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定居南方后决定去工厂打工。到2012年年底，我将在两家电子厂、一家音像带盒厂做普工的经历写下来后，发现有十几万字之多。这完全是意外收获。在我到达南方之前，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写下如此之多和打工有关的文字。
然而，我到工厂打工的举动却遭到了来自两个阶级的强烈质疑。
首先是来自中产阶级的嘲笑。他们对“打工”“打工仔”“打工文学”等凡和打工有关的词，都会撇嘴，并从鼻孔中喷出一声轻蔑的“哼”。他们有房、有车、有固定的社交圈，他们的孩子不屑参加中国高考，早已到国外学校，他们自己已经移民或正在移民，面对偌大中国，他们看不出有什么新花样值得留恋，他们的身体暂时滞留于此，而心思早已和这块土地距离遥远。无论他们对我多么热情、客气、礼貌，我都知道，他们并不是真的看得起我—我的全部资产不及他们户头的尾数，我亦非社会名流，他们和我在一起，不过是凑个人头一起玩，打发时间。到车间后我深刻地发现，我和那个流光溢彩同时又虚幻迷蒙的中产阶级世界那么遥远，我从来和他们都是两类人，而这一点，他们发现得比我更早，于是，我们在心里互相删除了对对方的关注，让所谓的“好友”，成为陌生人。
其次，是那些从打工者蜕变而来的精英。他们是真正的打工：离开家，背着行囊，被治安仔查暂住证，烂尾楼、榕树下、桥洞里、车间的水泥地上，他们都睡过。他们的手上有伤，心里有痛，眼里有泪。他们有工友，有老乡，有亲戚，有同龄人，他们从来都不是一个人，让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也从来都不仅限于一个。他们热烈，激情，冲动，不断为同类呼喊，被冠为“产业工人”代表，但他们的队伍，从来都不会认可我这样一个人，他们认为我去打工是客串，是演戏，在本质上，我并非他们的自家人。
于是，无论是我的打工经历，还是我写下的打工作品，都遭到来自两个阶级的赤裸裸质疑（而他们质询我的语调又是多么地一致）：你怎么想到要去打工？
我对自己生气，感到委屈，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凌辱—我完全可以坐在家里，写点大衣如何防虫蛀、马鲛鱼怎么煎、正午如何防晒，这样的话，没有任何人会来申斥和指责我，大家都会说我多么热爱生活，而我也会拥有更多的朋友。然而，我却自己拿着身份证，来到工厂门卫室，从窗口将证件递了进去。
是的，我并不是为了工资去打工，但我却是以打工者的真实身份去打工的。在进入车间之前，我对此中秘密一无所知。进入车间后，我和所有女工一样，有定额任务需要完成；如果我做得不好，一样要返工。没有任何人会照顾我，而我也因为这种不被照顾，看到了车间世界的真相。
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我是普工，坐在高脚凳上，从最基本的贴pass纸开始，装袋子、打黄胶、焊锡、装电子元件、使用砂轮机……这些活儿算不上重体力劳动，但重复多次后也会变得模样狰狞。在音像带盒厂，我是啤工118号。啤机二十四小时开机，啤工“两班倒”，除了中午吃饭的一小时，啤工每日工作十一个小时。在注塑车间，我坐在两台轰隆隆的啤机之间，用蘸了天那水的布擦模具，用钳子剪掉衣服架子上的凸起物，用吹风机将录像带盒边缘的披锋吹皱。当这些活计不停地重复时，我终于发现，汗不仅能从鼻尖流出，还可以从身体的各个部位流出。
我排队去打饭，吞咽下含混的饭菜，喝下看不清内容的汤，将胃填塞到鼓胀，可两个小时后，饥饿感仍会陡然变得强烈起来，让我意识到我所吃的食物多么没有油水；我将被褥搬进女生宿舍，惊诧地发现除了逼仄、肮脏、混乱外，宿舍的后门根本关不紧，夜晚冷风呼呼灌进来，厢式货车的轰隆声像从头顶压过，怎么都睡不着。
当我将这些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时，并非将个人看得格外重要，以至于向旁人讲述自己的经历，我感觉我所经历的，不仅仅代表是我一个人的遭遇和体验，也是我们整整一代人的遭遇和体验。我看见自己坐在注塑车间那个倒扣的塑料箱子上时，我的内心忍不住想要说点什么，就像要为某个画面提供一段画外音般，我想要说出我的注解。
我总是忍不住想要说点什么。从西北迁居东南，我突然遭遇来自心灵的巨大震颤：我从熟悉的游牧文化、绿洲农业文化场景，猛然空降到烟囱林立、工厂成片的场景中，好像一阵龙卷风将我突然吹起，投到我此前根本没有准备好的地方。一切在别人看来常态的事，都被我陌生的目光放大了好多倍，我所感受到的，全是差异和震惊。我不能对此有所抱怨，而这也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获得的一种新自由。
我想写的文字，不是和现实生活若即若离，而是深入到实际中，和人类面临的问题呼吸相通。我希望这些字和词，是来自深处的呼声，而非轻浅的呢喃；甚而有时，我希望自己的文字像文献资料那般，无需纠缠于词语本身的修饰，而首先成为一种见证。在我看来，如果我不能处于描述对象的王国之中、没有参与到那些具体的活动场景中，只是以接受者的身份、用被动的眼光去记录事物的外部印象，那我的情感和文字就是有隔膜的。如果扛着摄像机或举着照相机对准那些正在干活的女工，她们会浑身别扭得想逃到地缝里去。如果我和她们一样，要完成一天二十箱的任务，上厕所要在规定的次数之内，那她们面对我就是松弛的。
然而，某种尴尬是我所必须面对的：我过往的经验，让我愈发孤立于我的新环境—我来自“另一个陌生之地”。当我在南方说出新疆草原上牧人看到陌生人会将之待为上宾、拿出家里珍藏的好肉好酒来招待时，我看到的不仅是对方眼神中的惊讶，更有一种公开的嘲弄。这刀片般的眼神，令我心悸。我像从人类的原始状态中缓慢走出，还携带着婴儿的痴憨和愚笨，对人性之恶、之复杂、之残忍，毫无洞见能力，于是我的智商连同写作都遭到颠覆：一个如此思考问题的人，能写出怎样的作品？
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当我置身南方，回望新疆，我发现我已改变了几分。譬如，当我看到“大美新疆”这个词时，会感到异常别扭。这个词似乎是专门发明出来给那些“非新疆地区”的人看的。一个“美”，已经很武断；再被修饰为“大”，能完全代表新疆吗？到达南方后，我才发现，内地人对新疆非常陌生，这个距离，比起从深圳到乌鲁木齐的五千公里，更遥远。事实上，无论新疆的地貌还是历史、民俗民情，都比电视上、明信片上的更复杂，而这种复杂性，却被“美”这个词轻易取代。“美”本身是个很好的字，但是这种简单定义，以人为之力强行塑造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新疆。
我经常感到痛苦。我的痛苦如此深切，似乎已无需什么理由。我的痛苦来自南方，也来自北方。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我都能清晰地闻到那股味道—不是好感，而是恶感。令恶感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但其中有一个原因至关重要：陌生感又加剧了恶感。在东南沿海，中产阶级不了解打工一族，而普遍的仇富心理，又让底层对有车有房者既羡慕又厌憎；在西部内陆，诸如西藏和新疆等地，各族群之间因信仰、文化等复杂原因常有纷争凸显，绝非如明信片上的景物那般，一片静寂。
离开新疆大地已近三年，但是，新疆的景物，也许还有它的精神，从来没有遗弃过我。我是到了南方，戴上“啤工118号”的牌子，在车间里不断劳作，才充分认识到我从浩瀚广阔的新疆吸收到了多少养料—只有在那样的淳朴中浸染过的生命，面对这工业化时代不断重复的机械劳作，所体验的疼痛才如刀似剑，插入胸口，异常强烈。我所写下的南方车间，绝非一系列现象的简单拼贴，它们因西北底色变得奇异与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