里在用迪欧之前，曾问过柯林医生他是否会痛苦，而医生向他保证不会，因为残废是痛楚的另一抉择。受苦的是那些手指僵硬、神经缠结的瘫痪病人，这些人受着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有时晚上可以听到他们的哀号，但这种痛苦也似乎是一种免于残废的保障）。奎里并没有受苦，他躺在床上，活动着手指头。”——残废或痛苦，tobeornottobe，格林也不讳言这样。
奎里这个人，最简单用本雅明的话来说是“成功底下深刻的意志消沉”。他无法再工作，也无法再爱人（“自我表现是很困难而自私的。它可以吃掉任何东西，甚至吃掉自我，到最后你会发现甚至没有自我可以用来表现。大夫，我再也不会对任何事情感兴趣了。我不想再和女人睡觉，也不想再设计建筑物”），他甚至发现他的工作他的所谓爱情不只让自己发病般受苦，更可怕是有传染性，对他者非常危险。奎里是个已烧毁的病例，可某种意义而言，是他自己要把自己烧毁的。某一天，他吃了过饱的早餐，只带了牙刷、刮胡刀和一纸美国银行信用状到了机场，机场空空旷旷的，他原本想去东京，却看到告示牌上几个非洲地名。所以说他的走开本来毫无计划毫无主张，非洲也不是所谓人迹较稀之径的有意识选择，更非某种回归救赎大地（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奎里去了日本，会在哪里落脚？北海道酷冷的夕张网走？或四国哪个小渔村？）；换句话说，不要再当名人奎里了不要再传染给别人这部分是他要的，除此而外一切只是鬼使神差的命运使然，或没这么大这么活跃，就只是偶然而已——格林极自然也极富意义地让这段回忆一直到小说后半段才重新回到或说愿意再进入奎里脑中，仿佛慢慢和自己取得和解云云。在这类细节之处，看不出书写使力之处，我们最能够感受出格林小说技艺的高超。他是高手中的高手。
格林没有笨拙地对比，但我们也看到，麻风烧毁的迪欧·格拉蒂亚斯反而并非生命一无所存，他有着奎里好奇乃至于向往的东西——迪欧就是因此拄着拐杖走入森林的。在那一整夜的谵妄呓语中，奎里听见他不时说着一个诡异的词“潘戴勒”，并拼凑出这样一幅图像：“我相信他是在说一个地方，森林某个地方，靠近水边，某种对他很重要的事正在发生。他前一天在村子里时，觉得窒息；当然他并没有用‘窒息’这个字眼，他告诉我空气不够，他想跳舞，想叫，想跑，想唱歌。但是，可怜的家伙，他不能跑也不能跳舞，而神父们根本不喜欢他要唱的歌，所以他便出发去找那个水边的地方。他小时候他妈妈曾带他去过一次，而他记得当时那里有歌舞游戏及祈祷。”
这当然不是基督教的，他们森严单调的一神教容不下这样的地方。我个人所知像北美祖尼人便有一处这样的信仰崇拜所在，他们称之为“灵魂的歌舞之地”——祖尼族迁徙神话中，人们穿过冥界来到地表，开始他们寻找宇宙中央之地的伟大旅程，渡祖尼河时，有些木之宗派的小孩被河水冲走，没淹死，而是化为青蛙、蛇、蝌蚪等水生动物游去，游到此地，据神话说那是一座湖，他们在那里变成了卡钦那，组成了众神之会，“所以当你生命结束，没有生之苦役了，你做什么呢？那就跳舞吧。”
但迪欧·格拉蒂亚斯的潘戴勒之水不是大河也不是湖泊。奎里事后问他像是什么？“从天上掉下来的。”居于大河和丛林平坦土地的迪欧没瀑布这名词；奎里追问他母亲背他去潘戴勒那天后来发生了什么，迪欧只这么回答：“吾等有福了。”
长期一事无成的失望
不管是第一人称的“我”或第三人称的“他”或某人，格林小说里负责携回、说出故事的这个人总是个外来者，这个不易的基本视角跟他本人是一致的，也使得他的小说有着最终的一贯性，不受眩目书写技艺和想象力的诱惑，在最多样的表现、最遥远的迷途、最不可思议的故事底下，仍牢牢系住他自己身上；也就是说，我们既看着这些小说各自独立地横向开展奄有半个地球，却又贯穿起来也似的看着它们纵向持续前进踽踽于途——这是个心中有事纠缠的书写者暨其书写方式，带着认识和询问而来。抵达不同国度、因应现实的不同叩问，往往会让他的问题起了变化、岔开来乃至于暂时隐没；然而这样的心中疑问如此真实，无法付诸遗忘或简单（或说懦怯）借由某种“彻悟”取消它，它总会蜿蜿蜒蜒地又回来。格林的自我疑问有点像巡游的鲑鱼，它顺着河流跟着命运的潮水勇敢进入到不同鱼种不同生态的无可逆料大海之中，少小离家老大回，再回来总是变得巨大、成熟而且复杂难识了。作为一个小说书写者，格林的自我极清晰极醒目，甚至给我们某种永不松手、干嘛丢不开的执拗之感；但另一面是，格林的自我却又出奇的柔软，有些时候你甚至会说他软弱、太容易屈服，小说里人生里皆然（像他干嘛因乔治·奥威尔的外行人意见而修改自己小说呢？）。无论如何，这极可贵地使格林的自我不封闭不膨胀不硬化，不喃喃自语，他的自我疑问接通于普遍人性和复杂人生，成为人存在整体问题一个深刻的面向和途径。
由此，我们便不必无聊到去附会去猜测窥探小说中哪个人哪件事是格林自己。基本视角的一致是一种认识的坚持，而不是我我我的细胞分裂复制，事实上，这些说故事的外来者，他们在小说中不同的造型不同的配备（来历、职业、年龄、家庭构成和交游云云），总无可避免而且有机地干涉着他们说出的故事，既造成制约也带来启示，并赋予面对生命歧路时刻的不同想象和选择，比方说《哈瓦那特派员》里的卖吸尘器英籍小商人伍尔摩，格林给了他一个娇宠、花钱如流水又知道怎么玩她父亲于股掌之上的宝贝女儿，他的看待世界方式、他的人生计较、他的最后一搏选择，便不同于吸鸦片、有越南情妇的老记者福勒，或孤儿兼赌徒还莫名其妙继承一家加勒比海观光旅馆的布朗；他们的求生脱困诡计也因此因事制宜的精彩不同，布朗利用了他德国大使情妇的外交特权，福勒善用他老记者的身份、配备和人头，伍尔摩则异想天开地以一张放大的吸尘器设计图唬弄了整个老英伦帝国的情报单位等等。如此，我们也不用再一次激怒已沉睡已安息（真的吗？）的格林本人，他在《喜剧演员》书前气愤难忍地先说了：“很多读者——经验告诉我——都认为小说中的‘我’一定是作者。因此之故，我到目前为止，已被读者认定是一个杀过朋友的凶手；一个和公务员之妻相恋的善妒的情夫；一个喜欢轮盘赌的赌鬼。我不希望再增添我这条变色蜥蜴的色彩去给南美洲的一个外交官戴绿头巾，或被疑为私生子，或被推测是在天主教耶稣会受的教育——”
不一致的说故事人（相对于康拉德的小说主持人船长马洛），有一个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书写者强迫自己进入到某个陌生但“相似的自我”（卡尔维诺说的），纳博科夫则称之为“演化几个不同的自我”，让问题转动一下，显露出来它如月球背面那些过去看不到的面向，并且尝试不一样的思考条件、适应条件，以便校正，分离偶然的和恒定的，乃至于更积极的，找其他可能的突围之路。
这一次的外来者、说故事人奎里，我们看到格林放进来一个不同以往的异质东西，或说他演化着另一个自我，那就是奎里的成功和巨大声名，当然格林让他是盖教堂的建筑师而不就是小说家。这明显和以前那些潦倒的、不幸的甚至多少受困于现实柴米油盐的众生平等说故事人不同，仿佛纵跳到人生的另一端，让遥不可及的无望追逐易为意志消沉、回头看去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是的回望。彼时的格林自己五十七岁了，生命中的重要著作已完成三分之二，他小说的“格林之国”也已搭建起来成为文学史的奇观，真要说，书中他所赋予奎里的如此成就和声名还节制了客气了不是吗？但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海明威那部书写于捉摸不定秋天黎明的《渡河入林》指出的，“成功毫无价值”，格林也在书前致谢米歇尔·雷沙特医生一文中这么写：“医生并不能免于‘长期一事无成的失望’，而作家更是一辈子都有这种感觉。”
更刻薄的话则在小说里讲——就是奎里决定留在麻风村帮忙，柯林医生面试般问他会做什么那一段，“‘我们这儿是个小规模的城镇，几乎各行各业都派得上用场。’他突然很怀疑地看着奎里：‘你该不会是个作家吧？我们这儿不需要作家，我们要静心工作，不要俗世的新闻界发现我们，好像他们发现史怀哲一样。’”事实上，柯林医生（以及其他神父）对奎里另一个更大的怀疑是，他是否被警察追缉才避到麻风村来的，奎里也心知肚明人家这么想他并多少有些同感。小说家和犯罪者，小说家和天涯海角被追蹑的逃犯，小说家和残废的麻风病人——
奎里说他至少可学着包扎病人，或帮忙洗绷带，但柯林医生说那是修女的事。他没用到只能替柯林医生到卢克市里去运医疗仪器，正因为这样，他被虔诚天主教徒的榨油工厂老板莱克尔认出来，像通缉犯在个穷乡僻壤又被指认出来一样。
烂的书写者只有一种终点，那就是写完了、写不出来了、硬要写遂如赖皮政客般只能被轰下台；好的书写者有很多种终点，他的怀疑很多很复杂，而且往往搅成一整团不容易分割，以至于谁也分不清他究竟是不能还是不愿，是他背离了小说还是小说遗弃了他。他怀疑自己，也怀疑世界，还怀疑小说自身，这三点的关系网络寸断，人遂失去了他安身立命的列维－斯特劳斯所说“位置”，失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那件生命中主要在做着的事或甚至自认唯一会做的事，他只能去洗绷带；这不是职业的失败，而是志业部分的根本崩解。由此，它既是小说独特的困顿，同时也联系着、呼应着其他的志业者处境，可以深究到人和世界基本关系的总体存在困境（所以奎里可以是建筑师，不一定非是小说家不可）。奎里无法说得出口，他写了这段文字给柯林医生，在他已东窗事发般暴露自己身份来历之后：“职业是一种爱的行为，而不是业务生涯。当欲望消失之后，人再也无法继续做爱。我的欲望已经没有了，所以我的职业也已完结。别想要我答应一桩没有爱的婚姻，也别叫我模仿以前热切做过的事，也别像教士一样对我说我的责任。我们小时候在圣经课上学到过：才能像钱币一样，在尚有购买力时不应该埋藏起来。但是当钱币更改，币上人头换人之后，钱币的价值只剩表面那一层薄银的重量而已，那时，每个人都有权把它藏起来。坟墓里时常可以找到一大堆过时的钱币。”
一样的，忙个半死，一大排麻风病人等着他看的柯林医生只回他几个字：“谁在乎？”——我才不管你是不是逃犯，也就不会在乎你是不是没办法再工作的大建筑师。
复活
柯林医生的回应像整个世界对他告白的空茫回音般回答（“而‘谁在乎？’这个问题便像儿时所学过的诗句一样一直萦绕回响在奎里脑际”）。这究竟是第三层的见山是山更睿智更豁达呢，还只是第一层见山是山的单纯鲁钝、无感、粗暴、不在意也毫无鉴赏讨论能力？抑或殊途同归的全数都有构成整个世界的一个基本态度？我个人相信是最后那一种，听懂话的人不在乎，听不懂话的人也不在乎，这才称之为处境。
无论如何，这部小说便如此从已结束、已烧毁化为灰烬处开始。
所以我们才会再再感叹格林真是个会说故事的人——这样的故事有多难呢？我们这么看吧，一是地理落点几乎完全相同、一样溯河深入的康拉德《黑暗的心》，一是一样开始就把小说主人翁给彻底击碎、再捏合他重建他的托尔斯泰《复活》。
很抱歉，我个人始终坚持《黑暗的心》这部“名著”是很失败的作品，康拉德发现所罗门王宝藏般给了我们一个已疯狂已完结的库尔茨先生，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说故事的马洛船长除了眼见耳听的第一层感官印象，便再无法也无能力多碰触这个人一点点，即使库尔茨先生上了他的船近在咫尺，小说时间遂像追咬着自己的狗般状似激烈但从头到尾停在原地打转，康拉德只能不断涂抹这个人，用更大的音量、更重的字眼以及更多种的标点符号。这个应该只是几百字寓言而无需长篇小说的单幅黯黑扭曲人像，倒是很合适单一概念化倾向的读者（也因此我们还看到越战电影《现代启示录》继续涂抹他，看到马龙·白兰度的不知所措演出），也很适合人云亦云、关怀评价而不真的关怀作品内容细节的坏习惯读者，前者方便传播它，后者欣然照单接受它，正正好。
相对的，《复活》则是一部已定论但堪称败得光明磊落的无惧之作。就书写层面来说，它挑战了现代小说几近是能耐极限、不可能的部分，那就是《复活》背反了现代小说怀疑、揭露、拆解、颠覆的书写除魅本质，竟然意图正面地、肯定地迎战自身这无与伦比的破坏力量，在其肆虐过后的碎片废墟之上（尤其托尔斯泰自己正是小说史上最强大的怀疑者，以赛亚·柏林用“腐蚀性”来形容他），起死回生地重新片片拼合这个人；而且托尔斯泰并不以救活小说中这个名为聂赫留朵夫的男子为足，他有一个全人类为着眼的宏大企图，所以聂赫留朵夫自己既是病例，也同时是发现者救赎者。整部《复活》一如其名便是这样一趟缓慢、艰苦、一点一点的重建之路，贵族身份而且富裕的聂赫留朵夫参与了一场谋杀案审讯，发现被控的年轻妓女卡秋莎正是他大学生轻狂岁月诱惑过、让她怀孕并因此人生流离失所的姑妈家婢女兼养女，这个早已湮失的回忆像命运寻仇般找回头，聂赫留朵夫照见自己宛如镜子般完全碎裂掉。卡秋莎阴错阳差地被判刑流放西伯利亚，聂赫留朵夫不惜倾尽所有地营救她，上书沙皇为她陈情，并追着她的足迹到陌生、贫穷、除了酷寒空无一物的流放之地；然而这趟旅程每愈往前一步，他便愈发现整个他熟悉的、安然过活的坚实世界翻转过来一分，苦难的人遍地都是，岂止卡秋莎一个，而其中最可悲、真正一无所有、才最该被拯救的其实是他自己。至此，要卡秋莎嫁给他已不是答案了（卡秋莎后来嫁了另一名流放的政治犯良心犯），赎罪扩张并提升成为救赎，于是，有点像但丁《神曲》，只是高贵的贝雅特丽齐易为卑微的妓女，聂赫留朵夫走过地狱，穿越炼狱，最终瞥见了天堂最高天的光亮一角。
“他在这期间所看见所知道的那一切可怕的罪恶，尤其是今天，在那可怕的监狱里，那杀死了可爱的克累操夫的罪恶，胜利了，统治了，他不但看不到征服这罪恶的任何可能性，而且甚至不知道如何征服它……先前的问题——是他（聂赫留朵夫）疯了，还是那些认为自己聪明而做出这一切的人们疯了——带着新的力量摆在他面前，要求回答。”
然而，就如同牛吹太大、坏蛋太厉害而且死不了的那种小说和电影，你找不到一个相衬的、可平息这一切的收场——书末，聂赫留朵夫疲惫但失眠于异乡旅店房间里寻觅，答案在哪里呢？不在鲍勃·迪伦说的茫茫风里，很奇怪倒好端端就摆在房间桌子上。那是英国人留给他做纪念的一本《圣经·福音书》，“据说，这里有一切的解答”。同一句话，半世纪后在格林《问题的核心》书里变成了讥嘲，“教会知道所有的答案”。这可真有趣不是吗？整部《复活》便结束在如同第一次看到、世纪大发现的福音书大段大段引文中。“从这一夜起，聂赫留朵夫开始了全新的生活，这不是因为他进入了新的生活环境，而是因为从此以后他发生的一切对于他有了全新的和过去不相同的意义。／他的生活的这个新阶段将如何结束，将来的时间会表明的。”这会是世故、老辣、机智百出如狐而且书写技艺空前的托尔斯泰为他一部长篇巨著最后写出来、而且愿意让人们看到、让历史保留的文字吗？当然吓坏了百年来每一个看完这部小说的人。
但这样明明白白的失败，或许有个很深刻、再一次当头棒喝般让所有小说书写者心惊胆跳的教训意义，它再一次证实（就算托尔斯泰）现代小说的无力于正面创造，尽管我们总是把它的书写美好地称为创作。也因此，当我们听到格林说作家比谁都一辈子感觉“长期一事无成的失望”，就不仅仅是对外面世界的不满而已，倒是充分意识到自身的“无用”，尤其在那种大家卷起袖子来、流汗工作的积极历史时刻，农人种植出米粮，工匠盖房屋制造锅碗瓢盆，正德利用厚生，而小说家只能破坏性地写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文字之书。这种关键时刻的缺席感还带着某种根本性的四体不勤阶级罪恶感（早在社会主义成形问世之前，现代小说的发生便是一道不断由上往下发现世界之路），这非常荒唐非常难受，所以萨特要为自己不到工厂流水线工作自嘲，所以有这么多作家日后洗心革面般想转业成为社会主义者成为劳动大众，即使在社会主义已“知道所有的答案”之后依然。
把奎里这个人从灰烬处写起，格林并不必意识到托尔斯泰的《复活》一书，他直接从这又半世纪以上岁月后世界的挫折和变化、从自身不懈思索和书写的长期失望，就知道事情不能这么来。我个人以为，以下奎里和柯林医生四句一组的对话，极其精彩地恰恰足以回应托尔斯泰（以及所有善的统一场理论者）的失利，其中一三句是奎里、二四句是柯林很容易看出来——
“但假如我们无法爱呢？”
“我不相信有这种人存在。爱是深植于人内部的，虽然对有些人来说像盲肠一样没有用。当然，有时人们也称它为恨。”
“我还没在自己身上发现过它的踪迹。”
“也许你想找的东西太大、太重要，或者太活跃了。”
没有傻瓜的小说
是，也许我们想象的、要找的东西太大、太重要、太活跃了，包括大师托尔斯泰。
我们说格林真是会说故事，是在如此意义、如此高度之上感慨的。从奎里（或聂赫留朵夫）这一侧来说，你如何在人已成槁木已成死灰之处，让他眼睛看到的东西仍有层次仍有不同的温度色泽，重新生出有意义、有进展、让生命和时间恢复流动的故事来？还有，谁在乎呢？从外面世界这一侧来说，如此深奥的灵魂问题、生命重建问题，就算还愿意承认它存在，也专业化甚至拆解技术化了，我们会整块地、一点不留地把它丢给比方某个心理医生、神父僧侣或研究学者，就像我们把另一些问题烫手地全扔给土地代书或律师那样。它已不留我们脑子、不存我们语言交谈之中、不在我们的生活行为里，也就是说，它已丧失了公共性，被驱离生命现场，再没“正常”人参加它，这样如何可能生出故事呢？因此，小说要不成为躺在心理医生诊疗椅般的一个人重复喃喃自语，要不就是到哪里都遇见哲人还接力般持续抽象对话（其实是变形的、伪装的喃喃自语），不管故事中本来设定他们是大楼管理员、是外送比萨的打工学生、是跷家少女还是公园晒太阳喂鸽子的陌生老头——小说如行过旷野，放眼望去百里一无人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