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工伤康复中心前，我下意识的动作，是将钱夹从坤包中取出，只拿了些零钞。
莞樟路，永远让我惊骇、心跳怦怦，像逃亡时遭遇追杀者。这条路的车辆和设备都被使用到了极限，路应该多加几条车道，而车辆应该更温和一些。就在我站的这个红绿灯旁，三个月前发生过厢式货车将身穿校服的小学生碾入轮下的惨剧。
那可怕的厢式货车像鲨鱼，拥有庞大臀部，是这路上的主角，一辆比一辆快，喇叭声、发动机声，无一刻停歇，马不停蹄，滚成条声音河。那货车好像永远都不会坏，那坐在驾驶室里的司机好像一尊雕塑，随意调整着方向盘，喘着粗气，鼻孔里喷出暴戾的火团，烧在半空。
五分钟后，公交车驰来，见我招手，戛然而止，将我吸纳进肚腩后，再合拢，继续奔袭。车厢内仅有四五个乘客，座位高，视野开阔。车窗外道路两边闪过丛丛暗褐小楼，缀着各种字体的广告：帆布、钢材、印刷、汽修……这些簇拥在街面的文字毫无遮掩，有时，甚至会出现很吊诡的一对反义词：“生孩子，到××”，“做人流，到××”。
至黄江，过黄江书城。至大朗，过大朗候机楼。河道旁楼盘高耸广告：献给居住在此的大朗青年。车辆一转弯，劈面走来位男子，黏糊长发，黝黑身躯，浑身一线不挂，只在左脚绑了个红塑料袋，而右脚是白的。他迈着“很青年”的步伐，阔步于正午的阳光下。
大朗真大，几乎消耗掉四十分钟。即将离开时，看到绿篱笆上挂着个黄纸壳：自选自摘草莓园。我无法看清那草莓园有多大，也无法揣测这农业时代最后一点苔藓还能存活多久。不等我细想，公交车已闯入一片由泥泞红土和枯黄茅草组成的滩涂，水泥电线杆上挂着木牌，白底黑字：复杂路段，慎防抢劫。
啊……抢劫！
我的包，已做好了被劫的准备。
我疲倦地闭上眼，陷入困顿，下意识地捏紧坤包的带子。睁开眼，已抵长安。正在修建的北站赤裸着硕大的水泥桥墩。比手腕还粗的褐木棍攒成一堆，钢筋三角体沾满锈迹，摩托车撑着蓝阳伞，脏到乌黑，司机目光如鹰，楼房层层向上，最高处举着黄金大字—××酒店……
向前，向前，继续向前……
通往康复中心的小路，是南方常见的那种柏油路，东补西补，崎岖不平，路边是永远都不会被清理掉的沙子、石头、垃圾。这小路的一切看起来都有待完成：没有路缘石，没有围墙，树木的叶片落满灰尘。终于，我看到医院的金字招牌。进入后我惊诧地发现，医院被树木环抱，闹中取静，颇像公园。办公楼内的一间，挂着牌子：心理咨询室。屋内有三人座木沙发、茶几、液晶电视、台式电脑、音响。
刚坐定，突然，窗外传来声声哀嚎，声调一扭一扭，像条银蛇蜿蜒向前，很容易将人引入悲伤的深处。这悲怆喊叫，令我毛骨悚然，寒意凛凛。
可罗医生却粲然一笑：“啊，听这声，王姐好多了……”
生平第一次，我发现，原来医生可以通过惨叫声来判断病人的治愈程度！
在这种惊骇下，我觉得罗医生的白大褂、眼镜、手指、语气，都不再只属于他本人，而更属于某个我完全陌生的机构。那里，有另一套解释世界的词语和方法：譬如，面对哀号，他居然微笑。
二
罗医生被叫去开晨会后，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人。
这时，门被推开了。
三十八岁的吴生走了进来。他很纤瘦，细长眼，厚唇，一米六五，像个中学生。他那么羸弱，却断了根脚趾。看过吴生的脚后，我很久都不愿戴手套，以免想起假肢—那根再植成功的脚趾在我看来就像假肢。
他武断地认定我是医生，即刻开始滔滔不绝。
他在一家建筑材料厂工作，是擦模工（专门把产品从模具上取下来）。模具掉下来，砸到他的左脚大脚趾，即刻出血，一片殷红。
他说，脚趾刚被砸断时甚至可以竖立起来，呈九十度角！
他说：“那疼，不是一下子开始的，是过了几秒，从下面翻起来……”他的脑袋里响起铁锤敲击地面的声音，咚咚，咚咚，一下又一下。脑袋里的铁锤每砸下去一次，心便跟着紧缩一次，像铁锤直接刺进肉里。
他是2012年2月22日进厂的，事故发生在4月9日。一想到马上就要陷入没有薪水的困境，他瘫坐在水泥地上大喊：“疼死我了，我要死了……”
谁都无法说清事故是如何发生的，但伤痛已赤裸裸展现在那里。人在瞬间是会变老的：吴生的头发，吴生的皮肤，吴生的眼神，陡然间蒙上了一层灰。吴生拒绝被人架起身子，只持续不断地喊叫。这喊叫让工友们想起自己曾遭遇过的痛。在这个车间，没有哪个人没受过伤，没有哪个人的身上是完好无损的。无论手指、大腿、脚趾，或胳膊、胸腔、肚腩，都不像表面那样完好无损，只是散了架的图案虚虚地拼凑在一起。
工友们七嘴八舌：“模板掉下来的事故，多得很！”“赶快上医院！要不，厂里随便处理一下，就让你走人！”“到了医院，要评了工伤认证，才能让老板赔偿的哦……”大家说得口干舌燥、喉咙冒火，内心里充满了因无力阻止创伤而带来的犯罪感，以及夹杂其中的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幸运感。实际上，每一个围观的工友，都有可能成为疼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并没有一个“疼痛计”可以测量出疼痛的程度，而疼痛本身，则无法被完全描述出来，同时，疼痛的剧烈程度与个人的知觉及社会的影响密不可分。每个遭遇过疼痛的人，都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先是整个人变成碎渣—被疼痛的磨盘碾碎—再慢慢黏合。但那之后，疼痛并没有消失，反而在脑海中扎下了深根。
和木头、羽毛、铁皮、塑料比，皮肤是世界上最娇嫩的物质。当那层薄薄的保护膜被撕裂，红色液体汩汩冒出，人能闻到自己的汁液，原来是股甜腥味。疼痛时，人发出的呻吟声，和祷告时很相似，不同的是，在教堂祈祷时，是很多人一起做，而呻吟，则从一个孤独者的胸腔里迸发而出。
吴生的工友用双手从背后围到前面，紧紧地箍住他的身体将他抬起。送到医院后，用生理盐水清洗伤口，揩干，可清楚地看到骨头上的裂痕很直，像从空中俯视到的地震裂痕，又像干皴的河床。手术后，虽然断趾已被接上，但走路时，脚趾总没有以前灵活。
老板派人给他传话：“到康复中心待些时候就回来，直接上班吧。”他没有回话，眼睛到处看，在找酒瓶子，想一下子砸过去。在我面前，他憋得满脸紫红：“我不要他们赔十万八万，我只要通过劳动法合理处理就行了。处理不好，我就用酒瓶子砸！”
他是湖南桂阳县莲塘镇甘棠村的村民。
当他详细告诉我这个地名时，我惊诧于这些词语的古雅清幽：桂阳、莲塘、甘棠……唐诗宋词的所有意境，似乎都能通过这几个词来破解。而他，只读到小学三年级。
他有三个孩子：十四岁的女儿、六岁和三岁的儿子。父母因病早逝，他十三岁便离家打工。和老婆谈恋爱后，娘家人嫌他穷，不同意婚事，他便带着女人逃婚，等生下大女儿后才回乡补办结婚证。给女儿上户口时，他被告知要交六千元罚款。
“六千？天文数字哦！要我的老命哦……”可是，“不交不行……要把房子扒拉掉啊！”
于是他到处借钱，给女儿上了户口。第二个孩子上户口很顺利，到了第三个，属于超生，罚款单上写：五千两百元。“嘻嘻，比原来还少了八百啊！”
现在，大女儿上寄宿学校，一年学费四千。“就是砸锅卖铁，这四千元，也得备着啊！”
他描述他的“打工经”：到建筑工地当小工，一天能挣个两百三百的，但很累，干几天就想歇息；到工厂打工，舒服，钱少，加加班，每月也有两三千。但他感慨自己总是存不上钱，原因之一，是他无法做长期工，只能打流动短工。他干过的工作，时间最长的都不超过一年。“农忙时，我要赶回家给老婆帮忙啊。”另一个原因：两个儿子还小，容易生病，一次感冒，“花个五六百是常事”，这些杂七杂八的花销加在一起，就是块大石头压在他的背上，夜里睡觉，总使他感觉喘不上来气。
手术后，他转到康复中心，依旧噩梦连连。疼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令我骇然：他的右脚原先就有残疾。他母亲怀孕时出去割草摔了一跤，令他早产，一落地，医生就看出他的右脚不灵便。而现在—咣当—左脚也出了问题。
“我以后怎么去找活儿？”
吴生像某种小动物，辛勤而胆小，随便的一阵急雨或狂风，就能让他匆忙逃窜。而现在，他身体里潜藏的汁液被蒸发掉，他变成了一具干瘪之物。他的脚虽然还保持原型，却已成为身上的一个特殊器官，脆弱而易碎，要小心翼翼对待才行。
他想到自己从小没父母，吃尽苦头，总会借给更穷的人钱；他想到这次事故如果处理得不合理，他便要去找个啤酒瓶；他想到孙悟空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老板和社保局的人都很熟，事情不能搞得太僵；他想到如果老板不开厂，自己还得在家里种田，没工打；他想到他打工的这个厂，老板还不算坏，有些老板真的很坏很屌啊，开的是黑工厂，进厂的人都是黑工人啊……吴生的诉说像在复述一个梦境，但他似乎并不在意诉说的内容，只满足于诉说时有听众。
这时，罗医生推门进来，一见到他居然问：“吴生，还在想啤酒瓶的事？”
罗医生翻开病历，开始对病人做测评。
问：“想不想发脾气？”答：“厂里不按规定赔，我就发脾气！”
问：“摔东西了吗？”答：“想摔，但还没有行动……”
问：“吃饭胃口好不好？”答：“吃饭不正常，到饿透了，才想去吃。”
问：“晚上睡得好吗？”答：“脚都疼死了，能睡得好吗？就整晚整夜看电视。看连续剧。”
问：“受伤的地方有没有力气？”答：“你说，能有力气吗？”
问：“日常生活能不能自己做？”答：“我就一个人，不自己做，谁做？”
罗医生开始对病人进行心理辅导：
“人，随时会受伤，要用乐观的心态来对待。日本有个试验，在不同的米粒上写不同的话，再把米粒放进冰箱里，一个月后，写着表扬的米粒完好无损，写着咒骂的米粒变臭了。是不是很神奇啊？有人对着青草说，我要用开水烫死你，你猜怎么着？那叶子，自己就蜷缩起来了！”
“你要和老板沟通！你和老板是利益关系。你受伤，老板要掏钱，他当然心里不舒服，像割肉，你要理解。你是弱者，要示弱，不要逞强。你没钱、没关系、没大树，和老板吵，是鸡蛋碰石头，你搞不赢他的，最后，还是你吃亏……”
“只要是在工厂受伤的，工资和受伤前一样，厂里要发平均工资给你，记住，是一千三百六哦。有个人，被吊车的链条扯住，差点没了命，住院后做了工伤认定，每个月都能领上工资的哦。你要把医院开的单子都拿好，没有单子可不行，记住了啊！”
病人两眼圆睁，双拳紧握，浑身肃穆，好像医生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深思，又好像随时要对那些话提出质疑。
医生继续对病人说：“你拿酒瓶子砸人家脑袋，你就要坐牢，那你老婆和孩子怎么办？”
声音低沉了下来：“你拿到补偿，开个便利店，或干点什么别的小买卖，难道不好吗？”
—这是医生给病人提出的建议：让他恭顺地、无声无息地度过自己的后半生。
我看到吴生的脸色有了变化，先是嘴里嘟哝出一串不连贯的话语；然后，狠狠地盯视医生，嘴角浮出冷笑；继而，几乎要腾地站直身子，但又隐忍着，坐在凳子上发抖。
罗医生说出的词语都是被剪裁过的—甚至，被剪裁得相当精确—这些词语只为说话而存在，每一词语，都将前一个推向深渊。由这些词语连缀而成的话，在我的大脑发生迷失，居然把我带到了一个和词语表达迥异的地方。我感觉，在词语和词语之间的空白处，新的含义凸显而来，甚至比那些说出来的词语更庞大、更丰富。
从表面上看，病人和普通人没有太大差别，问题是，病人总能听到头脑里铁锤敲击地面的声音。疼痛对生活颁布了禁令，让病人无论看到什么都陷入深深质疑。病人的角度会刺激大众，让人们嗅到一种浓烈的非法气息，然而，病人是被意外逼入绝境的……
狂躁和压抑笼罩着这间屋子。我的心陡然一紧。
这是真的：无论你曾经是将军还是懦夫，只需几秒钟，你便会被疼痛的盔甲压垮五脏六腑，你曾井然有序的生活，会随时坍塌。那些非人的遭遇，会突然降临到你身上，并且有可能来自最意想不到的角落。而反抗是无用的（你会问：为什么是我？），然而，别无选择，你只有接受命运。
断趾结束了这个男人的一切：好丈夫、好父亲、好员工……很快，他就会变成迷途者、残疾人、没落者……
倘若我们的当代史是一部视觉史诗，那我们的学术工作者，又该如何处理那些属于“不可视”范畴的事物？当身体经受剧痛时，世界和自我会全部或部分失去；当这看不见、摸不到的疼痛无所不在地布满全身时，根本没有所谓的“现实”，只有一个为自身存在挣扎的特定个体，一个已经扭曲却依然坚持抗争的主体。
啤酒瓶是吴生在第一时刻想要寻找的凶器。
他想举起那瓶子。
他想以其无边无际的指涉力量，刺进这个世界，令所有规范都失去效力。
三
突然间，小屋里涌进三位女病人：张大姐、阿芳、刘佳丽。
张大姐坐在轮椅上，被两个女人抬了下来，放在沙发上。
她曾是车间主管，因脑出血而偏瘫，住进康复中心已有五个月。罗医生道：“张大姐，你不要睡觉啊，你比以前好多了，不用担心，你会越来越好啊！”张大姐的表情在我看来是平板一块，但罗医生却说：“她笑了。她的心里是高兴的。”
罗医生将毛巾垫在张大姐的下巴处。为防止她犯困，还往她手里塞了本杂志：“给你个靓仔，不要睡觉啊！”张大姐居然用电影里慢镜头的速度翻开杂志浏览起来。
在印刷厂搞排版的阿芳总感觉胸部疼痛、呼吸困难，她咳嗽不停，开始是咳痰，后来居然咳出了血。到医院检查：矽肺。但这时她已被厂里炒掉。阿芳一打听，原来这个厂每三个月—至多半年—要将全部员工炒掉，再重招新人。由于长期吸入大量含有游离二氧化硅的粉尘，矽肺，是印刷厂工人的常见病。
阿芳一点都不急躁，也不执拗，她太过安静和软弱了，而这种性格的培养，在她皮肤还很稚嫩的时候，就已开始了。一听到喊她的名字，她的脸色就发白。病人可以顺从驯服，阿芳却达到了极致：两只手放在大腿两侧，伸长脖子，眼睛直直地望着医生。
在家具厂工作的刘佳丽，面貌原本是清秀的，但因两腮削了下去，眼窝深陷，变得憔悴干瘪。
甲醛中毒后，刘佳丽的手开始脱皮，脸上黑一块白一块，晚上睡不好觉，就连白天午睡时，也会做噩梦。神思恍惚中，她被厢式货车撞倒在路边，住进医院后，总处于半梦半醒之间。在她那乌亮的眸子里，总闪烁着两只受惊的小鹿，东躲西藏，彷徨疑惧，但在偶尔的一瞬，她又眉头一皱，眼仁里燃起两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