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当然爱她—她永远都不会了解，他不爱她是何等困难。
她是他唯一的安慰—她浑身都散发着青草和玉兰花的香味。夜晚，她好像并不躺在他身旁，而是在他身体里面，好像已经钻进他的皮肤。每次激越的性事后，他对她的爱都更增加一分。他好像只有这样才知道自己还活着，而他，那么需要她的帮助。他愿意给她更多的物质，并希望这些物质能控制住她，但他同时发觉她的心并未完全被填满，于是他陷入狂妒，旁敲侧击地警告她，不许和别的男人有染。想到自己不能常来陪她、她有大把空余时间，他便纵容她养狗。
感情的绳索真是神秘—它能将人层层束缚，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于是雯雯陷落进狗的包围，而老黄通过这些狗扣押住这个年轻女子的青春。
然而，雯雯还是会不开心，吵架，哭。
她当然知道老黄在台湾有家有口，又何来哀怨？对那些终日盼望别墅、汽车、美食而永远得不到的人来说，这种哭泣是古怪的。谁不愿意坐在别墅的皮沙发上说受苦？谁不愿意戴着珠宝穿着蕾丝花边睡衣说受苦？在这样的环境里受的苦，不管是什么样的苦，都是件迷人的事儿。
于是某个想不通的人给雯雯的狗下了毒。
有一天，我站在阳台上晾衣服，看到雯雯从外面走来，坐在树荫下的秋千上，荡了起来，风吹起她的短发，缎子般乌黑发亮。虽然和老黄在一起时，雯雯不自觉地沾染上老态，但此时此刻，新鲜空气在她脸上薄薄地敷了层颜色，让她妩媚动人。
来了个中年妇女，抱着个六七个月大的小孩，坐在另一个秋千上，也荡了起来。
那孩子感觉晃动，便伸出白嫩小手，紧紧抓住铁索。女人咯咯笑：“乖宝宝真聪明，知道抓牢不掉下来哦，乖宝宝真是个乖宝宝……”孩子并不笑，瞪着黑葡萄般的眼仁，紧张地巡视周围，越这样，越让他像个小大人，虎头虎脑，粉琢玉雕。雯雯不再荡秋千，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孩子。那孩子无限安静地看着她，既不惧怕，也不欢欣。
时间被定格，像块透明玻璃。
突然间，雯雯起身，抬起右手背在眼睛上擦一擦，调转脚跟，又笨又重，如同一座雕塑顺着中轴挪动一样，缓慢地消失在棕榈树的枝桠后。
三
午夜，小区里浓热的空气稍稍清凉下来，那丛米兰正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馨香。月亮在棕榈树的顶上，晕红的辉光，像团快要烧尽的煤球。四周安静，只有水塘边呱呱的蛙鸣，一声又一声，焦灼、迫切，渐渐地远了，又返回来，依旧是那几句：呱呱，呱呱。
常湘女的脸色苍白，手里捏着电话，除了一声又一声的“嘟……嘟……”，并没有人接听。
她从阳台上退缩回来，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了张餐巾纸，擦拭额上的冷汗。
电视机旁的相框里，是阿健。即便缩得那么小，依旧与本人很相似：长腿细腰，倒三角胴体，胸肌隆起，头发抿得一丝不苟，咧着嘴，一双眼睛花花的，风风流流的模样。
2000年的阿健，五十一岁。
2000年的常湘女，二十岁。
常湘女从湖南岳阳乡村来东莞找工作，看到公交车就跟在后面，边跑着边招手，不知道乘客应当等在站台上；不敢进商店的门，怕脏了人家发光的地板；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被窗外各种声音侵扰。打工两年，常湘女觉得自己像条鱼：老板嘴边的“鱿鱼”，拉线上的“沙丁鱼”，没有社保、医保的“漏网之鱼”，睡在宿舍高架床上、总想翻身的“咸鱼”。周末，她打开收音机，听听新闻和天气预报，便如晾在岸上的鱼，又游进水里。
阿健喜欢穿西裤，青灰、铁灰、银灰，短袖衫，系暗条领带，银领带夹上镶颗绿玉。唰的一声，打开折扇，便扇了起来。饭馆里虽然有冷气，但阿健头上的汗珠子依旧滚滚而下。阿健两鬓的头发已花白，眼角拖着鱼尾纹，但有股见过大世面的霸气。
第一餐饭，他让湘女点菜，她点了松鼠鱼，他又加了几道：鲜虾、烧鳗、炒肚丝、清炒油麦菜。
“好多年没吃炒肚丝了。”阿健笑叹道。
湘女怯生生望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不知如何接茬。
湘女去上卫生间，想借机调整下状态状态、化解尴尬，出来后，看到玻璃窗外闪过个熟悉身影，便推门追出来：是她的下床金花。金花辞工时说去干家政，没想到，是当狗保姆。金花穿着干净的花衬衫，用绳子牵着条小白狗，站在街边等主人。金花的主要工作，就是给狗洗澡、打扮、买各种食品和维生素，陪狗做游戏。金花瞪大眼睛：“狗的沐浴液，一瓶七十八元哦；老板娘还会给它买玩具哦。”每个月，金花的薪水不到狗花销的一半，但她还是干得很卖力：“比被郑主管盯着强哦！”
郑主管将金花挤在楼道拐角，试图用嘴堵住她的嘴，可尖叫依旧像警报器，刺耳地响起。啪的一声，金花的脸上出现五道红指印；嗤啦一声，金花胸前的衣服被撕扯开；扑哧一声，金花的两腿间被皮鞋狠狠踹了一下……然后，郑主管啐了口唾沫，无限厌恶、极端蔑视地昂头挺胸，走出拐角，走进阳光。
然后，金花总是有做不完的活儿，返不完的工。
金花决计要辞工时，丢下句话：“常湘女啊常湘女，下一个就轮到你了哦。”
那是暑天，可湘女浑身的毛孔都张开，寒意凛凛。
湘女每日提心吊胆，感觉郑主管的目光像鞭子，嗖嗖嗖，在脊背后抽打。郑主管踩着皮鞋走来，一声一声，咚咚声有板有眼，一双瘦嶙嶙像钉耙似的长臂，伸在空中，配着尖利的诅咒：“杂种、猪猡、笨蛋、呆瓜。”嘴里的牙白森森，像在啃噬一块骨头。坐在拉线前，一天干十一个小时，常湘女的手指动着，可脑袋却是空的，像有人把头盖揭开，把脑仁挖掉，没一点儿感觉。她不敢离开工厂，世道对她太苛刻了，她吃了上顿就不知道下顿在哪里，她只能在拉线前，无声无息地坐着，背弯成一把弓，眼睛肿胀，到深夜流出泪水，濡湿枕巾。
而现在，湘女准备告诉金花郑主管被炒、新来的阿健人又帅又温和时，金花已和她说再见。湘女愣怔，有个女人从商场走出，身材高挑，一袭彩裙，银白底子上飘满枫叶，银亮高跟鞋，皮肤玉白，蓬松乌发堆泻肩上，正向金花招手。如此雍容华贵的女人，湘女只在电视里看到过。
重返餐桌，湘女深深地喘了口气，感觉过去的这几分钟，像一百年。
自始至终，阿健追求湘女的手段，是一场饕餮的过程。
阿健请她吃中餐、西餐、自助餐，各种没听过名字的食物，排着队，一样样来到她面前。一旦她尝到那些滋味，便再也忘不掉。阿健把各种食物的脾性摸得清清楚楚，教她这样吃或那样吃。阿健让她吃，再吃，多吃，自己吃饱了，就盯着她看。吃饭并不仅仅是吃饭，还是享受：白炽灯、玻璃杯上的反光、墙壁上的油画、女人手上的钻戒、男人的皮鞋、光滑的地板、折叠成三角的餐巾、半弯着腰的服务生……常湘女张大眼睛：原来，这就是上流社会！原来，有钱人是这样打发夜晚的！
她那可怜的小脑袋里，模模糊糊地升起股愿望。
那一天吃饭，喝了点酒，阿健吐了，她扶他回公寓，正要离去，他伸出胳膊，搂紧她。这个强有力的男人，那样急切，像在拼命探索，又像在恳求。她很不安，想躲避，但又不得不屈从于那种执着。他说他爱她—他的感情如此强烈，像股不可抗拒的火焰，而她那么弱小，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只能陷入更深的孤单中。阿健并非坏人，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伤害过她，他对她是温柔的。于是她软弱无力，满脸眼泪，浑身打颤，将脸藏起，依顺了他。
之后，湘女从女生宿舍搬到出租屋，专等阿健来。
午夜，幽冥中，两个男女赤裸身子，肩并肩躺卧，把心底最隐秘、最不可告人的秘密都吐露出来。阿健用英文哼唱《雪绒花》，天真而忧伤的曲调让他整个人变得幼稚温柔。湘女只懂几个英文单词，听阿健吐出一串陌生词汇，不觉咯咯笑，胸前的乳房弹跳着，春水荡漾。欲火重新燃起，烧得两个人眉毛飞扬，脸颊醉红。
爱情滋生出来后，渐趋强大。
当湘女害起喜、卧床不起时，她拒绝打掉孩子，而要生下来。
阿健来看湘女，走过菜市场，走过垃圾堆，走过吊挂着衣衫的窄巷。在巷子里，他朝那栋最破、最旧、最阴暗的矮屋走去时，不觉羞惭起来。屋子特别矮，如果雨下得大，屋内还会漏，于是面盆、水桶都用来接水。整栋屋子终年静静地、默默地发着霉，绿黄黑的斑点，从墙角一直往上爬。从这屋子里走出的人，衣服上总带着股辛辣呛鼻的霉味，怎么洗都洗不掉。
如果阿健是个打工仔，并不会觉得难堪，然而他是香港人，又是颇得老板赏识、工作干得顺溜、薪水不低的主管，让自己的女人（即便不是老婆）住在这样的地方，不免有些难过。但同时，他又是多疑的。当湘女说肚里的孩子是他的、恳求他把关系固定化时，他犹豫起来。他知道，这样纠缠，不见得比零嫖更上算，可不知为什么，他还是天天来看她。
有一天他来，她蒙头睡着，他探手摸她的额角，问道：“吃了吗？”他总是带些吃的来。她不作声，在被窝里哭了起来。她越哭声音越大，乃至不管不顾，悲惨起来。她抽抽搭搭，用湿润的眼神打量他：“我要死了，这一次，我是死定了，可有你在身边，我死了也心甘。”湘女紧紧地吊在他的脖颈上，老是觉得不对劲，换了一个姿势，又换一个，不知道怎么贴得更紧些才好。她那微微隆起的肚腩摩擦到阿健的身子，像在提醒他，另一种更为复杂、更为亲密的联系，已经建立。
阿健陡然一惊：他做梦都没想到，湘女爱他到这个程度。
他玩过的女人不算少，可这种长得标致、性情醇厚的女子，还算少见。这种不放荡的恋爱，不但新鲜，还逼他走出老一套嫖妓的习惯，令他又骄傲又冲动。阿健顺利地按照自己的心意支配奸情，所以突然间大方起来：在镇中心最大的花园小区买下套二手房，十五万，一次付清。
2002年5月1日，朵朵出生，被抱到这间屋：八十八平方米，三楼，有前后阳台，能看到棕榈树、月光，闻得到玉兰香，听得到蛙鸣、蝉叫。傍晚，这对男女面对面坐着吃饭，已有了老夫老妻的味道。
2012年的5月1日，小区里搞活动，拉起道横幅：法律援助。
常湘女咨询李律师时，神情抑郁：老公不负担女儿的抚养费，房子的产权也不是她的，她因照顾孩子无法上班，生活难以为继……
两年前，因厂子倒闭，阿健返回香港。此后的一年，他零星来过三次。第二年，一次面也没露，电话打过去也不接听。常湘女坦白，自己和阿健并没结婚，并且到现在，她也不知道阿健是否已婚。李律师回复说，非婚生子女同样享有权力，父亲要支付抚养费，如果不支付，可以起诉。
常湘女返回岳阳乡村，开具家庭收入证明：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同时拿来一份dna鉴定，是2011年做的。李律师不解，这份鉴定完全可证明朵朵是阿健的女儿，何以他还要推诿责任？和阿健通了几次电话，李律师明白：当初阿健做这份证明时，已有了遗弃想法，但他还是想知道孩子是不是他的。然而，白纸黑字的结果，依旧不能阻挡他遗弃的决心，他已失业，股票又缩水，年纪又大，即便给孩子再多投资，也等不到回报了。他便索性撒开手，不管。
阿健开始态度相当蛮横，说自己是香港人，大陆管不着。李律师告诫他：“你错了！我们完全可以进行必要的制裁。”阿健气短，去律师楼咨询，答复是起诉状写得“字字在理”，加上dna鉴定书、出生证俱全，证据确凿，他必须履行父亲义务，拖的时间越长，对他越不利。实在推诿不掉，阿健坦言：付不起现金，不如将房屋过户给常湘女，算一次性付清抚养费。
从起诉到办理完毕的一个月内，阿健都拒绝接听常湘女的电话。
这个毒辣精刮的人，把算盘打得相当仔细，明知自己是父亲，明知那女人爱他，依旧选择了遗弃。但常湘女已天真地接受了他曾说过的谎言，对这个始乱终弃的男人很大程度上仍抱有一种虚幻的希望。
站在阳台上，每天傍晚常湘女都会拨通那个电话，听到那熟悉的“嘟……嘟……嘟……”湘女无可奈何地叹道：“香港人，有良心吗？”然而她说她并不恨他，她原谅他，他来了她还要跟他睡觉。
四
是阿玲太穷、雯雯太贪、常湘女太善良吗？
这些女孩出身农家，都是工厂妹，当生活的道路向前延伸时，她们做出了她们的选择。如果她们选择的不是这样的男人，而是啤工、厨师、搬运工、司机、机修工、保安、推销员，她们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吗？
当我走近她们，和她们聊天，参观她们的居室，听她们诉苦，我惊讶地发现，在我的体内，积攒着她们的全部弱点，我和她们不过是一所屋子的前后两个门，只是出于偶然或惯性，我最终走向了人多的那个门。
她们生活得小心翼翼，荒谬可笑，含混不清。她们的眼里常闪烁着躲闪的光芒。显然，她们并非只循环在自己的体系中，某种来自外部的威严，总让她们感到压力。无论她们走到哪里，总携带着一股无法摆脱的味道：羞耻。
羞耻闪烁在微笑的嘴角边—
羞耻盘旋在餐桌的盘子上—
羞耻覆盖在松软的床单里—
羞耻是有味道的。在南方闷热潮湿的空气里，我常能闻到它：既非乡野的泥腥，又非工厂的铁锈，也非闺房的脂粉，而以厨房烟火的气息出现，又裹挟着丝丝缕缕的血腥。然而，羞耻和任何事情一样，相处久了，就会变成呼吸的一部分。