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的第二世界说法，为我们揭示了民间文化独立性的源远流长，流长到所有这一切从还没文字、书籍纪录的人类始生日子就已经开始，埋头于第一世界的人如巴赫金所说长期看不见它，以至于某一天乍见总以为是创新和发明。中国民初到一九三〇年代有关白话文的纷纷纭纭这一场，便吊诡却也再生动不过地让我们目睹这两个世界并陈的真相——我们看，当胡适之这些第一世界的人牙牙学语，自以为在创造、在破天荒实验，“匹克匿克在江边”、“像牛毛、像细丝、像花针”、“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并附带一堆“啊”“呀”“唷”“哩”还问号惊叹号删节号让人头皮发麻（其实是拙劣地想模仿口语），差不多同时，我们却看到像钱钟书、像张爱玲、像沈从文什么尝试也不必，一出来就是洗练、世故、完熟的白话文（亦即民间语言），这正是两个世界、两个完全不同书写来源的差异。
得再强调一次的是，果戈理真正面对、真正能掌握的不是广大俄国人民的生活真相，而是民间文化成品所揭示所建构的特殊世界，这两者有重叠但大有分别，唯极容易混淆。事实上不只是别林斯基、普希金等人因此“错误”期待了果戈理，就连果戈理对自己都有所误解，他日后的悲剧铸成也和这个混淆有关——一八四七年他写《作者自白》这篇长文，是他对于《与友人书简选》风波的回应，也是他最后一次完整的自省。在这里，他发现了这个根本的差异，也发现了真正广大民间生活的复杂、紊乱和难以逼近难以穷尽，他知道的其实不多，而智力心力和时间都不允许他再往下追索下去了很可惜：“我对生活在俄罗斯以什么样方式才能了解到许多发生在俄罗斯的事想过很久。在全国各地旅行你所得不多：脑中留下的只有车站旅店。对一个不是因公出外旅行的人来说，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要与人结识也相当困难：人们可能把你误认作一个什么样的密探，而你获得的也许只是一出喜剧的一个情节，这出喜剧名就叫杂乱无章。”所以，“我怎么也不能将她归成一个整体”。
为此，果戈理一度刻意住到国外，冒着落跑的嘲讽骂名。但我们晓得，这种离乡回望的方式，其实是为求整体牺牲具体细节的做法，甚至是借由某种感伤孤独的情调，来“制造”一个梦一样的整体。
在此稍前，果戈理还做过一件异想天开但用心其实很动人的徒然之事。为了解俄国人民、为召唤他以为呼之欲出的那个美好俄国，他公开征求人们亲身所见所闻的真实经验故事和笔记，好共同完成《死魂灵》一书——当然，他什么也没收到，而且，小说其实也不可能通过这种平面拼凑方式书写。
这已是急病乱投医了，但观过知其仁。
放声大笑的小说
然后我们来谈笑，我们读两本《夜话》的最直接反应、最直接发出的声音。
两本《夜话》里所包含的笑相当全面相当完整。我的意思是说，它包含各种各样的笑，从分贝数看，爆笑、大笑、正常音量的笑到无声的会心的笑都有；从功能看，有作为武器用的尖利嘲笑，也有慰藉人心的舒服微笑；虚伪、愚笨、不义、恐惧、狡诈、粗暴乃至于尴尬时它笑，温暖、愉悦、谈情说爱、人们相见相遇聚集时它也笑，甚至什么事也没有时它仍轻松地、开怀地、单纯地笑——这样此起彼落的各种笑法，使得两本《夜话》成为一部最快乐的书。很久了，我们已快忘记阅读小说可以这么快乐。
但读小说读得这么快乐好吗？
先来看一下巴赫金怎么说：“狂欢式的笑，第一，它是全民的，大家都笑，‘大众的’笑；第二，它是包罗万象的，它针对一切事物和人（包括狂欢节的参加者），整个世界看起来都是可笑的，都可以从笑的角度，从它可笑的相对性来感受和理解；第三，即最后，这种笑是双重性的，它既是欢乐的、兴奋的，同时也是讥笑的、冷嘲热讽的，它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新生。”“狂欢节式的戏仿远非近代那种纯否定性的和形式上的戏仿；狂欢节式的戏仿在否定的同时还有再生和更新。一般说来，赤裸裸的否定是与民间文化完全格格不入的。”
说得真是好，很多关键之处巴赫金全说出来了。
从最平凡的生活经验里其实我们谁都晓得，快乐，尤其是发出笑声的快乐，可以是不好的、不恰当的甚至有罪恶感的，比方说你在葬礼场中，在加护病房玻璃窗外，在佛堂诵经梵唱或教会低头祷告时刻，或电视新闻又报道一家几口丧身火场或者烧炭自杀云云。笑，形态学上来看，是一阵风刮过的模样，其效应和力量亦然。它会吹散东西，不分青红皂白吹散你不要的东西，也很讨厌一样吹散掉你辛苦收集、堆叠、存留保卫的有用东西；它能吹散掉人的块垒悲苦所以有最好的慰藉功能，却也能一并吹散掉严肃、庄重、神圣和愤怒让人手忙脚乱。正常的日子里我们知道什么场合什么特殊时刻得拼命忍住不要笑，但如果历史走到某一个特殊时刻，或更正确地说，对某些人而言，整段历史整个世界就是个特殊场合特殊时刻，就是葬礼会场、加护病房和教会佛堂那怎么办？这样，我们要求的就不只是要谁忍住不笑，而是去关掉笑的水龙头，不允许逗人发笑。
果戈理书写的时刻，俄国的历史差不多就走到这种时候还与日俱增。赫尔岑正确指出，彼时整个文学作品就是对俄国现状的“一部大起诉书”，是人要求自己也苛责别人得严肃、庄重、神圣和愤怒的时刻。人们正确地意识到，愤怒是推动世界改变的巨大重要力量，你得让它在人心中停驻发酵膨胀，小心不要让它宣泄掉；也因此，尽管不无道德争议，某种悲苦和绝望的心绪也别去抚慰它，个别的解脱个别的救赎方式会化整为零各自逃生，让最终铁锤般敲碎眼前的整体清算力量出不来，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逃生门只有一个，而且得聚集所有人所有的力量才撞得开它，所以不可以笑，笑会让你肌肉松弛表情和善，甚至认为日子还过得下去，你不会去拼命，更不会去牺牲（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你改变了自己，就不会去改变世界。
因此不可以笑，或者说只能保有一部分的笑，那就是巴赫金所说纯否定的笑，埋葬性的笑，生冷的尖利的作为攻击武器的笑。在两本《夜话》带来的愉悦惊喜氛围里，带着无比善意和期许做此要求的，可不只是别林斯基这样本来就心系而且心急于眼前世界翻天覆地改变的人，事实上，对果戈理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彼时俄国理应最自由最宽阔的文学灵魂，那就是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果戈理极敬重他信服他，曾带着如父如师的感激之心回忆：“但普希金迫使我严肃地看待事情，他早就劝说我着手写大的作品；终于有一次，在我给他朗读了对一个小小场面的一小段描绘之后，这段描绘较之我以前朗读过的更令他惊讶，他对我说：‘有这样识透一个人和几笔就一下子将他的一切犹如有生命一样勾勒出来的才能，有这样的才能怎能不着手写大的作品！这简直是罪过！’”而且，普希金不是空口劝告而已，果戈理讲，普希金把一个自己珍视想写部史诗作品的题材慷慨给了果戈理，这就是日后害死他的《死魂灵》；还有，《钦差大臣》的原始构想亦来自普希金。
这就是两本《夜话》笑声真正停歇的历史一刻，也是快乐的果戈理成为不快乐的果戈理的关键一刻，有点像庄子所说的寓言南海之帝鯈和北海之帝忽好心，为混沌凿开七窍却让混沌七天后死去。“这一次我自己也认真思考了——尤其是我开始接近对任何行为自然而然地要提出质问的年龄：你做出这一举动为了什么目的？为了什么？我看到，在我的作品中我徒然发笑，无济于事，自己都不知为了什么目的。要是要笑，那就最好狠狠地嘲笑，嘲笑那确实值得嘲笑的普遍的东西。在《钦差大臣》中我决定将俄罗斯所有我所知道的粗野、愚蠢、恶劣的东西，所有那些最需要人的公正的地方和情形下出现的不公正归在一堆并一下子就嘲笑所有这一切。但这，众所周知，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影响。透过笑，透过这在我心底任何时候都没有这么有力地产生出来的笑，读者感觉到了忧伤。我自己感到，我的笑已不是以前的那种笑，在我的作品中我已不能是到那时为止的那个人了，以纯真无邪的、无忧无虑的戏剧来自娱的要求本身与我的青年时代一起结束了。”
人生识字忧患始。但我们得公正地说，这个自觉宛如重新做人、收起他一脸和善笑靥的果戈理，接下来写出的作品是非常非常精彩的，那就是短篇形式的《彼得堡故事》。他把自己丰沛到随时随地都有的笑声全数化为机枪子弹扫射出来，即使这本书遭到彼时言论管制的部分修改和删节，我们读来仍觉火力惊人淋淋漓漓。《彼得堡故事》一书台湾至今未有完整译本非常可惜，只能通过俄文、英文或简体字去读。但还是有一个替代办法，那就是读今天四下都拿得到的鲁迅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孔乙己》云云，这批当年撼动整个老中国而且至今仍峥嵘骇人的短篇小说，便仿佛直接脱胎于果戈理的《彼得堡故事》，两者最大的差别只是整整一百年的时间。
唯对于胸有奇志的果戈理而言，短篇形式的《彼得堡故事》写再好仍不是那个真正的“大的作品”；而我们也晓得，噩运若没有好运的开路前导，事实上也很难孕生为真正不可收拾的悲剧不是吗？哪个日后倾家荡产的赌徒不先赢点钱的？
现实世界／狂欢世界
然而，果戈理和他百年后的精彩徒弟鲁迅毕竟不是同一种人，他欠缺鲁迅那种知识分子的冷眉高傲和视侪辈如草芥，凝结不了那一股终身不去的怨毒之气，一辈子骂下去地老天荒；骨子里，果戈理仍是个开朗的人，来自民间的诙谐文化，那种纯否定的、带着绿森森地狱火焰的笑法终究不那么合适他，一如巴赫金的狂欢节之笑，果戈理再生冷的笑声中，总有另一重是真正欢乐的、兴奋的，其中有对美好东西的真心愉悦感受，也对人的悲苦有所慰藉带来洗涤般的新生，即使在《彼得堡故事》这本最凶最悍的作品中，我们仍不难听得出来。
还有另一个极其特殊的重要理由，那就是他看过好东西，在彼时俄国，谁的眼前无不是一片荒败、黑暗、苦难、贫穷的绝望光景里，独独他一个人像邀天之幸又像胸怀天大奥秘般亲眼目睹过，简直一无可取可保卫的残破俄国（屠格涅夫的小说《烟》里有这么一段：“今年春天我到伦敦附近的水晶宫参观……在这座宫殿里，众所周知，有关人类发明的一切东西都陈列在这里——讲起来就是，等于人类的百科全书……忽然我想到，假如有一个法令颁布说某民族必须从地面上消除，而这个民族所创建、设计的东西也要从水晶宫除去的话，那么我们祖国，信奉正教的俄罗斯，必将会退落到很深的地下……像茶炊、树皮织的拖鞋、马颈圈和鞭子等卑贱之物——虽然说是我国有名的产品——都不能算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东西。”），原来有这么美好的本质，有这么多进步西欧诸国都没有、他日得倒过来乞援的东西。两卷《夜话》便是这样的一纸藏宝图，或至少是宝物的存在证明，喜欢他、惊异于他作品的人如此期待他，要命的是果戈理自己也这么相信，于是这相当程度成为某种独特天命似的东西，要他负责从废墟般的现状中找出来那个埋藏着的好俄国。
这就是《彼得堡故事》之后乞乞科夫展开的旅程，或应该这么讲才对，这就是果戈理之所以强加意志于乞乞科夫这趟骗子旅程的原因，硬要他看到他不可能看见的东西，碰到他不可能碰到的人，或说并不存在的东西和并不存在的人，让一个小说作家和一个小说主人翁两个拉拉扯扯因此迷路了整整十年之久。
我们讲过，两本《夜话》所呈现所揭示的其实并不是广大俄国人民的生活真相，甚至还不是乌克兰某一小方土地上的人民生活真相，而是民间文化成品所处理过的、所建构起来的特殊世界。这我们可以借助巴赫金的狂欢节概念来进一步予以分别。
狂欢节，既是某种实存的特定之物，也是一个概念、一个隐喻。前者，其实正是我们再熟悉不过、还没事就想着它等它来的日子，节庆、假日假期、休息不必做事的日子云云。但从每个人都够丰硕的休假经验，我们晓得休假往往不是没事反倒更忙，没得到休息而是累个半死。因此所谓的没事和休息，其实指的是（暂时）不必去做每天重复的甚至被规定被命令的事，你当然可以躺着睡觉或发呆不动，但更多时候，我们会很人性地去做平常不方便、不允许、很久没做又很想做的事，这既是源于内心需求的梦想实践和补偿，同时还是某种确认，借由做一些完全不同甚或背反的事，来确认某种逃逸、某种自由，也确认自己非工具非奴役的存在。
总而言之，假日不是正常的、流水般连续的日子，它呈现的不是生活里的实人实事和实况，它是特殊的，某种意义或者程度而言，它甚至是背反的和补偿的。
假日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是，它是普世性的，普世到想起来会吓人一跳的地步，几乎已达太阳底下凡有人类存在聚集之地皆有的地步。这样的巨大数量和覆盖式分布不允许我们用发明或设置来理解它，而是得把它看成某种本能之事，就像一天下来你会要睡觉一样，其中有着深厚的心理和生理性理由。
从假日到节庆，凸显的是其集体性，尤其是集体性背反或补偿行为这一面，这便让我们注意到集体所诱发的直接间接效应（比方说人的行为和心理的某些特定趋向和变化）；而巴赫金的从节庆到狂欢，更进一步地完全聚焦并放大这特殊集体性行动构成一段特殊的时间，除了试图描述或说提示这些背反性、偿补性行动的具体形态和内容之外，最重要且最富意义的是，狂欢于是凝结成一个独立完整的概念，一个穿透民间生活及其文化的可贵新视角——事实上巴赫金做的还不只这样，除了用它来观看来思索民间文化种种，还上升到他文学评论乃至于哲学思考的层次，比方说如此幽黯阴森而且个人私密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用巴赫金自己的说法是，依然可看出其隐藏的狂欢性，或用我们较不戏剧意味的说法是，依然可用狂欢的概念和视角去挖掘它去理解它。
此一独立于、背反于、补偿于民间现实生活的狂欢概念为我们指出一个真相（我个人以为是真相而不仅仅只是可能性而已），那就是民间文化的成品，诸如民间故事、传说逸闻、戏剧、歌谣舞蹈云云，其实是狂欢节的产物，或直接讲就是狂欢本身，而不是后来左翼制式想法那种所谓人民生活实况的呈现和纪录。当然，它的确是从民间土地生长出来的，用的泰半是现成的实物素材，作者也是“人民”，但却是一种挑拣过、幻想过、处理过的现实，比较像花朵而不是作物。因此，它总是远比真正的现实世界要好、要快乐，还善恶报应分明也就是更正义（如果现实如此，干嘛还要革命牺牲呢？）。它不是劳动的产物，包括伐木拉纤的唱和歌谣，而是如本雅明所说劳动之外之余休憩时刻人们围拥成的“小社会”的产物，或是本雅明细心指出的，那种织布机沙沙穿梭声音中，人在重复的、无聊的肉体劳动里逃逸出来心思的产物。它是某种背反、某种补偿，或至少是某种遗忘。
说真的，如果说一直到我们此时此刻，所谓民间生活实况和民间文化成品所建构、所呈现的狂欢特殊世界，仍简单地被混淆、被等同起来大做民粹文章，我们便很难希冀两百年前那些自觉压抑着满腔国族屈辱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还有忽然所有荣光和巨大期盼一起拥过来的年轻人果戈理，有机会能在第一时间就心平气和地、正确地看出来。这个“现实世界／狂欢世界”的落差尴尬并非完全没被意识到，事实上它分别（但同时）凝结成对年轻果戈理的两个矛盾难言的书写期待，带着指导性且加上国族命运千钧之力的期待，形成日后车裂了果戈理的小说书写悖论：一是俄罗斯的农奴制（以及沙皇、东正教统治）下悲苦、贫穷、蒙昧、愚蠢不知死活的生活现实，你的作品得倾注所有力量去嘲讽它、拆穿它并鞭打它；另一是俄罗斯农奴制（以及沙皇、东正教统治）下人们依然遍地都在的无尽欢快、人情物意以及遇火不燃入水不侵的智慧，你得负责找出（或者说全面扩展成）这唯有俄罗斯人民不知为什么独独拥有的美好特质，俄国乃至于全世界人类将来都靠它了。
听话而且认真的果戈理两件事都做了。前者就是《彼得堡故事》《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第一部分；后者则是他《死魂灵》遗稿和那绝望十年的一些非小说文章。看得出来，前者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直接就是人生现实；后者则几乎是做不到的，因为那样一个俄罗斯根本就不存在于现实，你如何在现实世界去找出一个具体的“没有”？
保守的、没要改变的狂欢
说起来，这样的悖论也并非全然没某种相应的说法、某种意图两全的想象，那就是粗鲁但利落的二分法，大致让眼前世界形成一种基本图像，一种模式，那就是少数邪恶的人统治众多正直的人（这算说得通），少数悲惨的人统治众多快乐的人（这怪怪的），少数奇笨无比什么都不会的人统治众多智慧聪明还不辞劳苦的人，还有，少数懦怯怕死的人统治众多勇敢而且窥破生死的人（这样就难以想象了不是？）云云——我们先别嘲笑这样一种切割模式的简单和荒谬，证诸人类的历史经验，事实上这正是核心的原型，你把那些看起来很有学问很有架势而且指证历历的包装纸剥开来，得到的十之八九便是这个不成立的怪东西。果戈理自己大致上也如此切割并如此相信。
然则，进一步的可能真相是什么？
这里，我们先拿中国历史里信而有征的几个狂欢节实例看一下。它有定期性的，像我们的法定假日那样，比方说农忙完全告一段落、税金官租也给了、新年期间的所谓腊祭。《孔子家语》书中，子贡的知识分子式不屑反应恰恰好生动地揭示出它狂欢的、（暂时）背反着人正常行为乃至于法律道德禁忌的不寻常景观，子贡抱怨说所有人像变了脸般疯成这种不堪的样子，真不晓得这有什么好看的，当场被他带队的老师孔子给修理一顿。孔子的讲法是，你要懂得这些人辛辛苦苦了一整年之久，他们需要放松甚至发泄，这是他们堂堂皇皇的自由快乐时间，也是古来居于上位的智者聪慧而且深谙人情的沿袭做法云云；也有不定期的、赏赐性质的，比方说史书里动不动出现的，遇见国家有什么祥瑞好事（天降甘露或外族降服入贡）或太后生日，皇帝下诏天下万民“大酺五日”，意思是可以放假且放心喝酒不醉不归整整五天。更有名也更翔实的可能是刘邦当了皇帝后的那次返乡行程，这个昔日的地方流氓角头召集父老请客，自己下海歌舞，做《大风歌》一首：“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还妩媚地要众人评理作证，因为刘爸爸以前常怪他不事正业不如弟弟，“现在你们看看谁比较会置产？”
这清清楚楚地显现了至少一件事，那就是狂欢，做平常不可以做的事，基本上是在统治者允许或至少容忍的前提下才成其可能；而且还是暂时性的、限定性的，时间一到大家收假且做收心操回头继续忍受统治者的压迫剥削和颐指气使，但因此比较心甘情愿了一点。
因此，千万千万别被狂欢节那种好像干什么都可以、骂人打人杀人也行、偶尔还真的失控不返（某些意外渗入或生活现实糟糕到不可忍受时）的表象给唬弄了，它其实是某种“特赦”，或甚至某种“麻醉”（麻醉和狂欢不是很合拍吗？），它狂野自由的外表底下是保守的，非常非常保守的。左翼的当代大历史学者霍布斯鲍姆在深入考察这类农村农民的集体行为性格时，不太甘心但诚实地承认，他们总是体制的、改良的，毫无革命的意图乃至于潜力（可读读霍布斯鲍姆《原始的叛乱》一书）；而狂欢节甚至连改良都不是，它只是忍受性的，或者说让忍受一事变得舒适点、可忍受一点。
所以说狂欢节是统治者带着狞笑的诡计阴谋吗？倒也不是，至少它的来历乃至于它的本质不是。它空间的普遍性覆盖性和时间的源远流长证明它是“生成”的，比较接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悠长时间中讨价返价的结果，而且最原始那个统治者极可能还不是个人，而是更高一阶的神，或者说大自然（被统治的人们，尤其在成为农耕者之后，最能察觉出大自然的季节更迭或说神的喜怒松紧变化来安排工作和狂欢，让两者不相妨碍而彼此补偿），由此被日后取代祂的人为统治者所继承所沿袭利用而已；而且无论如何，允许人民狂欢的统治者也有他一定程度的让步和风险。让步指的是子贡式那种教养上乃至于美学上的忍耐；而风险则是他终究给予了一个不见得可放可收的舞台，这就跟军队里放阿兵哥休假的风险一样，总存在着一定几率有人夜不归营或直接成为逃兵。
具体的狂欢节如是，狂欢概念的民间文化成品亦如是——特赦的、补偿的、麻醉的、保守其实的。
而人的处境和人生模样是怎样呢？追根究底地讲，人总是发现自己孤零零地、而且渺小地被抛掷到一个已有的、巨大无边的世界来，最原初而且至今依然有一大部分统治他的是神是大自然，他如何能说要改变四季更迭、要改变不随他意志而来的风雨霜雪乃至于更可惧的瘟疫饥馑或就说生老病死呢？他要到哪里、怎么样换一种人生？人为性所加诸于他的东西，比方说农奴制度或东正教和沙皇，理论上当然是可以改变可以取消的，但光是要弄懂且确定这个，已经是很困难而且很后来的事，得真实地经历过很多次不堪忍受到濒临死亡的折磨，还要有“第一世界”来的人和知识一次两次三次说到他有点概念才开始，遑论接下来真的下定决心、赋予行动去尝试改变它。基本上，大自然也好、人为统治者也好，都是先于他且大于他存在的东西，克里姆林宫远或太阳远呢？统治者究竟是神是人还是神的儿子、神的化身或者代理人呢？这些之于他毋宁只是一整团朦胧但有什么差别的“命运”。而且还不是他一个人的，因为纵看时间从父母先人到儿女子孙、横看空间亲族邻居和相识不相识的大家不都一样，非个人所独有就很难冠以不幸或不公不义之类的可对抗性字眼，而是谁都一样的普遍处境，一种本来就是这样的生命前提。
狂欢，追根究底说便是对如斯处境、如许生命前提的补偿、麻醉、暂时性的特赦和逃遁，因为生命要继续而不是要改变如本雅明所说；因此，它还是生动的、应运的、狡狯的、见洞就钻的，紧紧嵌合于这样处境和生命前提难以分割。人和这个巨大东西一辈子一辈子这样相处打交道，他熟知这个巨大东西的每一条岔路小径，每一处死角和缝隙，他晓得什么时候要做小伏低装孙子咬牙撑过去，什么时候可避其锋芒喘口气，什么时候完完全全属于他可放心开怀畅笑一番（“官租完了离城郭，笑山妻涂粉过新年，田家乐”），什么时候还可以倒过头来跟它扮鬼脸嘲笑它两句。
鲁迅笔下那位阿q，从鲁迅知识分子第一世界的视角来看，从他心急如焚的进步中国期待来看，是卑劣猥琐到不堪忍受的。但你晓得吗？阿q其实并不中国，他只是民间的，是普世性的最典型狂欢者。
民间故事里，两本《夜话》亦复如是，它的笑话对象最经常的是官僚和僧侣教士者流，对民间一般人而言他们都是相同方向、相同位置和形态的彼岸之人，可笑之处大致也是相类似的；而这些不遗余力到看似已足以瓦解政治和宗教全部神圣性的讥笑，其实并没有想当然耳的破坏力道，而且绝不奇怪的，仍共生于、包容于整个大统治体制里，人们一边讥笑官员和神甫，一边仍对他们头顶上的政治和宗教不改虔敬地信仰和奉行。笑话，当然也是假日性、节庆性的狂欢。
当你愈受此狂欢的吸引，愈迷醉于它的欢快，它的自由不羁，它的飞天般附体般想象力，它和人情世故乃至于天地万物的浑然一体，还有它小奸小坏的和支配它统治它那些讨厌东西躲避、进退、回旋甚至翩然共舞所显现的种种“智慧”，你愈是要完整无遗地捕捉住它存留它，而且不察地把它从暂时性、限定性的特殊时间扩张为民间现实生活的一天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真相，事情就麻烦了。陷阱甚多，这里我们只指出顶重要顶不幸的其中一个，也就是果戈理最后摔下去出不来的那一个——你会不断察觉，而且愈深入进去愈以一种带着发现真相睿见和喜悦的察觉，它原来紧紧嵌合在甚至说直接从过往你一直视之为恶、为黑暗反动的农奴制、东正教和沙皇体制生出来，要命的是，事实的确是这样你并没看错，因为它本来就是百年千年时间农奴制和东正教、沙皇体制作为生命前提，人要继续生活下去所创造出来的。于是，腐烂恶臭的大地遂变成充满养分、奇怪这会儿气味也好闻起来的一流黑色腐植土，用它来生养最独特美丽的花。这时，再加上点急切热望之心（毕竟人寿几何不是吗？），一点永远幽灵般伺伏在人身旁的国族主义，还有一点勇气和诚实如果戈理，他自以为的昂然继续直行向前，很吊诡的，几乎所有人看到的却是他一百八十度的彻底转身，是莫名其妙到几近冷不防地拥抱而且极力鼓吹要农奴制，还要东正教和沙皇。
你知道一种典型的烂电影场面吗（大陆名导演也这么拍过）？那就是用机枪扫射挟持人质在手的恶徒，纷纷中弹倒地的全是坏人，尖叫哭泣的人质则个个无恙——你要留存的和要打倒的不仅绑在一起难以分割，更进一步说，那个狂欢节里快乐、自由、智慧的人，和阿q般在现实生活中猥琐、懦弱、愚昧的人，极可能就是同一个。我们从来就只有一组“人民”。
这大致便是果戈理那一本人人喊打（当然沙皇的一干御用知识分子不在此列，他们热烈欢迎果戈理的驾机起义来归）、时至今天连以赛亚·柏林都还“他至死都是个反动派”一句话打死的《与友人书简选》的来历。这是果戈理诚挚纯洁的倾城之恋，为一朵花，一朵他看到过但其实不真的存在于现实的俄罗斯之花，毁掉了他整个人生，整个他这样天才书写者的其他可能世界。
果戈理不晓得，他所见过而且年轻时就拿在手中的这朵花，其原生地并不是俄罗斯，或者说不是俄罗斯才有，它开放在巴赫金说的第二个世界，是遍在的、俯拾有的，地球上每一处角落、每一个直接和大自然打交道的大地之上都是一片这样的花海如梦。
果戈理之死及其他
一八五二年果戈理死去，那是个怎样的时间、怎样的年头？
一八四八年是个很好的时间参照点。这个历史上著名的革命年份，对西欧来说尽管结局令人感伤，但不失为令人兴奋且从此被人记住的一年。但对俄罗斯不然，俄罗斯的革命一八四八年，如以赛亚·柏林指出的，要迟至一九〇五年才发生，政治和社会的时间表慢了半世纪。一八四八年当时，沙皇尼古拉极度忧心革命浪潮向东扑来，他迅速出兵荡平波兰革命，在国境西边筑起防波铁墙，并在国中全面抓紧，俄罗斯的思想和言论在这一年正式进入黑暗甬道，是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五年著名的“七年长夜”的入口。
帮果戈理凿开七窍那两位思想导师，大他约十岁的普希金已于一八三七年死于决斗，把《死魂灵》的书写题材以遗志的神圣形式留给他；还小他一两岁的别林斯基，在痛责他“提倡皮鞭的教士、宣扬无知的使徒、捍卫蒙昧主义和黑暗反动的斗士，鞑靼生活方式的辩护士”“俄国的得救，不在神秘主义、不在唯美主义，也不在虔诚信教，而在教育、文明与人性文化的成就里。她需要的不是讲道（她已经听太多），不是祈祷（她已经咕哝太多），而是在人民心中唤起久已埋失于泥沼与污秽中的人性尊严意识。她需要法律与权利——不是教会提倡的，而是合乎常识与正义的法律与权利”之后，也在一八四八这一年病故，有打了就跑的味道。
有趣的是，日后回归东正教、亦有保守反动之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之所以遭到逮捕并在枪决行刑那一刻才获赦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因为他在聚会时朗读了别林斯基对果戈理的这篇抨击文字；另一位小说家屠格涅夫，最西欧最自由主义也最文学的，反倒因为悲痛果戈理的死亡（“他在我们心目中，是超过了作家地位之上的人物。他是一位于我们有所启示的人……也许你会认为我说这些话，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夸张吧。不过，这种感觉唯有俄罗斯人才能领会得到”），在报纸上写了篇悼念文章，被沙皇亲自下令逮捕，关了整整一个月。
是不是？在某种历史时刻，人心多么错乱，思想多么错乱，真实的世界又多么暧昧难言，小说的书写于是多危险、多不可测如命运。
回过头来说，像果戈理这样天才的、准素人的、来自民间第二个世界的小说家，置身在这样一种时代、一种思想光景，不这样又能怎样？他总得从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的那个欢快世界走出来，自觉地、概念地、思想地继续写下去不是吗？
墓石已朽，果戈理的悲剧人生早成定局不可翻动，但后来的契诃夫也许可以提供我们慰藉的、不宿命的想象——和果戈理一样狂欢路数的契诃夫，书写于后一八四八俄罗斯更森严、更狂暴、更接近革命的现实世界，但他抵住了彼时种种思想的攻击，也忍住了彼时种种思想的诱惑，像个小说家那样直挺挺地写下去。契诃夫也早逝，但那是因为长年的肺病、是早年贫穷和辛苦书写挣钱的后遗症。
米兰·昆德拉再三坚持，有些事只有小说做得到，要小说的书写者把笔集志于此。这其实也等于说是，有些事是小说做不到也不该做的，像果戈理《死魂灵》第一部写成后那十年所追逐的。
可惜这些话没人来得及讲给果戈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