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康卡近乡夜话》（eveningsonafarmneardikanka）是尼古拉·果戈理最早的小说。一八三二年，也就是他年轻得一塌糊涂的二十三岁之时，果戈理出版了《夜话》这部处女作；再两年，也就是一八三四年他仍只二十五岁时，他又写成了《续篇》（即《密尔格拉得》）一书——我们读小说时一定得记住这两个书写时间，时间带给我们最大、最独特的惊喜。
所谓的二十三岁和二十五岁我们较容易懂，大致上那是每个人由狂暴的、唯我的、身体里奇特激情操控的青春时光才刚挣脱出来，开始面对社会乃至于广大陌生世界的临界年岁，心很大，想做的事野马般特多，可是有点空荡荡的，具体的、硬碰硬的经验材料跟不上来，犹能天使般飞翔，但很难如受咒诅般埋头土地里艰苦流汗耕作。因此就书写一事来说，是比较合适写诗的年纪，至于小说，一般只能是尝试、努力“写得像”的才开笔时日；而西元纪年的一八三二或一八三四又是什么呢，就彼时所有有志写小说的俄国人而言？简单讲，日后如e.m.福斯特乃至于所有写小说读小说之人所浩叹那一大群“人类历史上最会写小说的俄国人”还没出现，广大的俄国仍沉睡着、冰封着，保持未开发的沃土模样，西欧的人们如火如荼在做在想的那些事，才刚曙光一线般进入少数踮脚西望的旧俄知识分子眼里——这是小说的双重苏醒时刻，不论就果戈理本人的书写，或就俄国的书写，理应都是生嫩、幼稚、牙牙学语的初级阶段，可《夜话》及其《续篇》这两本小说所显示的却完完全全不这么回事，仿佛谁把时间搞错了，要不，就一定是时间这个亘古恶魔又捉弄了我们一个恶意的玩笑。
即便我们不顾一切地只从我们二十一世纪已是小说书写夕阳倾颓时刻的标准和规格来看，果戈理的《夜话》及其《续篇》仍是惊人的。尤其它们奇异的世故，又奇异的技艺流畅圆熟这两点，既自由地穿梭于各种年岁、各种高矮胖瘦贤智愚庸的不同人心之中，又毫无滞碍毫无犹豫地往复于现实和幻想，就像书中《圣诞节前夜》里那个“长得像德国人”的魔鬼，毫无困难地就这么出现，毫无困难地就飞上天，还伸手把个像大饼般烫手的月亮给偷摘下来揣入怀里，带来好一场风雪——我们晓得，对人的世故理解和书写技艺的圆熟这两者，都不是靠聪明、靠天赐才华一步到位的，这是小说书写一事最迟重最不侥幸的部分。一句话，它们需要时间、足够长的时间来缓缓煨熟，因此，它们怎么会就这样出现在一八三二、一八三四年的俄国的二十三、二十五岁小小年纪果戈理身上？
整整快两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断看到有着两百年时间优势的当代小说书写者，犹在为处理幻想和现实的联结伤透脑筋，犹费尽气力才让小说中某物笨重得快掉下来地飞上天空（如卡通科学小飞侠的歌词：“在那天空边缘拼命地飞翔。”），而且，借助了这么多其他学科如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云云，又手术刀般可以毫无任何道德和美学顾忌地切割肢解人性，却除了喃喃自剖之外对同样是人的他者仍一片茫然。对比于《夜话》及其《续篇》，真的很难不让我们油然生出白活了、白写了这两百年的沮丧之感。
无论如何，尼古拉·果戈理的小说书写人生就是这么个开始，如同在冰封的大地、未解冻的季节忽然开出一朵奇异的花。太过奇异的美丽和欣然，总带着不祥。
寻找美丽俄罗斯的骗子之旅
结局先说，尼古拉·果戈理的确有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书写人生，美丽而且快乐的开始，却悲惨绝望的死亡。最后，他仅仅活了四十三岁而已，留下了一堆疑问和误解一直到今天依然纠结盘绕，仍不易说清楚，还有一本没写完或者说无力写完的奇怪长篇小说，那就是一般人所熟知或仅仅知道的《死魂灵》。果戈理的过早死亡，不像普希金般冤枉死于一次决斗，也不像契诃夫般不幸死于肺病，他的死亡有自找的意味，是书写的灯尽油枯情况下的文学之死，因此，说死亡不当打断了《死魂灵》一书的完成是不恰当的，比较正确的想法应该是顺序因果倒过来：是这本书不祥地召来死亡，这本书以某种不寻常的方式害死了这个曾经如此快乐、如此笔下满满是笑声的灿烂书写者。
事实上，《死魂灵》这本书，依我们对果戈理书写企图的了解，不仅完成不到一半，而且果戈理真正打算要写的那部分根本就还没出现。但奇怪的是，如此不完整的、可以说只写了序曲部分的一本书居然不妨碍它成为小说史上的经典之作，可见果戈理的厉害；而更奇怪的是，如果上天假年真的让果戈理顺利写下去写出来，最可能的结果将是，《死魂灵》会被他毁掉而成为一本可笑的书，只能扔进米兰·昆德拉所说“遗忘的坟场”。每一个读了《死魂灵》以遗稿方式拼凑起来的第二部分（真的第二部分原稿被果戈理自己一把火烧掉了，就在他死前十天）的人，很难不这么合理地想；而读过他“晚年”自述思想那本声名狼藉《与友人书简选》（selectedpassagesfromcorrespondencewithfriends）一书的人，那更是连怀疑都不必了。
这里，有个简单的错误印象非得先解决不可，那就是《死魂灵》这个直译书名所带来的不当阴森幽黯意象——魂灵，或灵魂，原来在俄语中和“农奴”同音因此通用，上千年农奴制度下来已自然到完全重合无需联想做文章。果戈理用为书名，不能说没有顺带的、不费力的隐喻，就像赫尔岑读后所说的：“果戈理感觉到——其他许多人也同他一起感觉到——在死魂灵的背后有许多活魂灵。”但这些沉重的东西是稍后的衍生之物，原来在果戈理笔下它就直通通只是“已死的农奴”而已，具体的、轻快的，甚至还是戏谑的，是小说主人翁那位满脑子想发财、想跻身上流地主阶层的乞乞科夫一个狡诈且异想天开的点子。乞乞科夫想到当时俄国七年才重新整理一次而且行政作业怠惰疏漏的农奴制，总有一大堆已经死去的农奴不得不仍活在官方纪录里好一段时间，原来的地主也只能照缴税金规费极不划算，于是，乞乞科夫决定大量收购这些死农奴（不管他是自然的或不自然的死亡）。在他极合逻辑的想象中，这些仍得为已死的、没劳动力农奴付钱的地主一定很乐意以不拿白不拿的极低价钱或甚至扔烫手山芋般免费转送给他，而他可以拿这些介于存在和不存在的大批农奴去抵押金钱，去据此购买土地当地主云云（乞乞科夫连土地都看好了）。任何有小说书写经验的人听到这里就晓得怎么回事了不是吗？长篇小说所需要的一趟旅程已铺设妥当，在眼前无尽地展开，接下来便是一身光鲜（骗子的必要行头）的乞乞科夫如何一个仆从、一名车夫、一辆漂亮舒服马车走遍广大而且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老俄国。一八三六年当时的果戈理自己所看到的正是这样充满潜能、充满可能性和想象力只欠一写的振奋光景。他在给友人茹科夫斯基的信里面说：“我已着手写在彼得堡就已经开笔的《死魂灵》了。我重新改写了全部写好的东西，更仔细地考虑了整个计划，现在我像写编年史一样平平静静地写着……这该是一个多么重大、多么具有独特性的题目啊！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人！整个俄国将在其中出现！”
整个俄国将在其中出现——这么一趟漫长的、一定会有惊人大事发生的旅程，我们如果理解长篇小说的书写本质的话，一定知道非得有某一个相衬的巨大悲剧才能收得了场，不在小说自身内容里，那也会出现在小说外；而如果我们更知道彼时已蓄满风雷、一触即发的沙皇俄国现实景况的话，更会知道这是叶公好龙式的召唤，会叫出来吓坏你的可怕东西。果戈理不愿乞乞科夫这趟带着罪愆印记的旅程以悲剧告终，不愿叫出来的俄国丑恶骇人，一定要僭越过自己所能有的小说书写者身份伸手拯救它，更硬要让现身的俄国美好无匹而且神圣，于是这个巨大的悲剧遂只有转嫁回他自己身上一途了。
四十三岁就死，而且系在心智狂乱又绝望的极不堪状况下孤独死于修道院里，还从此带着反动保守的过街老鼠恶名离开，一辈子最想写还为它死的小说付诸一炬。从任何看得到的真实景象来说，果戈理的这场人生悲剧是明白到全无任何一丝疑义。但真正的悲剧在哪里呢？是文学成就吗？即使破碎如《死魂灵》，不仍然是堪称不朽的公认巨著吗？还是只因为死得早，既没能像正常人活足正常岁数又可惜没能让他把书写才华给全部释放出来？或更单纯只是小说家以外那一团历史恶名？可这方面除了太简化太理所当然的黑白二分，基本上并非冤屈，后来的果戈理的确倒向了老俄国的宗法制、东正教、农奴制以及沙皇至高无上统治的维护，这是他自己一八四七年著名的《与友人书简选》所白纸黑字写的，也是到他最后一刻犹认真相信的，否则他人之将死的《死魂灵》第二部分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模样，这么的拙劣、死板而且一脸天真的笨相，和第一部分的原果戈理式敏锐、世故、幽默灵动，完全断裂开来像两个人写的一样。
我们这么说吧，每一个书写者身体里都有两枚滴答作响的时钟，有两样如春花如朝露的必然留不住的东西，一是生命本身，一是创作力，端看哪个先跑到终点而已（也许正因为这样，书写者总显得比一般人要脆弱，尽管理论上他们应该比较会想事情，比较有所谓的智慧，比我们多洞悉某些东西，但他们硬是多出来一种死亡，多一个致命之处）。我们很难说哪个先找上门来比较糟糕。而果戈理的情况却是，他只活四十三岁，但三十三岁写完《死魂灵》第一部分之后就再没写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了，创作力仿佛提早十年就先一步离他而去，因此非常划不来的。他就连早逝者仅有的那种流星划破天际、不许人间见白头的戛然美丽死亡都没能得到。而且更加划不来的是，在这宛如身陷泥淖的整整十年时间，果戈理没怠惰没荒唐更没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恣意浪掷身体透支生命，相反的，这是他最用功最苦苦思索还屡仆屡起的十年，他拼了命（这个说法对果戈理全无一分一毫夸张）召唤那个他仿佛瞥见曙光一角、令他两眼发亮发直的一整个美丽俄国，但这个看似伸手可及的想象俄国既像幻觉，却又千钧万钧般彻彻底底压垮了他。
创作大神果然是难以取悦的，遑论驯服操控。
只写到三十三岁为止？这岂不是也意味着，果戈理所有可以传世的作品，包括先后两卷的《夜话》及其《续篇》，包括由《狂人日记》《鼻子》《涅瓦大街》《外套》等短篇集成的《彼得堡故事》一书（没错，光是这本书就差不多够构成一个鲁迅），包括《钦差大臣》这出不弱于《死魂灵》的代表剧作，当然还包括《死魂灵》的第一部分，也是只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而且是他比较年轻、理应不成熟未达创作高原期的十年时间完成，这两种天堂与地狱的十年又如何可能这样比邻而且连续？
因此不是死得早，相反的，冷酷些来说甚至该讲晚死了整整十年。今天，如果要重新描述果戈理的特殊人生悲剧，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何以这么一个快乐的人会变得如此阴暗？幽默会变成笨拙？世故会逆转为天真？那么充沛如泉好像自己会冒出来的创作力量会一夕枯竭？所有这些果戈理的本质性东西一直到《死魂灵》第一部分都还好端端在着，毫无消失的迹象，但却在他最需要它们也最认真砥砺它们时蒸发不见了，这不仅奇怪，而且不公平，这个夺走他全部的恶魔究竟是谁？
我们得努力描述对问题，才有机会得着比较对的答案。
简单的答案是思想，某种吸引他却和他书写创作本质相斥的思想。对自己的创作太谦卑又对变动中俄罗斯祖国太热切太有责任感的果戈理忽略了某个常识性的事实，那就是好东西和好东西不见得相容，善和善的征战照样打起来头破血流残酷无匹；而且有些致命性的排斥作用更不是靠人的善念、靠人的认真不悔就可以解消的，所有做过输血和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都晓得这个abc。
而小说写者本来是最懂此事的人，他们本来就是处理善与恶，乃至于善与善边际暧昧事物的人。
这一切我们该从哪里切入从何说起呢？古老的笨方法，当一切纠成一团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开时，我们就从头来，从头想起。
来自第二个世界的小说
《夜话》及其《续篇》的出现如天外飞来，别林斯基（那一代俄国最正直也最进步的评论者）正确地感觉到它们的不寻常，而不仅仅是好而已。但别林斯基一时还无法讲清楚，只能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伸手去指：“习惯于马尔林斯基小说的语调和风格的俄国读者，不知道该怎么来看果戈理的《夜话》，这是一个崭新的创作世界，过去根本没有人料想到它可能出现。”请注意别林斯基的用词，他说的不是一本书一部小说，而是“一个崭新的创作世界”，他隐约察觉出这里有根本性的不同，《夜话》及其《续篇》不只果戈理个人之力，而是既由一个他不知道的异质世界所撑起，又极可能从此打开甚至把这个新世界带进来。这是别林斯基最敏锐也讲得最好的部分。
感受是正确的，但我们仍然得说，别林斯基的解说以及他对此的真正理解却对不到一半。这的确是一个崭新的创作世界，但极可能远比别林斯基认知的还要更新更远，只因为它并不是依循着现代小说这条偏知识性、文学专业性的坦坦大路而来，它不是某种突破、某种尝试或者创新，毋宁更像某种“引进”，也因此从现代小说的知识位置看它，会显得如此全无发展征兆无可预测，而且一出现就已经是“完成品”；但它其实也是最古老的，它的真正书写奥秘（从最核心的看世界位置到最末端的述说语调）根源于早现代小说千百年之久而且始终相对于正统文学自成一系的民间说故事传统。现代小说为它所做的其实并没想象的多，基本上只赋予它一部分的表现形式并用文字书写从而把它给吸纳进来而已。其中最大也最重要的改变是，原来那些因为不够传奇、不够戏剧性、不够英雄将相云云因此不足以构成完整故事，从而只能散落地以街语巷谈、以俗语俗谚和民间掌故等“半成品”形式保存下来的东西，因为尤其合适于现代小说的独特关怀（下层社会的发现和意义的思索云云），得以释放出过去被民间故事所摒弃所闲置禁锢的潜力，上浮到正式的书写台面来。日后，正是这个部分开发得最剧烈亦最持续，成为现代小说和古老民间故事的接壤流通之地，成为这两个王国的最繁荣转运站，既开拓了（或说补充了）现代小说消耗甚快的书写土地和原料，也回头丰富了一部分民间故事的形貌。
果戈理的《夜话》及《续篇》，不论从故事的基本形式、说故事的方式和其滑稽狂欢的语调，乃至于那种特有的既是实体人物又面具性、脸谱性素朴类化倾向的人物造型，基本上仍都属于素人性甚至匿名说故事人的民间故事（所以这两本书原来标示的作者不是小说家尼古拉·果戈理，而是有了相当年纪的红头发养蜂人潘柯），但却是现代小说侵入后那种有着丰硕新形貌的老民间故事。除了更多小人小物而外，比起原来那种高速运行纵跳于戏剧情节的民间故事，多了停逗，多了特写和思索，从而也多了层次，多了些人文性的肌理血肉，还有更物理性的，故事变长变厚了。
别林斯基的惊异很可惜并没真正带给他视角的转移，他仍回到现代小说的位置和线索来看果戈理的《夜话》，倾向于把它的民间性局限于素材和背景，一方面热切地从某种意有所指的“进步性”去理解（小说书写的拓展或知识分子向下扎根的特殊关怀云云），另一方面也只能把它广大的民间特质窄化、特殊化、固着化、地域化于小说所在的乌克兰一地，充其量只援引政治疆界延伸到所谓的俄国民间，因此遂隐隐召唤着国族主义。从日后果戈理的书写发展、变化和自我期许来看，这两种诠释既“指导”了对别林斯基甚为信服的果戈理，最终也害惨了他。一直要等整整一百年后的巴赫金这个人出现，这才清清楚楚把民间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思维传统分开对立起来，指出来它自身独立且平行于后者的不同观看世界方式、运行方式和叙述表现方式（“它们显示的完全是另一种，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地看待世界、人与人关系的观点；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很遗憾，巴赫金来晚了一百年，否则也许救得了果戈理。
这事提醒我们，思想这东西并不总站在历史的最前端，这只是普遍的错觉，因为它谨慎的、合理的、言之有据的好习惯让它持重保守（当然相对于更笨或更重的权力结构和流俗意见，它可以显得新鲜尖锐）。即便在像别林斯基这样已经是彼时最进步最前瞻且以此高度自觉的思想者身上，有时它还会落后了一百年之久，得再认真想个一百年时间才看得懂说得清此时此刻发生的事。它的配备、排场和思考方式及其习惯皆不允许它成为发现者。
有关民间故事、民间文化的实体性、地域性特质所隐藏而且通常就会让人不偏不倚一头栽进去的民粹性国族主义陷阱，正是日后果戈理悲剧的核心；更糟糕的是，这个陷阱直到我们今天还在那里，维修它等猎物上门的人远比想好心拆除它的人多，而且多很多。由此，果戈理一人的悲剧遂有着普遍性，也依然有启示性甚或迫切性，和此时此刻的你我关系深浓，所以值得我们再往下追究下去。
用实物画出来的小说
别林斯基的另一感慨则准确得不得了，他说果戈理的这些故事不是说出来的，而是“画出来”的，如同让－雅克·卢梭讲过，对眼睛说故事远比对耳朵说故事强。
这无关乎所谓文字书写技艺精湛灵巧什么的，不是文字的好坏精粗程度之辨，而是根本性的不同。果戈理的文字所使用到所显现的全是实体，整个世界全由实体所构成，包括他穿透实人实物要讲某些概念、情感、况味和氛围风景之时，依然用实体来表述，因此，所有的东西，包括抽象的、原本不可能具有形体的东西都是有表情的，都确确实实牢牢靠靠地存在，就连罪恶和魔鬼都是这样。果戈理对着我们的眼睛画出故事，可我们得到的并非一幅静态的图画，而是博尔赫斯说的那样，是经验，确确实实的经验，像过街邂逅一名女士谈了一场恋爱那样如假包换的实在经验。这种全由实体构成的世界提供的不是幻觉，不是二维的拟真图画，你像是可以一整个人进入其中，一整个人带着身体、带着全部感官包括嗅觉、触觉进去，而不仅仅是理智、情感和想象而已。画那种拟真的、工笔的静物画是日后那些让人昏昏欲睡的自然主义小说家，果戈理不描摹实物，他直接提供实物。
这里，我们来看果戈理怎么讲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这两个忽然闹起别扭、吵了场地老天荒大架的好邻居好朋友，这只是其中一小段：“伊凡·伊凡诺维奇具有说话娓娓动听的非凡天赋。老天爷，他真会说话啊！你听他说话时的感觉，就像有人替你捉头上的虱子，或有人轻轻地挠你脚后跟时那么舒服。你听着，听着——就会全身无力，好舒服啊！舒服极了！就像洗完澡睡一觉一样。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和他相反，沉默寡言。可是，只要他硬邦邦地甩出一两句话，就够你受的。他的话比任何剃刀都要锋利。伊凡·伊凡诺维奇长得又高又瘦，伊凡·尼基福罗维奇的个头比他矮些，可是臃肿横阔，膀大腰圆。伊凡·伊凡诺维奇的脑袋瓜像一只尖头向下的萝卜，伊凡·尼基福罗维奇的脑袋瓜却像一只尖头朝上的萝卜——”
骂人的话通常是民间最响亮、最生动、最推陈出新源源不绝的部分，它的创造力系由憎恶乃至于恨不得用话语骂死他的过度期盼所推动，也因此人学会异乡的语言往往从骂人的话开始。这是赶集的风骚胖妇人雨点般泼洒向盯住她美丽继女的一群年轻小伙子流畅溜滑话语，一气呵成：“吃东西噎死你这个不中用的奸夫！让你爸爸的脑袋给瓦罐撞个稀巴烂！叫他走在冰上狠狠滑一跤，该死的不信基督的人！叫他死了到阴间去，鬼烧掉他的胡子！”——其实，这里讲的不过是“去死”和“×你爸”而已，我们欣赏的是它的实物版、创意版和威力加强版。
讲女孩之美也没虚字眼：“我想，你们恐怕从来没见过长这么美的美人儿哩。我的太姑婆说过（你们自己也知道，不怕玷辱你们的耳朵），女人宁愿跟魔鬼接吻，也不愿意讲别的哪一个姑娘长得如何美丽。这个哥萨克姑娘丰满的脸颊娇嫩鲜艳，活像一朵沾着早晨露水、正展着瓣吐着蕊的淡粉红色罂粟花，在刚升的太阳面前搔首弄姿，那才光彩照人呢。那两条黑黑的蛾眉，像两条现在姑娘们从挑着担子穿村走巷的大俄罗斯货郎手里买来的、用来穿十字架和古钱项饰的黑绒线，那么匀称地舞曲着，仿佛正在凝视着那一对明亮的眸子似的……咳，我要是见到这样的姑娘不去热烈地吻她一下，就让老天爷惩罚我，不再让我在唱诗班里唱哈里路亚。尽管我脑门上的短发已经染上白霜，我那老婆子总是像眼睛里的一块白内障似的盯着我。”就算到了皇宫里，面对的是尊贵如神的叶卡捷琳娜女皇陛下，也还是这样，实物之前人人平等：“‘我的天啊，多好的装饰啊！’他（铁匠伐库拉）把鞋子拿在手里，快乐地喊道：‘陛下！您那双脚穿上这样一双鞋，再在冰上滑起冰来，您那双脚会有多美啊！我想，至少会像是用纯白糖做成的。’”
再来是偷情，滑稽而且扎实：“‘看，这是给您的礼物，阿发纳西·伊凡诺维奇！’她一边说，一边把几只罐儿放桌子上，装模作样把她那似乎并非故意解开的短上衣扣上，‘一些甜馅饺子，凝乳面卷，面疙瘩，油煎饼，馅儿饼！’／‘我敢打赌，这准是夏娃家族的那双最灵巧的手做的！’神甫儿子说，一只手拿起一张馅儿饼，另外一只手拿起一张油煎饼，‘可是，哈芙隆尼雅·尼基福罗夫娜，我的这颗心可是渴望从您那儿吃到比这所有油煎饼、馅儿饼更甜蜜的东西啊。’／‘我就不知道了，您还想吃些什么东西，阿发纳西·伊凡诺维奇！’这粗壮的美人儿假装不懂地回答。／‘那还用说，是您的爱情啊，我美丽绝伦的哈芙隆尼雅·尼基福罗夫娜！’神甫儿子低声说道，一只手拿起一只甜馅饺子，另外一只手搂住她那粗壮的身子。／‘天知道您都胡想些什么，阿发纳西·伊凡诺维奇！’赫芙拉说，羞答答地把眼睑低垂下去，‘哎呀，说不定您还想亲我呢！’”
应该够了，但我们何妨再多看一段，是那个在基督教义中理应没太具体造型的魔鬼，当他出现在果戈理的民间，是这种经过和样子：“如果索罗庆采的那位陪审官——他头戴羊羔皮帽圈的枪骑兵式帽子，身穿黑羊皮里子的深蓝色皮袄，手里挥着他通常用来催促马车夫的像魔鬼所编的鞭子——这时候坐着三匹马拉的雪橇打这儿经过的话，那他一定会瞧见这妖精的，因为世上没有一个妖精能够逃得过索罗庆采的这位陪审官的眼睛。他能够屈指数出每一个农妇家里的猪生了几口小猪，知道她的箱子里藏着几匹亚麻布，她的男人每逢星期天都要拿她的什么衣服和物件到酒店里押酒喝……妖精这时候升到了那么高的地方，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在高空里隐约闪动着。可是只要是小黑点出现的地方，那儿的星星立刻就一颗一颗地消失了……忽然，另一边又出现了另一个小黑点，接着变得愈来愈大，伸展开来，已经不再是一个黑点了。眼睛近视的人，哪怕是把专员老爷马车上的车轮当眼镜架在鼻梁上，也辨别不了这是个什么东西。从前面看，这是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一张狭长的脸，不断地转来转去，碰到什么东西都要嗅一嗅，就像我们的那些个猪的脸似的，顶上拱起一个圆圆的鼻尖；两条腿又细又长，如果亚列斯科夫村的村长有两条这样的腿的话，那么，他一开始跳哥萨克舞，就一定会把它们扭断的。不过从背后看，他倒是一个穿制服的真正的省法院监察官，因为他的屁股上翘起一条尾巴，那么尖又那么长，活像是现在的制服的后襟。只是根据他脸上留着的那绺山羊胡子，他脑袋上耸起的那两个小小的犄角，他整个儿不比打扫烟囱的人白一些的那些情况，才可以推想到他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省法院监察官，而只不过是一个魔鬼。”
就是这样，都是实体，不管说的是人或魔鬼，是美是爱情是某种冰山一样隐藏着的心性念头，都有具体可见的实物来表达它、指称它和譬喻它，这真是个朗朗乾坤历历分明的世界。
非国族性的小说
这样的说故事方式，其实正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世界太新，很多东西还没有名字，必须伸手指头去指。”——尽管虱子、萝卜、黑绒线、白内障、甜馅饺子、油煎饼、陪审官、马车车轮以及德国人云云，全都已命了名，但重点不是名称，而是那些你知我知的实体，说故事的人手指着它，我们闻声跟着转头看向它，我们就晓得他讲的了。
但有个一定躲不掉的问题来了。此种近取乎身的熟稔实物构成及沟通方式，一旦像果戈理小说般化为白纸黑字运送出来，到远方甚或更远的未来比方说今天我们这些不在场的读小说之人眼前，那又会发生什么事？反而密码化了？活生生的讯息被封存到我们没见过的、无法想象其模样的陌生实物里出不来了会不会？
简单的答案是不会。这里，有个抵触着我们常识性错觉的基本前提，或可以就讲是基本事实，那就是人在生活第一现场所面对、所操持、所发明制造出来的种种实物，其实相同相似的程度远远比相异的多，多到会让人屡屡吓一跳的地步，以至于那些相异的部分只如小水洼般伸脚就可跨过。我们看着太阳月亮升起落下，我们采集、猎捕、种植并储藏维生的食物，我们切割它、烹煮它，并吃下它吸收它排泄它，我们抵御风霜雨雪，我们劳动、休憩、睡眠，我们结合、生育并抚养后代等等等等。列维－斯特劳斯正确地告诉我们，大自然会的招数其实并不多，不同纬度不同高度或地形之处说穿了也仍然大同小异而已，也因此人们用以应对它所需的实物亦大同小异而已，以至于我们生活第一现场的人造实物，像房屋、衣服、家具、食物，乃至于求偶谈恋爱的程序招数根本找不出也无需真的去追问究竟是哪个地方哪个聪明人率先发明出来，宁可假托给某个神话人物或干脆赖给鬼神不是？而且还像安贝托·艾柯所说，如针线刀匙等是一发明出来就完美无需改良。真正让人分离、沟通困难的不是这些实物，而是生于人心的抽象概念，那才是咫尺天涯最难懂也最容易弄错弄拧而且一直还在变的东西，即使是家人、邻居或同一个城市大家都一住几十年的人。
其实看结果就一清二楚了：作为一个小说读者，有着时间阻隔而且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堂吉诃德》、来自阿拉伯世界的《一千零一夜》和来自爱琴海的《奥德赛》，远比近在手边甚至本土制造的现代主义小说乃至于那种除了作者自己灵魂空荡荡一无异质实物的小说好读好懂，事实上它们还能化为童话，再没比这个更明白的佐证了不是吗？意思是说连记忆档案中存物不多的儿童都不构成困扰——你真相信现在将来会有哪家疯了的父母亲念法国新小说给临睡的小孩听吗？
这就是本雅明所说的共同面对同一个大自然、是席勒所说的素朴诗的时代（知识分子的席勒暗示着它的失落，如巴别塔故事），在这里，人们所讲所听的民间故事，仿佛共用着同一个“自然语言”，彼此不知却说着惊人相似甚或雷同的故事，就像他们各自制成并使用相似雷同的房屋、家具、衣服乃至于杯盘刀匙生活什物一般，以此形成人们全体所共有的“故事之海”，也就是巴赫金指出的那一个“第二个世界”。
稍稍进一步的回答是，当这样一堆来自异乡的实物经由小说和故事的运送琳琅摊在我们面前，最醒目、最第一时间跳入我们眼睛里的，总是其中那些个形状、色泽、名称最特殊最陌生的，相反的，愈熟悉则愈透明愈容易视而不见。这种眼睛会率先被异质事物给抓住的现象，是某种生物性本能（对各种生存威胁的警觉云云），也正是人认识和学习的途径，原是好的、自然的，但容易夸张了一个错觉，那就是果戈理这样的小说，或民间故事，通常会因此被高度地域化，成为举世滔滔某一地某一乡某一国所独有，而掩盖了它部分“露出”的在地异物底下的真正普世性本质——至于一乡一镇的在地性究竟如何跳到整国的政治疆域所独有，如何忽然从明明限于乌克兰当地，却跑到那么一整个俄罗斯去（很明显的，不论就距离、就地形气候、就基本生活方式云云，它离比方说中国新疆都远比同属俄国的海参崴或库页岛近），那就只能说是某种国族意志的不当展现和篡夺了。
这样由生活自然疆域偷渡成政治人造疆域的效应，复通过某种不正确的比较得到进一步地强化——这个常见的错误，几无例外地出现在跨国族的大剌剌比较里，尤其像彼时俄国那样处于相对落后位置、整个国家转头看向西欧（定都彼得堡正是这个转头动作，使彼得堡成为一只不寐的西望眼睛）学习一切的追赶中国家，你不仅可预言，而且细心些敏锐些你简直能铁口断言它何时一定出现，如同宿命。通常，它很快会发生于这个学习一定会遭遇到的挫折时刻，毕竟这种跨国性甚或别人什么都对都好的全面横向移植，其核心本来就是国族主义的（要本国进步富强云云），带着某种迫不及待的屈辱和压抑，恰恰就是国族主义的培养皿加压锅；而且，它又总是裂解着自身的社会，让上流阶层少数有钱有闲又有能力可以读西欧书籍、到西欧各国游学度假洗温泉、在宴会里用法文交谈讲黑格尔的人独占知识和权力，招引了一堆望风追逐的幸进假货，有一张虚伪难看的脸。因此，一旦跨国性的相斥真相显露出来包不住火了，便是国族主义和广大下层社会联手反扑的时刻。这时，我们所说这个错误的比较便以某种惊喜、甜蜜、深刻世故的姿态被“发现”，那就是本国原有的、长期被忽视、被弃如敝屣的所谓民间智慧及其成果。相对于那些苍白的、凭空议论夸夸其谈的、只存在少数四体不勤者脑袋的外国货，原来我们自身的本质如此生动、绵密、务实而且宽广沉厚如大地，而且相对于他们已积敝难返的倾颓无力，原来我们仍未遭污染仍活力勃勃。原来我们众里寻他不着的真正救赎就一直在我们脚下在我们手里原来这本质还不只我们自身的出路，甚至还是全人类未来希望之所在，是上天（不知道为什么）慷慨赋予我们的天命云云。一句话，接下来轮到我们了。
果戈理日后的一个重要错误便是这个。他在《死魂灵》前有一篇奇怪的小说《罗马》，摆明了以罗马这座欧洲的千古名城为西欧世界及其历史的象征，在夕晖荣光搭建成的华丽大架子底下，“那一座座倾斜的高塔和神奇的建筑，全都是现出破败的景象，而人们对此漠不关心。曾经繁华过的街道上发出一阵响亮的回声，一辆出租马车正驶近一家酒店，这家脏兮兮的酒店就在一幢雄伟的宫殿里。意大利身上穿的是乞丐的破衣烂衫，原来华贵的衣服只剩下一些污渍斑斑的碎片”。果戈理说，他在惶惑中感到冥冥之中有一只巨大的手，一只从天上安排人世间一切事物的巨大的手，经它的指点，人们悄无声息地倒下，化为一堆灰烬。泪光中，他回首东望想到故国，想找寻人民，深刻地认识自己的人民，“在这庄严的时刻，他对故国家园的破落也怀着容忍的态度，他仿佛看到了到处都有永恒生活的萌芽，永恒的创造者始终为世界准备的光辉前程的萌芽”。
很抱歉，即使在这么肃穆、感伤、如泪水涤尽一切理应只感动不说话的情境下，我们仍得说，这个比较仍是错的，打开始就离了谱的错。用巴赫金的概念来说，这是拿人家的“第一世界”种种和自身“第二世界”种种做不当比对并下不公平判决。果戈理明显跑错地方了，他应该到比方说西西里去，到两百年后今天还遍地都有的意大利一堆美丽的小乡小镇去，到那些种番茄种橄榄节瓜朝鲜蓟养猪养牛做起司奶酪做肉饺做面条做各色好吃酱汁还时时爆出爽朗笑声和吵架声以及又浑厚又高亮透明歌声的地方去。每一个国度都有它的生活第一现场，都有它人无遮无隐面对大自然的地方，都有它非官方非国家非概念知识系统的第二世界，都有它滑溜的方言、素朴智慧的俗谚和生动欢快的民间故事，也许彼时的意大利是少了个意大利的果戈理把这一切化为拿坡里近乡夜话白纸黑字印出来，但绝不意味着它没这些。要说上天是慷慨的，那祂老人家可远比你想的慷慨而且公允如败家子，并不是只有乌克兰你的家乡才有所谓的“人民”。
这个错误的比对，除了压抑的急切的国族主义神圣私心作祟之外，并非没其他误导的背景。我们仍借助巴赫金的概念来说，一方面这些生鲜的、和生活现场生活实物密密嵌合的民间文化，本身很难做概念性的提炼，或者说一经此提炼就走样了，就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于是它就像某些鲜嫩多汁易碎易烂的农产品如桑葚或各种小莓果一样，在地多到一钱不值只好喂猪，却运送不出来，你等待它呼唤它都不来，只能由你走向它；另一方面，正像巴赫金再再强调的，民间文化这东西很长时间如野花自开自落，第一世界的知识界很久很久以后才开始注意到它，因此，当你跨国瞻望时你看不到它的，一如很长一段时间的人类历史著述总只有帝王将相英雄美人的名姓和事迹，仿佛地球上的人口总数一直维持着百人千人的规模似的。民间文化尤其以故事逸闻的形式并非没有其流动传布，像本雅明指出的行商旅人乃至一度欧陆特有的旅行工匠制，只是一直不进入第一世界的意识和视野里。
别嘲笑果戈理，剀切地、郑重地知道他的错误即可，只因为看秋毫看材薪，诸如此类的错误我们两百年后的此时此地仍然层出不穷，仍没对这种民粹病毒完成免疫。举个例来说，今天很多心急台湾的人仍不时“惊喜地发现”，原来相对于平板乏味的“北京话”（这是个多少有故意成分的错误称谓），我们自己的福佬话多生动丰富优美流畅典雅朴实有智慧还上天入地云云，但这当然不是闽南语和北京话的真实比对，而只是正式语言和生活性俗语方言的比对。正确的、公平的、显现事情真相的比对方式是，你得花钱跑趟北京，去看去听作为一种生活语言的在地真正北京话，多么生动多么贫嘴多么牙尖齿利得气死人。没那个时间和金钱去北京也没关系，去书店买本比方说莫言的小说（尤其是早期的），那里用的是他高密鬼狐传说家乡的生活语言，看看它是不是也一样生动丰富优美酣畅典雅朴实有智慧还上天下地甚至尤有过之？愿意的话，你还可以拿本比方说郑清文或李乔（皆为台湾著名本省作家）的小说比较一下并恳请你别隐瞒老老实实告诉我们结果好吗？
从这个实例下去，我们接着要看的是《夜话》里所谓的民间智慧，本雅明所说“编织在故事里的教训便是智慧”的那种智慧——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更直接的词来理解它，那就是世故，也就是巴赫金所言人与人关系的观点和理解。这是民间生活里首要的大事之一，你得懂如何看人想人并和他们相处，并想办法把这些经验成果收存下来传递下去，因此总是它最擅长而且积累最丰硕的部分。
人情世故的小说
读前后这两本《夜话》，当我们真正浸泡其中仿佛置身两百年前的乌克兰，还真的会生出一个错觉，那就是你会逐渐相信，好像说故事的人真的不是果戈理，二十三岁或二十五岁的果戈理，而是如书里所言的那个老一点土一点的红头发养蜂人潘柯。
《夜话》的这些故事里，讲得生动淋漓的人是各种职业各种年龄的，并不限于果戈理自己那种年岁的谈恋爱男女；而且我们说，即便写到那种山歌对唱或月下幽会的年轻男女恋爱，呈现的也不是一般爱情故事场面那一刹那整个世界隐没、我眼里只有你你眼中只剩我的浓缩激情。《夜话》中的男孩女孩谈恋爱，紧接下来想的做的不是结合而是结婚，不是做爱而是生养小孩，因此再怎么夜半私语时分，他们身旁仍站着别人挤满了人，仍杵在一个火杂杂的大生活背景里面。这些，才这么点年纪的果戈理是怎么懂的？或我们换一个比较对的方式问，年纪轻轻的果戈理究竟从哪里“快速”学来的看会的？不可能是他的真实经验和自身直接生命经历，那种一点一滴从零开始、从头累积起的方式太慢了，时间的问题明显不对；要快速你通常得通过书本、通过某种概念萃取的方式，但书本里不会有这些，经由概念学得的“智慧”又完全是另一种形貌。果戈理非有所本不可，但他的“本”是什么？
在台湾，我们读小说之人长期对张爱玲又年轻（指她写那些小说的年纪）又世故人情的吊诡惊异，大致上也可以这么问。
我们建议从供给面来看也许比较视野宽广、比较容易接近答案；也就是我们不问寻宝人怎么找（这可能牵扯到太多可替换的个别性偶然），而直接问宝藏究竟何在——如果说如何看人想人并和人相处是民间生活的首要大事之一，那它就得把辛苦学来甚至支付惨痛教训代价得来的成果好好记住，并当田产房屋般传给下一代。不用文字不用书籍，或我们把时间正确地推远，没有文字没有书籍，人们除了一己的身体之外，大致上便只有语言可用，唯流体本质的、音波般暂存的语言如果要使用于记忆，那语言就得予以固化处理。我们前面所引用本雅明“编织在故事里的教训便是智慧”的说法，便生动地描述了固化语言（编织）以保存并传送记忆（教训／智慧）的此一过程。唯守财奴也似的、什么细碎可能有用东西都想办法捡拾起来、零乱堆放起来的民间习惯，编织成故事只是它井然有序的那部分仓库而已，它利用语言更彻底更无孔不入，编不进故事的，它用弹性更大的俗谚、掌故、歌谣韵文等照样可以保存；还有，更破碎更不规则更不成形的，它还可以收藏在话语的惯性句型句法乃至于声腔语调里——严格来说，这些每一种语言在长期使用中必定凝结成的特有的、固定的句法句型及搭配的声腔语调，并不直接收藏记忆成果本身，它真正保留的其实是某种思考途径，某种开放话语里前人所踩出来的可依循小径，在人的个别经验前提和普遍记忆结论这两端，既提示着必要线索，又给予了限定和保证。我们该视之为某种“间接性”的记忆保存和传送方式，就像童话寻宝故事里常见的，它不直接（其实是无法）讲出藏宝地点，它只一步一步指引你自己找到那里。
要说明一下的是，这样的语言编织固化处理并非只为着传送，事实上它在人当下的记忆过程便开始并起着重大作用。仔细想想，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不都自觉不自觉地先串组编织过才收得住记得牢吗？
这样，我们便差堪可以想象果戈理的“速成”——他绝非像后来左翼制式文学思维想象和主张的那样，进入并浸泡到乌克兰在地的民间生活第一现场直接“体验”，那样的话这两本《夜话》得等到五十岁他死后才写得出来；果戈理的主要学习方式是间接的，面对的其实是民间文化已特殊提炼编纂完成的成品，是已有结论而非纯净原始素材的东西，包括民间故事、诗歌民谣、俗谚掌故等等（需要进一步证据可参看他的非小说文章和书信，其实不必读内容，光看标题就知道他的吸收来源何在），以及更多的，当他化身为那个一把年纪的红发养蜂人，用潘柯的位置看世界看人并和他们相处，还用他的句型和语调表情说话。尤其是句型、语调表情的“模仿”，让果戈理真的变身为养蜂人，由此直接进入到一代代人们遗留于话语中的丰硕经验宝藏里，如同阿里巴巴以话语声音模仿大盗应声打开藏放赃物的洞窟大门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